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是個語言現象複雜的省份。全國七大漢語方言，廣東就有其三：粵、客、閩；而且粵、客兩大方言的代表都在廣東。除三大方言之外，還有一些歸屬尚未確定的地方土話（僅韶州土話就有十多種）以及多種少數民族語言。這種語言現象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本文僅從粵語區的語言演變史，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作一些考證。
　　
　　從古百越語言看嶺南土著與海外的交往
　　
　　現通行于廣東境內的漢語方言，是秦朝之後漢族移民傳入的。在此之前，廣東境內居住的是土著民族，統稱“百越”。“百越”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其中“百”指人或族，“越”指水或海。“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當時廣東境內有“灌兜”、“縛羅”、“陽禺”、“西甌”、“伯慮”等多個土著部落，他們多聚居于海邊或江邊。這些土著部落所通行的是什麽語言？我們從嶺南的一些地名可以窺見其面目。以粵西爲例，鄉鎮以下的一些地名中有“那”、“羅”、“六”之類的冠詞，如“那朗”（陽江）、“那龍”（陽春）、“那霍”（電白）、“那梭”（遂溪）中的“那”；“羅林”（信宜）、“羅鏡”（羅定）、“羅花”（德慶）、“羅朗”（開平）中的“羅”；“六賀”（信宜）、“六建”（封開）、“六振”（容縣）中的“六”。這些字，用漢語方言無法解釋，而在侗台語中可以找出它們的所指：“那”就是田，“羅”就是山地，“六”就是山沖。由此可見，古百越語與現在的侗台語有著親緣關係，而侗台語與“南島語”同出一源。據人類學家容觀瓊先生考證，百越族體的先民在新石器中晚期與南太平洋島嶼上一些說“南島語”的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淵源。他認爲：“這些成果無疑地支持了考古學家彼得·貝爾伍德關于原始南島語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國大陸海岸地區然後分階段向東南亞海外擴展的假說。”
　　
　　彼得·貝爾伍德這一假說是否成立，這裏暫不討論。但古百越語言與“南島語”的親緣關係是已經得到公認的。“南島語”是德國學者施密特對太平洋南部島嶼諸國語言的統稱，包括印度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等4個語族數百種語言。在他之前，洪森堡稱之爲“馬來—波利尼西亞語”。這一語系屬于粘著型語言，以詞根加上附加成分與詞根的重叠爲構詞和構形的主要手段。以使用人數最多的印度尼西亞語族爲例，人名、方位名詞和普通名詞分別加不同的冠詞；動詞有態、時、體、式等語法範疇；形容詞有“級”，分爲同等級、不等級、最高級；代詞有人稱、數、格等語法範疇，還有親屬式和社交式的區別；這些語法範疇都通過附加成分、詞根重叠或助詞來表示。這一語系在語序上還有一個特點，是修飾語（定語、狀語）置于中心語之後。上述“百越”一語以及許多地名正是如此。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文化的載體。古百越語言與南島語系其他語言的親緣關係，說明嶺南土著自古以來就跟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各島嶼有著較爲密切的交往。這就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從粵語的起源看“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從上述可知：古百越語屬于粘著型語言，而漢語屬于孤立型語言，因此，兩者之間沒有親緣關係。現在通行于廣東的漢語方言，是來自中原等地的漢族移民傳入，伴隨漢文化的傳播而形成的。
　　
　　秦滅楚之後，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甌”即桂江、賀江和西江交匯處一帶遇到頑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甌”土著善水戰，屢敗秦軍，殺其統帥屠睢。爲了保證大軍的增援以及糧草的運送，秦軍在湘江與桂江上游之間開鑿靈渠，形成一條“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軍基本占領“百越”之地，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幷徵發原六國的逃亡者以及贅婿、賈人爲“墾卒”，遷至嶺南。爲便于對嶺南的控制以及遷徙的順利進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又在瀟水與賀江上游之間的富川修通一條新道。此後，“湘桂水道”和“瀟賀之道”便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兩條主要通道。由這兩條通道進入嶺南的“墾卒”，便是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漢族移民，他們首先將中原的文化和語言傳入廣東。
　　
