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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江要打響“海上敦煌”牌
2003929《陽江日報》
潘衛國 鄭榮新 張文兵 蔡成學
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組長、中山大學教授黄偉宗説,敦煌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標誌,而南海Ⅰ號豐富的歷史遺存足以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標誌。9月23日,專家組經過研究,對南海Ⅰ號予以定位:“‘海上敦煌’在陽江”。
“海上敦煌”在陽江
2002年,南海Ⅰ號打撈出南宋時期的4000多件珍貴瓷器,估計整只沉船上可能有8萬多件文物。一夜間,南海Ⅰ號成爲考古界一個舉世矚目的新名詞。
南海Ⅰ號是我國水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瓷器年代最久遠、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古代遠洋貿易等歷史文化信息最豐富的古沉船。其對解開先人留在海洋的脚步之謎,有着毋庸置疑的價值。那麽,如何對南海Ⅰ號進行定位呢?
考古界人士認爲,雖然南海Ⅰ號還在試探性打撈階段,總體打撈明年才開始,但南海Ⅰ號出土的瓷器是目前年代最早、數量最多、最完整的,它擁有南宋時期景德鎮窑係的影青瓷、福建德化窑係的印白瓷、福建建窑係的黑釉瓷和浙江龍泉窑係的青瓷。即使現在的泉州和福建兩個盛産瓷器的地方恐怕也找不到這麽多珍貴的南宋瓷器,可以説,南海Ⅰ號是中國南宋時期瓷器的集中展示地。從出土瓷器的造型不難看出,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標誌。南海Ⅰ號出土的主要是大碗,而且有西化的鑲金瓷器,很大可能是爲外國人定做的。此外,從船艙中發現的蛇頭遺骨,可以找尋到古印度文化的痕迹等。南海Ⅰ號上種種信息表明:其不僅是中國對外貿易中一個窗口,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標誌,對研究中國乃至世界文獻、貿易歷史、航海信息有着重要的意義。
絲綢之路,也就是中國與外國貿易通商之路。古貿易中,中國出口國外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和瓷器。而陸運瓷器容易損壞,意味着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瓷器之路。從南海Ⅰ號出土的文物基本是瓷器看,這正好符合海上絲綢之路的物品特徵。據悉,世界文化組織準備在2005年把海上絲綢之路所有點申請爲一個世界文化遺産。毫無疑問,一旦那日到來,在海上絲綢之路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海Ⅰ號將一步到位成爲世界文化遺産的一部分。
海上絲路文明悠久燦爛
就如敦煌的發現於沙漠絲綢之路的意義,南海Ⅰ號的考古發現以其豐富和燦爛,宣告了“海上敦煌”的誕生。兩千年前中國最早的國際貿易航綫最終有了自己的標誌。
頗有意味的是,兩條絲路分别代表着中華文明的兩個重要支點,即陸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兩條絲路又共同搆成了中國古代與世界聯繫的歷史。因而,人們很難不把兩條絲路相比較一番。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原珠海文聯主席曹何説:“中國絲綢由海路外傳,比陸路持續的時間更長,到達的地區更廣,在歷史上的影響更大。”
同樣是通向西方文明,這兩條道路的開闢都是中國人主動地想與西邊打交道。沙漠絲路真正起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始於公元前的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它起於長安與洛陽,通過陽關和玉門關,分作南北兩道,直入古稱西域的新疆,沿着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越過葱嶺,穿過中亞諸國、西亞的安息和兩河流域,直扺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和北岸的希臘與羅馬。
從時間上海上絲路一樣始於强大而豪邁的漢王朝。據《漢書》記載,公元前111年,合浦郡徐聞縣設置之後,漢武帝爲了宣揚漢王朝的富裕强盛和威德,派船隊携帶黄金絲綢品等,從雷州半島的徐聞渡海遠航。因科技不發達,仍未出現風帆和指南針,故沿北部灣直至越南海岸一路南行,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南部,再轉斯裏蘭卡,然後將沿途交换的物品載回中國。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也稱香料之路和陶瓷之路。在這裏,海上絲路到達了沙漠絲路所没有到達的印度洋。
正如作家馮驥才在《人類的敦煌》一書中所言:地球無法從陸地上打通,只能在海上打通。這便是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沙漠絲綢之路的歷史必然。曹何説,漢唐後,一道嘉峪關將沙漠絲路的歷史中斷。而隨着使用指南針等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絲路不斷地得到擴展。中國古代與世界的交流在元、明、清達到了極盛時期,並達到沙漠絲路無法到達的頂峰。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就是通過海上絲路傳到西方的。同時,把外國特産,如象牙、寶石、香料、經濟作物等傳入中國。
