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制定、實施並取得成功都是與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緊密地聯繫着的。本文着重分析我國對外開放的國際歷史地理背景的三個方面：1. 近現代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方向；2. 戰後國際産業結構的調整與轉移；3. 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太平洋時代即將到來。認清這三個方面，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龢利用歷史機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好貫徹執行從沿海向内地推進的對外開放戰略。

　　一、  近現代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方向

　　世界近代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轉向以分工、交换爲基礎的商品經濟，從手工勞動爲基礎的落後小生産轉向以機器技術爲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産。而商品經濟和以機器技術爲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産首先是從西歐、北美發展起來的，然後向世界各地擴展。所以近代以來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基本上是自西向東。由於近代輪船的發明、航海技術的進步，世界經濟技術交流與擴散主要是利用方便的海上通道，通向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這兩方面因素决定，近代以來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亞呈現從沿海向内地推進的態勢。這與我國古代經濟技術從内地中原向沿海地區擴散的方向是大不相同的。可惜，我國長期以來對世界近代以來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方向缺乏全面、正確的認識，更没有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這是我國近代落後、解放後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文革”以後，鄧小平同志科學地總結了近代以來國内外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在他的倡導下我國制定了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從沿海向内地推進的對外開放戰略，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就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近現代世界先進經濟技術地理擴散的内容、方式、方向與古代的根本不同。

　　戰後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國家繼續沿着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産的路子向前發展，特别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現代市場經濟機制推動下，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發展成爲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原有經濟技術基礎比較落後，並長期實行否定市場機制、内外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雖曾有過較高的經濟發展速度，但經常出現産銷脱節、産業結構不協調，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以致經濟技術水平和人民群衆生活水平落後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亞、非、拉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大部分仍處於貧困落後狀態；只有一小部分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和巴西、墨西哥等利用市場經濟機制，順應現代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接納發達國家向外轉移的資金、技術，發展成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在當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産力高度發展的今天，由於社會制度、經濟管理體制以及經濟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原因，世界經濟技術的國際地域差异不僅没有縮小，相反更加擴大。1978年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已達5000～13000美元（1993年更高達15000～25000美元)，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達到1200～3300美元（1993年亞洲四小龍已達6700～18500美元)。而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不足1000美元的國家仍占世界的一半，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仍有40多個。我國1978年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只有250美元左右，與發達國家相差20倍以上，與亞洲四小龍也相差5～10倍。這就决定當代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基本上仍然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是從沿海向内地擴展。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二、戰後國際産業結構的調整與轉移

　　由於世界各國家各地區擁有的資金、技術、勞力、資源等生産要素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使各國家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擁有不同的優勢和劣勢，都面臨挑戰和機遇。發達國家擁有雄厚的資金、先進的生産技術和管理經驗，但資源不足，特别是勞動工資成本高，發達國家的工人工資比低收入國家的工人工資往往要高十倍乃至幾十倍。爲了降低産品成本、提高商品競争力，以及保持在世界上經濟技術領先地位，發達國家不得不將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勞動力多且工資、地價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而本國致力於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産業和高科技産業，因而出現了戰後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的歷史趨勢。第一次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主要發生在戰後初期美國與日本之間。當時美國要向軍工帶頭的重化工發展，加之本國勞動工資成本高，便將勞動密集型産業的部分資金、技術轉移到當時經濟頻臨崩潰、工人大批失業的日本，使日本的工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1960年代以後，美國以及經濟已恢復發展起來的德、法、英等發達國家繼續將勞動密集型産業甚至將部分利用資源多、污染嚴重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産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利用上述機遇迅速發展起來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末期以來由於本國本地區工資上漲以及産業結構昇級换代的需要，也相繼將勞動密集型産業的資金、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8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日元、臺幣不斷昇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産業結構更加大規模地進行調整與轉移。現在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仍在繼續進行。這就爲我國利用國外資金、技術來發展本國經濟提供了歷史機遇。

