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文化？對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多種答案。而在漢語中，“文化”一詞的“文”，本義爲紋理，引申爲文辭，也就是語言（例如呂叔湘先生的一本語法學著作就叫《中國文法要略》）。文化，就是“以語言教化”。當然這未必是對文化最科學的解釋，但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語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大量事實證明，語言不僅僅是“人類交際的重要工具”，而且全面地反映一個民族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的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一個民族的語言如此，作爲一個地域的方言也是如此。漢語有七大方言，它們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蘊涵深厚的文化積澱。廣東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分爲三大組成部分：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據的其實就是境內三大漢語方言。粵語不僅是廣府地區人民的母語，而且是廣東和整個嶺南地區最大的漢語方言，它不僅蘊藏著廣府地區的傳統文化，而且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離開了粵語，廣府乃至嶺南地區許多文化品種便不復存在。因此，在建設文化大省的過程中，應當研究和弘揚粵語文化。
　　
　　                           從漢民族共同語的沿革談起
　　
　　相傳黃帝部落的史官倉頡創制了漢字。這套漢字與西方文字的最大區別，是依據東方“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不是單純的“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脫離了語言羈絆的、能够控制語言的文字系統”。（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隨著漢字的産生，漢語便形成了與口語相輔相成的書面語。當口語交際發生障礙時，操不同方言的人便不約而同地借助于書面語。而書面語的作用一旦得到公認，人們便會想方設法爲其漢字“正音”，即確定一種公認的標準讀音。這種標準讀音一經推廣，書面語便成爲部落的共同語。
　　
　　漢語最早的書面語和共同語稱爲“雅言”。它形成于西周，以其國都王畿一帶的方言即“夏語”爲基礎。春秋戰國，諸侯割據，雅言成爲各諸侯國之間往來的官方語言，如果官員不會說或者說不好雅言，出使時就必須帶會講標準雅言的“象胥”（翻譯）。不僅官方交往如此，當時文人講學也都使用雅言。孔子就對學生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他日常使用魯語，而誦詩書和參加祭祀時則用雅言。教育的發展促進了雅言的推廣，使它逐步成爲社會各界交際的共同語。
　　
　　漢朝，揚雄著《方言》，將非地區性的普通詞語稱爲“通語”。有的語言學者以爲“通語”就是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其實它只是就詞彙方面而言，跟音系沒有關係；同時，揚雄將幾個地區內都使用的詞語也稱爲“通語”。可見“通語”幷非當時民族共同語的名稱，當時的民族共同語仍然是雅言。到了東漢時期，政治經濟中心由長安轉移到洛陽，朝廷和文人都以河洛雅言爲標準音。爲了跟長安音區別，人們稱之爲“洛生咏”。
　　
　　東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這一帶的漢語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變化。尤其是北魏時期，孝文帝遷都洛陽，鼓勵鮮卑人學習漢語，中原漢語融入了不少鮮卑語的成分。與此同時，大批士人南遷，東晋和宋、齊、梁、陳的京師金陵（南京）成爲他們的活動中心，其語言沿襲河洛雅言，稱爲“士音”；當地原居民的語言稱爲“庶音”或“吳音”。隋朝，南北統一，但兩地士音差异不小。開皇初年，劉臻、顔之推等八位學者有感于此，經過討論確定審音原則，由陸法言執筆，編寫出我國第一本音韵學著作——《切韵》。編著者宣稱“酌古沿今”，“兼包南北”，實際上以南方士音爲主，酌取北方士音，因而所記述的是隋朝以前的雅言音系。與現代漢語音系對比，這一音系主要特點是：有一整套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見”組聲母均發爲牙音（舌根音）；“知”組聲母發爲舌上音，與“端”組接近；“影”母發爲喉音；有舌葉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平、上、去、入聲調。縱觀今天漢語七大方言，最接近《切韵》音系的是粵語，上述大多數特點，包括“見”組聲母均發牙音，沒有翹舌音，有一整套鼻音韵母和塞音韵母，有舌葉音，有平、上、去、入聲調等，在普通話和北方各大方言中已經找不到，而在今天粵語中却完整保存。今天廣東封開一帶的粵語，保存著全濁塞音及全濁塞擦音聲母；還有個別地區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切韵》“知”組聲母及“影”母的發音特點。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粵語與雅言的傳承關係。