　　秦末，中原戰亂，南海郡尉趙佗趁機幷吞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西漢元鼎六年（前111）滅南越國，將嶺南分爲九郡（後改爲七郡），又設“交趾刺史部”監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贏婁（今屬越南），不久便遷至蒼梧郡郡治廣信（今廣東封開縣及廣西梧州市一部分）。廣信處于桂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灕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征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有的被殺，有的逃散，于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從西漢起，廣信聚集了一批從中原遷來的文人，著名經學家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兩人都潜心研究《春秋》、《左傳》，分別著有《陳氏春秋》和《左氏异同》。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在廣信講學，傳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漢文化。東漢末年一度在嶺南“董督七郡”的士燮，其祖先是王莽亂世之時從山東汶陽遷到廣信的。士燮著有《春秋經注》、《公羊傳注》、《谷梁傳注》，他擔任交趾郡太守40多年，政績顯著，當時中原先有黃巾起義，後有軍閥混戰，中原不少文人爲避亂幷慕其名前來依附。其中有濰坊人劉熙，沛郡人薛宗，汝南人程秉及許靖、許邵兄弟等。他們來往于交趾、廣信等地，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漢語由于從龍山文化時期即堯舜時期開始經歷一個“夏語化”的過程，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夏語原産地——秦晋爲標準音的“雅言”，幷擁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紀錄符號——漢字；同時，作爲一種較爲先進的文化的載體和文明程度較高的征服者的交際工具，其强勢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文人學者在傳播中原漢文化時所使用的，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作爲中原標準語言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嶺南土著在逐步接受漢文化、學習漢字之時，來自中原的“雅言” 也就作爲他們的第二語言而逐步在這一帶流行開來。同時，“入鄉隨俗”的漢族移民也從百越文化中吸收了不少東西，例如西江一帶土著拜龍母的習俗，至今仍然流傳下來。作爲其載體的古百越語中一些因素，也爲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東漢之後，中原屢經戰亂，幷一度受北方游牧民族統治，那裏的漢語受北方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而同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逐步拉開距離。與此同時，嶺南漢族移民不僅大量增加，而且和當地土著的不斷融合，從而促進了漢文化和百越文化的融合。已吸收百越語言某些因素的漢族移民語言經歷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演變成今天的粵語。
　　
　　有些學者在論述粵語吸收古百越語的因素時，總是將注意力集中于粵語與侗台語的某些通用詞。其實這種情况，不僅存在于粵語，同樣存在于廣東的客家話以及其他漢語方言，因此不足爲據。值得重視的是，今天的粵語仍然存留著一些粘著型語言因素，這種情况在粵西一帶尤爲突出。筆者調查過信宜的粵語，發現其名詞有“大稱”和“小稱”之區分，動詞有“長時體”和“短時體”之區分，形容詞有“輕級”和“重級”之區分，其“稱”、“體”和“級”通過“變音”、“重叠”、“綴加”來表示。其中“變音”是將該音節的聲調念成特高而上揚，具體說，調頭是本調的調頭，調尾特高，比五度標調法的最高調值還要高（筆者標爲X）。同時，所有單韵母和入聲韵母都變爲相對應的鼻音韵母。例如“山［san］”，調值爲53表示“大山”，調值爲5X則表示“小山包”。又如“圓［yn］”，本調是23；如果重叠成“圓圓［ynyn］”，且後一個音節調值變爲2X，便表示“有點兒圓”或“不太圓”（詳見筆者《信宜方言志》）這些顯然屬于粘著型語言的因素，在包括漢語大部分方言在內的孤立型語言中是找不到的。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一書中說：“從晚近調查紀錄的三亞回輝話看，大陸上的南島語因受漢藏語系的影響，詞彙音節脫落，而用聲調補償是普遍現象。”信宜粵語的“變音”也屬“聲調補償”現象，系古百越語因素爲粵語所吸收的見證之一。
　　
