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勢單力薄 寡不敵眾 徒歎奈何！
—回憶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探索經過
這是一個經得起調查取證和時間考驗的真實故事，有永世保存的價值。筆者是一位在1946年經全國第一次統考，錄取為公費出國留學北歐專習生物製品和微生物學的科學家。在他六十多年的醫學生涯中，曾經遇到過類似於2003年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俗稱“非典”）突發事件——那是在1958年夏收季節，發生在四川溫江專區農村的一次史無前例、無黃疸型鉤體病的特大流行。其時正值收割早稻，眾多的青壯年農民集體下田，接觸被病菌污染的疫水後，突然病倒，高燒不退，形成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但因病狀與教科書中所述以及我國以往所見的典型鉤體病大不相同：患者少見有黃疸，呼吸道症狀顯著，並每每因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突然死亡。由此迷惑了幾乎全部臨床大夫、檢驗人員以及省裏的專家，致使大家處於不知所措的異常困難境地。農業生產一度陷於停頓狀態，水陸空交通也被迫實施了管制，疫情一直驚動到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
疫情發生後，因需保密，省內外都不敢就此事大事聲張，鄰近溫江專區的成都市內仍然過著表面平靜的生活，甚至與防疫站關係密切的衛生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簡稱成都所，下同），它的一般技術人員也只是偶爾有所風聞，不知其詳。原來，自七月初起，省內各地就先後有零散病例，或小規模的流行發生。於是，省裏的防疫人員和專家開始彙集在疫區的蒲江和溫江兩縣防疫站，成立專業檢驗組，從事病原體的檢驗探索。經過約莫一個多月的辛勤勞動，專業組除了鼠疫桿菌等可疑病菌得以排除外，幾乎一無所獲。隨後，終於在八月上旬，迎來了北京的一批流感病毒專家和工作人員，說是有可能為一種變異流感病毒感染，造成這次溫江的特大流行。省裏並做出決定，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內成立以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朱既明研究員和四川醫學院微生物教研室林志靖教授為組長的流感病毒檢驗組，從8月10日起開始工作。
筆者是在流感病毒檢驗組開展工作之後，才開始對溫江疫情略有所聞，但是仍然不知這次疫情的流行病學和臨床特徵。
事真湊巧，就在疫情發展到了高峰的嚴峻時刻，筆者于8月14日上午，在所行政樓前面的花園路上，無意之中碰到了一位當時主管生產、科研的所領導——燕真副所長（曾為白求恩大夫的醫療助手）。
燕主動向筆者簡略介紹了溫江疫情患者的臨床特點，以及疫區防疫站的檢驗結果，說是該做的工作都做了，就等所裏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檢驗組“點菜下鍋”了。筆者在聆聽後，先是脫口說出了一個問題：“怪了，流感不在城裏流行，跑到鄉下去了，真是聞所未聞。”
接著，筆者又闡述了如下一通見解：“這次病狀有點像1957年《美國熱帶醫學和衛生雜誌》的一期刊物上發表的疫情那樣：在馬來亞（即今日的馬來西亞）叢林中作戰的英國士兵，因與露水（被鼠尿污染）接觸，染上了鉤體病。流行趨勢雖然沒有像溫江這麼兇猛，但在臨床上表現出來的某些主要特徵，卻與溫江患者的症狀極為相似：無黃疸，肺部症狀突出，有血痰或咯血，乃至死亡。此外，在歐洲的義大利、丹麥等國，也有無黃疸型的鉤體病存在，但只是散在性或是在少數人群中發生，從未見有這樣特大規模的流行。”
於是，筆者順口向燕所長提出如下的建議：“不妨叫所裏的流感病毒檢驗組，從鉤體方面附帶做些工作，或可解決問題。疫情已經發生一兩個月了，至今仍然毫無頭緒，這事應儘快落實。”
在向燕所長說出上述這番話時，筆者並未亮出在歐洲留學的老底——1948年，在哥本哈根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時，曾經在名揚全球醫學界的兩位祖師爺（F.Kauffmann 的沙門氏菌，和 Chr.Borg Petersen的鉤體菌）處學習過這兩屬細菌的理論和技術，尤其在血清學分群分型方面，為掌握這兩門專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在上個世紀60至80年代，筆者作為學術帶頭人，在鉤體血清學分群分型、以及因數血清製造方面，在國內率先開了個先河，做了大量的工作，從而領先世界水準。這段歷史，當然是扯遠了的後話，不在此處細說。）
言者有心，聞者也從這次交談中得到了感奮和啟示。在與筆者交談後的第二天，燕所長就著人送來了疫區12例患者的全血樣本，要求儘快進行檢驗，解決當前這個使全省上下乃至北京中南海迷惘和困惑，而又了無對策的病原學重大難題。
為形勢所迫和領導的殷切矚望，再則，出於科學家的良知和公民的責任感，筆者挺身而出，臨危受命，為溫江這次突發疫情病原體的探索，竭盡全力投入了一場關乎千萬農民生死存亡的戰鬥，以報效“吾國與吾民”（借用林語堂書名）。
然而，話好說，態好表，總不能在一無房舍裝備、二無“兵馬”、空空如也的狀況下，就能幹起來吧！於是在當時“沒有條件、創造條件”號召的鼓舞和激勵下，筆者“單槍匹馬，白手起家；支起爐灶，現炒現賣；搭起戲臺，自拉自唱”，演了將近5個月的“獨角戲”。這在任何國家做科學實驗都是罕見的悲情壯舉！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上述響亮的表態，在筆者思想深處，還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起初，當燕所長把患者血液樣本著人送來時，自己心裏卻在嘀咕著這麼一段話：“老天爺啊！怎麼最終還是搞到自己頭上來了？流感病毒檢驗組明明有那麼多人，附帶搞一下不就行了嗎！我又不是個三頭六臂的人，僅憑赤手空拳就能夠打出個天下來？”
儘管在1957年之前，筆者在衛生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擔任總技師期間，熟悉並掌管過鉤體的科研工作；儘管在1958年來到成都所之後，自己已知被內定為右派分子，彼時彼刻，心裏卻在暗自鼓勵著：“不怕，難不倒我！我有深厚的功底和豐富的閱歷” 。思想上既然發生這樣一個轉變，行動上就該有所不同、有所作為了 。於是，頂著頭皮，像扎猛子一樣，由筆者獨自一人在所裏馬家橋一側山坡下的一棟獨立閒置房中，建成所謂的“鉤端螺旋體檢驗組”（與人強馬壯、形成團隊的“流感病毒檢驗組”顯然大不相同）。從試驗室和動物室的佈置、領料、實驗操作、培養基接種培養、動物接種飼養解剖和處理、以及打掃衛生等什麼細活、粗活、髒活，全都由筆者這位尚未被公開解除職務的“總技師”一人獨攬下來，包乾到底了。然而，儘管在思想上發生了這些巨變，工作上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在最終，足以使筆者感到欣慰、永生難忘的，不是人際間的傾軋和爾虞我詐，而是事業上的成就和對國家和人民的重大貢獻 。
中國有句諺語：上蒼不負苦心人。筆者經過三天緊張勞動、和衣打盹的不眠之夜，試驗室的部署、裝備的設置，都已經安排就緒，該上的試驗專案早就上了，終於獲得了對得起上蒼的回報。
1. 在8月16日，12份患者血清樣本的凝集溶解試驗效價有10份陽性，多數達到1：1000或更高。內行人，或者，稍微懂得一丁點臨床檢驗知識的內科醫生，一看就足以說明或證實，這是一次集體感染的鉤體病。
2. 在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種的一隻豚鼠出現死亡。（因動物室在19日始安裝完畢，當日才可接種），經解剖呈典型鉤體病變，並在暗視野顯微鏡下看到活潑運動的鉤體。由此可以進一步確診為鉤體感染。
領導這次抗疫情病災的，是四川省衛生廳下屬的一位主持技術業務的副廳長、曾經在加拿大研習微生物學的周緒德教授，和本省其他醫學專家們組成的專家組。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又是以“總技師”名份親自操作出來的結果，理應對他的檢驗工作所做出的判斷，篤信無疑。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據稱，燕所長幾次即時口頭上報給專家組的檢驗結果，都遭到了否決。他們根據肺部症狀，又未出現黃疸，仍然認為主因是流感。與此同時，專家組還向上級提出報告，邀請並等待北京的一位鉤體病專家來川核實筆者的結果。至此，事情由8月16日獲得陽性結果起，已逾10日，不免使筆者哀歎：嗚呼，勢單力薄，寡不敵眾，徒歎奈何！
時間就是生命，已經來不得半點遲疑和延誤！早一天確認鉤體病的診斷，農民兄弟的苦難和生命就早一天獲得解脫和挽救，免於死在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者的手下。耍弄權術不但於事無補，在事實上就是一種對人民的犯罪！要不是筆者從9月3日起，陸陸續續獲得患者的陽性血液培養物後，“擁黃派”（指死抱教科書認為該出現黃疸病徵的人）是不會認輸的；即使認輸了，也是在暗中認輸。因為在當時的官方檔案或工作總結中，從來不見有人如實道出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體探索的底細和真相。何以故？這難道不值得追究嗎？歷史究竟應該由誰來寫？“你們”想過沒有？
據傳，北京派來的一位鉤體病專家是在8月下旬（後經查證是在8月24日）飛抵成都的。筆者一直在期待著他的到來，視察實驗室、檢查試驗記錄，乃至交換意見。結果沒有！始終沒有過接觸，甚至連這位大員的姓名都不知道，如墮五里霧中。直到後來，在事隔卅年後，筆者從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醫學家薈萃》（第一卷，1987）和四川省志編輯室通過所裏給筆者發來的徵詢函（1989年9月初），才知道來者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鐘惠瀾先生。
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搞鉤體科研的機構僅有兩個：一個是附設于北京友誼醫院、由鐘惠瀾學部委員（院士）領導的熱帶醫學研究室；另一個是衛生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1957年，大連所撤銷後，該所鉤體研究室的人員、裝備悉數分流到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去了。大連所主持這項工作的是魏曦教授，他也是學部委員（院士）。魏教授為人正派，耿直，公正，愛護下屬，深受擁戴。筆者從1939年起，就受教並供職于他的門下，出國回國都曾得益於他的指導和幫助。當年若是上級委派魏教授來成都所檢查核實鉤體病病原體的探索結果，他肯定不會把發現鉤體的耀眼光環罩在自己頭上，筆者也就不會在以後若干年的歲月中，蒙受啼笑皆非的深切磨難。
然而，到了1959年1月底，即在檢出和證實病原體的5個月後，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召開的一次幹部會上，筆者並未獲得赦免，終於被宣佈為右派分子。
邪惡終究敵不過真理，是功是過，該毀該譽，該賞該罰，還得由筆者，後人，或是讓歷史來評說。
且看，筆者在最後是這麼說的。
1. 1958年9月3日，是專家組不得不被迫做出決定，撤銷設在成都所裏的流感病毒檢驗組的日子。此前，如上述，關於這件事的發展，有三個重大意義的日子。