　　
　　隋唐時期，政治文化中心重返長安一帶，同時以洛陽爲東都。朝廷通行秦音，而河洛音也占有重要地位。不過此時的河洛音已經不是當年的“洛生咏”而融入了不少鮮卑等游牧民族語言成分，以“洛生咏”爲基礎的《切韵》反而被指“多吳音”，進行多次删改。北宋建都汴京（開封），河洛音成爲標準音，陳彭年、丘雍奉旨編著《大宋重修廣韵》，作爲“官韵”頒行，爲了跟雅言音系區別，稱爲“中原雅音”，又稱“中原正音”。與雅言對照，中原正音有以下主要變化：全濁塞音和全濁塞擦音消失；舌葉音消失；舌上音“知”組聲母與“精”組合流，發爲齒音（平舌音）。在漢語七大方言中，比較接近這個音系的是客家話。客家人自稱“不忘祖宗言”，其“祖宗言”便是中原正音。
　　
　　金元兩朝，黃河流域再次爲北方游牧民族所統治，這一帶的漢語也就再次受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發生明顯變化，中原正音的中心也隨著漢族移民大量南遷而轉移到江南一帶。與此同時，在南宋的京城臨安（杭州）以及建康（南京）等城市，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出現一種“官話”。這種“官話”最初幷非官方用語，而是市民語言。因當地百姓稱市民爲“官”（如“看官”“客官”等），其語言便稱爲“官話”。明初建都南京，令樂韶鳳等修《洪武正韵》，才將官話定爲官方用語。明成祖遷都北京，大批江淮人移居北京，官話隨之而傳到北方地區，成爲漢民族共同語。當時來到中國的意大利人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記述：“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爲官話，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與中原正音對照，官話的主要變化是：牙音“見”組聲母分化爲兩套，開口合口字仍讀牙音（舌根音），齊齒撮口字則讀齒音（舌面音）；舌上音“知”組（“娘”母除外）跟正齒音“照”組（部分）合流，變成翹舌音聲母； “影”、“喻”兩母以及“疑”母大部分字變爲零聲母；雙唇鼻音韵尾m幷入n韵尾；塞音韵尾消失即入聲消失。
　　
　　清朝，官話分成兩支：一支是以北京官話爲代表的“北音”，一支是以南京官話爲代表的“南音”。朝廷起初將滿語定爲“國語”，後隨著漢滿文化的逐漸融合，便將吸收了不少滿語成分的北音也作爲官方用語推行，在粵閩等地設立“正音書院”，正音教師却由駐防旗人擔任，難怪當地不少漢人視北京官話爲滿語而不願接受。本來，各民族語言之間互相吸收本屬正常現象，北京官話融合了不少滿語成分，幷沒有改變其漢語的性質，也不影響它成爲漢民族共同語的資格。因此，民國初年確定國語音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定普通話音系，都以北京音爲標準。
　　
　　上述可見，兩千多年來，漢民族共同語至少經歷了兩次較大的變化，形成雅言—中原正音—官話（國語、普通話）三個不同的音系。雅言作爲最早的漢民族共同語，是周至南北朝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漢民族在思維模式、生産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反映。它的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帶已經消失，其中許多因素却保存于今天的粵語，這是祖先留下的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
　　
　　粵語保存著雅言的大量因素，也就保存著大量在中原一帶已經消失了的傳統文化。至今不少說粵語的人跟客家人一樣，仍然將自己的方言視爲正宗的古代漢語，從上述沿革來看，幷非沒有根據。粵語不僅對于嶺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弘揚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弘揚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粵語的形成與海上絲綢之路
　　
　　 既然粵語來源于雅言，那麽，它形成的過程，就是雅言傳入嶺南幷演變爲一種方言的過程。這一過程，與發祥于嶺南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
　　
