(九)丹東市東溝前陽洞遺址

　　東溝前陽洞是位於遼寧省丹東市東溝縣前陽鄉自家堡採石場的一個山洞。地理座標：東經124°12'，北緯40°58'。前陽洞遺址所在的東山城子山適置於遼東丘陵山地和沿海平原的交界處，海拔159.1米，洞穴標高89.83米。洞口朝南偏西300。整個洞穴由一個大洞和一些支洞以及大量裂隙組成。

　　前陽洞遺址前面是一片開闊階地，在修水庫前是一條溝谷間的古河道，河水從洞前山腳下不遠的地方流過，現在是山城子水庫。洞穴遺址的西鄰和北鄰部分是丘陵區，現在已修建為鐵甲水庫。南鄰則為寬闊的平原，一直連到黃海之濱。所以說這裡的生態環境相當優越，植被茂盛，水源充沛，林木叢生，野生資源豐富，是一處適於遠古人類生活的良好環境。

　　982年2月在開山採石作業過程中，偶然獲得一個屬於人類的頭蓋骨化石後，同年5月由遼寧省博物館、丹東市文化局、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洞穴進行為期18天的試掘，從洞穴堆積層中又發現了人類化石，共有下頜骨一個，上面帶有若干顆牙齒，還有股骨1段，腓骨1段，以及6顆單個牙齒。同時還發現少許石製品，用火遺跡和相當數量的動物化石。

　　丹東前陽洞遺址之所以重要，不單是它出土的文化遺物豐富，更重要的是這裡發現了一個本來相當完整的古人類頭骨，及六顆牙齒。而這些材料對研究我國人類的輻射十分重要。下面我們著重介紹這一成果。

　　1982年發現的人類化石主要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古人類學者林一璞副研究員負責研究的。後來王連春(1985)、傅仁義(1996)等在發表的文章中也分別加以論述。

　　①前陽人化石的形態描述和測量

　　前陽人化石包括兩塊較完整的頂骨、大部分額鱗和枕鱗，以及左顳骨的岩部、乳突和小部分顳鱗，但顱底及面骨全部缺損(本來是一完整的頭顱，後被採石工人弄碎了)。它們的特徵是：頭蓋骨的內外骨縫尚未癒合，頭骨厚度不厚，其額骨、頂骨和枕骨骨壁厚度僅3～4毫米，表明死亡年齡較輕。顳骨乳突部較小，頂結節、額結節顯著，骨表面光滑，肌脊附著處不明顯，腦容量很小，由保留的頭蓋骨部分測量，長176毫米、寬145毫米，顱指數為145／176×100=82.9，屬圓頭形。圓頭形在我國出現的時間，林一璞等認為可追溯到距今約1.1萬年之前。腦膜中動脈壓跡在顱內骨壁上清晰可見，且前枝顯著大於後枝，明顯具有晚期智人的典型特徵。頂骨弦長120毫米，弧長136毫米，弦弧指數為120／136×100=88.2，均小於晚期智人中的資陽人(90.9)、麗江人、(90.8)柳江人(91.3)等的弦弧指數，而與現代人(89.7)的平均值更為接近(吳汝康，1959)。這說明前陽人的年代不會太早。前陽人下頜骨，除左側上升枝肌突的尖端和關節外翻，翼肌粗隆不明顯，骨表面較光滑，表明這標本很可能屬於一女性的。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下頜骨上升枝最小寬度比較小，左側僅為33毫米，和廣州漢人58例平均數平均為33.7毫米非常接近，同時對比研究結果發現(依希德里斯卡)，這種資料與東北亞和北美洲土著居民，特別是愛斯基摩人相差甚遠。如果與南亞的人類比較，則出現異常的相似。由此我們認為，如果不是偶然之故，不難設想丹東前陽人的淵源與其說是來自我們的華北地區或東北地區，倒不如說來自我國南方地區更有說明力。下來在牙齒結構上同樣可以找到這種軌跡。

　　出自地層中的人類牙齒化石總計有6枚。包括附著在前述下頜骨上的左下犬齒，第二下前臼齒、第一下前臼齒和另一顆第一下臼齒，再加上在發掘時與動物化石一起出土的l枚磨損比較嚴重的下前臼齒，以及和頭蓋骨一起出土的l枚門齒。人所共知，人類下臼齒的齒尖數，有4個的，5個的，6個的直至7個的不等。有5個和6個齒尖者可視為原始型(格列哥裡等，1926)。嚼面有4個尖的下臼齒，特別是下第一臼齒曾被確認(吞納，1979)屬於東南亞人種的齒學特徵。嚼面有6個尖的下臼齒，則被格列哥裡等(1926)確認其出現以現代大洋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佔較大的比重。而前陽人的下臼齒正好具有6個齒尖，加上這些牙齒和頭蓋骨與更新世晚期的動物群共生，由此看來，前陽人似乎更比較接近於現代的澳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而他的生存時代可能比新石器時代稍早(林一璞等，1985)。

　　丹東地區舊石器時代末期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址的出現，第一次在和朝鮮半島毗鄰的遼東半島中國境內記錄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遷徙的蹤跡，同時，首次揭示了圓頭形人類早在18000年前就在這一地區生存。

　　當然，亦有人認為前陽人的體質類型更接近中國華北人(傅仁義，1996)。

　　聯繫到本溪廟後山遺址出土的人牙化石特徵(上述的)，可以看出，在遼東半島上似乎存在著一條蒙古人種南亞亞種往北輻射的軌跡。

　　②前陽人遺址出土的石製品及其它文化遺物

　　前陽洞出土的石製品數量很少，與人類化石共存的僅有2件(林一璞等，1985)。此外在洞穴周圍又採集到3件。經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黃慰文鑒定，認為其中1件為小砍砸器，是由變質岩石塊用單面加工方法製成；其餘的都是兩端石片，石料為白色脈石英。這種石製品在我國舊石器文化中很常見，加上數量太少難於看出其技術特點。

　　具有人工痕跡的骨片也有發現，不排除其中有些曾被使用過，詳細情況需要進一步研究。發掘者在洞穴堆積的第2和第3層中，也曾發現有零星的炭屑，不集中，量也少，很可能是從洞口附近被後來的流水搬運進來的。

　　和人類化石共生的動物化石種類不多，共有17個種屬，都是可歸入東北地區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一猛獁象動物群。在此不多描述，待進行環境分析時再行敘述。其絕對年齡經14C測定為18620±320年(北京大學14C實驗室，1985)。這結果與動物群顯出的相對年代基本相符。

　　(十)吉林榆樹縣周家油坊遺址

　　1.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這個遺址包括好幾個小地點，可以說是地點群，它們位於吉林省榆樹縣周家油坊村附近，松花江一條支流的河灘上。地理座標：東經12b°21'，北緯44°43'5"。整個遺址包括4個小地點。這個遺址是由東北工業學院地質系師生在1951年野外實習時首次發現的。1977年，孫建中等又在周家油坊及其附近再次發現3個含化石的舊石器地點。這樣一來，周家油坊就成了新中國初期吉林省乃至東北地區首次發現的一處含人類和動物化石的舊石器地點群。連同上述的四個地點，一共包括了七個地點了。這是繼東北地區自發現哈爾濱顧鄉屯遺址後又經20年之後才發現的又一個重要的含動物化石和人類化石的舊石器文化遺址。

　　1956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曾組織過一個野外工作隊，到內蒙古東北部及東北地區的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北部，開展第四紀古人類和動物化石地點的舊石器時代文化調查，工作隊由裴文中先生領導。此次調查，在榆樹縣採集到大批動物化石，還從中發現了人類幼兒臼齒l枚及一些人工骨製品。這批標本，連同1951年出土的那批動物化石，後來成了1959年出版的《東北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誌》一書的主要研究內容。

　　1977年，孫建中等為了解決榆樹周家油坊動物群的地層和時代及古人類活動蹤跡等問題，組建了野外隊，再一次在周家油坊附近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發掘，找到了更多的化石點。

　　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豐碩的實物材料。

　　吉林和黑龍江兩省內，發現比較早的化石點和舊石器文化遺址的工作，大多是由沙俄和日本的地質古生物學者發現和工作的。唯有吉林省榆樹周家油坊村周圍的7個地點是由我國的地質和考古學者發現和研究的。一直到1977年孫建中先生等的工作完成後，在地質地貌方面才有一個較準確的結論。

　　地形地貌的材料主要靠曾繁礽教授所提供的，而曾教授的材料估計是出自當時帶領學生實習的彭方正先生之手。

　　2.文化遺物

　　①人類化石

　　1951年7月東北工學院地質系師生在野外實習時，從周家油坊村前河灘上的四個地點中，不僅發現了一批哺乳動物化石，而且在整理標本過程中又發現了人頭骨破片化石2塊和脛骨化石一根。加上1956年由斐文中先生帶隊的調查工作中，從周家油坊附近採集和徵購到的化石中發現了一顆人類幼兒臼齒標本。另外，賈蘭坡先生曾告知，他在吉林省博物館的展出中見到過一對古人類的大腿骨，據說也是周家油坊的。

　　由於這批人類化石出土的層位不太明確，有人說出自砂質層與粘土層的交界處。也有人認為這些標本是經河水搬運過，早已是脫層的標本，所以其生存的地質時代和年齡都難以確定。加之含氟量實驗報告中，周家油坊人化石的含氟量只有O.53％，而披毛犀和猛獁象化石的含氟量則分別為0.71％和1.48％，因此以“榆樹人”命名這些人類化石(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1979)的成果並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但是後來，孫建中(1983)又作了約50個含氟量分析，其情況是：①現代人畜骨骼含氟量是：0.02～O.14％；②前人分析的家犬和馬的氟含量為O.13～0.26％；③此次分析的化石含氟量為0.26～1.21％；④前人分析的化石含氟量為0.73～1.84％。而榆樹人氟含量為0.53％，是處於化石含氟量範圍之中的。所以，又可以認為榆樹人應屬於猛獁象披毛犀動物群同時代的人類化石(見本書第8篇文章)。

　　②石製品

　　在1951—1956間周家油坊發現的人工打制石製品不多，因為材料太少，所以對於這些標本一直都未加以詳細的研究。

　　3.1977年調查發掘的重大意義

　　榆樹周家油坊的人類化石、古生物化石和人工打製品的出土層位和年代問題長期困擾著人們。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涉及到考古學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涉及到吉林地區松遼平原第四紀地層斷代問題，以及在這一地區第四紀標準地層的建立問題，所以十分引人關注。孫建中等為解決此問題而與吉林省博物館等單位聯合組隊，進入周家油坊前河岸第1階地和第Ⅱ階地一帶，再進一步清理。1951年發現的4個地點同時又發掘了一批新地點，從其中的第1地點和第4地點的晚更新世地層中，再次出土一批哺乳動物化石、人工打制石製品，以及人工骨製品等。經20個14C和兩個鈾子系法年齡測定分別為距今7萬-4萬年，證明周家油坊及其附近確實存在著一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孫建中等，1981)。