代表這個頂峰的是1405年,鄭和受命於明成祖朱棣,開始他著名的七下西洋的遠海航行。
“在七次航行中,每次都動用200艘大小船隻,分爲寶船、馬船、糧船、座船、戰船,寶船就是貿易船。船上旌旗林立,隨員基衆,七下西洋動用千户以上官員3000人。這種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規模的大行動,顯然是一種國家行爲。”
(《人類的敦煌》)
駱駝换了船隻,鈴聲换了號角,長途艱辛的跋涉换了冒險又浪漫的遠航,空茫枯燥的黄色换了浩瀚流動的藍色。在這個藍色的世界,又是隨心所欲,省時省力,一個船艙遠比一百只駱駝背部的載重量大得多。
曹何説,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貿易爲開端,在中國和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等幾個文明古國之間搭起了橋樑,又把中國、埃及、兩河流域、印度、美洲印加等幾個世界文化的發源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大動脈,它使這些文明經過海上大動脈的互相交流,對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陽江:海上絲路轉運站
在海上絲綢之路站點的查找中,研究者發現一個令人疑惑不解的現象,南海海域一綫,東有泉州,西有徐聞、合浦等重要港口,而居於中間位置的陽江却找不到確鑿證據證明其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係!南海Ⅰ號的成功發掘,使陽江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的歷史作用凸顯;它至少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
國内著名史地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司徒尚紀從文獻記載、語言淵源、歷史遺存等方面對此進行了詳細考證。
首先,從文獻記載看,陽江歷史悠久,《陽江縣誌》載,4000多年前,此地先民就已從事漁農業生産,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開始建縣,唐代建有崗亭,宋代成爲港口,至明清一代,與長江下游、江浙一帶甚至南海外的國家有貿易往來。這在《陳書》等史料中都有記載。查看司徒尚紀主編的《廣東歷史地圖集》,可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多數歷史地圖都少不了標點出陽江,這説明,很長一段時期,陽江是溝通廣州與南路的捷徑。
明末清初,陽江隸屬於肇慶府,即當時的兩廣省會。據考證,西江是當時貨船出海的重要航道,西江向南出海就在陽江。從這個角度看,陽江不僅是海上絲路的中轉港,甚至可能是出口港。
其次,從語言淵源看,除了陽江土話外,還有雷州話、客家方言。這表明陽江跟周邊的海南、閩南江浙很有關係,這些地方和陽江人口流動頻繁。而當時的江浙一帶盛産瓷器,很可能將這些物品通過海陵島轉運出去。
再次,陽江有豐富的海文化遺存。陽東縣東平鎮近海邊建有天後宫、媽祖廟,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這些廟宇和廣州等地南海神廟、大王廟一樣,供奉的是海神,證明附近民俗與廣闊海洋早有“親密接觸”。
歷史記載,鄭和有七次出海遠洋經歷,其中第二次就從廣東出發。這在萬曆三十年《廣東通誌》中有明確記載。但文獻没有記載從何地出發,鄭和下西洋有没有經過陽江呢?前不久,司徒尚紀以省政府參事室事身份到陽東大溝作實地考察參觀三寶山、三寶井,尋找鄭和二下西洋的歷史遺迹。
大溝鎮境内有一個三寶井、一座三寶山、鄭和又稱三保太監。兩者是純粹巧合,或者大有聯繫?司徒尚紀説,語言、地名具有很强的穩定性,以名人命名地點是很自然的事情。馬來西亞有一個三寶隆,就是因爲鄭和經過而得名。“保”與“寶”同音,可能因爲口耳相傳而導致字形相异。這點似乎可爲陽東在海運中的重要地位提供旁证。
這只是一個方面。從地理位置來看,三寶山、三寶井位於大溝鎮,離海岸綫6公里。從地理學角度研究發現,陽江大溝等沿海陸地,有逐漸抬昇的趨勢,現在大溝的部分陸地,千百年前也許被海水淹没。大溝附近的北津港明清以來就是重要港口,可以大膽假設,鄭和率領的出海船舶,就在這一帶駐紮。
還可以舉出更多支持鄭和第二次下西洋經過陽江的論據,如《簡明廣東史》記載,陽江在明代是省七個造船中心之一;明洪武年間,就開始有了海防城。司徒尚紀分析説,正是通過海上運輸,當時廣東一帶的糧食運到福建,再將福建的陶瓷運回廣東。路綫是從江西,經贛江、南雄等一綫經過水路到陽江。直到1936年粤漢鐵路打通,這條海上運輸專綫的作用才逐漸削弱。
司徒尚紀説,以前專家學者在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時没有發現轉運港,要麽是始發港,要麽是停泊港。種種迹象表明,陽江應當在海上絲綢之路數千年曆史長河中産生作用。上述證據都給予了支持,但不足以定論,南海Ⅰ號沉船文物的面世,提供了最有説服力的實物證據:陽江應該是一個轉運港,或言是一個出口港。
打響“海上敦煌”牌
南海Ⅰ號使陽江一夜之間擁有“海上敦煌”,這“海上敦煌”於陽江又有什麽意義呢?
