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描：從白話文運動到新時期的語言實驗

　　進入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裂變。這場裂變始于世紀之初的“白話文運動”。數千年來作爲書面語之正宗的文言遭到了拋弃，代之以較爲接近口語的白話。這場運動，其先驅者胡適先生稱之爲“我們的‘哥白尼革命’”。

　　由于順應了歷史的潮流，運動很快取得了成功。然而，白話文登上大雅之堂後，情况幷未樂觀。爲此，30年代，語言學界和文學界發起了一場討論。參與討論者大都主張“大衆化”，將“言文一致”作爲目標，即如陳望道先生所說：“必須慢慢做到寫的文簡直就是說的話的一個地步。”（《陳望道語文論集》225頁）。在他們的倡導下，文壇上出現了一批完全用群衆口語甚至用方言寫成的文學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幷沒有産生多大的社會影響。不少學者認爲，“言文一致”之所以難以實現，其主要障礙，乃是有數千年歷史的漢字。于是，他們將主要精力轉移到“漢字拼音化”，至于文學語言的建設，也就無暇顧及了。倒是在40年代的解放區，由于領導人的號召，文學界掀起了一場語言“工農兵化”的運動，作家紛紛拋弃自己的語言而采用“工農兵語言”（其實是農民語言）來寫作。這可以說是“大衆化”一種畸形的發展。

　　建國初期，領導人發起了“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語言的討論演變成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統一語言”運動。爾後，隨著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國文學語言變成圖解與演繹某種政治觀念的符號。

　　80年代，部分語言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學語言規範問題的討論，不少文學界人士踴躍參與。何立偉、張承志、林斤瀾等一批作家，致力于“語言實驗”，反對用重複、仿製的“公共語言”來創作。一批“先鋒作家”則有意將文學語言的結構系統粉碎、重組，完出各種不同的圖案。以王朔爲代表的另一批作家，將近半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充滿政治色彩的“正統話語”跟都市平民的口語、俗語巧妙地拼貼在一起，通過變換語境使其形式與實際表達相互矛盾，從而顛覆了這種貌似崇高的話語體系。通過這些討論與實踐，中國文學語言出現多元的格局。

　　反思：兩個失落與兩個回歸

　　 其一，是文學語言的地位從失落到回歸。

　　白話文運動本身就是文學語言的一場大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當時，文學語言的地位已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然而，即使地位再高，它也是作爲一種“工具”，而不是作爲“本體”的身份出現的。因此，運動取得成功之日，便是它的地位失落之時。30年代所提倡的“大衆化”，實際上是以群衆交際口語取代文學語言。到50年代，“文學變成政治獨白的轉達形式”（劉再複：《從獨白的年代到複調的年代》），作爲其本體的文學語言更是難逃此劫了。

　　80年代以來，“文學邊緣化”成爲文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文學的邊緣化却喚起了作家“語言的自覺”，這不能不說是個意外的收穫。發起和參與“語言實驗”的作家們就明確宣稱“以語言爲文學之本”。在他們筆下，語言不再是形式、載體和工具，而是文學的本體。這標志著中國文學語言在向多元發展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其二，是中國文學語言的傳統從失落到回歸。

　　中國文學語言歷來被視爲書面語之精華，不僅注重文采韵味，而且講求“言外之意”、“韵外之旨”、“弦外之音”。然而，白話文運動的先驅者們在拋弃文言的同時，連同中國文學語言的傳統也否定了。這方面連魯迅先生也未能例外，他在《關于翻譯的通信》中就說漢語是“胡塗話”，幷認爲：“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塗。”對于這個問題，季羨林先生指出：“有人說中國語言模糊，就因爲中國人腦袋糊塗。但我認爲，中國的語言好就好在模糊，因爲東西方文化太不一樣，我們的文學和西方的文學也不一樣。”（《文藝理論建設要改弦更張》）在《東方文化與東方文學》中，他將中國文學語言的特點概括爲“不可窮盡性和朦朧性”，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世紀末的“語言實驗”，尤其是“美文”的實驗中，不少作家重新注意發掘中國文學語言所特有的美感。他們還以探索性的創作實踐實現對語言常規的變异，通過藝術變异而形成各種與日常交際語言迥然不同的藝術語言。這意味著已經失落多年的中國文學語言傳統得以回歸。當然，這種回歸不是“復辟”，而是一種“否定之否定”。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