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筆者出於個人興趣與工作需要，業餘參加過不少學會或研究會，並從那裏吸納了許多做人與做學問的有益養份，雖然少有清閒時間，但覺心安理得，生活充實，不枉今世。

　　當然，筆者初時之重點是經營廣東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再以該研究會爲主綫之一，發起、參與廣東社會學學會；又以前面兩會爲基礎之一，發起、參與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這是筆者有意識地設計的研究路向，以苦爲樂，不待多贅。

　　但從這裏似可看到，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爲社會學的基礎之一，把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作爲精神文明學的基礎之一，則是筆者長期以來形成的基本觀念，並貫穿於筆者所有的文字生涯之中。

　　蓋因研究社會學不能離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精神文明學也不能離開歷史唯物主義。所有社會現象，都是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産物；而社會歷史現象又必有其精華；這種精華當然不僅僅是指精神文明，同時也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種文明和這些文明的人與社會的共有載體——生態文明等在内。

　　出於上述長期形成的觀念，筆者在社會學與精神文明學的研究之中，或在參與社會工作和學術活動之中，腦子裏總有“社會與文明”或“文明與社會”這兩組字眼在輪番跳躍，甚而日夜纏繞、揮之不去。

　　正是出於這一緣由，在整理過往散稿時，便自然而然地將它們分别取名爲《社會與文明漫説（1981—2000年）》和《社會與文明漫譚（2001—2008年）》，以及待出版的《文明與社會漫議（1980—2000年）》和《文明與社會漫論（2001—2008年）》四書。

　　其中，前兩書主要從社會學範圍來講國内、省内當代社會歷史中的文明現象；後兩書則主要從精神文明學範圍來看國内、省内當代文明社會歷史中的社會現象。上述二者既無大的區别而又有所不同，只是角度的選擇罷了；也無論是社會與文明還是文明與社會，都是互動的關係。

　　同時，之所以用“漫説”、“漫譚”、“漫議”、“漫論”的詞語來作爲前面四書的書名，關鍵在於一個“漫”字。它不是社會學或精神文明學的專説、專譚、專議或專論，而是社會學或精神文明的散説、散譚、散議或散論；不僅内容散，形式也散，編排更散，與别的著作不盡相同，因而顯出“漫”的底色。

　　更加之，筆者眼裏的社會學或精神文明學，在經世致用中接觸日常社會活動與學術活動時，除了專篇論文與調查報告外，還化作講話或發言，化作書評或書序，化作紀要或報導，大都是隨機而作之，隨緣而爲之的，每每借此説彼，即使難免隨波逐流，也多在夾縫中漫自言心，這既是個人秉性之流露，也是散學難專之故也。

　　但從20世紀80年代初爲廣東社會學學會及90年代初爲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的發起與參與到現在，已分别經歷了24年和16年之久。這期間兩會的主要活動與筆者的研究工作，不説水乳交融，也可説難分難離。把這些東西放進四書裏面，却是筆者對社會學和精神文明學特别緊密的依存關聯與特别深厚的浪漫情懷。

　　確誠於上，筆者寧願以散學難專的事實而受到議論，却不願割舍四書中兩會活動的相關篇章——因爲這是兩會的部分歷史文獻，也是筆者懷着“路漫漫兮而求索”的一種心境、一種回憶和一種追尋。

　　如果説，這四書未能爲讀者提供更多高深的學術理論真知，那麽，它起碼可以爲真正關心廣東社會學學會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的同仁留下研究兩會的資訊記録，雖則不是完整的記録，吾願也已足矣。

　　就《社會與文明漫説（1981—2000年）》而論，作爲四書之首，從時間跨度來講，正是廣東社會學學會籌備、成立、學習、補課並逐步開展的時期；從選稿角度來看，筆者則是以學習、補課的心態和行動，爲廣東社會學學會的籌備、成立和開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筆者認爲，被打入冷宫近30年之久的中國社會學，雖於20世紀80年代初得到恢復重建，但於我們廣東，還不是一下子就能搞起來的，故在1985年廣東社會學學會成立前，做些學習、補課的籌備工作不能或缺。