綜合衆專家的意見:“海上敦煌”是一個文化的,同時又是經濟的、世界的品牌,它使陽江一步到位成爲世界文化遺産的擁有者。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獨一無二的,排他的,對於陽江來説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隨着宣傳的不斷深入,可以預見,以後只要人們一説到“敦煌”二字,就會想起兩個地方,一個是甘肅的陸上敦煌,一個就是“海上敦煌”陽江;人們一提到陽江,就會想到“海上敦煌”,想到海上絲綢貿易,想到南海Ⅰ號古沉船,想到那些價值連城的古代瓷器。“海上敦煌”抑或南海Ⅰ號,將成爲讓世界瞭解陽江,讓陽江走向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載體。這對提高陽江的知名度,促進陽江的旅遊和經濟的發展,促進陽江文化建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海上敦煌”是一個一打就響的世界性的品牌。但如果不打,它當然不會自己就響,如何“打”,顯得十分重要。以黄偉宗爲主的專家們提出的總體目標是“四做”,即把南海Ⅰ號做大、做威、做快、做長。意思是説,要通過各方面的努力,打響“海上敦煌”這個品牌。
“四做”的内涵是十分豐富的,我們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譚元亨:“海上敦煌”給我們多方面的啓示,我們可以設想建設一個“‘海上敦煌’城”,這裏的“海上敦煌”不僅限於一個博物館,而是把海陵島建成一個“‘海上敦煌’城”,將整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物態的精華資料,包括沉船的一些儀器和船隻等,以海陵島爲重心,擴大到廣東的海上遺産,變成一個大的“海上敦煌”。這完全有可能,因爲陽江在廣東省來説,經濟並不算太差。做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産業,我們不應局限於這條船,這條船還可以挖掘出許多文章出來。“海上敦煌”是一個帶有海文化色彩的、多元化的、系列的建築,應該做足,做大,做出氣派。
省文史館館員、省一級作家洪三泰:作爲一個文化研究者,一個作家,面對南海Ⅰ號,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産生這樣那樣的遐想。通過在陽江的實地考察,我們已經做好了打算,以南海Ⅰ號爲題材,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寫一部全息性的反映關於南海Ⅰ號涉及到的歷史,並以此爲素材,拍一部電視片,再現千年前的輝煌,以之作爲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獻禮。
專家們的遐想給我們什麽樣的啓迪呢?
陽江雖然是“海上敦煌”的擁有者,但要想打響“海上敦煌”牌,好好利用“海上敦煌”效應帶動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專家們提出,首先,宣傳的功夫要做足。没有有計劃的、多方位的宣傳,南海Ⅰ號仍然沉於海底,“海上敦煌”形不成效應,擁有寶藏而不受其益。其次,要創造條件促南海Ⅰ號盡快打撈,擁有寶貝就要充分利用好寶貝,南海Ⅰ號現在還沉睡在海里,一天不打撈出來,它一天就睡着不醒。三要加强對南海Ⅰ號的保護工作,現在的科技十分發達,要吸取百年前陸上“敦煌”被偷竊盗運的教訓,特别警惕是否有人在打南海Ⅰ號的壞主意。四要加快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立項建設的步伐,做好出水文物的保護、收藏、展覽等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