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510《中國海洋報》

　　徐志良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有關海洋文化的定義也多達上百種，至今還没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有人認爲：海洋文化是人類文明的源頭之一，是人類擁有和創造的物質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人認爲：海洋文化是一種泛文化意義和文化現象，是海洋生態環境所提供的對人們生活、生産、價值觀念、性格、習俗的物質的、精神的總體文化現象和表現。西方學者認爲：古希臘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頭。 

　　中國是一個瀕海的國家，有18000公里的海岸綫和14000多公里的島岸綫。早在舊石器時代，我國沿海的勞動人民就開始與海洋打交道，過着拾貝抓魚的漁獵生活。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我國沿海的勞動人民就發明瞭風帆、舵、槳，開始駕舟出海。春秋戰國時代，海洋開發已上昇爲國家意識。韓非子有“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的名言。到了秦皇漢武時代，中國古代的航海技術已經可以遠涉重洋了。然而，自稱對中國的文明有深入研究的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却對中國的海洋文明下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他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提出：中國“並没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響於他們的文化”。由於黑格爾在學術上的崇高地位，200多年來，這一判斷一直影響着國際文化學界和文化史學界，使燦爛的東方海洋文化，被鎖在歷史的深宫裏不爲人識。 

　　爲了探求中國海洋文化在其世界和中國整體文化中的歷史地位，當代許多學者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宋正海研究員早於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研究海洋文化，他從自然科學史和一個海邊出生的人的獨特視角感知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的存在，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德國哲學巨擘黑格爾200年前對中國海洋文明的論斷進行了否定，並於1978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第四届國際海洋學史會議上，發表了《中國傳統海洋學史的形成和發展》一文，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强烈反響。1992年，宋正海又率先在《中國海洋報》著文，提出中國海洋文化的農業性觀點。在其《東方藍色文化》一書中他認爲：“世界海洋文化並非只西方的一個模式，中國古代還有另外一種重要模式。并且可這樣説，如果把西方的海洋文化稱做海洋商業文化，那末中國古代海洋文化應爲海洋農業文化，兩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 

　　厦門大學歷史係教授楊國楨也是國内較早開展海洋文化研究的學者。他認爲：“中華民族的形成，經歷過農業部族和海洋部族争勝融合的過程，中華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發展的傳統。在以傳統農業文明爲基礎的王朝體系形成之後，沿海地區仍然繼承了海洋發展的地方特色。在漢族中原移民開發南方的過程中，强盛的農業文明，吸收涵化了當地海洋發展的傳統，創造了與北方傳統社會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 

　　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的歐初、丁希凌、祁烽、張磊、張榮芳、林康裕、薑永興等人早於20世紀90年代初就對嶺南文化的海洋特性進行了研究，並組織了兩廣地區的文化、歷史、哲學等方面的專家進行研討，獲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他們認爲，嶺南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的發祥地，古百越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嶺南地區的海洋文化積澱，對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發展貿易等有着重要的影響。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黄偉宗從流域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於1999年發起並成立了珠江文化研究會。他認爲，珠江文化就是中國的海洋文化，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一起並稱爲三大文化源流。 

　　海洋文化個性東西方無本質不同

　　中國的海洋文化有没有自己的個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北方學者宋正海在其《東方藍色文化》一書中認爲：“藍色文化在東方和西方的表現是不同的，作爲東方藍色文化重要代表的中國古代海洋文化確實與西方傳統的海洋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國海洋文化有着鮮明的農業性，其基本内涵是‘以海爲田’。”中國海洋文化的農業性傳統使沿海的農業經濟在多數時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也使海洋漁獵、海水養殖、海水鹽業及水産品的粗加工業在沿海經濟中占了極大比重，也是當地從業人口最多的行業。但由於受到中原農業文化的影響和抑制，海洋的商業性没有得到張揚，歷代統治者都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拓展。 

　　南方學者、華南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譚元亨教授認爲：以江浙海洋文化發展爲例的北方學者逥避了（中國）海洋文化的商業性特質。他不贊成把海洋文化劃爲兩種，另劃出一個“海洋農業文化”來；海洋貿易本來就是與商業文化無法割裂開來的。他認爲，廣府文化（北回歸綫以南珠江流域及兩廣沿海），具有鮮明的商業性慕利性，有向海外拓展乃至殖民的特徵，有開放和兼容的胸襟，有2000年長盛不衰的海外貿易等等，這是中國最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態。南北兩位學者就中國海洋文化的個性上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筆者認爲：中國的海洋文化，從其本質來看，仍然具有與西方海洋文化相同的特徵，只是在其文化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依據主流文化影響的强弱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已。因爲西方的海洋與中國的海洋在其自然屬性上都是開放的，海洋的資源都是流動的，從事海洋資源開發的工具都是共性的。人類向海洋發展的力度和廣度，取决於所在歷史時期個體或集體對資源、利益、財富乃至安全的依賴程度，同時也要依據技術條件和自然環境。 

