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28《甘肅日報》

　　徐愛龍

　　在毫無懸念之中，南海Ⅰ號南宋古沉船於12月22日11時30分左右緩緩浮出水面，海底800多年的沉澱，讓它的上浮顯得分量十足。霧氣氤氲的廣東陽江打撈海域在那一刻成爲世界關注的焦點。近百家媒體從四方雲集，記者也有幸在“海巡31”巡邏艇上目睹了古沉船出水的全過程。30多艘船隻在“華天輪”1海里見方星羅棋佈，製造了一種莊嚴的儀式感。從早上10時15分鳴笛和鞭砲聲響起，歷經1小時15分鐘，一個巨大的沉箱將5噸重的古沉船和800多年前的歷史從深海緩緩托起。       

　　這艘古沉船裝載着數以萬計的文物，其中多數可定爲一級、二級文物，總量與一級文物數量均接近一個省級博物館的藏品，其中瓷器尤衆，分屬浙江龍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鎮等南宋幾大著名窑係的外銷瓷器，造型獨特，工藝精美，絶大多數文物完好無損，嶄然如新。整艘船文物預計超過6萬件，有專家稱其價值超千億美元。但可看到的黄金白銀式的價值其實遠不能和它所藴含的歷史文化價值相提並論。穿越800年時光塵埃，這艘木質堅硬如新，敲起來鐺鐺響的古沉船的歷史痕迹似乎還清晰依然。令許多史學家所興奮的是：對南海Ⅰ號水下文物資源的勘探和發掘，可以復原和填補與古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連的一段歷史空白。 

　　最終入住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水晶宫”的南海Ⅰ號將專門供人們觀賞。通過透明的防護墻，人們可以看見水下考古工作者潜水挖掘打撈文物示範表演，神秘的海底寶庫將一點一滴地呈現於遊客眼前，而更多的圖景也將從此一一展現。南海Ⅰ號的命名人俞偉超説過這樣一句話：“這是國内發現的第一個沉船遺址，它意味着一個開始。”的確，一切才剛剛開始。“海上敦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概念和南海Ⅰ號的研究方向也隨着南海Ⅰ號的浮現而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和討論。 

　　 借重敦煌顯學播揚“海洋文化”

　　2003年，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負責人、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黄偉宗率隊考察南海Ⅰ號出土文物時題下了“‘海上敦煌’在陽江”，中山大學教授司徒尚紀則揮毫寫下“壯哉陽江，‘海上敦煌’。”從此“海上敦煌”這一概念就被人們所熟知。黄偉宗給出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南海Ⅰ號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遠，文物最多，内涵最豐富，基於這4個“第一”並從絲綢之路的範疇出發，才有此一説。 

　　“絶對没有貶低敦煌的意思。”黄偉宗對記者開門見山地説，“‘敦煌’兩個字，既是一個特定的地域名詞，也可以視爲一個象徵性的形容詞或者是名詞。‘敦者厚也，煌者亮也。’敦煌學已經有了很深厚的文化積澱，是一門顯學。我們將南海Ⅰ號比喻爲‘海上敦煌’，一方面是對敦煌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是想借重敦煌的影響力來更好地傳播海洋文化。” 

　　“甘肅的敦煌像一個衝擊波的核心，輻射360度，衝擊到南海邊上了。”在中山大學地理環境與規劃學院的辦公室裏，中山大學教授司徒尚紀笑着對記者説道。司徒尚紀表示，陸上絲綢之路有甘肅敦煌這個窗口，但是海上絲綢之路没有一個直接可以反映和代表其内涵的實體文物、景點或者説窗口，都是一些零碎的東西，比如港口、海神廟、貿易的商品之類，南海Ⅰ號出水後就有了這個代表性，“海上敦煌”的説法可以解讀爲中國海洋文化之窗，使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形成相互的對應。