16/8 距 3/9 18天 筆者的血清學檢查結果為強陽性，可診斷為鉤體病。
24/8 距 3/9 10天 鐘先生飛抵成都，當日即應認同筆者上述診斷。但是沒有，自始至終，沒有得到他的認同。
27/8 距 3/9 7天 筆者由動物實驗解剖結果檢出鉤體，仍不被專家組認同的理由說是，這只是個別現象，不足為憑。此時此刻，鐘先生又是怎麼表態的，不明！
如果能及早做出決定，分別有那麼多天數的疫情將被得到控制，有那麼多冤死的農民兄弟將被得到救治！特別是在鐘先生到達成都的當天，原本應該立即做出決定，認同筆者的診斷，但在最終還是一拖再拖，拖了18天才做出最後決定。今天重溫這段歷史，不難看出，任何遲疑延誤，不但問責難逃，亦非天良所應允耳！
2. 彼時彼刻，筆者幾乎活像印度“不可接觸者”那一族人，任人宰割。鐘先生當然知道這一情況。如上所述，儘管筆者一直在等待他的到來，檢查、核實檢驗結果，但迄未如願以償。對此，鐘先生的內心在事後應該感到有所愧疚。然而，實際上，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且聽下面解說。
關於這一段歷史的描述，在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1964年出版的《鉤端螺旋體病學術會議（廣州）資料彙編》中（簡稱《彙編》，下同），未見有人就溫江疫情病原體的探索經過，做出專題報導。與此相反，作為主持大會主席的鐘先生，在他長達21頁、以《新中國對鉤端螺旋體病的研究概況》為題的開卷篇中，筆者應該指出以下幾個特點：
(1).鐘先生對自己于30年代在北京和50年代在廣東所做的鉤體病研究，再三作為重點，為自己評功擺好。甚至對他的試驗室人員在1958年9月由溫江疫區一例患者的乳汁分離得一株鉤體，也津津樂道。但對魏曦教授于40年代在昆明和50年代在大連、廣東所做的許多實驗工作卻隻字不提，令人驚詫不已！
(2).對1958年溫江發生的那麼大的、還驚動了中南海國家領導人的疫情，卻一筆帶過，只說了如下幾行字：“1958年秋季四川溫江等地區發生本病大流行後，在該省黨政領導下，對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績。”（參見《彙編》第2頁） 兩相對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用意何在。
(3).最為令人側目相看的就是自己“炮製”的下面一件自相矛盾的事—那就是鐘先生在1964年召開的廣州會議上，非但避而不談他對溫江那次疫情病原體的探索成就，在《彙編》中也不見他的片言隻字。而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醫學家傳略書中、卻忽然冒出來了他親自寫出來的、以下一大段言之鑿鑿的情節：
“1958年，四川省4個專區的鉤端螺旋體病爆發流行，數以10萬計的群眾受到感染。當時該病被誤診為鼠疫和亞洲型流感，封鎖了川藏以及成都附近的交通。鐘惠瀾奉中央之命赴現場調查，三天內即找到病原鉤端螺旋體，準確地判明了病因，解除了封鎖，使廣大患者適時得到正確的治療，保障了人民的生活、生產建設的正常進行。”[參見《當代中國醫學家薈萃》第一卷第292頁 主編：崔月犁 韋功浩 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7。黑體字是筆者抹黑的。]
這13個大字的筆力是如此的雄渾，口氣又是那麼豪壯、篤定，難怪贏得一些學者和讀者的稱頌。這裏應該指出的是其中兩字—找到，而不是“確認”兩個大字！他真的找到了嗎？
但是，與此相對照，在這同一本書上的第383頁，卻有筆者撰寫的另一個式樣的描述：
“1958年，四川省溫江專區所屬各縣爆發原因不明的一種疾病。醫務界對該病的病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時，陳廷祚首先提出：鑒於本病的臨床症狀和流行病學特徵與馬來西亞叢林中發生的、無黃疸型鉤端螺旋體病極為相似，因此，鉤端螺旋體有可能為其病原體。後來，通過實驗，首先獲得了血清學的證明，但仍不被人們接受。直至一個星期後，又分離得導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現稱為賴株）鉤端螺旋體，才統一了認識，明確了治療方向。”
在同一本書上，這不是各說各話、對著幹，各自在唱一場真正的“對臺戲”嗎？
(4).如果再追問一下，就查找溫江疫情病原體這個問題而論，前已述及，1964年1月由中華醫學會在廣州召開的會議上，這位大會主席反而緘口不語了！他回避談論那段光前裕後的溫江往事，自覺地把那頂耀眼的光環撤了下來。這是為什麼？據與會者們事後推測，這顯然是由於筆者是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出席這次會議的唯一代表，就坐在台下的緣故——這位大會主席避免當場被筆者揭開這起疫情的“老底”。
這在科學史上，除了阿司匹林發現人的成果因為政治原因被無情篡奪的冤案外，說實在的，這是世界上罕見的又一例以“乘人之危，暗箱操作,巧取豪奪,沽名釣譽”為特徵的頂級學術腐敗，你相信嗎？這在以後篇章中還要詳加敍述。
3. 為了揭示真相，筆者將當年疫情的見證人、參與者，又是所裏兩個檢驗組的領導人—燕真所長于2000年2月28日從蘭州發來的一封來信，抄錄其中一段如下：
“在和你交換意見中，你提出馬來亞疫情，並由你負責做疫區患者血清學檢測等工作獲得鉤體病原陽性報告，相繼在患者血液標本動物接種獲取到首例鉤體病原體結果，證實流行是鉤體病所致。這是有原始記錄可查的。”（注：這是燕真所長收到筆者寄去的《陳情表》第一卷的復信。）
在2003年12月25日，燕所長和他的夫人王庭槐、這兩位所長（他們原來都在成都所工作），從蘭州給筆者發來了賀年卡，其中有這樣幾句話：
“元旦春節向你拜年！
來件拜讀多次細看，鉤體蓉所是你先確認屬實。
鐘某到蓉未曾作任何實驗。
想開些，是非無人說，事實是鑒別依據。
首先願你能快樂！”(注:“來件”指筆者寄去的《陳情表》第二卷)
作為當年疫情專案的當事人，見證人和成都所兩個檢驗組領導人的老革命幹部—燕所長，他這兩封信確實是充滿了大無畏氣概和實事求是精神的信函，讓我看到了希望，溫暖了我的心！
4. 2004年5月25日，筆者收到四川省衛生廳、四川省衛生志編輯室、 新老兩位主任的來信。現抄錄如下：
陳廷祚老師：
您多次來函述及1958年四川溫江發生的鉤體疫情事件，關於您當年疫情病源的發現，實不亞於羊年發生“非典”找尋病源的貢獻。對此，我們對您表示敬意。這在《四川醫藥衛生志》1991和《當代四川衛生事業》1994兩部書中已載入，可流傳後世。
關於鐘惠瀾先生對當年疫病防治的作用，我們也客觀的記入上述兩書中。至於北京有關媒體的報導，僅是媒體的行為，無礙于我們史志的編修。在續修志時，我們會對您的貢獻作必要的補充，求真務實的載入史冊，垂訓後世。
祝您身體鍵康！
四川省衛生志編輯室
陳朝烈 陳正勇
2004-5-25
寫到這兒，使筆者回想起和陳正勇老主任打交道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89年9月初，筆者突然接到四川省衛生志編輯室經由所長辦公室轉發的一封來信，說是要核實以下一個問題：即在1958年溫江發生的那場特大疫情中，首先發現病原體的學者是鐘惠瀾先生。筆者在9月14日回信中，如實地為自己做了申辯，並用下述語句作為回信的結束語：“根據以上所述，本人建議，在志中以不提名包括本人名字為宜。如果必須提名，則應尊重事實，予以更正，以正視聽！”
關於這件事的起由，亦即編輯室是根據什麼線索提出這個疑問，以及在定稿時，又是怎麼處理的？筆者始終也未主動查詢過最後落實的情況。據筆者當時推測，這無非是編輯室的先生們，從衛生廳的檔案中，查閱成都所當年上報的材料，即鉤體檢驗組簡報（共5期，每期10份，其中7份上報省衛生廳和溫江防疫指揮部）之後，引起他們的懷疑，乃至在他們之間發生爭論。於是，出於無奈，又不得不採取徵詢函的形式，“走一走過場”罷了。因為在官場中，尤當民告官時，弱勢一方歷來很少會占上風，或是很少會打贏這樁公案的。即使你投書上告，也是枉然，又何必自討苦吃！
後來，直到2003年12月14日，筆者在一次與華西醫科大學傳染病科主任黃安華教授偶然相遇，並談起1958年溫江疫情時，蒙他告知他有幾本《四川省醫藥衛生志》等方面的資料，內中確認發現鉤體的學者是筆者，而不是鐘惠瀾。據此，從2004年初起，筆者向陳正勇主任連續發出幾封信，說明1989年9月初接到貴室來信後，向他坦陳溫江疫情病原體探索的經過和真相，以及自己當時心裏的想法。其中最後一封是2004年3月9日發出的，此信的主要內容是向他們表示道歉。現披露如下：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有二：一.向貴室陳正勇、張文晉兩位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二.我借此機會，向編輯室做一次發自內心的檢討：
應當承認，我是一位落後於時代的人……我極其錯誤地低估了編輯室先生們對編志這項嚴肅工作，在政治、國家長治久安、道德觀念上的認識水準。我當時的一個極其錯誤的看法是，我認為，這是官方歷來喜歡採取“走過場”的慣用手法。弱勢一方與強人較勁，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再則，從地方官員來說，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所有這些，都應該歸因於不信任黨、不依靠黨的想法；黨是光明正大的！有錯必糾，有錯必究是黨歷來的政策。姑息養奸，保護壞人，不是党的方針。
哪知你們在收到我在1989年9月14日所寫的復信後，你們卻認真地進行了復查，把原來是一件黑白混淆，見不得人的骯髒醜事說得一清二楚，不禁使我清醒過來——今天的史志編輯人員，不是小報那種專門編寫花邊新聞的人；他們黨性強，政治覺悟高，人品道德超群，敢於求真務實，不怕神，不怕鬼，堪稱人民的楷模，值得稱頌！這是我的檢討。 此致
敬禮 簽名 2004-3-9
5．2005年2月2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給筆者發來一封回信，現抄錄如下：
陳廷祚先生：您好！
2005年2月5日來函收悉。
按照中國科學院道德建設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對已故院士（學部委員）的投訴，原則上不受理，望請鑒諒。
但是，為了幫助您實現對您曾經做出的重要成果有一個公正評價的夙願，我們根據您提供的情況，與四川省衛生廳進行了聯繫，瞭解到省衛生廳有關領導對您所反映的問題十分關心，對您曾經對國家做出的重要貢獻十分肯定。因此，我們相信，在衛生廳黨組織和有關領導的幫助下，事情會有一個正確的結果。
時值春節剛過，但春寒尚濃，您已八旬高齡，還望多加保重。
恭祝您健康長壽！
中國科學院 院士工作局 （印）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以上所述，只是一些關鍵性、主要的證明資料和依據。更多的正面和負面材料將在以下篇章和附件中，加以補充。最後，讓我們用以下幾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乘人之危 巧取豪奪 居心叵測 夫複何言！
二. 揭開曠世驚人的兩起重大疫情之3個W
——由SARS事件回想到1958年溫江的一次鉤體病的人造大流行
2003年5月時，一種怪譎的SARS（簡稱為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中國和世界各地後，已成為強弩之末。但是，如果回顧一下這年初春檢驗查找病源時發生的一系列衝突風波，就會使我回想起另一次至今名不見經傳的特大疫情，那就是在50年前（1958年）發生在四川溫江專區農村的非典型性無黃疸症狀表現的肺部大出血型鉤體病的人造大流行。