　　4.年代的確定

　　吉林榆樹周家油坊地點群的年代，除了經1977年再次調查發掘，從明確地層中採樣用14C方法進行測定，結果分別為距今7-4萬年，而且從伴隨出土的古動物群的組成上也可以做出判斷。如果從周明鎮先生等編著的《東北第四紀哺乳動物化石志》一書中所列舉的36種動物化石來看，其中絕大多數成員，均屬於晚更新世在東北地區廣泛分佈的“披毛犀一猛獁象動物群”的組成成員。但此外也發現有少數古老成員，如三門馬(Equus cf.sanmeniensis)、梅氏犀(Rhinoceros mercki Jaeger)、居氏大河狸(Trogontherium cf.cuvieri)等。這證明了在周家油坊附近，可能有更早一些的地層存在。不過從榆樹動物群中的主要成員：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河套大角鹿(Megaceros ordosianus)、赤塔轉角羚(Spiroceros kiakhtensis)、原始牛(Bos primigensis)、王氏水牛(Bubalus wansjocki)、最後鬣狗(Crocuta ultima)、猛獁象(Mammuthus primigenius)、野牛(Bison exiguns)可以看出，這個動物群和薩拉烏蘇動物群非常接近。其生存時代相當，不會超過晚更新世，不會比薩拉烏蘇動物群的時代更早。如果與下面將要介紹的哈爾濱顧鄉屯動物群相比較，基本上屬於同時代的動物群。

　　至於在地表採集和購買來的動物化石，其時代的確定只能依據地層，而地層的判斷就要依據其地形地貌和堆積成因而定。也不完全排除有些化石曾被水流搬運過，使不同地層的堆積物出現次生的堆積。因為我們發現採集和購買來的化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顏色、吸水性、比重、石化程度等等都不同，而磨圓度也有明顯差別。甚至有些時代很晚的標本也混在當中。遇到這種情況時，就得靠我們的經驗來判斷，可能時進行年代的測試會説明我們排除錯誤的判斷。不管怎麼說，榆樹動物群是一個很有代表性動物群，他的發現將為研究東北松遼平原的古氣候和古生態環境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證據。

　　孫建中1977所掘的化石主要出自第1，第4兩個地點，其14C年齡都大於40000年，孢粉曲線與深海氧同位素曲線對比的結果，證明這是末次水期的早期，其下界在7～7.5萬年，後來又收到了第4地點主要化石層位上的一個鍰(230Th)年齡為59800±3300aBP，這就進一步為上述年代估計提供了確切的證據。

　　化石的次生搬運現象也在第2地點得到了證實。在一個14C年齡為7380±100aBP的大樹幹旁有一個披毛犀腿骨化石其14C年齡為31800±910aBP，這說明樹於是原生的，代表了全新世地層的年齡，披毛犀化石是從晚更新世的顧鄉屯組搬遠後再沉積的，是次生的化石，與地層時代不符(見本書第6篇文章P.179)。

　　(十一)吉林安圖明月鎮石門山洞穴遺址

　　1.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這個地點位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安圖縣明月鎮東南2.5千米的石門山村附近。地理座標：東經128°55'35"，北緯43°5'17"。這個遺址是1963年末在開山採石過程中被發現的，從洞穴內首先被發現的是一批動物化石。這個遺址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從地層中出土了一大批哺乳動物化石，更為重要的是在室內整理標本時，又發現了一顆人類牙齒化石，後被稱為“安圖人”。研究者認為，安圖人材料雖然不多，但意義重大，它不僅填補了智人化石在吉林境內分佈的l空白，而且也為在吉林全省進一步尋找化石人類及其文化遺物提供線索和希望。

　　安圖石門山洞穴人類化石地點，屬於一處埋藏深度僅有1.3米的岩溶洞穴堆積類型。洞穴的基岩為下二迭紀廟嶺組石灰岩，這地點其實由兩個洞穴組成，出人牙化石的是大洞，裡面還有一個地質面貌更為完整的小洞，兩者互為補充就比較完整。大洞是在第1I級階地的石灰岩中形成，海拔高為365米，洞穴南臨布林哈通河，洞121朝南，高出河床25米。洞長1.43米，洞寬1.98米。小洞在大洞正西同一高程的9米處。這裡也出土過一些哺乳動物化石，其種類和大洞出土的基本一樣。都屬於東北地區典型的猛獁象一披毛犀動物群的成員，其地層也大致相同，現以小洞的剖面為例，自下而上地介紹如下。

　　第4層，棕灰色含礫砂土層。內含土紅色安山岩和深灰色礫石，直徑約為6毫米。此層出土人類牙齒化石和少量野馬和加拿大馬鹿等化石。層厚11釐米。

　　第3層，灰黃色亞粘土層。內含有礫石，成分多為花崗岩，直徑約4毫米，磨圓度中等；其次為石灰岩、石英岩等，均已被鈣質膠結。此層出土的動物化石有披毛犀、野馬、東北野牛和馬鹿等。其數量比較豐富。層厚6l釐米。

　　第2層，棕黃色亞粘土層。含礫石和花崗岩碎塊等，均已被鈣質膠結。含動物化石較多，如野馬、東北野牛、麅子等。層厚52釐米。

　　第1層，棕綠色含礫砂土層，內含少量的野馬等動物化石。層厚9釐米(薑鵬，1982)

　　2.文化遺物

　　①安圖人牙齒化石

　　這顆牙齒是右下第l前臼齒(P1)，已經石化，保存完整。這顆牙齒的近中側呈乳白色，遠中側為淺黃色，牙根為淺黃色，牙冠和咬合面有數條輕度的裂痕。從頰面觀察，牙齒上寬下窄，近似梯形。牙冠近中邊緣角比遠中邊緣角小。牙根較長，自近根尖部1／3處彎向遠中側，根尖部有輕度吸收。在根頸1／3處的舌側有一粗糙面。牙體長20.0毫米，牙冠長6.9毫米，都分別小於現代人的20.9毫米和8.7毫米的男女平均值。牙冠寬7.1毫米，與現代人男女平均數一致；長寬指數為102.9，明顯大於現代人男女平均數為81.6的標準。牙冠高4.0毫米，又小於8.6毫米的現代人的男女平均數；牙根長16.0毫米，更顯著大於現代人男女平均為12.3毫米的水準。

　　這顆牙齒的咬合面釉質磨損較重，齒質已暴露，就中可以看出頰尖與舌尖大小幾乎一致，其磨損程度相當於現代人的4級磨損度，估計可能屬中年人的牙齒。

　　通過研究觀察，研究人發現石門山洞穴安圖人患有幾種牙病：

　　A.齲齒病。因為在牙頸的舌側有一暗灰色的淺窩，表面凹陷粗糙，與現代人的齲齒病十分相似。

　　B.牙周萎縮病。因為在牙齒舌側和近遠中牙頸部分以及部分根部表面呈現有凹陷的粗糙面。這種粗糙面可能是安圖人生前牙齦緣與牙槽骨同時發生萎縮，使牙頸部長期暴露所致。所以導致牙周萎縮病。

　　c.根尖部輕度吸收。因為在安圖人牙標本上可清楚見到牙根尖部有輕度的吸收，根尖孔較大。

　　安圖人牙齒疾病的引起，原因可能有多種，可以估計到與當時的動物、植物、氣候環境以及食用水質等條件有密切關係。深入研究將對瞭解原始人類生活、生產活動以及探討古人類一些疾病的起因，病理和病史都有重要意義，有一定科學參考價值。

　　②安圖人年代的確定

　　用牙齒出土同層位元的動物化石作樣本。分別得到幾組14C年齡資料。

　　A.真猛獁象肩胛骨測得的數據為距今26000±550年。

　　B.真猛獁象臼齒測得的數據為距今35400±9800年。

　　C.披毛犀臼齒測得的數據為距今28200±750年。

　　由此可見，安圖人化石所處的絕對年代約為距今30000年，相當於晚更新世後期，與化石河套人相當接近，其文化分期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

　　(十二)吉林省內其他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和地點綜述

　　在吉林省範圍內，除了榆樹周家油坊舊石器文化遺址群和安圖明月鎮石門山洞穴遺址人類牙齒化石具有代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外，在其他地方亦有不少的發現。如長春市南郊紅嘴子文化地點，白城青山頭地點，樺甸市西北的壽山仙人洞文化地點，吉林市郊九站西山的文化地點，蛟河市拉法鄉的新鄉磚場文化地點和小石檯子山仙人橋洞文化遺存，還有扶餘市小窯屯出土的披毛犀骨架及汪清古生物化石點等。這些地點都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雖然他們出土的文化遺物不多，但有些是很有研究價值的，如蛟河新鄉磚場發現的那件較為典型的手斧，它是一件用黑色角葉岩為原料，以礫石為毛胚，採用錘擊法直接加工而成的，是先後兩面進行再修理其刃部而成的，器物兩面大部分佈滿石片疤痕，只有一面的器身跟部和器身局部保留有礫石面，其餘都是修理打片時留下的疤痕，最大的一塊石片疤長8.8釐米，寬10釐米。綜觀這件石器，無論從形態上或者是加工方法上都符合手斧的製作規程，是一件較為典型的兩面器。完全具備了手斧的特徵。其大小長寬、厚分別為20釐米、10釐米和6.2釐米(陳全家等，1996)。加上蛟河新鄉磚場出土的石製品，大多數以大的礫石為原料，採用錘擊法和碰砧法打片，然後進一步加工成砍斫器和手斧，都是大中型工具，這裡不見刮削器。這套工具的特點與遼寧的廟後山和吉林撫松的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相比，無論形態特徵或者加工方法，修理技術等方面都十分相似，陳全家等(1996)認為，它們應該屬於同一文化系統，但分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我認為這可能由於在時間上存在早晚之別，所以被認為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但是它們之間的傳承關係可能是清楚的。起碼這種文化類型傳播的軌跡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新鄉磚場出土的這一件手斧和遼寧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那件手斧，有較大的差別。首先是器形不同，仙人洞出土的手斧是兩面都保留相當面積的礫石面，雖然加工方法也是用錘擊法，但只局限於周邊，而且採用交互打擊法進行修理，刃緣呈鋸齒狀。這樣一來顯出其技術較蛟河新鄉磚場出土的那件手斧的加工技術稍為落後，更為粗糙。吉林九站西山地點出土的那批小石器也很有研究價值，正如研究者陳全家等在研究報告中所說的，從東北地區舊石器地點和遺址的分佈以及文化特徵分析，可以大體看出，整個東北的東部山區主要分佈有以大石器為主體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中部平原主要分佈有以小石器為主體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而西部草原則多見細石器文化遺存。這種舊石器文化分帶現象，可能系由當時當地的地理環境和資源配置特徵所決定，(陳全家等，1996)。本人認為，這種觀點頗有道理，但還要加上族群輻射的因素，例如以大石器為主體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中的主人，他們大都含有與一直使用大石器工具的族群有密切關係。同樣，以小石器為主體的舊石器文化遺存中的主人，他們一樣大多數和一直使用小石器工具的族群有密切關係。

　　當然，每個族群當他們到達—個新的環境時，為了適應生存，他們也要改變自己原來掌握的加工石器工具的技術，去生產一些適應於當時當地環境中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從而改變了原來本族群一直繼承下來的傳統技術，以至於我們今天在研究時，發現一些文化地點中保存著很全面的技術系列，或出現一些具有“匼河一丁村系”和“周口店第l地點——峙峪系”兩大系統都有的技術特點的石器工具。這很可能就是在適應新的生態環境中所形成的結果。