　　《通考輿地考》說：“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 這裏的“嶺”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合稱“五嶺”，橫貫于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之間，猶如一道連綿千里的屏障，將珠江流域和中原大地分開，因此中原人習慣將珠江中下游稱爲“嶺南”。對于“百越”，有多種解釋。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越以百稱，明其族類之多也。”百越當然包括多個民族，當時兩廣境內有“灌兜”、“縛羅”、“陽禺”、“西甌”、“伯慮”等多個土著部落，他們多聚居于海邊或江邊，而“越”的意思就是水或海。不過百越中的“百”幷非數詞，而是個音譯詞，指人或族。今天壯族就有“布壯”、“布土” 、“布儂”、“布曼”、“布雅依”等20 餘種自稱，對于漢族則稱爲“布官”，其中“布”（Boux）意爲族或人，跟“百”讀音相近。在構詞上“偏正倒置”，即把修飾語素放在後面。據此，“百越” 是古代南方土著自稱的音譯，即“越人”，指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後來爲了跟浙江一帶的“越”區別而改譯爲“粵”，沿用至今。這些土著部落使用各自的土語，幷沒有統一的“百越語”。所有土語都跟中原雅言沒有親緣關係，却跟南太平洋島嶼諸國居民的語言同屬一個語系。這一事實說明，在漢族移民進入嶺南之前，那裏的土著民族跟中原來往很少，却已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不過，有史記載的海上貿易，始于西漢年間黃門譯長的遠航。他們帶著黃金和絲綢等雜繒等，從徐聞、合浦出發，經歷都元（今屬越南）、邑盧沒（今屬泰國）、諶離（今屬泰國）、夫甘都盧（今屬緬甸）、黃支（今屬印度）等國，換回明珠、璧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這次遠航所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和張騫所開闢的陸上絲綢之路互相交匯，形成一個對外貿易的網絡，使西北和南方邊境地區的經濟逐步發展起來。到這一帶從事商貿活動的人，來自各地，語言不一，爲了進行交際，他們約定俗成使用共同語。因此，雅言便通過商貿活動而逐步通行開來。
　　
　　秦漢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偏于西部，因而不管是行軍打仗也好，經貿文化往來也好，人們進入嶺南，多取道湘桂邊界。秦始皇攻打百越時，先在湘江和灕江之間開鑿了一條“靈渠”，接著又在瀟水與賀江之間開闢一條水陸聯運之道。漢武帝十分重視“封中”即封水（賀江）流域，選擇廣信（今廣東封開和廣西梧州）作爲監察嶺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治所，選擇徐聞、合浦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原因也在于此。羅香林先生指出：“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都總匯于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重心。”（《世界史上廣東學術源流與發展》）這裏所勾畫的“交通孔道”，就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通道。兩漢時期作爲漢民族共同語的雅言，就是沿此孔道，長驅直入，傳到嶺南，以蒼梧郡治廣信爲中心向周邊傳播。經學家陳元、士燮等都曾在此設館客授生徒，形成一支頗有勢力的士人隊伍。經學家劉熙、程秉、薛宗，許靖、許邵兄弟，以及易學家虞翻等，也先後自中原來到交州，在廣信設館招徒，弟子多達數百人。正如曾任交趾太守的薛宗所述：“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光禮化。”（《三國志·薛宗傳》）這裏的“言語”，當然是有漢字作爲紀錄符號的雅言。沒有文字的土著居民在學習漢文化和漢字之時，也就學習了雅言。這些土著居民的語言本來千差萬別，互相無法通話，因此除了讀書以及跟漢人交往時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間交往也不約而同地借助雅言。這麽一來，雅言便成爲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語，就像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樣，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內使用自己的母語，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言。與此同時，古百越語言中些因素，也爲漢族移民的語言所吸收。後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移，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從廣信轉移到番禺（廣州），這條孔道的作用爲張九齡主持開鑿的大庾嶺通道所取代，原通行于長安一帶以及這條孔道嶺北段的雅言由于受到游牧民族語言的衝擊而變形或消失，原通行于這條孔道嶺南段的雅言則保存下來，同時也就失去了原來的“正統”地位，從漢民族共同語演變成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
　　