從醫學上來講，不論在流行病學，還是在臨床等方面，這兩種疾病確實毫無共同之處。但是就這兩起突發事件，尤其當大疫情爆發後，人們在檢驗病原體的3個W認知上，卻有一些異曲同工的地方。所謂3個W就是指What(病原體是什麼)，When （病原體何時被查出來的）和Who（是誰首先發現病原體的），這是對查明疫情病原體的三個起碼訴求。以下讓我們來回顧和比較一下，這兩起事件在發展過程中，3個W是怎樣各自一呼一應的。
一. 現在已知，這兩種疾病都是當時教科書上查不到的怪病；病原體的查證也是經過一番離奇的周折才見分曉的。
SARS病例首先發生在2002年11月廣東的河源，以後四處擴散，以至形成一種全球性的急性傳染病。病原體於次年4月間確認為非典型性肺炎冠狀病毒的一種變異體。在這起事件中，由於患者的臨床症狀非常特殊，流行病學的特徵和轉歸又不同於一般冠狀病毒的感染。因而在流行初期，醫務界和防疫部門全都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民間引起談“非”色變，惶恐不安。幸而政府之後及時採取了一系列的堅強措施，經過幾個月的苦戰，終於在2003年5月下旬，特大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
無獨有偶，如果對比一下1958年溫江的疫情，儘管在本質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在探究病原體的難度和出現怪誕不經的現象上，兩者何其相似乃爾！鉤體病之在各國，原本是一種散發性的地方病，其在臨床上的典型表現，絕大多數患者顯示有黃疸。如今在溫江卻成為爆發性的、而且是幾乎清一色的無黃疸型的急症，令人不可思議，何以故？筆者根據當地的夏收耕作方式和勞動力組織安排形式，大膽使用“人造大流行”這個離奇的字眼來描述當時的情景。關於這點，將在下一篇中詳加解說。
在該次疫情中，鉤體病例首發自當年六、七月間省內各縣農村的零散患者，其後之所以未能與溫江的病原學立即聯繫起來考慮，就是因為病症的其情其景迷惑了幾乎全部臨床大夫和防疫人員，致使他們認為，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直到8月16日，病原體才被筆者證實為黃疸出血群中一個不引發黃疸的賴型鉤體。至此，在建國後相隔45年（2003—1958）發生的這兩起特大疫情中的前兩個W問題，總算有了初步交待。
但是當人們一旦涉及到第三個W，即Who時，問題就開始複雜化起來了。拿SARS來說，由於客觀和主觀因素的影響，當時在部門之間還難以做到通力協作、攜手並進，相互交流資訊。由此不只為外國同行開了方便之門，人家搶先一步公佈了發現病原體的檢驗成果，這就使國內學者們相互產生怨氣，甚至引發爭論，觸痛了彼此的神經。本文採用了《參考消息》兩位元記者創用的、寓意深長的一個新名詞“開闢第二戰場”來描述第三個W的紛爭場面和情景。
二. 開闢第二戰場，顧名思義，在前線“抗非”是第一戰場；由醫學界知識份子們在後方作病原體的檢驗探索，打明仗、打暗仗、打爛仗，諸如誰首先宣稱，或證實SARS病原體為某某病毒，誰首先破譯該病毒的基因序列，誰首先怎麼怎麼的，如此等等在事實上就是第二戰場。這裏用了一個不太雅致的打爛仗這個詞兒，其實也沒有什麼的。在事情還沒有判明之前，你爭我奪是難免的，不能將他們統統歸入另冊人物看待。我們只消看一看《參考消息》（4月16日）和《南風窗》記者廖懷淩（5月16日）的報導，就可以從第二戰場上看出當時的情況已是戰機四伏，硝煙彌漫了。什麼大獎、專利等敏感的名詞也都一併搬出來了。看來，在打響第一戰場的戰爭之後，在第二戰場上，還將有另一場爭奪戰要打。當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呂克?蒙塔尼博士為了是誰首先確認HIV（人類免疫缺陷性病毒）一事，不是也打過一次國際仗嗎!這麼一想，也就無所謂了。在心中窩了一肚子的火，就是要拿到桌面上來打明仗，把“肚皮官司”亮出來。正義的仗就是要敢於出擊。有真理在，何懼之有？
附注：愛滋病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英文字頭的縮稱。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呂克?蒙塔尼和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羅伯特?加洛，為誰首先發現病原體HIV一事爭論了廿餘年。據路透社2008-10-6報導，“瑞典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最後拍板，HIV是兩位法國人呂克?蒙塔尼和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首先發現的，因而獲得2008年度諾貝爾獎。”
實際上，美國人羅伯特?加洛也做出了很多的基礎性發現，並且得到了評審委員會承認。蒙塔尼和巴爾-西諾西的措辭更為謙遜，兩人都對加洛的貢獻讚賞不止。
巴爾-西諾西在電話採訪中說：“人們將會忘記這場爭論。美國研究團隊確實在發現愛滋病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應當得到承認。”
美國人加洛也同樣表現得很客氣。他發表聲明說：“我很高興，我的多年好友與同行呂克?蒙塔尼博士及其同事弗朗索瓦?巴爾-西諾西獲此殊榮。今天上午，我看到蒙塔尼博士說，我同樣應該獲獎，我表示非常感謝。”
美國國家變應性疾病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認為羅伯特對愛滋病研究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貢獻，因為他為確定愛滋病病毒為致病原因提供了最強有力的證據,而首先發現病毒的則是蒙塔尼。”他接著說，“遺憾的是評審委員會不能把諾貝爾獎發給三名以上的科學家。如果可以的話，那我可以肯定羅伯特受之無愧。”
筆者點評：在看了這段新聞之後，筆者深受感觸。就學術成果而論，應以事實為依據，爭論歸爭論，甚至吵鬧均無不可，但是要像加洛那樣，在最後心服口服、並以“好友相稱”的謙遜形式了事，心胸算是開闊的了。做人嘛，切勿嫉賢妒能，只要不涉及學術腐敗問題，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像在我國發生的類似事件那樣——有關界別在戰勝SARS疫情獲獎之後，不知是什麼原因，不肯袒露事實真相，光打肚皮官司，互相猜忌，造成互不往來、似友非友的難堪狀況，應引以為誡。
但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特定條件下，還有第二套打法，那就叫打暗仗，用四川話來說，就叫陰到打。這在1958年溫江發生的特大疫情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為了確認是誰首先證實病原體為鉤體一事，較勁的雙方，一方是一位強勢者，著名的院士；另一方，是筆者，在當年、當時被內定為右派分子的弱勢者。儘管後者用實驗診斷法率先證實鉤體為其病原體，但在最終，這一極為重要的科研成果還是輕易地被那位院士，“乘人之危，暗箱操作，巧取豪奪，據為己有” ，至今也未能得到正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筆者只好在私下、單方面打了整整50年的肚皮官司。這和19世紀在德國拜耳藥廠工作的阿圖爾?愛新格林(Arthur Eichengrün )博士的阿司匹林案件極為相似，堪稱世界上罕有的兩例頂級學術腐敗。以下筆者將對這兩樁案子作一番簡介。
20世紀發生在德國的這一例千真萬確的事件中，首先提出為愛新格林（Eichengrün ）正名的是一位英國學者，即英國格拉斯哥的斯特萊斯克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藥學科學部工作的副主任，瓦爾特?史尼戴爾（Walter Sneader）。他撰寫的《對發現阿司匹林一事的重新評說》（The discovery of aspirin: a reappraisal）,發表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國醫學雜誌》 321：23-30，2000)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為阿司匹林發現人正名的一篇著作。
Sneader先生顯然是近代醫學史中一位明達公正、不甘沉默、敢於仗義執言的義士和衛道者。為一位異國學者鳴冤叫屈 ，他親自去了一趟拜耳藥廠所在的勒沃庫森(Leverkusen) ,求得該廠檔案館的館員們為他翻譯有關阿司匹林的館藏文獻，並找出Eichengrün 先生在1944年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營發給拜耳藥廠的一封自白書。Eichengrün 先生是早年德國塑膠工業的先驅，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上第一位站出來，與距今已有140多年歷史、飲譽全球的拜耳藥廠打了幾乎50年肚皮官司的學者，終於在1949年12月23日含冤去世。有誰想到，在他死後51年，還有人站出來為他正名？以史為鑒，這絕對不是一句空話，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筆者在本輯有一篇題為《阿司匹林發現人之謎》的文章中，對100多年前為阿司匹林的研發，和整整50年以前為溫江疫情病原體查證這兩件重大成果的紛爭作了陳述和比較，並稱之為至今世界上罕有的兩例頂極學術腐敗。這兩樁冤案有其共同的特點，亦即乘人處於危難之際，依仗政府權力（德國）或個人權威（我國），公開或在暗中強行奪取他人的成果，以求達到盜名竊譽的目的。前者是因為德國當時盛行種族歧視，乃至後來納粹掌權時，執行種族清洗，進行公開的掠奪；而後者則是由於弱勢者一方正在遭受一場政治磨難，即在反右派的鬥爭中，被打成另冊人物，任人宰割；而強勢者卻乘機瞞上蒙下，在暗中竊取弱勢者的重大成果。
聯想到2005年發生在韓國的黃禹錫學術造假事件，它在全球報章雜誌上折騰了兩三年，直到最近才見到有一個收場。原因是黃禹錫是韓國國家認可的頂級科學家。所謂頂級，當然是指名氣大、屬於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士。正因為有這樣的身份，後來在其他國家發生的類似學術造假事件，乃被各國謔稱為日本的黃禹錫、挪威的黃禹錫。
原來，在2004年2月，黃禹錫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謊稱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類胚胎幹細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一篇作假的論文，宣佈攻克了利用患者體細胞克隆胚胎幹細胞的科學難題，其研究成果一時轟動了全球。
後來作假敗露，韓國政府非常重視這件有失國體的大事，首爾大學於2005-12-19組織了特別調查組；檢察部門並以詐騙（濫用國家研究經費數百萬美元）罪名起訴黃禹錫，包括60多名檢察官對他的個人住宅、原始實驗記錄、電腦檔和相關設備進行了搜查。
黃禹錫在2006-7-4 面對檢察官的指控說，自己是被下屬欺騙才發表虛假資料的。他相信研究人員交給他的試驗結果，終於造成捏造論文的大錯。據此，韓國政府於2006-7-19 撤銷了黃禹錫曾經得到的“科學技術勳章”和“創造勳章”。此外，他還被首爾大學解除了教授的職務和頭銜。
