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海，充滿神秘的魅力。

　　我國有18000公里的海岸綫。自古以來，海邊的居民以海爲伴，探索大海之奧秘，探索彼岸之奧秘。早在2500年前，孔夫子就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見他老人家對大海寄予無限希望。可惜他幷沒有“乘桴”出發，可惜他的三千弟子沒有一個繼承老師的遺願，只能留下無窮的遺憾。

　　孔夫子逝世大約500年後，提倡“獨尊儒術”的漢武帝開闢了兩條“絲綢之路”，一條是陸上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自然是漢武帝居住的長安；而廣東以其得天獨厚的歷史地理條件，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也就成爲海外各國文化首先登陸之地。

　　唐朝，陸海兩條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發展，作爲兩條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和廣州，成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會。據有關史料，當時在廣州居住或經商的外國人達到12萬之衆。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寫道：“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足見當時廣東與“海外諸國”交流之暢通。唐朝的開放程度在全世界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正是這種開放的格局，造就了每一位炎黃子孫都爲之自豪的盛唐文化。

　　宋朝之後，由于西域通道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海上絲綢之路作爲中國與中亞各國交往的主要通道而進一步發展。明朝，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史推向高峰。英國有位學者經過十多年研究，到100多個國家取證，認爲鄭和是發現美洲第一人，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70多年。《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根據有關文獻資料記述，這位偉大的航海家七次出使西洋，都經過廣東，其中第二次“首從廣東往占城國”，廣東沿海許多地方至今留下他的遺迹。

　　及至明朝中葉，中國開始“閉關自守”。清朝康熙年間，不僅繼續推行“閉關自守”政策，而且更爲嚴厲，“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鄧小平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兩百年。”正是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嚴重束縛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具有封閉性的內陸文化逐漸成爲中國文化的正統。然而，正統幷未一統天下，廣州一口對外通商，獨領風騷，成爲世界海交史上唯一的兩千多年不衰的大港；獨享海風的沐浴的珠江文化，在神州大地“萬馬齊喑”的情况下，反而凸現自身的價值。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紐帶，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海外諸國”包括東南亞、南亞、中東乃至西方文化連結起來。在漫長的歲月裏，在嶺南尤其是廣東這片土地上，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具有海洋性的各國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珠江文化。

　　                               （二）

　　自從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全世界從國家首腦到各界學者，都越來越感到文化的地位舉足輕重。文化就是人類的精神創造及其成果，在當今世界，它已成爲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競爭。如何看待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成爲一個世界性的課題。

　　然而，中外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總是將目光集中于黃河，集中于黃河邊上的黃土高坡。在他們的眼裏，我們這個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的民族以及所崇尚的儒家文化，似乎與封閉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甚至將中國在一段時間實行的“閉關自守”歸咎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這是不恰當的。他們忽視了以兩條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的中國對外開放史，忽視了具有開放性的漢唐文化，更忽視了始終保持其開放性的珠江文化。

　　有感于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葉起，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就組織一批政府參事、館員和有關方面專家學者，包括文化學家黃偉宗、地理學家司徒尚紀、歷史學家黃啓臣、語言學家葉國泉、海洋學家甘子鈞以及作家洪三泰等，對廣東地方文化進行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考察。首先考察了大庾嶺、珠璣巷、南華寺、馬壩人、古廣信、西江龍母和高凉冼夫人等遺址，接著，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各個港口——徐聞、雷州、赤坎、陽江、廣州、汕尾、樟林、柘林等進行系統的調研。同時，于2000年成立了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舉辦了珠江文化特徵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海洋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珠江文化研討會、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研討會、慧能禪學研討會等一系列研討活動；編著出版了《珠江傳》（司徒尚紀）、《開海》（洪三泰等）、《千年國門》（譚元亨等）、《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陳永正編注）、《廣府海韵》（譚元亨）、《東方的發現》（徐肖南等編譯）、《交融與輝映》（黃鶴等編）等一系列著作；在這次海上絲綢之路與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研討會上，又推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黃啓臣主編）、《珠江文化論》（黃偉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等三部著作。在考察過程中，省政府參事黃偉宗等就如何保護、開發、利用這些文化遺産，向省和當地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議，得到有關領導和部門的采納。作爲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的工作人員，我有機會自始至終參與這一系列考察和研討活動，從而對珠江文化的源流、特徵和優勢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正如珠江由三條支流彙集而成，珠江文化也有多個源頭。而在多個源頭之中有一個主要源頭，它就是從中原傳入的漢族移民文化。秦朝開通靈渠及瀟賀古道，使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溝通，中原文化隨之而傳入嶺南。西漢“交趾刺史部”所在地廣信即今封開和梧州一帶，便成爲嶺南最早傳播中原文化之地。廣信處于灕江、賀江與西江匯合之處，扼西江之要衝，沿江向東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寧，向北則可通過灕江、賀江經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較爲便利。早在秦朝軍隊征討嶺南之時，這一帶曾發生激戰，原有土著因抵抗失敗而逃散，于是成爲漢族移民聚居之地。從西漢起，廣信聚集了一批從中原遷來的文人，其中有著名經學家陳欽和他的兒子陳元。陳元被譽爲“嶺海儒宗”，晚年在廣信講學，傳播以儒家爲代表的漢文化。隨著漢族移民與當地土著的融合，中原漢文化也就與嶺南百越文化逐漸融合，幷借西江——珠江水系向嶺南各地擴展，逐漸形成具有“水文化”特色的珠江文化。