　　粵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使它具有明顯的“水文化”特性，具有較强的整合力。在“廣東封開：嶺南文化發祥地論壇”的發言中，我根據粵語“沿江分布”的特點，依據流域分爲六個次方言區：1.西江—珠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梧州和廣東肇慶、佛山、清遠、廣州、中山、珠海、東莞、深圳等市及其所轄各縣，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2.潯江—郁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南寧、崇左、貴港等市及其所轄各縣；3.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包括廣西玉林、北海、欽州等市及其所轄各縣；4.南江—鑒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雲浮、茂名兩市及其所轄各縣，湛江市及其所轄吳川、廉江；5.漠陽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陽江市及其所轄各縣；6.潭江次方言區，包括廣東江門市及其所轄各縣。其實，在六個次方言區中，除了漠陽江和潭江兩個次方言區之外，其餘四個在音系上差异幷不明顯，從西部的南寧到東部的深圳，從北部的連州到南部的湛江，都可以互相通話，將它們看作一個大的次方言區（廣府話區），亦未嘗不可。究其原因，珠江—西江—潯江—郁江自古就是一條黃金水路，其粵語次方言自然相通；而南江—鑒江和北流江—南流江兩個次方言區，則是通往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合浦的主要通道，正如曾昭璇等在《西甌國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文中所指出：“爲恢復和發展外貿，即以廣信爲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時已毀，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東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聞港。”因此，這兩個次方言區的形成，本身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産物，是海上絲綢之路促進粵語整合的見證。
　　
　　                           粵語音系的特點及其文化價值
　　
　　     提起粵語的特點，尤其是談到粵語保存古代漢語的特點，許多人都從粵語的詞彙中舉出大量例子，諸如“頸”(脖子)、“鑊”（大鍋）、“翼”（翅膀）、“屋”（房子）、“佢”（他）、“行”（走）、“企”（站）、“揩”（洗）、“飲”（喝）、“著”（穿）、“度”（量）、“估”（猜想）、“朝”（早上）、“晏”（中午）、“幾多”（多少）、“銀子”（錢幣）、“卒之”（最後）等等，不少有關粵語的文章也是如此。粵語詞彙確實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任何一種方言的特點，首先體現在它的音系。
　　
　　上面已經談到，在今天漢語七大方言中，粵語最接近《切韵》音系，保存著《切韵》音系的大多數特點。而其中最爲顯著、最有價值的，是保存雅言的聲調系統。
　　
　　古代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玉鑰匙歌訣》雲：“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疏藏。”說明平、上、去、入四聲對傳遞情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古人重視四聲，寫詩作詞，講究平仄協調，以形成“抑揚頓挫”之美感。可以說，沒有平仄韵律，也就沒有唐詩宋詞的黃金時代。今人對平仄的作用體會不深，是因爲普通話的陽平幷非“平道”而是個升調，同時沒有入聲，許多古代讀爲入聲的字在普通話讀爲陰平或陽平，這麽一來，哪個字都平聲，哪個字讀仄聲，如果不查韵書，誰也難以區分。而在粵語中，陰平讀爲高平，陽平讀爲低平，保存“平聲平道莫低昂”的特點，幷且保存入聲，因此，平仄區分得很清楚。在廣府地區，許多人一直堅持用粵語吟誦傳統詩詞，就是爲了更好地領略由聲調的平仄而形成的“抑揚頓挫”之美感。2002年，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與廣東電視臺就聯合制作了一個用粵語吟誦詩詞的專題節目《古韵流風》，播出後頗受好評。
　　
　　入聲，是古代漢語的一大特色，也是粵語的一大特色。古代詩歌，即使是非格律詩，也都十分重視入聲的運用，因爲入聲“短促急疏藏”，運用得當，可使詩的節奏鏗鏘有力。漢樂府民歌《上邪》：“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中“竭”、“雪”、“絕”都是入聲字，與詩中所表現的激烈情感配合得天衣無縫。又如曹植《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柳宗元的《江雪》、岳飛的《滿江紅》等，都是如此。北方漢語由于受游牧民族語言影響，塞音韵尾脫落，“入派三聲”成爲一條普遍規律，今天的普通話沒有入聲，用普通話誦讀這些古詩，無法體會入聲的藝術作用。同時，由于“入派三聲”，原來的入聲字很可能讀爲平聲，這麽一來，連區分平仄都成問題，傳統詩詞的音韵美必然大打折扣。在漢語各大方言中，只有粵語保存著一整套塞音韵尾，包括雙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也就完整地保存著古漢語的入聲。傳統詩詞，尤其是上述押入聲韵的詩詞，只有用粵語吟誦，才能領略其中的韵味。正像兒化是北京話的標志一樣，入聲可以說是粵語的標志。而兒化是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語言的影響，入聲却是古代漢語音韵的保存。
