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距今整70年前的1918年3月，在一艘從日本開來中國的輪船上，一位29歲的青年，望著蔚藍色的大海，心潮起伏。

　　他就是林礪儒。從1911年考取公費留學日本東京師範學校起，他離鄉背井已有六個多年頭。這六年多來，他雖然身在异國，却無時無刻不心系祖國的變幻風雲。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正是國家多難之秋。而每一個發生在國同的重大事件，無一不引起他心海的劇烈震蕩……

　　快要踏上朝思暮想的祖國大地了，然而，前面的路，該如何走？

　　立志教育

　　1889年7月18日，林礪儒降生于廣東省信宜縣的一個書香世家。他四歲喪父，母親患癲癇病，從小靠祖母撫養。伯父林鴻和叔父林適對他特別疼愛，嚴格教養。林鴻出身廩生，“好學力行，樂育子弟”，且“頗有林泉志”，宣統即位改元時，詔舉孝廉方正，縣裏要選拔他，他却之不受。林適是礪儒父親的孿生兄弟，出身優貢，幷進過廣雅書院就讀，後以教書爲業，常携侄兒于身邊，口講指劃，耳提面命，誨而不倦。這一切對林礪儒後來的“立身治事”影響很大。這位叔父十分熱愛自己的職業，時時吟誦孟子之語：“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在伯父叔父的引導下，林礪儒漸漸樹立了不走讀書做官之路而服務教育的志向。

　　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設京師同文館開始，“教育救國”成爲官場和士林中一些人的熱門話題；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相繼頒布“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之後，這一熱門話題也就更爲熱門了。1905年，林礪儒進高州高郡中學堂讀書，這正是一所按“教育救國”論者的主張而設立起來的學堂。他學習十分勤奮，各種各樣的書都讀，曾積勞成疾吐過幾次血。1911年，他以優异成績畢業，即應信宜縣中義學堂之聘到該校任教，同年又參加公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選報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抱定了終身服務教育决心。

　　然而，就在他留學日本的歲月裏，祖國大地發生了種種變化，這些變化，用他後來的話概括，便是：“政制崩潰，産業崩潰，信仰崩潰，學問思想、社會組織，無一不崩潰。換句話說，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背景——都在崩潰。”他已經感到：“想只憑學校教育的力量去改造它自身的背景，恐怕是不可能！”那麽，自己“服務教育”的志向還應不應繼續堅持？

　　懷著迷惘的心情，在回國的第二年，他還是登上了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臺，擔任心理學和教育課程。而就在這一年，“五四”運動爆發了。民主與科學的浪潮，沖刷著古老的神州，也沖刷著他的頭腦。他支持學生運動，幫助學生辦平民學校，辦識字班。在實踐中，他重新看到了教育的作用，對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他對學生說：“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

　　初試霜刃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前身爲北京五城學堂，是我國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學。成爲高師附之中之後，本應“更有條件負起中學教育開路先鋒的重任”，然而由于領導思想守舊，問題很多，師生意見很大，經常發生學潮，以致成爲少有人敢問津的地方。爲了整頓附中，辦好附中，北京高師負責人擬派林礪儒兼任附中主任（校長）。

　　消息傳出，不少人爲他擔心，有人還當面警告說：“當附中主任，等于上斷頭臺！”

　　林礪儒却欣然接受了這個冒大風險的使命。“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他要到附中去實施自己的改革主張，試一試“霜刃”。

　　1922年9月，林礪儒正式就職。在就職演說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務是文化教育，是人們需要的普通文化修養的最高水平。”他的話，語不驚人，却象一股清新的和風，吹進師生的心腑。

　　他改革的第一步棋，是試行“六三三”學制，將原來小學七年、中學四年改爲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爲了適應新學制，他組織教員制訂規章制度和教學計劃，編寫教材，自己草擬，自己試行，自己修訂，因而形成了一種勇敢負責的風氣。

　　有了新的規章制度，他便開始對校風學風進行全整頓，提倡“師生互相親愛，互相協助”。針對過去教育脫離實際的做法，他提出教育應以生活爲主，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决問題的能力，幷重視給學生以系統的科學知識，在高中增設了第二外國語、解析幾何、微積分初步、初等力學、電磁學、分析化學等課程，同時，展開全校普及體育。此外，還聘任了一批有學識、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員。