據法新社2006-5-9報導，儘管韓國政府做出了上述決定，黃禹錫在韓國一座寺院僧人籌措6000多萬美元的支助下，仍然計畫在2006年7月建立新的試驗室。法新社並于同年12月13日報導說，黃禹錫已經開始悄悄地低調恢復工作，專注於動物器官移植研究。
但是，據韓通社首爾2008-7-31報導，黃禹錫提出恢復研究的申請已被政府拒絕。全文如下（參見2008-8-1《參考消息》：標題是：黃禹錫幹細胞研究申請遭拒）：
消息人士昨天說，韓國將不會批准名譽掃地的科學家黃禹錫提出的繼續從事人類幹細胞研究的申請。這一決定可能沉重打擊黃禹錫想在該領域取得突破從而恢復名譽的努力。
據消息人士說，國家生物倫理委員會最近開了一次會，與會人士就政府不應該批准黃禹錫提出的繼續研究的申請達成了一致。
瞭解會議內情的消息人士說，“大部分委員會成員認為，考慮到黃禹錫過去極不道德、極不正當的行為，其請求不應該獲得批准。”他還說，該委員會決定，將不會允許黃禹錫在韓國從事人類幹細胞研究。
筆者用這麼長的篇幅來介紹黃禹錫事件的事發經過和結局，主要是為了說明以下兩個問題：
一.黃禹錫學術造假事件的性質雖則也屬於學術腐敗範疇，但與頂級學術腐敗顯然不同。這一事件可歸入中國科協2004年2月15日頒佈的《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中不端行為》其中的第2條，即偽造篡改實驗資料，而頂級學術腐敗則不能歸入其中（共7條）任何一條。
二.儘管黃禹錫在韓國的身份非常高貴，他也坦陳了造假真相，敢於承擔責任，感到羞愧，並作了檢討。然而，他並未得到從輕處理，也未能官復原職。韓國政府仍然認為這是一件有失國家體統和尊嚴的大事，還動用了政法部門查處這樁醜事。由此說明，韓國政府是一個法治國家。
黃禹錫醜事似乎是學術界在歷史上宣揚得最凶、最久的一次事件。韓國政府不為尊者諱、不為名人諱，嚴格依法辦事，值得各國學習。
毫無疑問，所謂頂級學術腐敗，確實是極為嚴重的學術道德，或職業道德問題。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道德不只是他、或她的做人底線，而且是事關國家安定、社會和諧，乃至國家聲譽和尊嚴的大事，不可等閒視之。
三 .好事多磨 弄巧成拙
這一篇主要是為了著重說明上一篇提到的人造大流行的“人造”兩個字。
在通常的情況下，人造二字只不過用以表示某一事物、現象的屬性或由來。但是，如果用之於解說一種流行病的起因時，就可能遭到人們的非議，責難，甚至訓斥。“一，這是你杜撰的，有傷大雅的形容詞，何能用之于正式文本？二，這明明指的是‘人禍 ’，你想嫁禍於人嗎？”
且慢斥之為異端邪說，讓我們來一番細說端詳，好嗎？
1958年發生在四川溫江專區農村的鉤體病被說成是一次特大的流行，這在以後已為各方所認同。但是，從流行病學觀點上來分析，這次流行有4個明顯的特點區別於省內、國內、乃至國外所見的散發性的、小規模發生的無黃疸型鉤體病。例如，義大利的稻田熱（但在印尼，會出現黃疸）或北歐的摘豆者疾病。這些特點可以歸納為4句話：即這次流行不但可以稱得上特大流行，而且：
1.大得出奇：患者人數之多，在全球歷史上可謂是一場空前絕後從未見過的特大流行。以溫江縣為例，該縣的人口總數只有十來萬，在一至兩個多月的期間內，竟然有五千多人發病，不可不謂是該縣的一次特大災難！
2.大得出眾：與平年，也與同類地區發病情況不同，發病高峰出現在當年的八月，而不是往年的九月，並且溫江縣疫情之危險，可謂全省、全國、乃至全球之最。
3.大得出格：發病率之高，病情之險惡，遠遠超出洪水型鉤體病。仍然以疫情最重的溫江縣為例，發病率竟高達3002/10萬；有一戶七口之家，患病人數居然超過半數，令醫學界震驚。
4.大得出乎意料：這是在我國過去未曾報導過、也是各國教科書中未見引述過的一種怪病：以肺部大出血為特徵的無黃疸型鉤體病的一次大爆發，而這一疾症又必須借助於暗視野顯微鏡檢查和使用一種特殊培養基的培養法，才能取得正確的診斷。要不是《美國熱帶醫學和衛生雜誌》1957年那一期刊物上一篇文章的提示，有誰會想到使用這類工具和方法來求得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體的查證！即或你是這方面的熟手，或權威，在未做實實在在的工作之前，誰敢明目張膽地說，引發這次大流行的病因就是鉤體病？或者，正如那位專家言之鑿鑿地說，他在“三天內即找到病原鉤端螺旋體”?
“你說了這些讓人聽了以後會引起人們反感的話，把那次疫情說得那樣令人毛骨悚然，又神乎其神、蹊蹺和深不可測，而你在當時又是一個不知底細的局外人、旁觀者，你不怕犯眾怒，惹火燒身嗎？”有人問。
這是一個怕真理，還是不怕真理而富含哲理的問題。何謂真理？一般人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他們只會用事實來說話。且聽，下面的事實是這麼說的。
至今，關於1958年溫江疫情的陳述，較為完善的來源主要有兩個印件：
一件是《 1958年四川溫江地區鉤端螺旋體病防治研究工作總結（修訂稿） 》內部印件——四川省溫江專區防疫辦公室 防治研究組 1960年2月 12日編印（簡稱《總結》 ，下同）。
另一件是《鉤端螺旋體病學術會議資料彙編》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1964年編印（簡稱《彙編》 ，下同）。
《總結》因系內部文件，未見公開發行，而《彙編》則是至今唯一流傳甚廣的專集。然而，令人驚歎的是，在這兩種專業性的歷史資料中，既未對引發這一年特大流行的根本原因做出全面、認真的分析和總結，又未對探索病原體過程中出現的戲劇性周折加以追述。很明顯，人們只是就事論事，回避說這是一次人造大流行；更不願意說，病原體的查證，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檢驗搜索一無所獲後，竟然是一位局外人、旁觀者首先提出病原體的屬性、首先做出血清學證明和首先培養分離成功鉤體的。為什麼？這難道不算是一樁咄咄怪事嗎？
“你這麼不分青紅皂白，亂彈琴，不怕成為眾矢之的嗎？”有人問。
這麼一問，由此使筆者想起英國一位終身未嫁的著名小說家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在她所著的小說《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1813年首次出版）一書中說過的一句話：
“Those who do not complain are never pitired.”
[不抗辯的人是絕不會被他人同情、憐惜的。]
這使筆者突然茅塞頓開，膽子大了起來，一定要抗辯，使用“人造”這兩個字，把事情說清楚，講明白，才會取得別人同意、諒解和同情。
我們可以從《彙編》中幾篇有根有據的著述裏，抽出某些詞句來說明某些人觀點的蛛絲馬跡，從而揭示他們是怎樣就這起疫情“就事論事”的。
一曰：“主要由於明顯地改變了過去的耕作組合……” 。何謂耕作組合？雖然未作說明，但是推敲起來，無非是指，耕作方式和勞動組合形式，前面再加上主要二字。這就答對了正確答案的一大半。
二曰： “……而影響1958年大流行的原因，也還要考慮……,以及大兵團耕作方式等。” 這兒羅列出了引發流行的一般因素，卻把主次因素說顛倒了。這也無妨，畢竟點出來了本末的“本”字這個主要定位語，應予肯定。
三曰：“由於集體參加耕作……”。這是在做文字遊戲。集體有大小之分。過去幾家幾戶互助合作，不也是叫做集體嗎？
四曰： 未突出重點，開列了流行病學的一些術語的流水賬單，不著邊際，不知所云。
上述四種情況，顯然都沒有說到正確答案的點子上來。如果按照實驗診斷學記分法打分，只能依次記為+++，++，﹢和±。那麼，想得滿分++++嗎？首先就得從正面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一怪病偏偏要在溫江專區農村首先發難？
答曰：筆者根據《彙編》中提出的各式各樣的見解，結合《總結》做出的論斷，分辨主次，歸納為如下三點結論：除了天時地理條件、鼠類儲存宿主和人群免疫狀態外，促成1958年溫江疫情大爆發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人為因素，和一個在《總結》中未作細說的自然因素。
1. 耕作方式變了：為了擴產增收，由過去單季稻改為種植雙季稻（早稻和晚稻），統一安排生產，致使發病高峰由過去的九月提前到八月出現。此時，雨水最為豐沛，田中積水較多，鼠類活動也最猖獗，為疫情提前發作創造了條件。
2. 勞動組合形式變了：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由過去一家一戶或者以互助組參加勞動的形式改為勞動大軍作戰，即所謂大兵團耕作的形式搶收（早稻）搶種（晚稻）。參加田間勞動的，除以青壯年農民為主外，還有大批學生、教師、幹部、工人以及市縣下放人員，這類人群往往占總人數的二、三成，他們原本就是易感人群。
上述制度上的改變都是人為因素在起作用。這本來是一件人人贊成、眾望所歸、力求辦好的好事，只因好心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何能苛責經辦人？
3. 病原體的組成變了:雖然說，事在人為，是事功成敗（事倍功半、事半功倍）的關鍵，但在某一種疾病流行時，尤當涉及帶菌宿主的案例中，宿主的帶菌率，及其所攜帶病菌的血清學型別這一外在因素有時起著幫兇、甚至主要作用。
在溫江這次大流行中，黃疸出血群中的一個新發現的賴型鉤體就是一個很為明顯、很為突出的例子。它好比參加了溫江瘟疫妖魔大合唱，並且在引發無黃疸型病症的各個型別的菌株之中，它又是一個氣度不凡的領唱、一個貨真價實的罪魁禍首。可是在疫情爆發之前，有誰知道，它不只在溫江，而且是中國中西部的一個兇神惡煞；憑它拋出的那一招撒手鐧，可以使患者產生肺部症狀，以至引發肺部大出血而突然死亡，由此構成溫江特大流行的一個臨床上的特點。
賴型菌株，簡稱賴株 ，得名于患者賴安華。他是溫江縣年僅18歲的農民。因參加收割早稻發病住院。賴株是筆者由患者血液最先分離得到的菌株之一，據此得以使四川省走出了病菌在溫江設置的這個迷魂陣。然而，不幸的是，無論是在《總結》或在《彙編》中，均未見有記載。其微妙之處似乎只能由人心領神會而難以啟齒言傳。
賴株的血清學屬性雖然早在50年代末即被筆者定為黃疸出血群中的一員，隨後在70年代經用該群所屬各型菌株及其抗血清做交叉吸收試驗的結果，證實該株為一新的血清學型別。後經筆者報送荷蘭阿姆斯特丹《WHO/FAO鉤端螺旋體病參考和研究合作中心》復審，終於在1987年9月11日獲得復函確認賴株為鉤端螺旋體黃疸出血清群中的一個新的血清學型別的代表株，而被永久收藏。這是我國第一個被國際參考研究中心確認收藏的鉤體標準菌株，詳細說明和證據請見下一篇的論述。
無庸諱言，1958年中國大躍進的時代，夏秋季節發生在四川溫江專區農村並以肺部症狀和肺部大出血為特徵的無黃疸型鉤體病的特大流行，是一場地地道道的人與天鬥的實例。在這場實戰中，人是輸了一局，只緣好心沒有辦成好事，因而沒有理由去嫁禍於人，更沒有必要去力圖回避談論和使用“人造”二字，這才是解釋人造大流行這個新名詞的真諦。
作為新中國現代醫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人們應該怎樣看待溫江疫情呢？第一要按寫《志》那樣，如實說出事件的真情實況，不含一點主觀意見加以粉飾或掩蓋。第二要像寫《史》那樣，揭發各類人物的外在表現和內心活動，從中汲取教訓。這就叫做，“以史為鑒”和“以人為鑒” 。說到這裏，筆者靈感特發，忽然想起要做一首英文配字詩：
Francis S.Collins（2006）原作 筆者 配字作 2008-5-24
Dare to dream, dare to dream, Dare to think, dare to think,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breathing fre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peaking free.