　　從粵語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原漢族移民如何與嶺南土著融合，來自中原的漢文化如何吸收古百越文化而逐步形成具有開放特色的珠江文化。古百越與海外的各種交往不僅沒有隨著漢族移民的進入而中斷，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發展成爲一條貿易通道——“海上絲綢之路”。
　　
　　同時，由于這一融合首先發生于西江中游即兩廣交界，而作爲兩廣交界主要港口的徐聞、合浦，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爲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早期始發港。
　　
　　從粵語中心的東移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粵語在西江中部形成其雛形後，便借西江而向東西擴展。
　　
　　番禺，原是南越國的首府，南方最大的港口。但在趙佗建立南越國時，這一帶仍是百越土著的天下。趙佗所任用的官員，從丞相以下全是百越土著。就連趙佗本人，也得采用百越的服飾和生活習俗，講百越語言。南越國覆滅後，原先定居于西江中部的一些漢族移民逐漸沿江而下，已經吸收了百越語言一些因素的粵語逐漸通行于這一帶。東漢末年，孫權派遣的將領步騭大軍在士燮的支持下，擊敗劉表任命的蒼梧郡守吳巨，占領了廣信。接著，又攻占幷駐扎于番禺。到東吳永安七年（264年），將原屬交州的南海、蒼梧、郁林、合浦四郡劃出，增設廣州，州治番禺。粵語的中心開始沿西江——珠江向番禺一帶轉移。
　　
　　晋朝之後，中原“五胡亂華”，大批漢人南遷。由于全國漢人的中心已經向東南方轉移，進入嶺南的漢族移民多數不再走湘桂水路，而取道粵贛邊境的大庾嶺。例如南梁太子蕭統，就是從這條路進入嶺南而到達始興的。他曾經到南雄珠璣巷爲老百姓治病，最後積勞成疾而去世。現在珠璣巷的中門樓還供奉著他的塑像，稱爲“太子菩薩”。及至唐開元四年（716年），當時任“內供奉”的嶺南人張九齡有感于大庾嶺通道之崎嶇難行，召集民伕開鑿了梅關新道。此後，梅關—珠璣巷成爲中原漢人進入嶺南的主要通道，珠江三角洲成爲嶺南漢族移民的中心，也就成爲粵語的中心。
　　
　　由于粵語從其形成到中心的轉移都是憑藉西江—珠江，因此，它帶有十分濃厚的“水文化”特色。從詞彙看，粵語中帶“水”字的詞語特別多，如稱路程爲“水路”，稱路費爲“水脚”，稱心意爲“心水”，稱眼力爲“眼水”，稱通信息爲“通水”，稱美麗爲“威水”，稱能幹爲“嚦水”，稱機靈爲“靈水”，稱注意爲“醒水”，稱蒼老爲“老水”，稱幼嫩爲“嫩水”，甚至將錢稱爲“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另外，從今天粵語內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與水的密切關係。一些學者曾將粵語的次方言按行政區域劃分爲廣府、勾漏、高陽、吳化等幾個片，這是缺乏依據的。其中“勾漏片”指西江中游的梧州、封開一帶，這正是粵語的發祥地和早期的中心，後來這個中心沿西江—珠江轉移到了廣州，兩地的粵語仍然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硬將兩地粵語分爲“廣府”、“勾漏”兩個不同的“片”，實不可取。筆者和葉國泉先生合作的《粵語源流考》（《語言研究》1995.1）一文中，將其劃分爲三大層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從梧州、封開到香港、澳門，爲第一層次，這是粵語的主體。其語音與廣州話差异不大，語言交際基本上暢通無阻。第二層次是珠江—西江流域的周邊地區，包括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以及粵西走廊的雲浮、新興、羅定、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廉江，還包括桂東的玉林一帶。其粵語次方言與廣州話有一些差异，但仍然可以通話。第三層次是非珠江—西江流域的粵語區，與廣州話差异較大，各地之間也差异較大，雖同屬粵語，彼此之間却基本不能通話。總而言之，凡是靠近西江—珠江的地區，其粵語次方言就比較接近廣州話；距離西江—珠江越遠，其粵語次方言就與廣州話有著較大的差异。
　　
　　從粵語中心由廣信向番禺轉移的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西江—珠江這條“母親河”的作用，可以看到粵語所承載的珠江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海洋。廣州（番禺）之所以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幷且兩千年不衰，無疑是有其堅實的文化基礎的。
　　
　　語言現象是一種文化現象。從古百越文化到以後形成的珠江文化都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無疑是“海上絲綢之路”之所以形成于嶺南且兩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幷開發“海上絲綢之路”這一寶貴文化遺産，繼承幷發揚珠江文化開放性的優良傳統，對于今天的改革開放，對于加入WTO後的現代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