　　
　　粵語平、上、去、入均分陰陽，其中入聲還分陰入、中入、陽入。這麽一來，就有9個聲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其中所有陰調的調值高，所有陽調的調值低，符合“陰”、“陽”本義。陰陽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萬物皆有陰陽之分，聲調亦不應例外。南朝沈約發現四聲時，沒有談到陰陽。然而，到底是當時四聲不分陰陽，還是沒有發現？筆者認爲應屬後者。粵語聲調分陰陽，讀起來有一種高低起伏之美。粵語歌之所以在漢語方言歌曲中獨樹一幟，經久不衰，就因爲它的旋律跟歌詞聲調的陰陽是協調的。比如“一生何求”這句歌詞，“一”的聲調是陰入，調值5；“生”的聲調是陰平，調值55；“何求”兩個字聲調都是陽平，調值11，旋律與調值完全一致，充分表現了粵語自身的魅力。當然，在粵語歌中，這樣完全一致的也不多見，只要大致合乎“陰高陽低”的規律，不是“陰陽顛倒”就行了。又如“浪奔，浪流”，“奔”是陰平，調值高；“流”是陽平，調值低。作者正是發揮這一高一低的特點，通過旋律的配合，産生起伏感，加上後面“萬里滔滔”由低而高推進，表現出一浪接一浪的意境。普通話的上聲和去聲不分陰陽，平聲雖有陰陽之分，而陽平的調值幷非低平，失去陽調的本義，因此，用普通話演唱的歌曲，不必考慮旋律與聲調是否配合。粵語歌與普通話歌不同的特點，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現象。粵劇也是如此，它被稱爲“南國紅豆”，其實粵曲中有不少曲調是從北方引進的，例如“梆子”源于江西的弋陽腔和江蘇的昆山腔，“二黃”源于安徽的吹腔和高撥子，“西皮”源于陝西的秦腔。還有一些小曲，例如《喜洋洋》、《春江花月夜》、《梁祝》等等，當然幷非廣東“地産”，但一經用粵語填詞和演唱，便帶有濃郁的“粵味”了。究其原因，全在于粵語聲調與粵曲旋律巧妙配合之下，其“抑揚頓挫”之美便表現得淋漓盡致。
　　
　　粵語不僅有一整套塞音韵尾，而且有一整套鼻音韵尾，形成陰陽對應：p/m、t/n、k/。而且在一些地區（如信宜）的粵語次方言中，塞音韵尾通過“變音”可以轉化爲鼻音韵尾，保存了古代漢語音韵“陰陽對轉”的特徵。
　　
　　在聲母方面，粵語有以下主要特點：1. “見”組聲母保持古代發音，不論在洪音或者細音前都發爲舌根音k、k‘、及喉擦音h；2. “非”組聲母發生變化，其中“非”、“敷”、“奉”母字發爲唇齒音聲母f ，“微”母則與“明”母合流，發爲雙唇鼻音聲母m；3. “精”組聲母在大部分地區與“知”、“照”兩組合流，都發爲舌齒音ts、ts‘、s；一部分地區與“端”組合流，發爲舌尖音t、t‘、θ。這些特點，對于漢語音韵演變的研究具有一定價值。
　　
　　除了上述普遍特點以外，粵語中一些次方言還具有各自的特點。比如，一些地區的粵語次方言保存著雅言音系的全濁塞音聲母。其中廣東封開縣的粵語最典型，保存著一整套古全濁塞音聲母，包括雙唇全濁塞音b、舌尖全濁塞音d、舌根全濁塞音ɡ，跟《切韵》中的“幷”、“定”、“群”三個古全濁塞音聲母對應。同時，《切韵》中的清塞音聲母“幫”、“端”、“見”跟“幷”、“定”、“群”合流，也讀爲b、d、ɡ。《切韵》中有不送氣清塞音、送氣清塞音及全濁塞音（沒有標明送氣或不送氣），形成“一濁二清”的不平衡狀態。而封開粵語則是“一濁一清”，所有不送氣塞音都是全濁，所有送氣塞音都是清音，形成清與濁、送氣與不送氣的整齊對應，不僅在粵語，而且在整個漢語中都屬罕見，應屬比《切韵》成書年代更早的漢語音系遺存。除了封開之外，北流江—南流江次方言區也有全濁塞音聲母b、d（缺少ɡ）；潭江次方言區的臺山還有帶鼻音的全濁塞音聲母mb、nd、ɡ，但對應關係各有不同。可見全濁塞音在粵語中幷非個別現象。“濁音清化”是漢語聲母演變的一條規律，古全濁塞音在今天普通話中已經蕩然無存，在漢語各種方言中也基本消失，因此，粵語一些次方言所保存的全濁塞音，是古代雅言和傳統文化的活化石。
　　
　　                         建設文化大省應當發揮粵語的優勢
　　
　　 秘魯作家略薩于2000年9月在題爲《全球化：文化的解放》的講演中說：爲了應付全球化的挑戰，繼英語之後，千千萬萬的人“在拼命地學習日語、德語、普通話和粵語”。這話表明，在當今世界，粵語擁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
　　
　　其實，粵語的特殊地位和優勢，從其形成之時起就逐步呈現，它不僅迅速同化嶺南的百越語言，而且不斷同化各種從北方傳入的漢語方言。進入近代，隨著廣東的崛起，粵語的優勢表現得越來越明顯。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而成爲舉世矚目的熱土，通行于這片“熱土”的粵語也就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其周邊的一些客家方言區和閩方言區，掀起一股學粵語的風氣，很快變成“客粵雙方言區”和“閩粵雙方言區”。例如原屬閩方言區的汕尾市，就舉辦過多期粵語培訓班，報名參加學習者十分踴躍，現在整個市區已經基本通行粵語，成爲一個典型的“閩粵雙方言區”。汕頭本是閩語中一支次方言——潮汕話的中心，也不斷推廣粵語，據汕頭大學教授林倫倫先生調查，該市大專院校秘書專業和公共關係專業1991年開設了粵語課，參加學習的達300多人；職業中學、各種夜校以及私人開設的粵語培訓班每年大約有20多個，參加學習達800多人。