　　(十三)黑龍江省哈爾濱顧鄉屯舊石器文化地點群

　　哈爾濱顧鄉屯舊石器文化地點群在全國早已聞名，之所以聞名，則因此地富產古生物化石和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早在1931年我國地質學家尹贊勳已在此發掘動物化石，其野外地點編號已有6個地點之多。

　　此外，帝國主義分子(日、俄)從1908年到：1946年間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東北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侵略。日、俄兩國在東北地區從中問劃一條南北分界線，把北滿劃為俄國的勢力範圍，而把南滿劃歸日本的勢力範圍。在帝國主義統治期間，他們不僅尋找和掠奪礦產和一切資源，同時也掠奪地下文物資源。參加過這一工作的日、俄學者相當多，比較著名的有包諾索夫(B.B.Ponosoff)、巴拉諾夫(M.B.Баланов)、阿聶爾特(Э.Э.Анерт)、馬良夫金(А.Γ.Малявкин)、巴羅夫斯基(P.БаловскИЙ)、巴爾特列夫(Партлев)、托爾馬喬夫(V.I.Tolmatchoff)、斯塔里科夫(B.C.Stalikoff)、馬卡羅夫(B.C.Makaroff)、水野清一、赤掘英三、遠藤隆次、德永重康、加納金三郎等，這些學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管主觀和客觀上都只能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兇。但在調查和發掘中對我國東北地區的考古發現和科學研究客觀上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為我們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礎。但他們的行動效果，給我們國家帶來的損害則遠遠超過這些。這是顧鄉屯地點群發現的歷史背景。

　　1.顧鄉屯的地理位置和地層與地貌

　　顧鄉屯位於哈爾濱市西南部。地理座標：東經126°40＇，北緯45°50＇。其地形是東南地帶的丘陵起伏緩慢變化較小；西南沿松花江地帶，沼澤發育，雜草叢生。溫泉河發源白家堡，在保府大院附近匯合了從東南流來的瓦盆窯川，繞過顧鄉屯西北後，注入松花江。顧鄉屯西南的局部地形，即溫泉河兩側沖積河谷寬約120～130米，河床濕潤，植被繁盛，這裡的第四紀堆積物主要由第1和第Ⅱ兩級階地組成。階地平面，略向河床傾斜，附近海拔125一140米，高出松花江水面10～25米。階地以南地勢較高，為寬闊平坦的河間平原。階地以北的地貌則由松花江階地至河漫灘再至河床地勢漸低，其鬆散的堆積物即為顧鄉屯組，被確認為屬於第四紀晚更新世的河湖相沉積地層。顧鄉屯化石點群的第四紀堆積，以第6地點即何家溝河谷的地質剖面比較具代表性，尹贊勳首次發掘時將其自下而上地劃分為以下7層：第7層，現代耕作層。第6層，為黃色砂質土層。第5層，比第6層更細和顏色更深的含砂的深黃色土層。第4層，略含砂的淡黃色粘土層。第3層，含砂交錯層和夾帶扁卷螺(planorbis)的灰色粘土層。第2層，含黃砂、小扁豆角礫石、高嶺土(kaolin)小球和骨化石的黑色粘土層。

　　～～～～剝蝕面～～～～～

　　第l層，灰色和有時呈淡褐色且緻密堅硬的粘土層。

　　發掘者發現，在第1～2層之間沉積是不連續的地層中，曾經出現過一次沉積間斷。而且第l層的層面也不是絕對平坦的，其間有許多小凹坑。表明早在動物化石沉積形成之前，很可能還有一些泥塘和池沼等水體存在(尹贊勳，1931)。

　　2.文化遺物

　　尹贊勳1931年對顧鄉屯首次發掘中，發現了大批哺乳動物化石，而沒有發現任何文化遺物，但後來在1931年～1938年期間，俄國學者包諾索夫等和日本學者德永和遠滕等都有所發現，現把他們的發現列於下表(佟柱臣，1947)。在這批文化遺物中，包諾索夫採集到哪一件石製品是由石英岩打製而成的。器物長4.8釐米，寬3.5釐米。而托爾馬喬夫等從顧鄉屯第二沖溝的未被擾動過的地層內，發現了中型石核狀刮削器1件，這是被公認的兩件極具考古價值的人工打制石器標本(包諾索夫，1938)。除了石製品外，早在1933年和1934年，日本學者德永重康兩次發掘顧鄉屯時，已經出土過1件角器和11件牙器。其中有l件牙器在下端具有鋒利的刃緣，一面上刻有連續的三條溝紋，溝深O.5釐米。器身長、寬、厚分別為9.8釐米、6.2釐米和2釐米。表面呈美麗的赤褐色，石化程度極深(德永重康等，1934)。還有1件杓狀象牙器，刃部經刮削加工變得鋒利，石化程度也很深。這些肯定是骨器。均屬於更新世晚期的地層中出土。從表中可以看出，這批打製石器和人工痕跡確定的骨、角、牙製品，還有人類用火遺跡木炭和燒骨等。其總數已在300件以上，由此已足以證明，顧鄉屯附近及其周圍地區確實存在著一個富含動物化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這個結論也為20世紀70、80年代後人所作的大量工作所證實。

　　總括起來，顧鄉屯這個文化地點群經過1931年尹贊勳、1932年包諾索夫、1933—1934年德永重康和直良信夫，1937-1938年遠藤隆次和石島涉等，以及1954年熱爾納科夫、1958年斯米爾諾夫等人的連續多次發掘，從顧鄉屯地帶相繼出土了許多化石和文化遺物。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裴文中(1956)，張鎮洪(1977)和孫建中等(1964-1980)也先後多次來到顧鄉屯一帶進行田野調查和發掘，幾乎每次都有重要的發現和收穫，更進一步證實了顧鄉屯組是一處富含哺乳動物化石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陳恩志，2004)。

　　3.年代的確定

　　哈爾濱顧鄉屯的地質年代，許多地質學者已作了不少工作，基本已確定下來，認為是屬於第四紀更新世晚期的堆積，而在地層中出土的動物群，不管外國人發現的或中國學者發現的都基本一致，其種屬絕大多數是屬於我國北方地區具代表性的披毛犀——猛獁象的動物群。主要種類包括有真猛瑪象(Mammuthus primigenius)、普氏野馬(Equus przewalskyi)、洞熊(Ursus spalaeus)、披毛犀(Coelodomta antiquitatis)、馬鹿(Elephas sp.)、中國大角鹿(Megaceros sinomegaceros)、野牛(Bison sp.)、原始牛(Bos primigenius)、狼(Canis lupus)、最後斑鬣狗(Crocuta ultima)、赤塔轉角羚(Spiriceros hiakhtensis)等等。雖然在採集過程中偶見三門馬(Eqnus sanmeniensis)、梅氏犀(Dicerorhinns mercki)一些時代較早的種類，這僅說明在顧鄉屯某個地方，可能有時代較早的地層存在，而並不說明顧鄉屯本身的堆積有什麼問題。因為個別的早期化石是處於脫層狀態的。

　　日本人石島涉(1938)在參加了遠藤的第二次發掘後寫了一個報告，提出顧鄉屯組中的化石是二次搬運的，溫泉河組中的化石是三次搬遠的。而否定了猛獁象一披毛犀動物群的地層意義，從而後來的許多人都認為顧鄉屯組是全新世的地層，顧鄉屯組中出土的石器只能是新石器時代的。從而引起了長期的爭論，直到1976年瀋陽東北區域地層會議才算結束。其最主要的證據就是在顧鄉屯半砬城子顧鄉屯階地面以下9米深度處發現了一具披毛犀的骨架(熱爾納科夫，1958)，它充分證了這些化石是原生於顧鄉屯組之中的，顧鄉屯組的時代和顧鄉屯動物群的時代是一致的，都屬於晚更新世，其中發現的石器也就是舊石器時代的了，後來的14C和熱釋光年齡測定都證明了這一點(見本書第5篇和第6篇文章)。

　　(十四)哈爾濱黃山舊石器文化地點群

　　1.地理位置及基本情況

　　這個地點群位於哈爾濱市東郊15公里處的黃山。地理座標；東經126°40＇，北緯45°50＇。這個地點群是於1937年由俄國學者馬良夫金首次在大沖溝底部發現舊石器的，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未經第二步加工的燧石石片。後來陸續地發現了更為古老的文化遺物，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跡的骨片和骨尖狀器。與這些器物伴出的還有許多動物化石，其中包括有褐熊、鬣狗、猛獁象、野馬、野豬、赤鹿和原始牛等。1939—1945年間，馬良夫金在大沖溝的不同地點，從溝頭到溝口收集了許多在沖溝南壁自然剖面上部地層中暴露出來的石器，其中有以灰色燧石製成的長刮刀、兩刃刮削器、矽質葉岩割成的盤狀切割器、石核切割器、鑿形刮削器、長條刮削器和尖狀器等等。但遺憾的是這些器物大多是脫層的採集品，沒有原生地層證據，更無經系統性的發掘。所以使黃山舊石器文化地點群的地質時代和文化性質一直以來都未能形成定論。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外國和中國學者，雖然多次繼續對黃山一帶進行調查和發掘，也有一些發現，直至1957年4月至1959年5月黑龍江省博物館接連三次對黃山一帶進行了田野考查。在著重發掘清理了屬於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北城遺址”和“南城遺址”的同時，還從大沖溝西部邊緣上部，採集到12件人工打製石器，這批石製品不見與陶片共存。從製作工藝和石料選擇上觀察，都明顯地早於北城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石製品，被認為可能屬於晚更新世末期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趙善桐，1960)。

　　後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地質古生物學者對黃山的地貌類型，第四紀沉積的成因和地層斷代的研究大大加強，國內外學者，裴文中先生、孫建中先生、朱景湖先生、徐衍強先生、衛奇先生和蘇聯學者斯米爾諾夫(A.M.Smimov)等等對黃山的第四紀地質研究傾注了很大的心血，取得了很大成果，時至今日，儘管仍有分歧，但已逐漸趨於一致。

　　2.文化遺物

　　哈爾濱黃山舊石器文化地點群，集中於黃山大西溝狹長的沖溝底部和出口處。多年來不斷有所發現，先後從這裡採集到30多件石器和石片標本，但遺憾的是一直沒有找到原生地層，儘管如此，但有一些器物無論從形態上或者加工技術上都可以嚴格區分，證明它是屬於舊石器文化遺物，由於它們的存在，對於黃山存在著舊石器時代文化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要對黃山的舊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徵加以總結就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材料不多，我們只能就著前人所得的材料而進行初步的歸納而已。