　　經過這一系列的努力，高師附中風氣好轉，質量提高，成爲一所全國仰慕的學校。學生以進附中爲榮，家長以子弟能進附中學習爲幸事，許多人還多方拜托，請人說情，務期進入附中讀書。而在這時，便有人謀取附中主任的職位了。有個傢伙多方鑽營，終于謀到了委任狀，却又不敢貿然赴任，只得厚著臉皮去找林礪儒。

　　林礪儒早有思想準備，坦然地說：“既已如此，你就即刻來接吧！”

　　附中廣大師生聞訊，無比氣憤，準備罷課抗議高師的這一决定。林礪儒反復勸阻，終于感動了師生，沒有鬧成風潮。

　　1928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幷入北平大學，改稱第一師範學院，林礪儒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他便著手對第一師範學院進行改革，增設了社會系，支持師生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他的這些做法不爲當局所容忍，到1931年，國民黨教育部决定對第一師範學院嚴加整頓，停止招生一年，幷解除了林礪儒的職務，派來了新院長。林礪儒憤然離開第一師範學院，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教務長，不久又兼任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點燃明燈

　　1933年，廣東省政府爲紀念古應芬（字襄勤），創辦襄勤大學，林礪儒應邀參加籌辦工作。該大學成立後，他出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1937年，襄勤大學教育學院獨立爲廣東省立教育學院，他繼續擔任院長，于是以這間學院爲基地，更放手地進行教育改革。

　　爲了“培養進步的人格”，林礪儒在課程設置上打破常規，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課，如“新哲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說史”“國際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後聘請了一批進步教授，如張栗原、蔣徑三、李平心、高覺敷、陳守實等到校執教，還邀請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錢俊瑞、楊東蒓等到校作形勢報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學生可以組織各種社團，探討各種問題。他還帶領師生下鄉進行抗日宣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國民黨當局對林礪儒的做法十分不滿，派員到學校尋釁，指責教育學院不應開設“新哲學”“國際政治”等課程。林礪儒便將校名改爲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將“新哲學”改爲“教育哲學”，內容不變，原有的系科和教員全部保留。國民黨當局又派員到校，要設立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林礪儒便和進步教師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訓導主任和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幷挂上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的牌子，實際上幷沒有開展什麽活動，使國民黨當局無法直接插手學校的工作。

　　1941年初夏，林礪儒在廣東文理學院已經奮鬥了整整八年。回顧八年的歷程，看著學院的興旺景象，他無比興奮，又無限感慨。如今，這所學院已被譽爲“教育界的明燈”，然而，明燈愈亮，風吹愈烈，這盞明燈會不會被吹滅？不管如何，自己探索真理之光的决心不改，播種文化食糧的壯志不渝！想到這裏，他奮筆寫下一首《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歌》歌詞：

　　民族抗戰的烈火，

　　煉出了我們這支青年軍。

　　走遍了險阻，歷盡了艱辛，

　　却淬礪了奮鬥精神。

　　我們要探索真理之光，

　　我們要廣播文化食糧，

　　那怕魔高十尺，惡戰千場。

　　同學們，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這是我們的校風，

　　這是我們的大勇！

　　同學們，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這是我們的校風，

　　這是我們的大勇！

　　“挽林”學潮

　　就在林礪儒寫下《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校歌》不久，校園上空，陰雲密布，國民黨反動派終于伸出了魔爪。

　　一天，張栗原教授象往常一樣登上講臺，開始授課。這時，一名學生竟將左輪手槍擺在課桌上，對張教授進行威脅。頓時，課堂秩序大亂。這件事立即引起林礪儒的警覺，他意識到這是有來頭的，這名“學生”肯定是國民黨反動派派來的特務！于是，他一面組織力量保護張栗原教授，一面密切注視動向。

　　1941年5月，國民黨當局終于下令，改組文理學院，免去林礪儒的職務。

　　教師震怒了！學生震怒了！文理學院掀起軒然大波！

　　師生們自發成立了“挽林委員會”，召開聲勢浩大的“挽林”大會，派出教師代表團前往韶關向省政府請願，幷通電全國，要求收回成命。學生們還集體創作了《挽林戰歌》：

　　風已來了，雨也來了！

　　我們學校在風雨中飄搖，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蕩。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蕩。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眼光，

