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在論述東西方文化差异時指出：“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認爲就在于思維方式之不同。東方主綜合，西方主分析。”“東方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綜合，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天人合一’。”“東方文化主張人與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敵人，不能講什麽‘征服’。只有在瞭解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的條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類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這樣，人類的前途才有保障。”（《〈東方文化集成〉總序》）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他還引述了錢穆先生的一句話：“‘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我們研究珠江文化的特徵，也應抓住其基本思維方式，抓住“天人合一”這個命題，分析中國南北文化之异同。中國南北文化同屬東方文化，在“天人合一”上，無疑是一致的。然而，各個地域的“天”，即大自然，有所不同，尤其是黃河流域和珠江流域，差异甚大，天人如何合一？對此各有不同的思路。黃河的洪水，黃土高坡的風沙，使人與大自然和諧關係受到了挑戰。如何面對這種挑戰？就成爲那一帶人們的千載話題。古代流傳至今的神話如《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都是這個話題的産物。“補天”也好，“治水”也好，“移山”也好，都是改造自然條件以達到人與大自然和諧的一種願望。儘管這種願望始終無法得以實現，却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黃河兒女爲之奮鬥，從而孕育了獨特的黃河文化精神。這種精神，可用《周易》中“乾”卦之“象”來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是在“自强”之中又包含著幾分浮躁。

　　珠江流域又稱“嶺南”。“嶺”即橫貫這片土地北部的五嶺山脉，它猶如一道屏障，阻擋北來的罡風，使得這裏氣候溫暖，四季如春。雖然珠江也會造成水患，但跟“黃河之水天上來”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珠江流域尤其是西江一帶的人們將消除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鎮守江邊的龍母，而不去作那種“治水”之夢。至于“補天”或者“移山”，這裏的天完好無缺，補它作甚？這裏的山青秀可愛，移走豈非大煞風景？况且，珠江流域不少老百姓的祖先，當年就是爲了追求和諧的“天人合一”境界而離開北方移居此地的，正如廣東作家楊幹華的小說《天堂衆生錄》所描述的“尋找天堂”隊伍那樣：“他們也許悟到了什麽，又看這個地方也不錯，便姑且把這裏當作天堂，埋葬先人，安頓家小，開山種杉，壘埂築田，斬竹圍園，繁衍子孫……”可見，他們對眼前人與大自然基本和諧的關係十分珍惜，决不願意拋弃這一切去追求虛無飄渺的夢境。禪宗六祖慧能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他認爲，捨弃眼前的一切去尋覓“菩提樹”，實在沒有必要。由此可見，在天人如何合一這個問題上，珠江流域的人們所考慮的幷非對大自然的改造而是“順應”。黃河流域改造大自然的“自强”精神固然可嘉，但若過了頭，“改造”便變成“征服”，變成向大自然“開戰”。回顧20世紀60至70年代，北方大地上不是曾經出現“戰天鬥地”之狂熱，出現大寨那樣的“典型”嗎？嶺南則沒有這種狂熱，沒有這類典型，頂多也是迫于政治壓力而應付一下而已。與黃河文化崇尚“自强”不同，珠江文化所崇尚的是“自然”，即自然之“道”。

　　黃河流域的自然條件之所以屢遭破壞，既有天灾，也有人禍。那裏一直是我國的政治鬥爭中心，又是漢人與北方游牧民族爭奪之地，每隔一段時間就爆發一場戰亂。在這種情况下，人們自然地將希望寄托于“真命天子”，以維持“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從而達到“天人合一”。歷代王朝大多數建都于黃河流域，也使得文化上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江南地區與珠江流域的自然環境本來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由于江南曾經多次成爲割據對峙之地，居住在那一帶的人們也就對黃河流域的正統文化有著一種抗衡態度，這種抗衡主要表現于以“柔”制“剛”。因此，江南文化的“陰柔”與黃河文化的“陽剛”形成强烈的反差。傳統京劇男扮女，傳統越劇女扮男，便是一例。這兩種情况粵劇都不存在。珠江流域由于遠離統治者爭奪的中心地帶，加上有五嶺之隔，“山高皇帝遠”，人們對那些爭奪鞭長莫及，淡然置之。有人據此而斷言珠江人“不關心政治”，其實，珠江人幷非不關心政治，只是不關心政治權力的爭奪和更迭罷了。梁啓超就說過：“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睿知爲天下真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灾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共治篇》）因此，他們沒有北方文人那種時刻不忘“魏闕”的正統心態。對正統文化既不依附也不抗衡，是珠江文化的一大特點。延續到今天廣東的改革開放，這種特點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試以廣東省政府參事張元元等在《順德市企業産權制度改革的啓示與思考》中一段描述爲例：“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在爲期一半的時間內，順德市進行了一場‘悄悄’的産權革命，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産權制度的基本框架。當別的地方還在爲如何把‘野鴨’打下來和打下來後怎麽個吃法而爭論不休的時候，順德人已經把‘野鴨’打下來了。”70年代末以來廣東的許多改革措施，就是這樣“悄悄”實施的，事先既沒有什麽輿論，也沒有什麽“模式”。這不正是珠江文化崇尚“自然”之特徵及其魅力的生動體現嗎？

　　                                                           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