　　研究者認為，黃山出土的石製品有如下的文化特徵：

　　第一、黃山的石器工具，都是在從石核上剝製石片的一個面上進行加工。

　　第二、從石核上打下石片仿佛採用了壓製法，只有其中的一件刮削器，可能採用直接打擊的石片修製而成。

　　第三、大部分工具的原形和短刮器相似，只是做了進一步的加工修整。

　　第四、修理工作都是在短刮器的刃部進行。

　　第五、第二步加工多採用壓削法修整。

　　其實在黃山發現的石製品中並不是沒有一件標本是出自明確層位中的。1964年孫建中先生在哈爾濱第一機磚廠總部面圖中c—c'剖面地層中發現了一件石片。該石片是黑色玄武岩，長、寬、厚分別為3.9釐米、1.8釐米和0.6釐米。像一把小刀，形狀不對稱。由背面石片疤的相互切割關係顯示出，它是在石核上用石錘敲擊而成，檯面有被修理過的痕跡。可稱之為“修理檯面石片”。這種石片出現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和該石片同層發現的真猛瑪象，披毛犀、原始牛、野馬等晚更新世的化石動物群來看，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在文化層內同時還發現了以雲杉為主的孢粉組合，以及西伯利亞雲杉、臭冷杉、興安落葉松和樺等植物化石。這種耐寒的暗針葉林，如今是生於長白山1400～1800米的高度上，冰期到來時，它們被驅趕到平原上來，說明這一石片屬於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的人類文化遺存。當時取雲杉樣本測試，其HC年齡為30000±700年，而石片的層位元比雲杉樣本所在的層位元還要低，所以估計其年齡應在距今5萬～6萬的時間跨度中(孫建中，1983)。

　　此外，1938年，遠藤隆次等人沿溫泉河南北的發掘和1975年賈蘭坡和衛奇自黃山地層中亦發現了少量的石製品，這些都屬於有明確地層的標本。所以說，證據是有的，數量稍為少些，我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遲早會有更多的發現。

　　(十五)呼瑪縣十八站舊石器時代文化地點群

　　1.地理位置和地貌、地層

　　呼瑪十八站舊石器地點群，位於黑龍江省呼瑪縣鄂倫春族鄉十八站村西南，呼瑪河東岸的第Ⅱ級階地上。地理座標：東經125°19'59"-125°29'30"，北緯52°24'05"-52°25'11"-64)。此地一共發掘了四個地點，面積共140平方米，出土了1070件石製品，1979年夏進行了第2次發掘，出土石製品不多，只有石核2件，石器4件。這是迄今我國東北地區最北的一處舊石器地點群。這個地點群的文物，均出自呼瑪河左岸第Ⅱ級基座階地堆積剖面的第2和第3層中。地層劃分如下：

　　全新世(Q4)

　　第1層，河漫灘沖積砂礫層。

　　晚更新世(Q3)

　　第2層，第1級階地，包括含礫石的黃土狀土，下部為砂礫層。

　　中更新世(Q2)

　　第3層，第Ⅱ級階地，十八站組上部黑灰色粘土層。

　　第4層，第Ⅱ級階地，十八站組下部的黃色砂礫層。

　　早更新世(Q1)

　　第5層，白土山組灰白色高嶺土質砂礫層。

　　～～～～不整合～～～～

　　第6層，華力西期花崗岩基岩層(γ4)屬於階地基座。

　　魏正一等1981年對十八站地點發掘剖面的地層劃分：(自上而下)

　　第l層，表土層。為灰黑色砂質粘土，內含夾砂素面陶片及細小石片和石葉等。

　　第2層，砂質粘土層。也出土有細小的石葉和石片等。

　　第3層，礫石層。出土有多種石核，石片和石器工具等。(主要文化層)

　　第4層，花崗岩、片麻岩風化層。

　　2.石製品的文化特徵

　　兩次發掘從四個地點地層中一共出土的石製品是1076件。原料多為當地的凝灰岩、燧石和流紋岩礫石等。器物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較大型的，包括刮削器、尖狀器和石核，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由兩面修理而成的半月形刮削器，以及用來剝落長石片或普通石片的石核和長石片；另一類是具有細石器傳統的各式石製品，如船底形石核、細石葉、圓頭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研究者認為，呼瑪十八站船底形石核和半月形刮削器，與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出土的同類石器極為相似，同山西沁水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比較接近，可看成是處於同一發展階段中的產品。這批石製品從工具的類型和工藝都顯示出與華北舊石器工業傳統相一致的特徵。由此可見其時代也是相同的。(陳恩志2004)

　　3.呼瑪十八站舊石器地點發現的重要意義

　　研究者認為，呼瑪十八站舊石器的發現，不但證明黑龍江流域與華北舊石器文化有著密切關係，而且根據東北亞和北美的一系列新發現，又為細石器傳統在從我國華北起源後經東北向西伯利亞、北美洲傳播過程中填補了一個缺環。(魏正一，1981)。

　　我認為，細石器文化層和較大石片石器文化層呈疊壓關係，這為我們研究細石器代表的中石器文化與大石器代表的舊石器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實物證據，意義十分重大。

　　比較令人深感遺憾的是，這兩次發掘均未發現共生的哺乳動物化石、人類化石、骨角器和用火遺跡。所以要十分準確地劃分地層和斷代尚感缺乏點東西，這是需要我們今後努力去尋找的。

　　(十六)哈爾濱閻家崗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

　　1.地理位置、地貌與地層

　　閻家崗舊石器時代晚期狩獵人古營地文化遺址，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西南郊25公里的運糧河北岸，屬松花江Ⅱ級殘破階地上。估計其位置在顧鄉屯之西約十餘公里並與顧鄉屯處於同一地貌單元上。地理座標：東經126°18'，北緯45°36'。經過1982-1985年連續五次的試掘和正式發掘，開探坑46個，總面積1150平方米。

　　從相關的地質鑽孔資料表明，哈爾濱以西及西南地帶的第四系下伏地層，主要為下白堊系嫩江組，其沉積層是由五個岩段組成，自下而上的順序是：第1層為灰黑色泥葉岩夾薄層油葉岩層；第2層是灰黑色泥葉岩及粉砂岩；第3層為灰白色砂岩和粉砂岩層；第4層為灰綠色和棕紅色泥岩層；第5層為灰綠色及灰白色砂岩和粉砂岩層。

　　從大範圍上看，閻家崗遺址位於松遼平原的東部，西鄰大型中生代松遼沉積盆地，東接張廣才嶺西南的剝蝕低丘陵區。地勢東南高而西北低，向松花江逐步緩傾。自第四紀以來，沉積了巨厚的第四紀物質，主要為晚更新世顧鄉屯組的沖積砂質粘土及靜水淤泥質砂層。具體地說，該遺址正處在松花江和運糧河之間的略為隆起的殘破的第Ⅱ級階地上。最高海拔146米，高出運糧河水位10米。運糧河由東南向西北穿越閻家崗，行至西端北折後注入松花江。遺址處於運糧河下游右側崗地的南沿，遺址背靠崗地，面對小河，高阜向陽，漁獵方便。在發掘過程中，從表層和上部地層中早已發現許多人類活動遺跡和遺物，如陶片、灰坑、瑪瑙質的細石器等等。跡象表明，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人類就曾長期地在閻家崗一帶從事採集、狩獵和漁獵，在求生存的過程中創造了原始的文化和早期文明(陳恩志，2002)。

　　幾次發掘後對地層的劃分基本相同，稍有差異也不傷大礙，因為有個別地層因出露地層條件不同而被侵蝕掉。現把楊志軍1984年所劃分的地層作一代表來介紹。

　　這是東部區HY82TAl號探坑的地層剖面：(自上而下)

　　第6層，黑土層。厚度15-30釐米。

　　第5層，蒜瓣土層。層厚85-95釐米。

　　第4層，黃土狀亞粘土層。含動物化石和人工石製品。厚度35-45釐米。

　　第3層，亞粘土層。含動物化石，且出土人類頭骨碎片化石一塊。層厚45-70釐米。

　　第2層，亞砂土層。厚度30-140釐米。

　　第l層，粉細砂層。未見底。僅發掘20釐米。

　　這麼多的探坑中以HY84T4，HY84T3和HY84T5等號探坑收穫最豐，由大量動物化石圍築而成的半圓形堆積遺存和大量其他動物化石及人工石製品共存都出於此坑。

　　1.文化遺物的文化特徵

　　閻家崗舊石器時代狩獵人古營地遺址的全部出土物包括了人類頭骨碎片化石l件，人工石製品9件，哺乳動物化石近3000件，人為獸骨化石堆積2處，以及人類居住過的古生活面一處和用火遺跡炭屑、燒骨等等。

　　①人頭骨碎片化石

　　這件人頭骨殘片顏色灰黃，比較平直，也許由於長期受到沉積物的重力作用而產生變形。標本長、寬、厚分別為76毫米、43毫米和8毫米。經鑒定認為它屬於右側頂骨的後部分，靠近枕角區，保留有人字縫鋸齒的一部分。殘片表面因風化侵蝕而顯得粗糙。從內側觀察，可見腦膜中動脈壓跡，但數量不多，無法判斷其分枝系統。不過仍可見血管較粗，分叉簡單，特徵較現代人原始。經吳新智、吳茂霖、張振標等位研究員的觀察鑒定後確認頭骨殘片化石代表的個體是屬於晚期智人的。黑龍江省文管會(1987)把它暫命名為“哈爾濱人”(Homo sapiens sapiens)。根據同層位元的動物化石14C年齡測定，其結果為距今22370±300年。此外，在附近松花江I級階地上也採集到人類右側頂骨殘片，經吳新智院士鑒定，認為這塊人類頂骨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石化，其腦膜中動脈壓跡清晰可見，且前枝大於後枝，這是晚期智人動脈分支的重要特徵。根據這頂骨的顳線不發達，冠狀縫、人字脊都保留清晰的鋸齒狀，癒合不好，說明這頂骨可能屬於一個15-16歲的未成年女性的。但由於脫層，又是在第1階地上採集的，其年代就難於確定。所以把它和上述的那塊頭骨殘片化石加以區別開來。

　　在閻家崗遺址附近(西端)與哈爾濱人化石產地不遠的松花江第1級階地上部地層，有猛瑪象——披毛犀動物群的骨化石共生的地層中，又發現了一點人骨化石，由於地層靠上，研究者認為其時代亦應相對較晚，比上述的兩塊人頭蓋骨殘片會更晚些，由於材料不多，結構特徵不明顯，難於描述而從簡。但總結起來，這小批人類化石的發現，可以把古人類在黑龍江省的生存歷史向前推進兩萬多年。而且為舊石器時代人類輻射的途徑，以及向北亞和東北亞地區的遷移和文化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客觀證據。這是它們發現的重大意義。

　　②文化遺物

　　A石製品

　　閻家崗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不多，計有1982年首次試掘時在東部區A社區第HY82TAl號探坑地層內發現2件石製品，同時於探坊附近又採集到1件加工精細的砍砸器；在1983年第二次正式發掘中，在HY83T3號探坑內出土石片2件和石核1件；在1984年度第三次正式發掘中，從HY84T4.號探坑獸骨化石圍欄內的東南部，再發現一件加工痕跡清楚的石片刮削器。總共7件標本。