　　珠江的特徵是江海一體。珠江有八個入海口，這在全國各大江河中是罕見的，充分顯示它與大海的密切關係。珠江文化是中華文化這個大家族中最具海洋文化內涵的，它不僅通過靈渠和瀟賀古道引入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引入“海外諸國”的文化。東漢時期廣信人牟子研究從天竺（印度）傳入的佛學，幷寫出中國第一篇佛學論著《理惑論》。南朝時達摩來中國傳教，也是經海路到廣州西關登陸。雖然他後來北上，落脚于少林寺，成爲中國禪宗的始祖，然而，真正將佛學中國化，建立中國特色的禪宗，是新興人六祖慧能完成的。慧能最初到湖北東山寺拜師，後回廣東，在粵北曲江南華寺完成了建立中國禪宗的使命，看似偶然，其實是歷史之必然。與慧能同時代且系曲江人張九齡，正是爲了發揮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使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衝破五嶺的阻隔向北延伸，才發起幷主持開鑿大庾嶺之道。這一工程的完成，大大促進了海外——廣東——中原的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廣東也就成爲海外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交流的樞紐。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又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珠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語言——漢語方言中的粵語，便可發現大量海洋文化的因素。“粵”原寫作“越”，系古代土著語言的音譯，意爲海或水。“百越”就是“越人”，意爲水上人家或居住在海邊的人。由于“越”跟浙江一帶的越國容易混淆，故改作“粵”。從詞彙看，粵語中帶“水”字的詞語特別多，如稱路程爲“水路”，稱路費爲“水脚”，稱心意爲“心水”，稱眼力爲“眼水”，稱通信息爲“通水”，稱美麗爲“威水”，稱能幹爲“嚦水”，稱機靈爲“靈水”，稱注意爲“醒水”，稱蒼老爲“老水”，稱幼嫩爲“嫩水”，甚至將錢稱爲“水”（“一桕水”、“一方水”等）。從今天粵語內部次方言的分布，也可以看到它與水的密切關係。以廣州話作爲標準音，西江——珠江流域的粵語次方言與標準音比較接近，而離開西江——珠江流域，其粵語次方言就與標準音有著較大的差异。按其差异大小，可以劃分爲三大層次：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沿岸，即從梧州、封開到香港、澳門，爲第一層次，其語音與廣州話或基本一致，或差异不大，語言交際基本上暢通無阻；第二層次是西江—珠江江流域的周邊地區，包括增城、從化、清遠、廣寧、懷集，以及粵西走廊的雲浮、新興、羅定、信宜、高州、化州、吳川、廉江，還包括桂東的玉林一帶，其語音與廣州話有一些差异，但仍可互相通話；第三層次是非西江—珠江流域的粵語區，包括四邑（臺山、新會、開平、恩平）及陽江一帶，其中四邑本屬珠江三角洲地區，地理位置與廣州距離不遠，其語音却的粵語各次方言中與廣州話差异最大的，彼此之間基本不能通話。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江中游的封開及梧州一帶是粵語的形成地和早期的中心，後來這個中心沿西江——珠江轉移到了廣州，兩地一綫的粵語仍然保持著較大程度的一致性。漢語其他各大方言都是按行政區劃來分片的，唯有粵語離不開江河。由此可以看到西江——珠江這條“母親河”在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粵語所承載的珠江文化如何從西江一步步走向海洋。