Unafraid,our hearts unswayed, Unrivalled,our hearts unswayed,
Till the story of CF is history. Till the story of Lai is history.
注：引自 Francis S.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Free Press(2006)。柯林斯是美國著名遺傳學家，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國家基因組項目領導人。CF系cystic fibrosis(囊性纖維化). Lai指賴姓人體所患的鉤體病。
四.舉 證 篇
這一篇還是圍繞溫江特大疫情這個主題，不過是用資料來解說這次疫情的病原學之謎：賴型菌株這個元兇是怎樣據“理”被截獲，而不是依仗權威、或個人名望所能巧取豪奪得到的；它是怎樣被“驗明正身”，而在“群雄割據”中，它又是怎樣“獨霸一方、”一舉成名的。因此，這篇以舉證篇為名的文章，就是查證溫江疫情病原體的總結。
如前所述，賴型鉤體感染病菌是在一、兩天之內就被筆者用血清學方法首先取得了證明，由此解決了困擾四川省、乃至更高層行政當局一、兩個月的難題。
“你說得這麼輕巧，好像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間有無神機妙算，歪點子，甚至盜名欺世的行為？”有人問。
答曰：斷然沒有什麼奇招訣竅。搞科學研究的人，誠實、守本分、不作假是做人的起碼條件，來不得半點虛偽，乃至欺詐。何況就筆者當年當時的身份來說，更沒有行騙、巧取豪奪的可能性！這次疫情之所以能夠快速、順利取得滿意的成果，確實是一曲挑戰與奇遇並存的“絕唱”，而這一絕唱卻在當初未曾料到，從一開始就發生過幾次“曲高和寡”的場面。
這一絕唱主要依靠以下兩個怪誕而奇特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其他人、甚至這方面的專家，為何不能解決病原體這個重大問題？
1. 客觀要求 無緣置喙：如上所述，當疫情急速發展至頂峰時，病原體仍未被查找出來，而患者人數卻與日俱增，農民、醫護和防疫人員，乃至政府無不憂心如焚，都實在招架不住了。由於筆者當時的身份是內定右派，不是重用的對象，又被看成為局外人，連旁觀者都不是，無法獲得有關資訊，也無由獻計獻策。即或你插上一嘴，也沒有人聽你的，只好噤若寒蟬，不聲不響，然而內心卻屬於“心有餘而苦於無緣置喙”一類的人，豈非一大遺憾？
2. 成竹在胸 天賜機遇：彼時彼刻，奇跡突然出現了——8月14日上午，在一次和頂頭上司的偶然相遇和交談中，筆者講出了對病因學的見解，並與馬來亞疫情相對比，說明有自己的獨特理由。接著，果真如他所預料的那樣，謎底終於被揭露了出來。這在前幾章中已經做了簡要的說明，不在此處重複。
“照此說來，你不就成了李昌鈺那樣的神探了嗎？國內有名的專家都沒談到馬來亞的疫情，而你卻獨出心裁，說得那樣神乎其神。我們懷疑，你分明是在下賭注、玩梭哈、下決心賭它一盤，博弈一下，碰碰大運！”有人評說。
答曰：這與下睹注不同。把馬來亞英軍發生的疫情來和溫江疫情相類比，不是在碰大運，也不是在玩梭哈。類比（analogy）是一種推理方法，有理並把“理”理順了，才能推導出明確的科研方向和方法，乃至結論，而此處所謂的“理”，就是兩地（馬來亞和溫江）在流行病學和臨床上的共同特點，並以此作為剖析問題的線索或突破口。
這兩地都處於溫帶或熱帶地區，已知有過鉤體病流行，而鼠類是這一疾病的主要帶菌者。由於鼠類在野外活動頻繁，當人們種植水稻或在野外作戰時，都有可能接觸所謂疫水（被帶菌鼠尿污染的田水或露水）後，即可引發鉤體病。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這種疾病往往只限於農村，而不會在城市中造成流行。從溫江疫情發作情況來看，就憑患者僅限於農村、僅限於夏收秋種季節，和僅限於接觸污染水源這3個僅限，就足以排除其為鼠疫或流感的可能性，這就是流行病學上的“理”。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在專區所屬蒲江縣的一個水庫，有750名工人的工地上，因連日下雨，工人集體參加搶種紅苕，結果有90人發病，而留在工地上的石工、木工卻無一人發病。後經證實，該症為經常見之於我國、不表現有黃疸的坡蒙那型鉤體（L.pomona）感染。此其一。
臨床方面，鉤體病可以表現為多樣性是早為人們熟知的事實。有無黃疸和出血傾向的大小，都不是診斷鉤體病不可或缺的指針。這種多樣性都屬於臨床上的“理”。例如，前已述及，義大利的稻田熱就不出現黃疸；同樣，在丹麥發生的“摘豆者疾病”，也沒有黃疸。後者是由Borg Petersen 定名為塞羅型鉤體（L.sejroe）的一個新型鉤體所引起的鉤體病。此外，在上個世紀60-80年代，在中國發現的其他一些無黃疸型鉤體病，也都屬於國際上已知血清學型別的鉤體所引起的鉤體病。此其二。
筆者在國外深造幾年,放棄了追求諸如什麼博士、碩士之類的名位，而專心通學各種生物製品的製造，和各類致病性微生物診斷鑒定的技術，終於成為這方面的通才。這在當時的國內是比較少見的。再加上勤奮好學、不甘落後，時刻注意國際上鉤體的動態和新近文獻的進展。否則，在那個年代稀裏糊塗、不看書不看文獻報章雜誌、知此不知彼、執迷不悟，一味“擁黃”（指稱死抱教科書認為典型外耳氏綜合症患者必然出現黃疸的人），也就不會使溫江大疫情的診斷取得那麼快速的進展。此其三。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用馬來亞和溫江這兩個實例來回顧一下上面指出的analogy吧！[注：本篇材料已全文詳載於《中國微生態學雜誌》16/4：253-256，2004。這是筆者用中文寫作的唯一一篇有關賴株鉤體由來的文章，雖則晚了46年。]
我們可以將溫江病歷中有較為完整記錄的852例患者（參見1960年《總結》），和美國一本雜誌（McCrumb,F.R.Jr.,et al.: Amer.J.Trop.Med.Hyg.6:238,1957）上的英軍209例患者的幾類症狀，以作比較。
從列5個主要症狀來看，只有3個症狀有可比性。這兩處的共同臨床特點可歸納為兩多一少：咳嗽、血痰或咯血多，和黃疸少，由此得以使其在臨床上自成一個臨床類別（clinical entity），亦即以肺部症狀，尤其肺部大出血為特徵的肺出血型鉤體病。這是任何一位醫務工作者應該能夠從中得到啟發的典型事例或教訓，也就是上面所說的“理”。舍此，無由說清楚兩地病原學的關聯，更無法就能憑空設想並斷言，溫江這次疫情為由鉤體集體感染所致。
然而，就在1963年5月由四川省衛生廳科學情報研究室印發的一篇題為《無黃疸鉤端螺旋體病》的論述（筆者注：實際上是一篇1958年溫江疫情的專論）中，巧妙地把由馬來亞和溫江這兩處疫情症狀的對比，是得到啟發還是得到印證顛倒過來說。且看，原文是這麼說的：由此說明“馬來亞的報告與本組（指溫江病例）死亡病例相似（筆者注：意指得到印證）” ，而回避談及筆者早先就已說過，“從馬來亞報告的病例症狀的對比得到啟發” ，其用心不可不謂良苦矣！
以下將用數字從兩方面來說明賴型菌株之被檢出和血清學型別的歸屬問題，以及賴型菌株感染在四川省以及全國的重要性。
(一). 賴株鉤體之被檢出
1958年8月15日筆者奉命獨自一人籌建鉤體檢驗組，並開始從事病原體的查證。以下是當月以及隨後所取得的四個鐵證。
鐵證之一:血清學一次檢查
8月15日筆者收到溫江患者全血樣本12份，經用當時我國通用的診斷菌液（14型）作血清學凝集溶解試驗（簡稱凝溶試驗，下同）的結果為：
陽性結果 10份
其中
pomona型 7份 (凝溶效價最低1:300，多數很高，最高達1:6000)
australis A型 1份 (凝溶效價 1:3000)
icterohaemorrhagiae型 1份 (凝溶效價 1:1000)
sejroe型 1份 (凝溶效價 1:1000)
陰性結果 2份（凝溶效價均< 1:300）
這一結果說明，溫江這次大流行為集體感染鉤體所致，因為既往感染殘存效價鮮能達到1：300或1：1000者。如能一次達到1：3000，則可肯定做出鉤體病確診。
鐵證之二: 血清學二次復查
隨後，筆者對能獲得二次血液樣本的患者都作了第二次血清學復查。表2是兩例患者的二次血清樣本的凝溶試驗復查結果。
鐵證之三: 豚鼠接種試驗
最先檢出的上述兩例血清學陽性結果，只用過患者稅華林的全血做了豚鼠接種試驗。結果在接種後的第7日，即於1958-8-26深夜，豚鼠死亡。解剖所見顯示典型鉤體病變。由肝臟塗抹標本並可查見活潑運動的鉤體，據此更可進一步確診為鉤體病。
至於患者賴安華，在他出院當日，即27/8，曾經用過他的尿液接種一隻豚鼠，除在接種後第4-10日出現發熱（第8日高達40.3℃）外，解剖未見有任何病理變化。
鐵證之四: 直接培養試驗
用直接培養法最先由患者血液培養成功的純培養物有稅（華林）株和賴（安華）株。可惜稅株早已失傳。現存的賴株是至今流傳下來的唯一、最早的培養物，後經查證，它是1958年溫江大疫情中被截獲的主要元兇。
患者賴安華病症較輕，除發燒、頭痛、腓腸肌壓痛、淋巴結腫大等一般症狀外，至病程第7日出現咳嗽、血痰，至第11日病癒出院。和稅華林的結果一樣，用出院當日的尿液作動物接種的結果，兩者的發熱曲線，均於接種後的第5、8日出現兩個高峰，但賴的第二次高峰達40.3℃ ，高出稅的0.6℃。兩者解剖結果均為陰性。
以上列舉的四項試驗中的任一陽性資料無不具有舉足輕重的診斷意義，然而在當時卻一再受到質疑與否決，不但為巧取豪奪者預留可乘之機，而且再三（確實有三次）拖延做出明確診斷的決定，貽害深遠，自不待言。
對本病的實驗診斷未能及早獲得專家組的認同，並做出決斷，顯然是由於參加評議的專家們在思想認識上的兩種失誤：概括地說，這是本本主義和先驗論在作祟——在臨床上是本本主義的維護者，而在流行病學上，又是忠實信守先驗論的執行人，他們終於碰上了這兩根軟釘子而無由自拔。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二）.賴型菌株的血清學型別的歸屬問題
在上個世紀50-80年代，對鉤體型別診斷的難處既有歷史的原因，尤其在當初十多二十年，為區分我國鉤體血清學群別型別所用的診斷菌液屢有改變，但也有因工作人員技術操作上的不熟練，致使不同試驗室，甚至同一試驗室對同一株鉤體的定型，偶爾得出不同的結果。其中，以羅馬尼亞的Verdun株最為令人犯難，歷時也最久。有鑒於此，在1963年，筆者及其同仁，首次按Borg Petersen法，用賴株與當時國內僅有的12型羅馬尼亞代表株和蘇聯兩個型DV-A 、DV-B的代表株，做了血清學交叉吸收試驗。試驗結果證實，賴株與Verdun株為同一血清型。