　　這批石製品的文化特徵，由於材料太少，研究者認為不易總結，但有一些現象是可以看到的，因為遺址周圍缺乏河流中的礫石層，附近又沒有適合打制石器的岩石露頭，閻家崗古營地只是一處狩獵人的臨時宿營地，所以留下的石製品很少，燒骨和炭屑也相對較少。其次，這批石製品中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跡的成型石器更少，缺乏典型工具標本。唯一的1件砍砸器的修理工作也很簡單；再次是小石片和單刃刮削器的打制技術和風格，與山西峙峪文化十分相似，具有一定的技術水準。

　　B.骨角器

　　閻家崗遺址前後出土了三千多塊獸骨化石，其中有126件標本能看見有人工砸擊痕跡。研究者把這些標本先分成先民敲骨吸髓砸破的管狀碎骨片和人類有意識打擊的骨片兩大類型。經過科學鑒定，從人類有意識打擊的骨片這一類碎骨中遴選出了30件典型器物，其中包括骨尖狀器17件、骨刮削器6件、角器4件和帶單側齒列的牛下頜骨3件。

　　這些骨、角器形狀沒定型，加工技術也無統一的規範，一般都是先從大型管狀骨上用砸擊或錘擊的方法打下骨片或打出尖端，骨片根據其形狀進一步修理成單刃或雙刃的刮削器，帶尖端的另一端仍保留有關節面者都被加工成尖狀器，這類尖狀器有9件之多。而被加工成刮削器的骨片中雙刃的只有l件，器長22.5釐米，寬3.4釐米，器身平面略呈圭形，右上側邊緣鋒利，劈裂面平滑寬闊，上有兩個淺平的刮磨疤痕。頂端齊平，左右兩邊平直，下端較窄。左下部遺有從裡向外打擊的修理遺痕。另有5件單刃刮削器，平均長4.3～16.5釐米，寬2.2～3.6釐米。修理上沒有比較固定的規則，大都根據骨片本身的形狀而變，有在側邊修出刃部，也有在遠端形成一弧形刃。

　　角器共4件。其中牛角器3件，平均殘長20～25釐米。截面整齊且與角心長軸垂直，可能採用單側下頜齒列割鋸而成(黑龍江省文管會等，1987)。用鹿角做成器的只有l件，這件器物長22釐米，下端是角節部自然脫落面，主枝上端斷口附近有多處利器砍斫溝痕，截面呈V字形。眉枝和第二枝均在根部折損。

　　閻家崗遺址此次出土的獸骨中有3件單側的下頜體，上面附帶著6枚臼齒，齒尖上可見磨損和折斷現象。根據其與上述3件截面齊平的牛角尖共生的事實，研究者推測這種單側牛齒列，可能曾被當成切割牛角的鋸子使用(黑龍江省文管會等，1987)。

　　對此看法，本人覺得有不妥之處，雖然牛下頜骨上的牙齒是新月形的，新月形的齒尖在沒有磨損前其齒尖確象鋸齒狀，但只要不是幼體，每顆牙齒的齒尖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磨損，只要有磨損其齒尖就不鋒利，要用作鋸齒來切割牛角似無可能。或許這個鋸子的工具可能還有別的物質製造而成，只是由於我們迄今還未發現而已。

　　③閻家崗遺址獸骨圍欄的性質和結構

　　在遺址整個發掘過程中，在HY83T3號探坑和HY83T4號探坑中發現了由大量獸骨疊壘堆積而成的園圈形的圍欄結構。

　　HY83T3出現這種結構是在4米深的層面上，由500多塊脊椎動物骨骼化石，密集而又有規則地排列堆積而成，呈一個半橢圓形圍欄狀遺存。此結構弧殘長5米，骨骼疊壘的寬度為0.4～0.6米。從側面看，邊壁垂直而整齊，大致由四層骨骼疊置而成。個別部位具有輕微的傾斜角度。半橢圓形圍欄的長軸為東——西方向，短軸為南——北方向，弧頂位於正北，朝南留有一個開口，正好面向運糧河。骨骼絕大多數分屬於各種動物的頭骨、脊椎骨、肩胛骨和長肢骨，幾乎都是大、中型的哺乳類。根據對全部的骨骼進行鑒定後可知，這些大、中型的動物骨骼至少代表20個種屬，其中有7頭野牛、6匹野篤、1頭大角鹿、1隻狼以及羚羊的殘破頭骨等。這些動物雖然都是我國東北地區更新世晚期猛獁象——披毛犀動物群的組合成分，但奇怪的是，卻看不見猛瑪象和披毛犀骨骼化石的蹤影。有趣的是在進行動物年齡統計時發現，幾乎全是幼年個體。這種現象表明它們都不是自然死亡的，外力作用沒有這樣分選能力，只能暗示更大的可能是人類進行狩獵的犧牲品，加之同時發現許多骨骼表面尚保留有人工敲砸、打擊的痕跡。研究者同時發現，所有碎骨均為棱角分明，邊刃鋒利，磨園度沒有。絕不見流水沖刷的痕跡。由此可見，骨骼這種分佈絕非是自然力作用的結果。

　　HY83T4號探坑中清理出的另一個用300多件獸骨疊壘堆積而成的半園形圍欄遺存。這種結構出現在3.71米的淡黃色細砂層中。內徑為3.1米至1米，缺口朝東。骨骼堆積大體上可分3層，下層的骨骼個體都比較粗大，這與HY83T3號探坑的圍欄顯著不同。另外不同的是，這個圍欄中的獸骨多為殘破的披毛犀頭骨和肢骨，還有兩個十分完整的幼年披毛犀個體的頭骨整齊地被擺放在一起，還有猛瑪象的門齒、臼齒等。全部獸骨經鑒定後表明，這裡包括了5匹野馬、3頭野牛、2隻猛瑪象、9個披毛犀、4隻鹿、1隻最後斑鬣狗、1隻狼和2隻羚羊。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動物的年齡90％以上屬於幼年個體的(章成，1986)。這一現象告訴我們，原始人的狩獵能力還是停留在只能獵到少年個體，因為狩獵時容易被獵獲的是幼年個體和老年個體。這個圍欄的其他情況與H~83T3於圍欄基本相同。

　　除了這兩個圍欄的發現外，在HY84T2於探坑內發現了一堆骨骼化石十分引人注意。有數百件哺乳動物的骨骼化石雜亂地堆在一起，骨骼的斷裂經鑒定證明多數是人工砸擊的。根據其位置和埋藏特點，發掘者認為可能是古代狩獵人的一個屠宰場。因為這個地點正好距HY84T4圍欄有10米遠，據有關民族學資料表明，愛斯基摩人在離住所10米的地方，設有獵物的屠宰場。男人們把獵物帶重播在這個地方，由婦女們進行屠宰、肢解和分配，這兩者十分相似。

　　在兩個圍欄內的地層中還清理出少量的炭屑和若干被火燒烤過的動物骨頭。灰燼層如此薄，炭屑如此少，可能與遺址廢棄後，被天然雨水沖走大部分灰燼和炭屑有關。這種現象也給人們一個印象，此居住遺址不像長期居住的場所，所以其他一些輔助設施均未發現。閻家崗遺址向南數十米就是運糧河河道，遺址適置壟崗南坡，正好背水向陽，對於古代狩獵人來說，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狩獵和臨時居住場所，但因周圍無大塊基岩出露，連河灘上大點的河卵石也沒有，要構建長久性的居住所顯然條件不備，所以只能建築臨時季節性居所。可能那個時候還沒有學會用喬木來建築半穴式的住所，因為一個柱洞也未發現。這和當時當地的自然條件所也有關係。

　　④遺址的年代

　　閻家崗遺址的絕對地質年齡為距今22370±300年，這是從14C年齡測定出來的。如果從伴生動物群的組合上來看，閻家崗動物群可鑒定到種屬的動物有27種，其中絕滅種有最後斑鬣狗、真猛瑪象、松花江猛瑪象、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和東北野牛等7種，占可鑒定種的25.9％。如果和顧鄉屯動物群相比，非常接近。顧鄉屯動物中絕滅種所占的比例為27.3％，稍高一些，而顧鄉屯組下部動物群的時代14C測定結果為距今40000年前，因此說明閻家崗動物群的年代較顧鄉屯動物群的年代晚些。所以反映出其遺址存在的年代也稍晚些，屬於晚更新世晚期階段，這和絕對年代是一致的。

　　⑤閻家崗古營地遺址發現的意義和作用

　　此遺址是一個古營地遺址，這類遺址不要說在東北，哪怕是全國發現也很少。另外，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已發現的史前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文化遺址或地點雖然多達40多處。史前化石人類包括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舊石器文化包括早期、中期和晚期各個發展階段都有。但大多數屬於小石器文化系統，屬大石器文化系統的不多，屬古營地遺址類型者則只有閻家崗一個。這是以狩獵為主要經濟活動而且以捕獵大型草食性動物為主的典型遺址。遠的不說，就華北和東北地區的，年代上下差不多的，還有山西峙峪遺址和遼寧古龍山遺址(距今約22000年前)，這兩個遺址出土了數量驚人的馬骨化石，是一個以獵馬為生的群體。而閻家崗遺址的主人狩獵物件稍廣些，從數量上看，最多的是野牛，其次是野馬和犀牛。所以我們可以稱這個哈爾濱人是一個獵牛的群體。相比之下，薩拉烏蘇人則成了獵羊人。所以說，閻家崗舊石器遺址的發現、發掘和研究，對於探討更新世晚期人類遷徒輻射、狩獵方式和經濟活動等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何況露天古營地遺址的揭露，更為關於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在走出洞穴之後，為適應曠野生活如何構築居址和如何進行生產活動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處寶貴的實例，意義十分重大(黑龍江省文管會等，1987)。

　　(十七)齊齊哈爾昂昂溪大興屯舊石器遺址

　　1.地理位置和地層地貌

　　昂昂溪大興屯舊石器地點位於黑龍江省齊齊哈爾昂昂溪東南18公里處的大興屯附近。地理座標：東徑123°55'，北緯47°2'。

　　這個地點是一個老地點，早在20世紀20年代時就被發現，是俄國人原中東鐵路顧員盧卡什金(A.c IaJkashkin.1932)首先在昂昂溪附近，發現了含有舊石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材料由當時的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等進行研究。後在1928年一1929年期間又連續發現6個地點，後來熱烈茲涅科夫和包諾索夫等人相繼來昂昂溪地區進行田野調查。1930年9月我國學者梁思永也曾前往昂昂溪進行調查和發掘，後來發表了《昂昂溪史前遺址》一文(梁思永，1932)。包諾索夫曾把哈爾濱黃山發現的石製品中那些凹底石鏃、園頭刮削器、尖狀器、石葉、長石片和棱形石核等看成和昂昂溪新石器時代同一類型的文化遺存(譚英傑，1986)。1941年8月至1942年末，馬卡洛夫也曾到昂昂溪附近進行踏查和採集標本。由此可見，昂昂溪史前遺址自1928被發現以來，“昂昂溪”石器時代的文化性質，在中外考古學家的心目中，一直是被同細石器文化聯繫在一起的。解放後，斐文中曾在《中國石器時代》一書中，把昂昂溪細石器定為“龍江期”，作為細石器文化的最早階段(斐文中，：1.963)。1981年，黑龍江省水文地質工程隊地質第一隊的初本君和高振操，在昂昂溪東南大興屯的晚更新世地層中，找到了一些哺乳動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製品，1982年6月，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黃慰文和當時在遼寧省博物館考古隊工作的張鎮洪，以及黑龍江省水文地質工程隊的繆振棣、於海明、初本君、高振操等人組成野外隊，再次在此作進一步的調查和試掘。同年秋天，由初本君和高操主持又作了為期一個半月的正式發掘，終於搞清了遺址的地質構造和文化面貌，發現了富含舊石器文化遺物的地層，從此開闢了昂昂溪史前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新歷程(陳恩志，2002)。