林倫倫先生還到該市一些大酒店和商場調查，發現那裏原籍汕頭的工作人員大都能講粵語。不僅廣東各地如此，一些北方人也學習粵語，尤其是“孔雀東南飛”的打工一族。粵語流行歌曲不僅盛行南國歌壇，且跨五嶺、過長江、越黃河，流向全國，有些人甚至爲唱好粵語歌而學習粵語。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迅速發展，許多外來詞語伴隨著西方文化輸入粵語，成爲一種“新潮詞語”，逐漸推向漢語其他方言和普通話。據語言學家語言學家陳章太先生和陳建民先生的統計，80年代以來，僅是通過粵語進入普通話的外來詞語至少有600多個，其數量遠遠超過國內的任何地方方言。最近修訂出版的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就收入了大量粵語詞，例如“買(埋)單”、“花心”、“入圍”、“生猛”、“煲電話粥”、“爆滿”、“炒魷魚”等。修訂主持人晁繼周先生還說：目前，這些方言一般會標上〈方〉字樣，“但可能過不了多久，這些方言就會變成普通話的一部分。”
　　
　　對于粵語的優勢，從語言學者到社會各界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對此憂心忡忡，認爲粵語文化的發展勢必影響“推普”，給語言交際造成障礙。無須諱言，在漢語七大方言中，粵語與普通話在音系上的差异是較大的，粵語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難度也就較大。曾有人將帶有廣東口音的普通話稱爲“煲冬瓜”，廣州一位市長南腔北調的普通話也曾傳爲笑料，就連梁啓超先生講話，也時而夾雜諸如“點解”之類的粵語詞彙，可見差异之大，學習之難。粵語與普通話的差异是歷史形成的，這種差异說到底是文化的差异，這當然是造成“推普”工作較其他方言區進展緩慢的一個原因。同時，粵語區的人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比較深，而某些語言工作者將“推普”錯誤地理解成“統一語言”、“取消方言”，傷害了這種感情，挫傷了他們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也是造成粵語區“推普”工作進展較爲緩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要看到，廣府人既重視自己的母語，也不排斥其他語言和方言，更贊成推廣普通話，這跟廣府人的開放觀念和兼容意識有著密切關係，同時跟粵語具有與生俱來的開放性和兼容性有著密切關係。在當今廣東，普通話與方言幷存的格局正逐步形成，例如公共汽車報站，既講普通話，又講粵語。本地居民感到親切滿意，外來人員覺得幷無不便。廣播電視節目也是如此，一部分講普通話，一部分講粵語，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去年，南方電視臺粵語衛星頻道正式啓播，成爲全國首個上衛星的方言電視頻道，與講普通話的廣東衛視形成雙語幷存的格局。除了普通話和粵語之外，會說其他漢語方言以及外國語言的人越來越多，無疑是個好現象。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過：“以語言而論，大多數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語庫’，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說不同的話；不但是用的字眼兒有所不同，句法也會有出入，甚至語音也會起變化，可以說是‘隨宜取用，不拘一格’。”（《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現象》）我們應當保護和發展這多種語言幷存的格局，而不是以普通話“統一天下”。
　　
　　“和而不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作爲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漢語同樣如此。漢語自古至今都由多種方言所構成，各種方言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官話和當今的普通話都是漢民族共同語而幷非漢語的唯一形態。古代的雅言、中原正音和官話都對促進各地區人民的“和”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它們都沒有“統一語言”、取代方言；今天我們推廣普通話，同樣是爲了“和”，而不是爲了“統一語言”、取代方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9年公布《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的報告中指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産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都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發揮粵語優勢，發展粵語文化，不僅對于廣東建設文化大省，而且對于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都具有積極意義。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