　　                                （三）

　　珠江文化精神，概括起來，就是“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

　　這種精神的形成，無疑跟發祥于廣東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關係。由于有這條延續兩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廣東不僅出現了無數長年累月同海浪搏鬥的水手與商旅，出現了大批率先走出國門、移居海外的華僑華人，而且出現了不少率先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有識之士。早在東漢時期，番禺人楊孚就寫出一部《臨海水土記》。北宋年間，曲江人餘靖寫下中國第一篇海洋學論文《海潮圖序》，從海上潮汐的成因，到潮汐運動的規律，每月潮汐的次數等，都作了科學的論述。他們研究海洋，當然是爲實踐服務，也就是爲海上絲綢之路服務的。南宋末年，東莞學者李用東渡日本，傳播理學。他們都爲中國海洋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發展寫下重要一頁。

　　海上絲綢之路使“海外諸國”文化源源不絕地傳入，來自天竺（印度）的佛學便是其中之一。對于這種外來文化，廣東人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全盤接受，而是認真地加以研究，吸收以爲我所用。東漢時期的牟子便是如此，他的《理惑論》將外來的佛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結合起來，開中國佛學研究之先河。到唐代，慧能進而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學。他的《壇經》，既有佛家的智慧，又有儒家的中庸。例如：“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衆所周知，佛家講生死輪回，講脫離塵世，因此無所謂忠孝。慧能却在佛壇大談忠孝，且將這種儒家學說與佛學有機結合起來。他强調“心平”“行直”，打破從天竺傳入的那一套煩瑣戒律。可見他不僅僅是佛教六祖，不僅僅是佛學大師，而且是將佛儒融爲一體的杰出思想家。他的《壇經》不僅僅是佛學經典，而且是珠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一塊瑰寶。黃偉宗在《珠江文化論》中稱之爲“珠江文化的古代聖哲”，是恰如其分的。

　　近代以來，廣東出現了一大批率先研究和吸收海外文化的文人學者，珠海容閎便是其中之一。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而且是派遣留學生的倡導者。他將改革中國社會的一生經歷寫成《西學東漸記》，這本書成爲嶺南近代啓蒙運動的先聲。值得一提的還有梅州人黃遵憲。人們知道他是清末著名詩人，知道他發起“詩界革命”，知道他的《人境廬詩草》，而很少注意到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日本國志》。這是他任駐日本參贊期間，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歷時數年才完成的。爲寫這本書，他上任第二年便開始學習日語，閱讀了大量日本書刊，訪問了許多日本人士，收集了各方面的資料。它成爲當時維新派包括光緒都十分重視的一本參考書。黃遵憲以外交官的身份到過世界許多地方，他的詩有相當一部分描述外國風光，記述外國的歷史和文化，其中有巴黎鐵塔，倫敦霧景，蘇伊士運河，錫蘭島臥佛，大阪櫻花，等等。他“是中國自有詩以來第一個有世界觀念的詩人”（葛賢寧《近代中國民族詩人黃公度》），“中國近、現代轉型期的第一詩人”，“封建末世出現的一位奇才”（謝冕《1898：百年憂患》）。此外，還有第一個機器紡織業創辦者陳啓沅，第一個飛行家馮如，第一個研習歐美油畫的畫家李鐵夫，等等，他們都是廣東人“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的杰出代表。更爲突出而令廣東人引以爲榮的，是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領導人康有爲、梁啓超，和本世紀第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珠江文化也因此而顯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魅力。以至郭沫若在《我來廣東的志願》一文中斷言：“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

　　縱觀歷史長河，廣東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而著稱于世，而貫串這三個“地”的紅綫，就是“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

　　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根據廣東實際，作出“建設文化大省”的决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要建設的，無疑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而通過兩千年海上絲綢之路而形成的“敢爲天下先”的開拓精神和面向世界的開放精神，正是珠江文化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這是廣東人應當弘揚的文化精神，這是廣東人應當珍惜的精神財富，這是廣東人應當發揮的一大優勢。建設文化大省，必須將弘揚珠江文化精神作爲極其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廣東人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保持奮發有爲、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爲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