　　現根據1982年黃慰文等在遺址的北端、中部和西緣三個地方發掘了三個探坑的情況，把地層加以介紹。

　　第4層，黃色細砂層。為現代風成堆積，層厚0.2～1.5米。

　　第3層，黑色亞砂土層。全新世湖沼相堆積，層厚0.2～1米。

　　第2層，黃土狀亞砂土層。晚更新世河湖相堆積，具垂直節理，含鈣和錳結核及哺乳動物化石等，層厚0.5～1米。

　　第1層，黃色細砂夾灰綠色淤泥和亞粘土透鏡體層。晚更新世河湖相沉積，可見厚度3米。根據鄰區鑽孔記錄，這一層厚約8米，與下伏地層成超覆接觸，上部出土有哺乳動物化石，打制石器以及人類用火遺跡灰燼和燒骨等(黃慰文等，1988)。

　　其實昂昂溪大興屯一帶是屬於嫩江左岸第I級階地，由於流水和風力的侵蝕作用，使已變成支離破碎的平頂壟崗地形。崗地之間則是河流和湖沼密佈的窪地。階地面海拔高度為157.2米，高出當地河床4～6米。

　　2.文化遺物

　　①石製品

　　昂昂溪大興屯的石製品來源於1982年和1986年兩次發掘。首次發掘一共出土了68件石製品，其中包括石核8件、石片41件、石器工具類19件。均產於三個探坑內的同一層位中。製作原料以玉髓、瑪瑙和燧石為主，還有少數屬於火成岩和石英岩的，均取材於附近河流的礫石層中。

　　1986年第2次發掘，從1982年發掘地點附近發現的兩個動物化石和石器地點中又獲得60件石製品，其中包括7件石核(含4件殘塊)、44件石片、3件石葉和6件石器。原材料以燧石為主，也有少量的火成岩和石英(高星，1988)。

　　②石製品的分類和技術特點

　　A.石片。1982年首次發掘出土的4l件石片中，可分為錘擊石片39件、砸擊兩端石片2件。其中又可細分出一類叫打擊檯面石片。

　　B.8件石核中可分為錘擊石核5件，砸擊石核2件，還有l件可能屬於間接打製的細石核。錘擊石核又可分為自然檯面和打製檯面兩類，後者較多，而砸擊石核的兩端有經反復砸擊的痕跡，兩面佈滿了石片疤痕(黃慰文等，1984.)。

　　c.石器。按功能石器可分為砍斫器(1件)、刮削器(9件)，內又可分為單邊刮削器、雙邊刮削器、複刃刮削器、琢背刮削器、端刃刮削器和吻狀刮削器等多種類型，一般都以石片經第二步加工修製而成。

　　單邊刃刮削器最大特徵是具有一個修理而成的或直或凹或凸的刃緣。

　　雙邊刃刮削器最典型特徵是具有兩個大致平行的直刃，系由背面向破裂面加工而成。

　　複刃刮削器最突出的特徵是用砸擊法進行第二步加工，連續修理出4個刃。

　　琢背刮削器最顯著的特徵是由破裂面向背面將石片左側及下半部加工成凹刃，上半部用交互打擊法稍作修理。右側本來較厚，又經過陡直加工法由背面向破裂面作細緻修理而成。

　　端刃刮削器最明顯的特徵是兩側均有細緻的修理疤痕，但修理工作主要在遠端。

　　吻狀刮削器其特點是在石片遠端精修出一個呈吻狀突出的刃。

　　D.在首次發掘中還出土了一些雕刻器，一共有9件之多，一般以石片和石葉製成。按形態結構又可分成截頂雕刻器、修邊雕刻器、雙面雕刻器、雙刃雕刻器和雕刻——刮削器五種(黃慰文，1984)。

　　上述的石製品是1982年首次發掘時出土的。下面介紹的是1986年夏天第2次發掘時出土的石製品。全部共60件，內可分石片、石核和石器等。

　　A.44件石片中可分為錘擊石片(19件)、砸擊石片8件和17件殘片標本。這兩類石片的特徵基本上和第1次發掘時的石片相同。

　　B.此外，60件標本中還有3件是石葉，這類石製品在首次發掘中未提及，在此我們稍為多介紹幾句，它們共同特點是檯面均很小，近於線狀。檯面背緣可見細小的修疤(高星，1988)。

　　c.石核在這批石製品中占7件，內中還有4件殘塊，實質上完整的只有3塊。其特徵是單檯面，形狀不規整，檯面是自然檯面，打擊點較清楚，半錐體陰痕明顯。其中有兩件上有清淅的同心波紋。餘下的1件標本，這件標本檯面63。，石片疤大小僅為0.9×1.7平方釐米，似乎未能打下可用的石片。在檯面的左側和左側邊的上部也有粗糙的打擊痕跡，並相交成短尖刃，其打擊方向與原工作面呈900角。所以給人的印象是想加工成器物還未完成，在分類上帶來一定困難(高星，1988)。

　　D.石器在.1986年第二次發掘中出土了6件，內中可分成刮削器(5件)和尖狀器(1件)。刮削器中又可分為凸刃刮削器、直——凸刃刮削器和園頭刮削器，它們的特徵介紹如下：

　　凸刃刮削器。只有1件，是將石葉的原端截斷，再將左側邊加工成凸弧狀的刃緣。主要向破裂面加工，只在近檯面處轉向背面加工，同時右側邊就有局部加工的痕跡。刃緣平齊，修疤細小，可能用壓制法修理而成。

　　直——凸刃刮削器。是以石片為毛坯經第二步加工而成。這種可能是一複合工具。

　　園頭刮削器。這是一件長身園頭刮削器工具類型。是將一長石片的遠端向背面精修成刃，刃緣勻稱，呈半園形，刃口較銳，刃角600(高星，1988)。

　　E.尖狀器。僅l件，是以石葉加工而成。修理工作只見於石葉的遠端，主要向背面加工，劈裂面上就有淺平細小的修疤。兩側刃相交成一個短的尖刃。這個尖狀器早在海拉爾中石器時代遺存中發現過，被稱為“細石葉尖狀器”(安志敏，1978)。下川遺址亦有類似的器形，被稱之為“微型尖狀器”(王建等，1978；高星，1988)。

　　③骨製品

　　在1986年的發掘中，還發現一件人工痕跡清楚的骨製品。在一件長12.8釐米，寬2.6釐米的骨片上，一側凹狀劈裂，另一側較平直，在刃狀邊緣上顯示了5～6處向內壁和外壁剝片的痕跡，是一件人工痕跡清楚的骨製品。

　　3.昂昂溪大興屯舊石器工業的特徵

　　綜上所述，昂昂溪大興屯遺址的石器工業有以下的特徵：

　　第一，原料以玉髓、瑪瑙和燧石質礫石為主，火成岩和石英砂岩偶見。

　　第二，打片主要用錘擊法，也用砸擊法，打制檯面和自然檯面同時並用，前者居多。修理檯面石片鮮見。石片細小，其中石葉占較大比重。細石核的存在表明文化主人當時已經採用間接法剝片。

　　第三，石器分砍斫器、刮削器、尖狀器和雕刻器。砍斫器只見1件，刮削器和雕刻器形制多樣，反映了工具功能的“專門化”程度已達到較高水準。

　　第四，絕大多數石器以石片製成。加工多用錘擊法，也用砸擊法。由於存在刃緣平齊，修理疤痕平遠和排列整齊的石器，表明加工中也可能使用過壓制法。

　　第五，石製品尺寸小，一些已接近典型的細石器。截斷石葉和修理根部(Base)石器的發現，表明已經具備製造鑲嵌性工具的工藝和技能(黃慰文，1984)。

　　4．昂昂溪大興屯1日石器與周邊和華北舊石器文化的關係

　　在東北地區和昂昂溪文化同期的材料不多，比較靠近的，可能只有顧鄉屯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中有一些可以加以比較，此外，還有呼瑪十八站遺址發現的那批石製品亦可以加以比較，往南到了遼寧地區，大淩河西八間房遺址出土的石器可能有可比之處，餘者就不多了。

　　到了華北地區，很明顯昂昂溪大興屯舊石器文化和華北細小石器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細小石器傳統始於距今1130萬年的小長梁、東谷坨文化，直到距今70～20萬年的北京直立人文化，這個傳統在工藝上日趨成熟，出現了一批非常精緻的石器產品。到舊石器中期，它的分佈範圍越出關外而到了遼寧西部的大淩河流域。到舊石器晚期，連西南的四川和貴州地區都可以看到這個傳統的影響。地處東北邊陲的黑龍江省也不例外，昂昂溪就是一例子。在工藝上華北細小石器傳統以直接打擊法為主，但到了舊石器晚期，出現了一批以間接法為主的工具類型。如山西的下川(距今23000～16000年)、薜關(距今13550±150年)和河北的虎頭梁(距今11000±210年)等等。昂昂溪的直接打制產品與華北細小石器傳統的共同之處很多，不但兩者的打片和修理技術基本一致，工具類型也大致相同。特別要指出的一點，作為北京直立人石器工業重要特色之一的砸擊法，在昂昂溪同樣存在。在昂昂溪石器產品中，占顯著地位的截斷石葉也可以在華北的水洞溝、峙峪、小南海、下川和薛關等文化遺存中找到先例。當然，昂昂溪舊石器也有自己的特點，例如雕刻器的形式之多在華北已知道的地點中尚不多見。

　　總之，昂昂溪文化與華北細小石器傳統的密切關係是很清楚的，它是細小石器傳統向東北地區北部的延伸，不僅為研究華北與東北舊石器文化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證據，而且對認識中國與亞洲東北部包括日本列島和北美地區遠古文化的交流歷史，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黃慰文等，1984)。

　　(十八)其它地點的綜合介紹

　　在上面我們已經介紹了東北地區迄今具有舊石器時代各個不同階段代表性的遺址，但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遺址，尤其是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的發現是很有意義的，五常縣龍風山鄉學田村舊石器文化遺存，出土了人類左側脛骨和頂骨碎片化石、少量的打製石器(3件)和骨器，地質時代屬於晚更新世晚期。14C年齡為24500±400年。

　　嫩江訥河市清和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出土了一小批石製品。其中包括3件石核、7件石器(內分3件砍砸器和4件刮削器)。這批石製品具有細小石器系統的特徵，還兼有細石器中一些技術風格(有船底形石核)，還有砍砸器(2件)，毛坯均為角礫岩塊。石錘只有2件，形體近似球狀。雕刻器僅1件，比昂昂溪遺址出土少得多。其地質年齡測定為距今21000—8000年之間，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於匯曆，1988)。這批石製品的發現為研究細小石器系統往北輻射又增加了一批實物證據，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滿洲里紮賚諾爾煤礦含人類和動物化石的舊石器文化遺存。由於爭議較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發現更多的文化遺物，才能最後確定。所以在此就不作介紹了。但根據眾人的研究結論來看，加大力度對紮賚諾爾遺址及其文化性質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文化與環境的關係