直至70年代末期，筆者及其同仁先後分別於1977年和1979年用北京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保藏，並且是國際上確認的黃疸出血群中、見之於我國的4個菌型（若連同賴株，共5株），和17個菌型（其中包括：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原始Verdun 株，若連同賴株，共18株）的國際參考株，按Borg Petersen法制成各自的免疫血清和菌液，做了極其繁重而大量的血清學交叉吸收試驗。另外，在1979年，還用了見之於雲南省的H2和 H6株，和上述黃疸出血群4個型的國際參考株，以及賴株，共7株，也做了血清學交叉吸收試驗。原始Verdun株系Pettit於1916年在法國著名的凡爾登大戰戰場上，由一名患傳染性黃疸（系外耳氏症舊稱）而住院的陸軍士兵人體中分離得到的。
由上述血清學交叉吸收試驗，終於證實，賴株是黃疸出血群中的一個新的血清學型別的菌株，既不同于巴斯德研究所保存的Verdun株，又不同於國際上的17個型的參考株。
與此同時，筆者及其同仁還就見之於我國黃疸出血群的5個及7個不同型別的菌株定出了它們各自的抗原結構式。總計，5個型和7個型的菌株的因數組成，分別有12和20個因數。例如，賴株的抗原結構式為：
在5個型中的抗原結構式為1，6，7，8因數
在7個型中的抗原結構式為1，8，9，10，11，12，14因數
在定出抗原結構式之後，即可根據結構式制出它們各自的因數血清，用於鉤體型別快速診斷。因數血清曾於80年代在國內試用了幾年，效果非常良好，這在國內，或是國際上，堪稱為創舉。可惜其後，時任所長在未與筆者商量的情況下，鉤體研究組無緣無故地被撤銷，並將筆者的得力助手崔錦家研究員（已故）調往別室工作。以致在最後，既未做出總結，又未能申報為正式產品，重要科研成果就此消亡，嗚呼哀哉！
中國最初使用的Verdun株，其所發生錯誤的源頭究竟在何處，至今也未查明，實際上也無法查明。嚴格地說，除了操作人員技術不熟練和來源不同這兩個因素可以造成重大失誤外，單就用作區分血清學型別的交叉吸收試驗本身來說，由於不同試驗室採用不同的方法和標準，例如，家兔抗血清的製備方法、血清學吸收試驗法、吸收後殘留效價的取捨數值，等等，有時也會產生某些差別。這是長久以來，困擾鉤體檢驗或是血清學分型工作中的共識。有鑒於此，荷蘭阿姆斯特丹WHO/FAO鉤端螺旋體病參考和研究合作中心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利用單克隆抗體技術來核實交叉吸收試驗的結果。該中心主任W.J.Terpstra於1987年9月11日曾致函並連同實驗記錄告知筆者：
（1）他用黃疸出血群的13個國際參考株與賴株作了交叉吸收試驗，結果證實賴株是一個新的血清學型別。
（2）此一結果經用單克隆抗體作凝集試驗得到進一步核實。此外，他還根據F70C4-1和F82C2-2這兩種單克隆抗體的凝集效價，對tonkini 和lai這兩個血清型（曾被北京誤認為同一個型）的菌株做出區分，結果證明兩者是不同的血清學型別。
至此，前後經歷了二十多年未獲得徹底解決的一個老大難的問題，賴血清型終於被國際上的權威機構確認為一個新的血清型別。
（三）. 黃疸出血群菌株在溫江疫區的檢出頻率和排名
溫江大疫情消除後，筆者用當時僅有的14型診斷血清與由患者分離的38株培養物，連同溫江防疫站鉤體檢驗組由鼠類（主要為黑線姬鼠）分離送檢的35株培養物，作了分群試驗，結果匯總說明，不論由患者或鼠類分離得的鉤體株，均以黃疸出血群占絕對多數，但就患者而論，占總株數的76.3﹪，另有少數分屬其他4個群。
（四）.賴型鉤體在四川省部分市縣檢出的頻率和排名
1977年，筆者及其同仁用黃疸出血群中國內常見的6個血清型分別製成診斷血清，再經交叉吸收試驗製成分型血清，連同其他8個群、未經吸收的分群血清對1974-77年四川省部分市縣由患者和動物分離的410株鉤體作了血清學分型，結果說明，在由患者分離的菌株之中，以黃疸出血群為主、占全部217株的70.1﹪，與1958年溫江疫區的檢出率，76.3﹪，基本一致。在黃疸出血群中，賴型菌株獨佔鰲頭，占71.0﹪ 但占全部217株的49.8﹪。這一結果與四川省防疫站（1981）發表的1971-79年四川省收集的1428株鉤體的分型結果也基本一致，即黃疸出血群占全部株數的56.7﹪，其中賴型株數又占黃疸出血群810株的72.8﹪， 或占全部1428株數的41.3﹪。 如果將這三組資料加以匯總可知，除1971-79年四川省黃疸出血群株數占1428總株數的百分率偏低外，其他各組資料都很接近。這是因為：
（1）．四川各地不同類型的鉤體病症呈點狀分佈，而多數地區為無黃疸型的發病區。
（2）．成都所收集的菌株只限于溫江或其鄰近市縣，而省防疫站則為由全省收集而得，因而可以說明，溫江及其鄰近地區為一大片無黃疸型的發病區。在近乎10年的期間內，黃疸出血群株數約占總株數的70﹪，而賴型株數又約占黃疸出血群株數的70﹪，或約占總株數的一半（70﹪× 70﹪ ），由此構成這一片區菌型分佈的特點。
（3）．賴型菌株不只在溫江片區占主要地位，而且與全省的平均檢出率約略相同，說明其在四川省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在1958年溫江專區發生的特大疫情中，賴型菌株被認為是引發肺出血型病症的罪魁禍首、元兇，並且是造成該次大疫情發作的三個因素之一，即自然因素，是有根據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起著關鍵作用的，仍然是另兩個人為因素。因而把那次疫情說成是人造大流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那是中國建國後60年來僅有的一次大規模的地方流行，也是全球唯一的一次特大流行！由於此後，汲取了教訓，即在收割前，放幹了田水，改變了耕作方式和收割時人力組織形式，以及採取了預防接種措施等。此一疾症，終於取得了有效的控制，雖然還不能求得完全的滅絕。
就全國而言，賴型鉤體主要分佈在長江各省，遍及長江、漢水流域及以南地區。
綜上所述，本篇按時間順序編寫了賴型鉤體之被檢出、血清學型別的查證及其在溫江疫情中，以及四川省出現的名次排列的全過程。這是一篇真情實況的往事，可供醫學教育專家或醫學史家，在今後撰寫內科學或熱帶病學教材或歷史時，記上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作為前車之鑒，教育後人 。
跋：2003年12月，魏文彬（已故）、周惠民、陳廷祚三家在蓉城的子女們相約，在已故恩師魏曦學部委員百年誕辰紀念日，即12月25日，舉辦一次追思晚會。陳、週二人因年事已高，未能到會。
在這次晚會上，三家子女回顧了上個世紀40年代魏老在昆明西山腳下的中央防疫處（1945-1947），和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1950-1957）工作期間的往事，以及當年和恩師魏老一家相處的歡樂情景；也談到了魏文彬、陳廷祚這兩位魏老的學生，于1947年3月離開昆明，分別前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和哥本哈根國家血清研究所留學期間，魏老給予他們的指導、鼓勵和幫助。以及其後，即在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由於大連大學醫學院沈其震院長急於招聘人才，遂通過魏老聯繫並得到魏、陳二人的首肯後，最終獲得東北人民政府的聘請和資助，於1949年底回國，在當時的大連大學下屬的大連衛生研究所（原為日方於1924年創辦，在抗日期間歸關東軍731部隊接管），亦即後來的衛生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工作。該所於1957年撤銷，除魏老的鉤體研究室分流到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外，其餘全部人員裝備悉數併入衛生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
三家子女們在晚會上談到了魏老對“三學”（立克次體，鉤端螺旋體和益生菌）的貢獻，特別是魏老的鉤體研究室，與陳在1958年之所以得以迅速完成溫江病原體查證工作之間的千絲萬縷聯繫，都應該在中國醫學史上記上這筆寶貴的史料。
寫到這兒，筆者不由得想起5年前為1958年這段個人辛酸史而填的《江城子》。現轉錄于下，矢志不忘。
江 城 子
一 計謀 二 作假
世間豈是競計場 耍伎倆 露鋒芒 巧取豪奪好倡狂 仗權勢 坑賢良
抹幹吃盡 爭百世流芳 洋鏡拆穿 榮譽一抹光
料得是非無人說 留後代 論短長 暗箱操作盡扯謊 不自律 騙名望
注：江城子最初只一闋，宋以後增為二闋，各35字，五平韻。競技場（arena）原為古羅馬的圓形賽場，其中央供打鬥比賽，至今仍為義大利精心保存的古跡。筆者于1947年8月22日曾遊覽過一次。此處將競技場的技字改為計字，計謀（貶義詞）之謂也！抹幹吃儘是四川話的口頭語，意指挖空心思，強佔或占盡別人的便宜，含意深邃。“料得是非無人說”一語原為“料得是非有誰說”，這是筆者在看了燕真所長2003-12-25來函中的用語後，修改為如此，更符合現下流行的潛規則。
五．答 辯 篇
2003年10月15日午後1時許，在打開電視機後，無意之中收看到了北京台播放的一則有關鐘惠瀾學部委員學術生涯的《神州紀事》下集節目。
鐘先生作為我國老一代熱帶病專家、學者，又是我國熱帶醫學奠基人之一，學識淵博，醫術精湛，貢獻良多，不愧為後生學習的楷模，值得稱頌。這是學術界和輿論界早就一致認同了的評語。
在收看過後，筆者覺得事出突兀，耐人尋味，不禁浮想聯翩，歎息不已！
雖然沒有看到全集，而畫面又是一晃而過，再加上望九老人反應遲鈍，難以領會通篇的主旨和內涵，但就已知的一鱗半爪，特提出如下一孔之見，姑妄言之。
一. 《神州紀事》似乎是北京台為了配合時政或時務而設立的一個播放節目，因而，經常更換所記之事是它的一個特色。而時效則是它的需求和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否則便成為隨心所欲寫成的隨筆，劄記，甚至偶然抒發的清談。但是就其某些方面的內容而論，有點像是當年的“燕山夜話” 。燕山夜話也是出自北京媒體的一種典型的絕活。