　　不一樣的“絲路”不一樣的記憶

　　19世紀德國科學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了“陸上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後來人們在他的一張地圖上發現了海上絲綢之路幾個字，他成爲了最早提出兩條絲綢之路這一説法的人。有史料記載，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運通與張騫通西域幾乎同步。但是沿着我省河西走廊蜿蜒至中亞乃至歐洲的這條路似乎更爲人們所廣泛熟知。當駝鈴聲在西北的一隅響徹天空時，熱熱鬧鬧的海上貿易却被大海的濤聲所湮没。使得黑格爾武斷地説出，盡管中國靠海，盡管中國古代可能有着發達的遠航，但“並没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響他們的文化。”就像甘肅人曾經發現敦煌一樣，廣東人對於南海Ⅰ號的浮現也無比的欣喜。司徒尚紀認爲古沉船的發現不僅有力地駁斥了黑格爾的觀點，而且具有標杆意義，它充分地説明海上絲綢之路在南宋盛極一時。 

　　對於兩條“絲路”，人們很容易陷入簡單的比較，在司徒尚紀看來，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其實有着不同的分工，首先貨物結構不同，由於陸上絲路交通工具主要是駱駝，有限的承載量使得絲綢茶葉這些比較輕便的東西成爲了主要貨物。從古沉船上所挖掘出的幾千件物品幾乎都是瓷器和鐵器，可以看出這些較重的貨物是通過海洋運送的，運送交易的目的地也是各有不同。另一個差别則體現在時間的連貫性上，黄偉宗認爲海上絲綢之路持續的時間更爲完整，因爲陸上絲綢之路經過新疆，西域，到中亞，歐洲那邊，西域一代的國家和地區與當時中國的關係時斷時續，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因素造成陸上絲路的中斷，還有一個自然的原因即沙漠化。而海上的絲路雖然在明清時期出現過海禁，但是民間的海上貿易和交往一直没有停止過。尤其是在宋代，海上絲綢之路在歷史上第一次取代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統治地位。西北絲綢之路被西夏政權切斷，南海絲路的地位則進一步的上昇，宋高宗組建艦隊，改善港口，還在海岸綫上每隔30裏建立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中國進入海外貿易的黄金時代。司徒尚紀曾在自己的專著裏引用楊萬裏的一句詩來證明當時廣州隨處可見的遠洋商船：“須臾滿服賈胡船，萬頃一碧波粘無。” 

　　另一個新的課題也正在被他們所關注，那就是兩條“絲路”在歷史上的對接關係，“它們有各自獨立的一面，但並不意味着是截然分開的，有些記憶可能會重合。”司徒尚紀説道，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在古代一起共同成爲連接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橋樑。 

　　古沉船熱之後的文化圖景敦煌發現已經百年有餘，百年間敦煌學的熱潮從未消退過，與之相應的是陸上絲綢之路文化的深刻挖掘和廣泛傳播。這一切似乎將在南海Ⅰ號上再次展現。 

　　“在南澳島附近的汕頭海域發現的‘南海二號’也必將會再一次引起不小的轟動，不過目前還没有挖掘打撈。預估南海共有2000餘艘沉船。”司徒尚紀給記者報料的同時特别强調，南海Ⅰ號驚世浮現之後，吸引了很多人的興趣，南海Ⅰ號熱的持續和以後陸續發現的古沉船將開啓海洋文化的全面研究。以南海Ⅰ號爲研究對象和實體的學科將陸續涌現出來：海洋學、海洋工程學、水下考古學、造船史、海洋交通、海洋經濟史、海洋交通、文化史、外交史、陶瓷史、宗教史、風俗學等等。 

　　黄偉宗更是把南海Ⅰ號的出水看成既是學術性事件，又是社會性事件。他和司徒尚紀在南海Ⅰ號今後研究方向的認識上保持了一致。黄偉宗認爲古沉船能保持800年的疑問無疑要交給自然科學去解釋。宋代中國海外交通、瓷器生産情况怎樣，牽涉到當時社會的經濟學、陶瓷生産學等等，這些既是自然科學，又是社會科學。而諸如南宋當時的認識不是用了指南針一類的儀器，或者靠觀察天象、水流來保持大海中的航行，以及這次打撈製造華天龍、沉井、建設水晶宫的工藝，都涉及到科學技術。黄偉宗相信，南海Ⅰ號在學術研究上的發展，將和敦煌一樣，開啓自己的“‘海上敦煌’學”或者南海Ⅰ號學，成爲綜合性、多學科、多元化、多層次的科學。此外，申報世界遺産，開發旅遊都將是南海Ⅰ號熱之後逐漸展開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