　　眾所周知，一切生物的起源和生存都離不開水，人類也一樣，沒有水就沒有人類的誕生，沒有人類的誕生就沒有人類的文化，人類的歷史和文化都是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迄今為止，在全國範圍內，被發現的文化遺址，包括人類化石地點，不管是洞穴遺址或是階地遺址，絕大多數都是靠近大小河流或者離河流湖泊很近。世界聞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山頂洞人遺址就在周口店河旁邊；陝西蘭田人遺址也在灞河河畔；雲南元謀人遺址在龍川江的支流小河河畔；廣東馬壩人遺址在北江支流馬壩河河畔；廣西柳江人遺址在柳江河河畔。

　　在東北地區發現的文化遺址和人類化石地點也不例外，比較重要的遼寧省本溪縣廟後山遺址就在太子河支流湯河畔；營口市大石橋金牛山遺址離遼河很近，僅數裡之遙；遼寧朝陽市喀左鴿子洞遺址就在大淩河邊，在河邊高出水面約20多米的石灰岩溶洞中；遼寧海城縣小孤山仙人洞遺址也在海城河上游東岸的青雲山下，河水就在洞穴前不到10米的地方流過。丹東東溝前陽人遺址在山城子水庫旁邊一條古河道邊；朝陽西八間房遺址座落在大淩河邊的Ⅰ級階地上。吉林省榆樹縣周家油坊舊石器地點群分佈在松花江小支流秀水河岸邊；安圖明月鎮石門山洞穴遺址處在布林哈通河畔Ⅱ級階地上；白城前郭縣查幹泡青山頭人類化石點正在查幹泡(湖泊)岸邊上。吉林蛟河市仙人橋洞、拉法鄉、新鄉磚廠三個舊石器文化遺址都分佈在松花湖支流拉法河的階地上。世界上有名的黑龍江省哈爾濱顧鄉屯舊石器地點群，都分佈在松花江Ⅱ級階地上；哈爾濱黃山大西溝遺址離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畔不遠。呼瑪縣十八站舊石器地點群，分佈在黑龍江支流呼瑪河東岸的Ⅱ級階地上，合江饒河縣小南山舊石器文化遺址位於烏蘇里江支流大帶河河畔。漠河老溝舊石器地點位於黑龍江支流老溝河南岸Ⅰ——Ⅱ階地之間。哈爾濱閻家崗舊石器時代晚期古營地遺址位於哈爾濱西南運糧河北岸，此處屬於松花江Ⅱ級階地；昂昂溪大興屯遺址位於嫩江左岸Ⅰ級階地上；嫩江訥河市清河屯遺址，處於訥謨爾河和清河交匯處，它們都是嫩江上游的支流。

　　從上所述，充分表明人類在其整個演化過程中都是離不開水，都是傍水而居，不管早、中期以洞穴為居也好或後來從洞穴中走出來擴大到坡地或平原區的生活時期也好，他們都不能離水太遠。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人類發明了可以盛水的大型陶器時為止，不然離開水源遠一些都相當困難，這就局限了人類輻射的範圍。因此，在一些長期乾涸的地方，要發現人類生活的蹤跡是很困難的。在世界範圍內，一些長期乾燥的地方，如大沙漠的分佈範圍內，要發現人類的生存遺址幾乎是不可能的。如現在我國西北和中亞地區，有時能發現一些早期人類生存遺址的存在，皆因早在更新世早期，當新構造運動還未開始，喜馬拉雅山山脈還未隆起，印度洋潮濕的空氣能直接到達我國西北地方和中亞地區。那個時候，中亞和我國西北地方並不是像現在如此乾旱，沙漠的面積並不那麼大，甚至還未形成。所以人類有機會在那裡生活，留下了一些遺址。到了中更新世時期，地球新構造運動開始，喜馬拉雅山山脈隆起，青藏高原形成，從此，印度洋的潮濕的空氣難於直達中亞地區，這樣中亞和我國西北地方就越來越乾燥，河流和湖泊的水流量越來越少，到最後變成了乾涸的古河道和荒漠，這種現象在我國內蒙古地區也能看到。1974年夏，我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賈蘭坡院士一行到赤峰市東北部的昭烏達盟進行考古調查，到了巴林左旗的達拉湖畔，在湖邊有一座王城城址，名叫魯王城，我們到達時還可以看到魯王城的殘破建築，斷垣破瓦，宮殿的石柱和柱座都歷歷在目，但現在周邊除了有幾個蒙古包外，就再也無任何固定的建築物了。據當地人的介紹，原來這裡還是元代很有名的一處城廓，是一個通西北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一千幾百年的光景就變成將要被沙丘掩埋的城鎮。我們相信，在元代的時候，這裡肯定是很繁榮發達的，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回答是肯定和簡單的，這是大自然環境變遷帶來的結果。人類辛辛苦苦創造的歷史文化也隨著大自然環境的變遷而付之東流。上述的情況在遠古時期會不會出現?我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一定會，而且情況更為嚴重。所以今天我們能發現的古人類給我們留下的遺物遺跡那麼少，其最大的原因是大自然把古人類留下的遺物帶走了，把遺跡抹掉了，留下的是極少的一部分。之所以今天我們不能那麼輕易就發現古人類留下的文化遺物和遺跡，其原因就在此。古人類本身遺體化石則少之更少，非常珍貴。為此我們更應該去珍惜這些寶貴的遺產，更好地去研究他。通過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物去解讀，人類社會可能出現各種歷史事件和原因，使我們現代人更科學地和充分地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及其相關的各種因素，從而借鑒到當今人類社會的現實中，起到一個古為今用的作用。

　　那麼人們會問，在探討古人類的文化發展過程中，除了充分研究古人類在進化過程中本身體質形態的特徵外，其次就是要研究古人類雙手創造的文化。人們通過對古人類創造的生產工具——石器、骨、角器和簡單的木器外，更需要去研究這些生產工具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之間的關係，而這些發展與其周邊的生態環境的變化又有何關係，只有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後，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一些現象，同時亦能更好地總結出一些規律來。在此過程中，生態環境的變化因素最為重要，而最能反映出生態環境變化的實物證據就數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動物群化石和植物群化石——孢粉化石譜。在我們的遺址發掘中經常獲得的也是這些。當然除此之外，地形地貌的結構和文化層的岩性組合變化都能給我們提供有關生態環境變化的資訊，但這些資訊我們相信在孫建中教授撰寫的松遼第四紀各章節中早已有充分的介紹。在此我介紹的只能是和人類生存直接有關的動、植物以及由它們反映出來的冷暖氣候變化。

　　在東北地區，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人類文化遺址僅局限於地球歷史中的新生代第四紀這一階段，而且不是整個第四紀都有，更新世早期階段的文化遺址迄今尚未發現，最早的文化遺址乃是屬於中更新世中、晚期的遼寧省本溪縣廟後山人遺址和營口大石橋金牛山人遺址。這兩個遺址都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接著下來的屬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址就只有遼寧省朝陽市喀左鴿子洞遺址。餘下眾多的東北三省廣為分佈的幾十個文化遺址則都屬於晚更新世階段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和人類化石地點。

　　為了進一步瞭解環境和人類文化的關係，我們首先把迄今在東北地區已發現的人類文化遺址在地域空間和時間空間分佈上的特徵稍加總結。

　　在地域空間上來講，時代較早的人類文化遺址，基本上都分佈在東北地區的南部，而且靠近海邊，而晚期的遺址則廣為分佈，一直到達松遼平原的北部地方，密度也很可觀。另一方面從生產工具的角度來看，從本文前面的章節中可以明顯的表現出來，石器工具屬於“周口店第1地點——峙峪系”的細小石器傳統者占大多數，屬於“匼河——丁村系”大石器傳統系列者則不多，僅有廟後山遺址、蛟河新鄉磚埸遺址、撫松仙人洞和饒河小南山等少數幾個地點。陳全家教授把文化特點、技術傳統和分佈地域等三方面結合起來講，認為可用下面幾句話來概括，就是“山區大，丘陵小，草原細”。我認為這說法十分恰當。這是形勢所迫，有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了什麼樣的動、植物，給予古人類什麼樣的生活資源。古人類需要獲得何種生活資源，就要進行什麼樣的生產活動，而適應某種生產活動的石器工具或其他的相關工具就因此應運而生。古人類在實踐過程中，甚至付出很大的代價之後，才逐漸認識哪些工具可用，可以幫助他們戰勝大自然，從大自然中獲得他們賴以生存的食物和防禦工具。這就是為什麼在表面上能給予人們“山區大，丘陵小，草原細”的印象。這裡也反映出一個自然景觀和適應不同環境生物之間的一致性。眾所周知，山區裡大部分時候都是屬森林性的生態環境，或是森林草甸型的生態環境，而適應在這種環境中生活的動物均為體形較大的林居性動物。植物方面，針葉、針落葉和屬堅果類的植物較多，古人類要狩獵、採集，如果沒有較大型的石器工具能有收穫嗎?所以大型的砍砸器、大三棱尖狀器、手斧型的較大型工具就應運而生，這是很自然的。而在丘陵區生活的古人類，他們面對的自然環境是疏林灌木叢，間有較大面積的水域。水草豐盛，草食性動物和中小型動物大量存在，漿果很多，水生動物很豐富，人類生產活動所得，當然是需要一些加工肉類和漿果以及水生動物的具備刮、削功能為主的石器工具。少量的尖狀器和砍砸器是少不得的，但都是中、小型的不是大型的。骨製品也同時出現，這都是適應生產所致。講到草原區，這裡和人類共生的動植物都是草原類型的，草食性動物為主，廣譜性的肉食性動物豺、狼一類也常見，植物是耐乾旱的根塊莖植物和禾本科植物為主，所以那一套加工精緻，靈巧的適合於刮、割、削和鑽功能的細石器工具就十分好用。這是長期實踐，長期適應的結果。但不是有這種地形地貌的條件就行，這還得當時當地的氣候條件，適合發展這種生態環境才行。現在我們不妨從下表中來看看，東北地區從中更新世時期一直到晚更新世時期是處於怎樣的氣候條件下就一清二楚了。

　　如果說得具體點，廟後山人主要生活在距今約30～14萬年間，當時廟後山一帶的生態環境是溫和濕潤，當時以松、櫟為主的落葉闊葉林生長茂盛。但此前則為雲杉、冷杉挺拔生長的濕冷環境。而在廟後山遺址A洞上部堆積中，我們發現其時松、椴建群林發育，氣候涼爽，濕度較大，這時已到了晚更新世晚期，由此明顯地表現出來，環境的變化，引起植被的演替。氣候變冷，東北植被區系南進；氣候變曖，華北植被區系北進。

　　同樣，廟後山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從組成上也能說明問題，如果按其生態特點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廟後山遺址發現的動物化石分為以下5種組合類型：