由此說來，這個節目的播出是有所指的了。它是有的放矢，亦即，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能夠從中產生某種有益或者有利於後生和國家的特效。因此，把它的播出說成是“事出有因”也未嘗不可。有因自應有果，這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佛教之所以得以持續存在，保存千年不衰，其真諦乃得益於因果論，但是它有可取的一面，尤其對智者來說，“生平不與惡事為緣，所以惡報可滅！”（《大悲咒》 第25頁 進成印刷公司 1996），此乃任何學者不可不記取、等同於生命之一大準則和條規也！
二．“你把北京台播放《神州紀事》這件事說成事出突兀，事出有因，聯繫你在2003年8月份向中國科學院打的那份請求立案調查處理的報告《陳情表》，未免有點想入非非，並且盡往壞處想，以利於往‘惡事’上掛鈎，存心在想整人，你有事實根據嗎？”有人問。
答曰：筆者並非信口開河，也無存心整人的意圖。說實在的，我根本沒有那份整人的本錢。《陳情表》的前4篇申訴材料寫得有根有據，經得起查證，甚至可以聽任任何審處單位的調查！然而，筆者發送給北京台的《陳情表 五 答辯篇》，就沒有多大把握了，心裏有點虛了。這是因為，答辯詞只是以一些揣測、推導和論理為依據，自然易於引起誤會，以至可能把原本是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搞糟，實非筆者所願！然而，筆者可以提出如下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1．從時間上來說，這是因為，在兩個月的期間內，從筆者打報告給中科院之日起，至短片策劃、排練、拍片、剪接和實現播放為止，可能是剛好足以及時完成並急於播放的一篇“不怎麼樣的”《急就章》。
2．播放這部短片的時效似乎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求得解說：即往好處想和往壞處想。
現在，先說一說往好處想的理由。
首先，播放這則《神州紀事》是北京台早就安排好了的固定性的經常節目，用以宣傳學部委員的愛國情操，學術成就，鼓勵後人，作為他們學習的榜樣。這事與筆者打報告純屬偶然巧合，不必大驚小怪，其間並不存在任何計謀或耍弄伎倆的問題。
其次，人非完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存在一些缺點，甚至錯誤也是難免的。何能苛求於人？語雲，瑕不掩瑜，成就畢竟是主要的，又何能以偏賅全？
再則，鐘先生已去世多年，事過境遷。人一死就死無對證，單方面難以判案，道理不言自明。因而，若想把惡事往上套，企圖掛上鉤，恐怕難以得逞。冤枉好人，說不定最終只會撈上一個咎由自取的惡名。
接著說一說往壞處想的理由。往壞處想的時效無非是宣傳失敗，欲蓋彌彰。這是筆者討論的重要旨趣所在。他並且為此準備接受任何形式的挑戰或批判。
撇開已經在《陳情表》前4篇申訴書中所舉的實證不在此處重複外，以下僅就北京台這次播放的《神州紀事》下集內容作一番回顧和評述。
(1).在這次播放中，有5位在京執教行醫的名醫和學者出場講了話。他們對鐘先生這位恩師十分崇敬，也十分景仰，尤其是對鐘先生在熱帶病學術上的造詣、成就，備加稱讚，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他們顯然全都看過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醫學家薈萃》第一卷第292頁上的那篇由鐘先生自己撰寫的自傳中，有關1958年發生在四川溫江的特大疫情病原體（鉤體病）查證工作中的那一段驚人的發現。
就出場亮相的5位學者來說，他們全都是外單位的學者，其中有2位是搞過鉤體病的專家，對鐘先生在鉤體病方面的貢獻，讚賞不止，但都未談及鐘先生在1958年對溫江大疫情的“特大的功勞和貢獻” 。還有一位是在早期曾經和鐘先生搞過一陣子鉤體病的學者，在他的發言中，甚至全然沒有提到鐘先生在鉤體病這方面的事兒。這三位學者是比較聰明自覺的，似乎也都懂得時下流行的潛規則，避而不談1958年溫江大疫情那件往事！
至於另兩位從未接觸過鉤體的學者，他們卻津津樂道，愣是重複說出了鐘先生在1987年曾經在上面提到的那本書上說過的那句謊話：一位說在三天內、另一位則說在三、五天內，鐘就找到了溫江大疫情的病原體——鉤體。
就這5位學者而言，他們對這件連中南海都被震驚了的大事，卻持有3種不同類型的態度，難道不值得人們進一步深思嗎？更為令人驚愕的是鐘先生掌管多年的友誼醫院，包括他自己研究室內的專家、弟子，竟然沒有一個人出場露面講話，硬是令人費解、猜摸不透！
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事內情比較複雜，難以用簡單的損人利己，即剽竊、或一般的學術腐敗來求得解說，而是一樁傷害他人，力圖利己的掠奪行為。俗話說，青蛙要命蛇要飽——在蛙（弱勢一方）與蛇（強勢一方）的決鬥中，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生死劫。
然而，就這次播放來說，筆者可以斷定，北京台則是單純地上當受騙了，因為該台根本不知道這次演出的內情和真正目的，稀裏糊塗地搭台捧場。但對筆者所起的作用，卻是把原本的一場生死劫，一下子又轉變成為明火執丈、落井下石的桃李劫！這兩樁事何能與瑕不掩瑜中的瑕相比擬？其在本質上有根本的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有人說，事過境遷，人都死了。中國人提倡死者為大嘛！還扯什麼皮？
呸！這決不是無原則的扯皮。岳飛，秦檜都不是生前定案的。中科院湯飛凡學部委員為了沙眼病毒這一發現而獲得的國際獎，後被他的後輩同事竊據和終被糾正等過程，也全部是在湯先生死後得以實現的。有錯必糾、有錯必究，是國家歷來的政策，何能厚此薄彼？
(2).有三件怪事應該在此處指出。
在當年溫江發生疫情的後期（9月），鐘先生曾經派出他的一位學生及其夫人，參加溫江防疫站重新建立的另一個鉤體檢驗組（此處“重新”二字表示原來沒有、重新建立。因為，成都所的鉤體檢驗組早在8月就已建立）工作。那是在鐘先生9月初離開成都之前決定下來的。然而，在這次北京台播放中，卻未見有二位出鏡說明。
再就是，筆者在1995年在珠海麗珠制藥廠發生的一件奇遇。在藥廠會議結束當天的晚會上，筆者結識了北京友誼醫院一位時任院長某某，於是抓住這個機會，向這位院長傾訴了1958年查證溫江大疫情病原體的哀怨實況，以及資深記者繆宜琴的幾篇有關鐘先生的鉤體事蹟文章的嚴重失實報導。最後，筆者要求院長主持公道，進行調查處理。哪知這位院長對這一告發，一言不發，哼啊哈地避而不答敷衍過去了。筆者也就只好自認倒楣、不識時務！會後，和筆者一起參加晚會的一位朋友說，“怎麼可能為你進行調查？何況，這是一件民告官的案子，你打得贏，才怪呢！不過，反過來說，萬一某某院長清醒過來，懷有正義感的話，回北京後，真的作了調查，說不定在某一天，會突然給你捎來一個特大的喜訊，讓你得到徹底翻身。” 筆者當即向這位朋友回答說，“這是你在做黃粱美夢吧！”在這次北京台的播放中，也未見這位院長站出來亮相表態。本院的事，卻不見本院的人出來講話，裝聾作啞，是不願，還是不便出來表態，這不就是時下社會裏流行的一種保護自身的潛規則嗎？
至於第三件怪事，繆宜琴這位元資深老記者同樣未見其出來亮相，其所講的有關鐘先生的故事，那就更為一言難盡了。可能因為是外行，非醫界出身的記者，未獲邀請出場罷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單就前兩樁怪事來說，偏偏這麼湊巧發生在北京台播放的這個節骨眼上，不免令人覺得蹊蹺——該表態的人不出來亮相！瞭解實情，包括事先知道有人告發的知情人，居然退避三舍，不願出場，耐人尋味！
因此,從表面上看來，把北京台這次播放的《神州紀事》以及其所起的效果或作用說成是“事出有因、欲蓋彌彰”，似乎就顯得格外恰如其分了。
三. 對三天內就能找出鉤端螺旋體的質疑問難
鐘先生的唯一貢獻，如前所述，就是他那13個大字——三天內即找到病原鉤端螺旋體。所用的動詞“找到”的文法和含義模糊不清，沒有交代時間、地點、出處，更沒有說出採用的檢查法。對此，筆者應該指出以下的疑問：
1.經查證，鐘先生是在1958-8-24由北京飛抵成都的。如前所述，根據成都所上報的實驗結果，本應於當日即可做出決定，認同筆者的診斷，但在最終，還是拖了18天，才獲得確認，為什麼？
2.有史可查的一則往事：那是發生在1964年1月，在廣州由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召開的鉤端螺旋體病學術會議會場上。原來，鐘在1958年溫江大疫情病原體查證工作中的特大發現，並被榮封的那道耀眼光環忽然消失了。才時隔5年多一點，作為會議主持人，彼時彼刻，他不得不在會上，回避談及1958年那段光榮而偉大的歷史成就。
為了揭示真相，澄清事實，筆者于撥亂反正以後，在上個世紀整個80年代開展的各類學術活動中，通過發表論文，出場演說，就1958年溫江大疫情病原學查證工作的艱辛歷程和真情實況，作了不屈不撓的、實事求是的抗辯。
首先，筆者出席1984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中日微生物學研討會，隨後在1987年11月由日本感染症學會邀請並全額資助，在神戶召開的國際地方病學術會議上，就上述疫情及賴型鉤體的檢出做了同聲傳譯的專題學術報告。這些報告的文本已於1985年在《日本細菌學雜誌》（由日本有光佳子博士譯成日文），和1986年在英文《匈牙利免疫學年刊》（由在1981年12月於日內瓦W H O會議上結識的一位匈牙利學者的索稿）上全文發表。
接著，東京國立衛生研究所鉤體研究室有光佳子博士在《日本醫事新報》1988年的一期刊物上，就溫江大疫情以及賴血清型鉤體檢出經過，對筆者又做了一次個人專訪報導。
在國內，筆者還有幾篇有關這一主題的論述，也都是用英文發表的。筆者及其同仁在上個世紀有關鉤體的中文著作約40餘篇，幾乎均屬內部文件或所內印發的材料，迄未公開發表。筆者用中文發表的有關1958年溫江疫情往事的論文，只有兩篇：一篇是2004年在《中國微生態學雜誌》第16卷第4期 ，另一篇是2007年在該雜誌第19卷第5期上刊出的。
3.再則，從鉤體實驗診斷學方面來說，在上個世紀通用於我國的診斷方法，切實可行的只有3種，其中以血清學檢查法（凝集溶解試驗和補體結合試驗）最為簡易，並且在一定條件下（一次試驗效價特高），當日即可做出診斷，而其他兩種方法，即動物接種法和直接培養法，3天觀察期是遠遠不夠的。
四. 賞析
1.前面說了，把北京台這次播放的效果說成是事出有因 欲蓋彌彰。這是筆者對這場播出最初下的一個結論。如果那樣設想，則是錯怪了北京台。原因是，和資深記者繆宜琴一樣，他們都不瞭解這5位學者的學術背景，為人逢場作戲，純屬上當受騙，不知不覺地背上了黑鍋，使自己成為受害者。