　　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及其提供的歷史機遇，在地理位置相毗鄰的港澳與廣東省之間表現得最爲清楚。1980年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已成爲擁有46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成爲國際貿易、金融、航運、旅遊、信息中心，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已從1950年250美元左右提高到1980年的5000多美元，澳門也已達到2020美元。這與廣東省改革開放前1978年人均國民生産總值人民幣367元，工人月工資50元左右的經濟貧困、技術落後之間形成巨大的經濟落差（人均GNP和工人工資相差十幾二十倍)。當時香港、澳門由於工資、地價、房租高，勞動密集型工業已須向外轉移，已有一些港澳廠商前來珠江三角洲洽談“三來一補”業務。香港擁有資金、技術、營銷和管理經驗等方面優勢，但工資、地價、房租高，而廣東省缺乏資金、技術、營銷渠道，管理落後，却有價格低廉的勞力、土地和廠房。所以當對外開放的閘門一經打開，港澳勞動密集型産業的資金、技術、人才便像潮水般涌向珠江三角洲。從1979年至1991年廣東省利用外資總額約150億美元，其中80％是來自港澳廠商。1991年底廣東省註册登記的“三資”企業16000多家，“三來一補”企業20 000多家，其中大部分是從香港、澳門轉移過來的。現在一般認爲，香港製造業已有70％～80％的生産加工工序轉移到廣東。這正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能够領先於全國的最重要條件因素之一。〔據報導，從1978年到2007年，廣東省累計批準外商進來投資項目近14萬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1945億美元。——編者附注〕

　　三、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太平洋時代即將到來

　　在世界經濟貿易發展史上，出現過地中海時代（與當時的傳統農業和木帆船運輸相適應)、大西洋時代（與近代大工業和輪船運輸相適應)。戰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下，世界經濟貿易大發展，特别是海洋運輸技術的巨大進步，遠洋運輸船舶大型化、專業化、現代化，不僅使大量貨物的遠距離運輸成爲可能，而且運輸成本也大大降低（降至陸上鐵路運輸成本的二十分之一以下)。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面積相當於大西洋的2倍、地中海的70倍)不僅不再成爲東西兩岸聯繫的障礙，反而成爲彼此之間運輸成本最低的途徑，成爲彼此經濟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的便利通道，成爲世界資源寶庫。國際分工和社會生産力的發展需要太平洋；太平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另一方面，近代從西歐開始的先進經濟技術地理擴散，主要有兩個方向：向西經過大西洋到達北美大陸，向東經過東歐、中東到遠東。在大西洋時代，向西擴散自然快於向東的擴散，北美先於世界各地趕上並超過西歐成爲世界經濟重心區域，而遠東地區仍處於落後地位。然而經過200多年來的輻射擴散，時至今日，日本、亞洲四小龍已趕上或者接近西歐，美國經濟重心也從大西洋沿岸移向太平洋沿岸，可以説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的地理擴散已從東、西兩個方向匯集於太平洋、匯集於亞太地區。亞洲太平洋沿岸由於原來經濟落後，人口衆多，勞動力多且成本低廉，資源有待開發，加上海上運輸的便利，已成爲當今世界上最好的生産基地——戰後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的主要目的地，從而成爲世界近30年來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東亞與北美之間的貿易額大增。1980年美國（通過太平洋)與亞洲的貿易額（1120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通過大西洋)與歐洲的貿易額（1100億美元)，至1994年前者已等於後者的二倍。世界經濟貿易重心開始從大西洋移向太平洋。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太平洋時代即將到來，已是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這無疑又是爲位於西太平洋沿岸的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

　　總之，世界先進經濟技術地理擴散方向，戰後國際産業結構調整與轉移，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太平洋時代即將到來，這些都爲我國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市場來發展本國經濟提供了歷史機遇。我國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再三强調指出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這是十分現實而又有遠見的。抓住龢利用國際歷史地理背景提供的歷史機遇，正是我國對外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