　　A.森林性的組合類型

　　如食蟲類中的翁氏麝鼩、缺齒鼴；靈長類的碩獼猴、齧齒類的林姬鼠、棕背鼠平鼠、豪豬；食肉類中的虎、豺、棕熊、貂、鼬、野貓；奇蹄類的犀牛；偶蹄類的香麝、水鹿、斑鹿、馬鹿和野豬等。

　　B.草原式乾燥環境的組合類型

　　如兔形類中的達呼爾鼠兔；齧齒類中的旱獺、倉鼠、似布氏田鼠、鼢鼠；食肉類中的沙狐、鬣狗；奇蹄類中的三門馬和野馬；偶蹄類中的羚羊和青羊等。

　　C.棲息或活動於河湖沼澤附近的組合類型。

　　包括有齧齒類中的河狸、上頭田鼠、黑鼠；食肉類中的中華貉、獾；偶蹄類中的腫骨鹿、更新獐和水牛等。

　　D.叢林或疏林草原性的組合類型

　　如野兔、獵豹、野豬、麅子等。

　　E.喜歡穴居和棲息於岩洞的組合類型

　　如麝鼴、柯氏鼠兔、蝙蝠、油蝠等。

　　還有一些廣譜性的動物，如狼等，它在大多數的環境裡都有出現。

　　從化石出土分層來看，廟後山遺址A洞第4層出土6種化石，其中棲息幹森環境者3種，適於疏林草原生態環境者2種，僅有中華河狸1種是喜冷或喜水的。

　　出自第5層的有21種化石，其中棲息於森林環境的多達12種；生活在溫暖潮濕環境中的有2種；喜水的動物也有2種；其餘的幾種則是生活在疏林草原地帶的類型。其中還出現了相當多的喜熱喜水的種類，如水牛、水鹿、以及一些現生種迄今仍生活在熱帶或亞熱帶的種屬。如碩獼猴、長翼蝙蝠和油蝠。食肉類顯著增加，齧齒類相當少。這反映了當時的氣候已經逐漸變得溫濕起來，甚至在某一階段裡變得相當炎熱潮濕。

　　第6層共出土了19種化石，其中林棲的8種，習慣於草原環境者6種，喜水或習慣棲息于近水地方的有3種，其餘的幾種均棲息於山地或岩洞中。這層出土的化石種類適應於幹涼草原生活的齧齒類和其他種類顯著增加；食肉類則明顯減少；在此層中下部地層內，同時存在著兩個不同時代的代表性種屬，如中國鬣狗和最後斑鬣狗、腫骨鹿和赤鹿同時存在，說明了當時的氣候已經由溫暖濕潤逐漸變成了涼爽乾燥的類型。

　　第7層共出土了30多種化石，其中林棲的14種，習慣生活在草原或乾燥環境的17種，還有適應于高山草地山羊和青羊，適應於荒漠環境的沙狐等。食肉類動物所剩無幾，只殘存有棲息於洞穴中的斑鬣狗和雜食性的洞熊。這一層與第6層之間的差別在於適應幹涼環境的種類更多了，出現大量的北溫帶成分，而且所有動物化石全部是晚更新世時期的代表性種屬。雖然其中也發現了少數幾種喜暖喜水的種類，如王氏水牛和更新獐，但反映出當時的氣候基調還是幹涼的類型，甚至在某一階段裡還相當乾冷，以至出現荒漠景觀。但後來有所緩和，並在某一階段裡氣候有所回升，環境也變得較為濕潤。這種情況可能一直持續到晚更新世後一階段。

　　第8層出土的動物化石很少，只有3種，都是現生種。可能屬於臨近冰後期的沉積地層。根據這一介紹和上述的孢粉反映的氣候變化結果是一致的。

　　和廟後山基本同期的金牛山遺址，本來出土的文化遺物較之廟後山更為豐富，可惜的是，作為金牛山遺址最有代表性的A點，出現了地層上的不同時期堆積物的複合體，這給我們準確地劃分地層的時代和不同時代動物群組合的劃分增加了許多困難，容易造成錯誤。為此我們就不把金牛山遺址的情況再作更詳細的分析和介紹。

　　作為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東北地區迄今為止只發現了鴿子洞遺址一個，在這一階段裡，東北地區的氣候環境又如何呢?雖然在表3-11中標明是屬於乾冷的環境但我們不妨從出土的動物群組成上去分析一下是否一致。按已發表的材料看鴿子洞動物群一共有6目15科22種，後來在1975年第三次發掘後又增加了棕熊、拉氏豪豬和東北馬鹿及水獺四個種，總共26個種。如果從生態特徵上劃分，主要可分為森林型和草原型(半草原)兩種。大多數食肉類屬於森林型；嚙齒目、兔形目、奇蹄目和偶蹄目動物常棲息於乾旱或半沙漠草原區，其中無駱駝化石，表明這裡附近沒有大沙漠，但碩旱獺和水獺共存又說明了什麼?前者表示半沙漠草原，後者和緊靠大淩河畔有關，加上有野馬、野驢和野牛、羚羊，說明大環境上是比較乾燥的。同時還出現了披毛犀、岩羊、棕熊等種類，說明氣候是冷的。因為這是冰緣指示動物。不過動物群裡還沒有出現猛瑪象化石，所以此動物群表現出來的特徵，是具有更多的屬於華北地區更新世晚期的動物群的特徵。其寒冷的程度就不會達到松遼平原北部地方那麼冷，不過據研究古氣候的學者認為，在距今7萬～5萬前曾有一個寒冷期。統觀起來，動物群所表示的生態環境和乾冷的氣候是完全一致的。

　　東北地區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址相當多，除了上面已談到屬於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的廟後山、金牛山和鴿子洞遺址外，其餘的均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一階段裡，大自然正經歷了全球性的最後一次冰期——我國的大理冰期。距今4萬年左右正是冰期一冷期的時候，過後才逐漸回暖，慢慢地進入冰後期。而處於這個時期的遼寧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遺址其第3層(L3)，C4～C5灰燼樣品熱釋光年齡測定結果正好是距今40000±3500年(李虎候，1985)，這個數字可以代表第3層下部或較低層的骨製品、裝飾品的地質年齡(黃慰文，1986)。這和小孤山仙人洞遺址的骨製品和裝飾品絕大多數出自第2層(L2)至第3(L3)層的現象對上了號，找出了解釋的原因，因為天氣冷，古人類需要縫製毛皮作衣服，所以他們製造出了骨針、骨錐，這是環境所造成的。同樣由於天氣冷，海城河面上結了冰，原始人群為了捕魚，只能破冰之後用骨魚叉來漁獵，所以就創造了骨魚叉這一工具。這樣可以獲得更多魚類食物來補充因天氣太冷而難於彌補上動物所帶來的肉類供應不足的困難，這種生產方式完全可以理解為古人類在適應大自然變化時而應運而生的結果。

　　當歷史發展到距今1.8——1.7萬年時，即舊石器時代晚期後一階段，這時全球氣候正經歷過最後一次冰期首個回暖期(距今2.8萬年)後，進入又一次寒冷高峰期(距今1.8——1.7萬年)的前夕，哈爾濱人創造了閻家崗文化。從閻家崗舊石器時代古營地遺址的結構和規模來看，那是一個可以容納不止一個家族的聚落。根據研究者的推算，兩個宿營地至少可以容納13～17人，但以他們的獵獲量推算，如果在上述的人群中減去了不能參加狩獵的婦女和小孩外，這個群體就沒能力可以獵獲如此多的獵物，而且這些獵物中大型和兇猛的種類也不少，所以他們推算，這個群體的狩獵者人數可多達20—30人之多。估計有些人不一定宿在這個營地裡，在附近住宿也說不定，只不過我們還未發現他們的住宿處而已。從狩獵能力來看，閻家崗遺址的主人，他們手中掌握的工具不外乎有兩種：一種是石器工具，一種是就地取材的木器。石器工具出土並不多，只有9件，加工技術也不高，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跡的僅有2件，這樣一來可以說石器工具比較落後，難於勝任作為狩獵的有力工具。比較有希望的，只能依靠在地層中難於保存的木器工具，這些木器工具在原始森林裡隨手可得，又不需要費很大的力氣去進行加工，用完後隨手丟掉便可，要用時再找也不難。除了木器工具外，我們看到這個群體人的力量，他們很可能依靠大批人群進行圍獵，因為從發掘出來的動物化石種類來看，雖然他們狩獵對象較廣，但統計結果最多的還是野牛，其次是野馬和犀牛，可見閻家崗遺址的主人主要以獵牛為生(於匯曆，尤玉柱，1988)。

　　無獨有偶，和閻家崗遺址所處的年代差不多上下的還有幾個遺址的主人也是以狩獵大型草食性動物為主的，典型的有山西峙峪遺址、許家窯遺址、遼寧大連複縣古龍山遺址的主人都是。還有薩拉烏蘇河套人、許家窯遺址和古龍山遺址的主人都可稱之為“獵馬人”，山西峙峪遺址的主人也是。而河套人稱之為“獵羊人”，所以閻家崗遺址的哈爾濱人就成了當之無愧的“獵牛人”(於匯曆，尤玉柱，1988)。

　　這種現象為什麼這麼巧?這不為別的，都是由於大自然環境的變化而造就了這一結果，這種現象的出現是有一定因果關係的。首先是在前期回暖時，大地復蘇，一片盎然，生機勃勃，地球上每個地方，不論是原始人類，或是動物、植物都在溫暖潮濕或溫暖涼爽的條件下蓬勃發展，古人類的人口也會不斷增長，對食物供應的要求會越來越迫切，隨著天氣慢慢冷起來，未雨綢繆多儲備一些食物是很自然的。另方面，客觀上也可以有這種條件，野生動植物由於氣候條件好而大量繁殖，也為人類的採集和狩獵提供可能。最後導致了這種結果，所以我們說，這並非偶然而是必然。

　　四、結束語

　　通過上述的介紹，雖然僅是舊石器時代各個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遺址的介紹，但足以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各個不同時代的古人類，他們創造的文化類型都直接或間接地受當時當地的自然條件所制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通過分析，我們大概可以把東北地區，松遼平原第四紀時期的古人類及其文化的面貌基本上復原起來，多少也瞭解到他們之間的關係。不過我還得補充一句，第四紀地質時期，除了更新世還包括全新世，但因到了全新世階段，全球性的大氣候變化雖然也有幾次小波動，但都比較趨於穩定，那時古人類已進入氏族社會，文化已進入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得更快、更豐富多彩。而人類更趨於社會化，受制於自然環境的程度相對小了許多，因此在本文中沒有加以論述。與此同時我還要強調一點，就是人類到了這個時候，掌握用火的能力已到自由的地步，不僅能保留火種、控制火勢，而且學會了人工鑽木取火，人類學會了用火。不僅幫助人們渡過黑暗寒冷的夜晚，使人類能分佈到高緯度、高寒的地區，而且由於學會了用火，可以使人類學會熟食，促進了人類大腦和體質的發育，增長了智商，火在農業起源和手工制陶業的起源上也是一個先決條件，減少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增強人類自身的自主性，保證了人類社會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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