　　中國的海洋文化爲什麽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與西方不同的農業性，是因爲中國的海岸多平原，也很肥沃，適合於種植，比造船、漁獵和貿易來得直接、穩當，技術和習慣上又得到中原農業文明的滋養，没有很大的生活壓力要走向海洋謀生。而地中海沿岸一般多山地，不適合種植，環境逼得那裏的人們走向貿易，這也是不争的事實。現在因爲受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中國海邊那點平地再也生不出“花”了，養活不了日益增長的人口了，就不得不建港口、挖魚池、搞臨海工業、溝通物流、發展貿易，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慕利性顯露出來了。這和地理學派關於“土地饒脊使人勤勉”的道理是一樣的。這也説明，即使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形成了某種文化個性，隨着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的改變，也是可以得到改變的。 

　　另一方面，同一時期不同的區域其文化的個性表現也是不同的。江蘇、浙江、福建一帶沿海，受中原文化影響大，雖然歷史上也有發達的航海業、造船業，却没有相應的、較普及的、持久的航海貿易。而廣州因爲地處嶺南，山高皇帝遠，中原文化影響小，航海貿易一直長盛不衰。這也是有些學者一直認爲廣州有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態的理由。 

　　其三，東西方海洋文化在其交流的過程中，是經過了對峙、碰撞、兼容、再生的過程的。越是交流頻繁，相互兼容的東西越多，相互補益就越大，其文化就愈有活力。這一點東西方也是没有本質區别的。老牌的海洋國家在其全盛時期也是文化交流最頻繁、最充分的時期，不論是以傳教的方式還是以鐵甲兵艦的方式。元代生長在福建泉州的汪大淵，因爲從小接受了海外文化的影響，成爲我國最偉大的民間航海家。孫中山推翻帝制、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無一不是在東西方文化的强烈對峙、碰撞、兼容中獲得再生的産物。開放和交流是東西方海洋文化發展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優秀的特徵。 

　　什麽才是中國人走向海洋的文化精神 

　　研究海洋文化，並不是爲研究而研究，它是需要與現實社會緊密相聯的。在接觸、學習中國海洋文化現有史料以及思考和研究它的實踐價值的幾年中，我們領略到倡導海洋文化對於改革開放和WTO國際環境下的中國的現實意義和積極作用。中國的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占了國家GDP的60%，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新興的海洋産業和臨海工業，是中國最優良的資産集群。廣闊的、相當於陸地國土1/3的管轄海域藴藏着可養活1億人口的蛋白質和無以窮盡的資源與能源，臺灣、香港、澳門、海南及南海諸島每年正産生着相當於半個中國大陸的GDP。海洋的現實存在和潜在的資源儲量無疑正提昇着它的文化意義。中國的海洋文化發展，再也由不得黑格爾的武斷了，也由不得一統的中國大陸文化或者黄河文化的輕視和排擠了。存在决定意識，那麽中國就應該有了向海洋發展的文化意識和價值趨同，就應該有了從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到思想文化建設各個發展層面都具備的文明鏈條，就應該解答或回答一些社會問題了。 

　　西方海洋文化（即地中海文化）也是以水爲介質，以海灣、海島爲依託，通過數千年的蓄積和交流而産生的一種文化形態。中國海岸和海灣、河流入海口及島嶼對中國海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也不是一種純水（海）的文化。它既具水（海）的無形無色、無孔不入的活力和隨機性，又具海灣、河口地區的内聚性和恒常性；既具有“流水不腐，户樞不蠹”向海外流動的發展意識，又有海灣、海島似的成伙成團，自成體系的歸根情結，這是海和灣共鑄的文化形態。 

　　中國海洋文化以水（海）和灣作爲自然象徵，那它産生的是怎樣的文化精神呢？ 

　　人海一體、利義並取，齊家愛國，活學活用，見縫插針，抱團守成。這就是我們中國海洋文化在當代發展中體現的主要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多數不是靠大陸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支撑的，而是靠海洋中的利益趨動來支撑的。認識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瞭解處在海洋文化精神支配下的海邊人或海島人遵循的是何種價值觀念，怎樣對待政策、法律和規則，怎樣處理人與海洋、人與陸地之間，人與人及家庭家族和只之間的關係，怎樣應變社會和自然環境等等。 

　　認識到有海洋文化背景的人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形態，有助於在新時期搆築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相結合的新的大中華文化價值觀，有助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WTO環境下建立和完善適合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市場經濟規則，有助於剔除和抑制在不規範、不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則下出現的走私、偷税、造假、虚開增值税及坑、蒙、拐、騙等社會頑疾的産生，有助於有傳統文化背景的中國人如何與有海洋文化背景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打交道、做生意、進行合作。這就是我們，也是無數中國人在走向海洋，建設海洋强國的行動中需要探索和尋找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