　　要學習、要補課，開展社會調查研究是很重要的一環。爲强調社會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基本方法，筆者便重温了毛澤東同志《〈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並作爲四書之首的開篇。其中《廣州首創的民辦兒童福利教養院》，可説是筆者在廣東社會學學會成立前的籌備期間，較有代表性的調查研究報告。

　　此其後，筆者多次到邊遠的南雄山區、著名的國有或民營企業、人所關注的深圳經濟特區等，均作了較爲深入的社會調查並寫出相應的調研報告或論文，包括四書在内，調研報告的篇幅占了較大一部分。裏面提及的東西也大都得到相關部門的關注。

　　作爲社會學愛好者、工作者，不僅要學習社會學，要補社會學基本理論和方法的課，還要不斷地進行社會調查或田野調查，這才是活的社會學，有生命的社會學，有經世致用的社會學。但不管是社會調查還是田野調查，務須注意這些調查的天時、地利與人和的相關因素，尤其是我們調查所處的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

　　對此，《社會與文明漫説（1981—2000年）》一書在以調查研究的文稿爲開篇之後，即選取了有關我國改革開放及其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篇章爲其組合的展開。其後各書也大致是此類篇章的交替筆墨。這是因爲，社會學只有深入到社會的經濟、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的文化等領域，才能顯其重要的社會功用。不過，從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要求，這些文稿還只能説是堆皮毛之見。

　　但不管怎樣，筆者的用意——邊學習、邊補課，邊爲我國、我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爲我國、我省公民現代文明綜合素質的改善，爲我國、我省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做點努力，爲廣東社會學學會和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的前行鼓與呼，則是由衷之舉、自覺之踐。

　　當然，筆者的《漫説》和《漫譚》、《漫議》和《漫論》，是分别按時間先後爲序的。前兩書重點講社會學的近30年，後兩書重點講精神文明學的近20年，其涉及面比較廣泛，有的篇幅很長，有的篇幅却很短；有的講得較深刻，有的講得很簡單……

　　不過，篇幅長短也罷，論述深淺也罷，每篇至少有一個或幾個盡量自完其説或看似“離經叛道”、實則試圖立新的觀點，則是起碼的要求。本着“雙百”方針，要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有請讀者批評指正。

　　特别是四書中强調的、由我們廣東社會學學會等率先草創的幾個社會學分支學科，如意識社會學（也即精神文明學）、殯葬改革社會學、潜能開發社會學、健康研究社會學、志願服務社會學，還有四書中點到而未展開的一些新的學科形態，都是有待長期的争鳴和深入的探討，方能取得更多的共識。

　　再就是四書中强調的、筆者反復講述的，一如人與社會和自然所形成的文明總體觀，是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精神文明、人種文明和生態文明等六大塊及各塊内部的系統結構；二如市場經濟與人的現代文明綜合素質一系列内容的系統闡析；三如當代中華凝聚系統自身内涵及對凝聚力之外十六個命題的提出等等，若没有學術的百家争鳴或自主創新的持續研究，死抱老皇曆，照鈔舶來品，是斷難接近真知的。

　　回過頭來看，如果説從1980年至2000年這20年間，廣東社會學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忙於學習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補了一些所急所缺的東西，以及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於學科草創上的嘗試等，在《漫説》和《漫議》中有所反映，那麽，從21世紀開始以來的近10年間，雖然還要在社會學方面繼續學習和補課，雖然要繼續完善廣東創立的精神文明學，但與當年的情形有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多少也反映在筆者的《漫譚》和《漫論》之中。

　　然而，以現在的眼光來審視，用發展的眼光來量度，這些散稿畢竟是30年前的舊貨，肯定會有不少過時黄花。事實也是如此。只是爲了客觀一些地描留筆者多年來在廣東社會學和精神文明學方面的足迹與樣貌，便不計得失，冒昧端出；也樂度晚歲，笑對而已。是爲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