　　我們堅决挽留林院長！

　　林院長是教育界的明燈，

　　林院長是青年們的保姆，

　　八個年頭，一貫作風，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目光，

　　我們堅决挽留林院長！

　　這首歌和林礪儒作詞的校歌，此起彼落，互相交織，響徹校園。

　　面對這場學潮，國民黨反動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礪儒職務的人也不敢上任。當局便采取高壓政策，逮捕、開除了不少學生。但師生們毫不畏懼，堅持鬥爭達兩個多月。

　　最後，國民黨當局决定，由教育廳廳長黃麟書兼任文理學院院長。

　　林礪儒被迫離開傾注過無數心血的文理學院。然而，他那“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精神，永遠留在師生們的心中。

　　桂林筆耕

　　1941年10月，林礪儒來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擔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次年4月，改任國立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他自知已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密切注意，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在家門口貼上一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的對聯，以著書立說的方式，繼續宣傳教育改革的主張。

　　從1941年到1945年，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樣做中學校長》《精神剃須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五四運動的評價》《八·二七路綫》《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養士》等。在《精神剃須論》中，他指出：指導青年，“一不是靠權威部勒，二不是憑籠絡操縱”，而必須瞭解青年，和他們做真誠的朋友，共同參加社會實踐。這篇文章在《文化雜志》刊登後，刺痛了國民黨當局某些人，致使《文化雜志》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綫》中，他繼續宣揚學術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認爲學生要尊師，但對教師的學說、教義可以懷疑批判。他的這些言論，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特務多次用匿名信對他進行恐嚇，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多年來的實踐，寫成《教育哲學》一書。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大搞獨裁，發動內戰。林礪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1946年，他不顧國民黨特務恐嚇，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國民黨反動派爲了控制桂林師範學院，决定遷校南寧，幷撤換了院長，林礪儒憤然辭職。這時，他身患腎炎，便回廣州治病，由于生活貧困，連盤尼西林也買不起。桂林師範學院張畢來教授等獲悉，立即凑了一筆錢寄給他。他接到錢，回信說：“莊子有雲：‘涸轍之鮒，相濡以沫。’諸君盛情可感，亦複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有將此信貼于學院布告欄，引得許多師生熱泪盈眶。

　　改革不止

　　林礪儒早年便打定主意不做官，也不涉足政界。在北京任教時，曾有兩三個省先後邀請他出任教育廳廳長，都被謝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感到現在的“官”與過去的官有著本質的不同，乃參加了1949年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届全體會議，幷當選爲政協第一届全國委員會委員。接著，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長。

　　面對著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教育事業，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後主持起草了《中學暫行規程》草案和《師範學校暫行規程》草案，幷就少年兒童教育、中學教育、民族教育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寫下《中等教育的兩個問題》《瞭解少年兒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條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等論文，提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辦好教育的主張。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礪儒患食道癌剛愈，便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吉林，就師範學校的學制及教學計劃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63年，他連續參加了天津中小學辦學經驗座談會和雲南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會後又深入雲南、廣西等地調查研究教育工作的問題。在這段時間，他還撰寫了《師範教育問題隨筆》《語文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怎樣對待學校考試》等文，提出不少新見解。如在《怎樣對待學校考試》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問題就要解决，所憑藉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識才能。人生正是這樣活到老、學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過程，原非可怕。怕考試幾乎等于怕生活，從來未聞有人怕生活的，而學校的學生則大多數怕考試，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躍躍欲試，原是有能者的常情，而學校竟把考試變成學生的畏途，其故安在？爲人師者應深自反省。”

　　可惜的是，由于當時“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不久便爆發了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林礪儒的這些探討未能繼續進行下去，他的許多正確主張也無從實行。

　　江青反黨集團被粉碎後，林礪儒看到了我國教育事業的光明前景。然而，他已經重病在床，再也無法爲之而奮鬥了……

　　1977年1月20日，這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先驅，廣大青年學生衷心愛戴的導師，因患胃癌，搶救無效，在北京與世長辭，終年88歲。

　　林礪儒先生逝世後，家人撿點遺篋，發現他于1973年在筆記本上寫下的一副“自挽聯”：

　　服官自笑立仗馬

　　遺稿尚無封禪詩

　　他的兒子林穎夫將這副“自挽聯”拿給葉聖陶先生看，葉老感慨地說：“恰如其人！”

　　（與陳啓著合作）

　　198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