2.再則， 就那兩位學者的發言來說，不知是由於善意的無知，不問不查不看筆者的外文著作以及四川省衛生志的資料，還是出於其他的門戶之見，在螢幕上頻頻亮相，為鐘先生發現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一事樹碑立傳。經過這兩位虔誠者誤導，謊言變成了真相，說教也就變成了真理，使北京台背上了這口大黑鍋，廣大醫務防疫人員和觀眾受到了矇騙。
3.筆者從2004-12-5《成都晚報》上，看到山東的一位媒體工作者孫自忠撰寫的一篇題為《強勢籠照下的失語》時評，很有啟發。其中談到有顯赫身份和頭銜的強勢者在幹了壞事、出醜後往往得到低調處理，亦即他所稱的隱性支持，於是問題就會變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孫先生還說，隱性支持的另一種形式叫做失語（這在醫學上稱為aphasia,失語症，一種病態。此處指“故作病態”解；。筆者建議再加上另一個辭彙，沉默不語，非病態，存心不語）。這些人認為話說多了、說少了都不行，不如不說。沉默或閉口不談是趨利避害、保護自己的一種最好的辦法。實際上，就是對作案人的支持，或者說，隱性支持。當然，如果是公開支持，袒護壞人壞事那就得歸入顯性支援了。這類現象都被他看成是人們對強勢人物的條件反射。他的這些說法，說得真是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確實是對現實情況的寫照。這麼一來，強勢者就此得到了實惠，不能對他做出任何有效的約束。看來，這位媒體工作者還是有點醫學水準的，運用的條件反射、失語、顯性隱性等名詞，到位妥帖，符合現實情況和強勢者的心理。筆者認為，這些現象在實質上，說穿了，也就是時下流行的潛規則。
4.筆者根據上述潛規則，將這次《神州紀事》播放中出場亮相和未出場亮相的7位專家學者，另外還包括成都所的一位老領導、燕真所長，華西醫大感染科黃安華教授和我不相識的廣州中醫藥大學朱宇同教授，共10人的心理狀態和現實表現，歸入以上4種類型的人間世態。
世道就是如此！如果最後兩位學者肯于站出表白一下自己確實是屬於“善意無知”的一類，筆者當然是錯怪了他們。
在北京台播放這則《神州紀事》之後，筆者不得不應景填了一首新詞《采桑子》，用以抒發情懷。
采 桑 子
一 登 殿 堂 二 下 苦 海
而今忽爾夢還鄉 半生落泊琉璃場，
智德門廊 苦難備嘗
道山亭旁 搜索枯腸
馬賽歌聲在回蕩 為填新詞淚滿裳
注：（1）．采桑子分兩段，各22字，三平韻。（2）．急就章，為了應付需要，匆忙完成的作品或事情，漢代書名，史遊作。（3）．苦海，原是佛教用語，比喻很困苦的環境。（4）．1999年6月赴蘇州開會時，筆者曾設宴招待蘇高中、其後又是上醫的老同學諸榮恩教授（蘇州醫大）和在蘇州二醫院的表侄吳澤民教授。談及當年在江蘇省立蘇州中學（蘇高中）讀書時，與現在仍然活躍在國內外學術界的一些同班（二十六甲）同學在一起的歡樂情景，以及學校大門門楣上銘刻的“智德之門”四個醒目的楷書大字，至今仍歷歷在目，字字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會後偕表侄前往三元坊母校參觀時，學校在原址徹底作了改建，除一座教學樓、紫陽樓、道山及池塘仍保留原樣外，已面目全非。智德之門不復存在，門內很長的回廊不再顯現，仿古道山亭已改為不大的平房音樂室，原先作為禮堂用的大殿已交還隔壁孔廟。此情此景，不免使筆者深受感觸，噫嘻之情油然而生。道山系人工挖了大池塘堆土而成的一座小山包。道字取名于道德或道義，與校大門上方的“智德之門”交相輝映，成為蘇高中之立校之本。歷經代代相傳，被譽為該校傳世訓詞，對歷屆畢業生在道德修養上影響之深遠，固不待言。（5）．此處所稱的馬賽歌聲系指法國國歌《馬賽曲》。用原文教唱馬賽曲和英美名曲、軍歌的老師，是上個世紀廿、卅年代蘇高中的一位資深老者。這些曲調猶如林肯蓋茨堡演說詞那樣，學生不但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時不時地在門廊裏低聲吟哦，或是在道山亭旁引吭高歌。
例如：
阿隆尚-放-得拉-巴得類…阿不拉-威諾賽揚。(《馬賽曲》，法國國歌)
Johnny get your gun，get your gun,take it on the run，…(軍歌)
雖然飽經七十多年的滄桑，至今仍可原汁原味地哼得字正腔圓，不同凡響，由此可見母校感召力之一斑。（6）．二十六甲系蘇高中班級的簡稱，指民國廿六年（1937）甲班，即抗日戰爭爆發前最後一個班級的畢業生。當年，全校有3個年級9個班。每個年級有3個班，其中2個男生班叫甲乙班，1個女生班叫丙班，各約40-50人。現在已知，廿六級有5位美籍華人。與筆者同班的有馮元楨和易家訓。馮和筆者同在一個晚間自習室的桌子對面坐了3年。每間自習室有兩張大桌子，各坐4人。易是貴陽人，被昵稱為苗子，實際上是漢人。1936年寒假期間，全校只我們兩人沒有回家，我們同吃同住了大半個月。馮和易都是國際上的知名科學家。(7).蘇高中原系范仲淹創辦於西元1035年的宋朝，1928年更名為江蘇省立蘇州中學，是當年江蘇省四個中學名校之一。（8）．算了一下，筆者這一生曾在內地呆了六十餘年。
昆明 白龍潭 上醫 1939-9～1940-11
重慶 歌樂山 上醫和中央醫院1940-11 ～ 1944-12
為了幫助成都新所的基建，筆者應邀于1954-5-1由大連來成都一次，以後在1955，1956年又各來過一次。那時寶成鐵路還沒通車，所周圍都是農田，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現在已與成都市區連成一片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應該補記上一筆的，就是在朱錦忠所長于1983年去世後，筆者在成都所的那幾年心情很不順暢，蒙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酈燮昌同意我的請求，並得到衛生部長崔月梨的批准，獲准於1985年調往該所工作，隨後又蒙江澤民市長親自批准在上海落戶（當時高級知識份子進入上海得到戶口需要市長特批）。其後，因成都所黨委書記趙永林於1986年專程赴滬三次，力勸筆者回所幫助工作，於是心腸一下子軟了下來，放棄了上海，於1987年初回到這個使筆者傷心落淚的成都所，以迄於今，倏忽不覺已近廿年。
保山 惠通橋 中緬油管工程處 1945-1 ～ 1945-3
昆明 高嶢 中央防疫處1945-4～1947-3
成都 包江橋 成都生物製品所1957-10 ～1960-12
涪陵 專區人民醫院1961-1～1962-1
成都 包江橋 成都生物製品所1962-1～
六. 結 局
筆者在2000年初接到燕真所長髮來了回信之後，就一直在萌生試寫一本回憶錄的設想。目的有兩個：一是在筆者生前留下一道印記，讓兒女們知道家史的變遷；二是要說說他在1958年溫江大疫情那一段辛酸的往事，準備啟用《陳情表》這個名稱。
這是筆者在小學讀書時念過的，由西晉李密（西元224-287）寫的一篇很感動人的文章。古人雲：讀武侯《出師表》不下淚者不忠；讀李密《陳情表》不下淚者不孝。李密是現在的四川彭山人氏，在他的家鄉有一座只有一個“孝”字的巨大崖刻。現在，筆者所寫的這本《陳情表》，讀這本書，不由得不令人不憤慨。
至2003年11月26日撰寫完這第六篇為止，算是初稿，前後歷時近達四年之久。為了準備出版這本文稿，筆者于2008年對《陳情表》的初稿又作了最後一次訂正，尤其對此前所寫的可能結局，再作一番最後推敲和評析。
時隔兩個4年，前後歷時已整8年，對結局的展望，儘管已經“望盡天涯路”，於今好像仍是茫茫一片白霧，看不到事情的盡頭。
魂牽夢縈，夜裏一覺醒來，哀歎人生的大好時光，竟然消耗在“路漫漫其修遠兮”的人與人之間的欺詐和詭辯中，豈不懊喪！
或問：從以上一段引子來看，淤滯在你心中的積怨還是“不老少的” 。想開些，忘記過去是養生的最好辦法。因為老問題，特別是整整五十年前的往事，只要人證物證俱在，在日後，總會有人站出來為你說話的。你想想看，一個耄耋老人是經不起這麼折磨的，讓你拖上一年半載，甚至再來一個四年、八年，是有你好看的！
在你寫的《陳情表》幾篇文章中，用了毫不含糊，毫不妥協的辭彙，這不利於問題的化解。讓我們先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在第一篇申訴書中，你用了寡不敵眾這個詞句，乍一看似乎有點擺開陣勢、存心打鬥的意思，不如改為曲高和寡為好，讓對方易於接受，氣氛變得和緩一些，以利於溝通關係，減少對立情緒。只要你能從良好的願望出發，任何事情不難解決。但是，要注意分寸，鐘先生是一位一言九鼎、名氣大、官高權重的重量級人物，即使有錯，切勿等閒視之，要與人為善，以和為貴，才是上策！
答：在聆聽之後，筆者這下子可開了竅，連忙回答說：“你說得對，領教、領教！”但過後一想，覺得有必要做些解釋，交待一下當初為什麼不用曲高和寡這個詞的緣故。
還記得嗎？筆者在答辯篇中曾經提到過曲高和寡這個字眼。“和”字的含義是跟著唱的意思，只要有一個人跟著唱，就可以稱作“和寡”。然而在當時，就筆者所經歷的種種不幸問題來說，還不同於歌曲，卻沒有人表示同情。根據“全或無定律”，這又怎能叫曲高和寡呢？
原來，在指鹿為馬、“非此即彼”那些年代，主宰人心導向的條規是“全或無定律”。這在西方叫all or none law,由此就會出現“全或無現象”。按筆者當時的身份和處境（准右派）來說，寡不敵眾一語必然意味著單獨一人，抵擋不住眾人的意見。這是1958年大疫情病原學探索事例的實情，顯然也是最合適的用語。
又問：你把事情說得那麼斬釘截鐵，還套用了什麼定律，並且把自己又看得那麼扁，這未免有點過分、小題大做了吧？
又答：燕真所長于2000年2月給筆者來信。他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敢於站出來打破那個生理學定律、並揭露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學探索真相的老黨員、老幹部。雖然是在42年後，只他一個人跟著“高歌獨唱”，但在此時此刻，應被認為是體現他的革命情操、睿智和果敢的行為，或者說是義舉，令人尊敬佩服，並使筆者產生知遇之恩。由此可見，時機不同有不同的看法和實效，即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對寡不敵眾和曲高和寡這兩個用語的最佳詮釋。
還問：你把“此一時、彼一時也”的時空拉得這麼長，掐掐指頭算了一下，轉瞬之間，確實花了42年（1958-2000），這在醫學史上是很少見的。能否請你把這件事再概括一下、稍稍披露一些主要情節，好讓大家從中汲取教益，行嗎？
三答：筆者在《陳情表》第二篇申訴書中說了：這件事在醫學史上是排得上名次的。若與2003年SARS相比較，後者只是一些為名所憂，為名所困的例子，不能歸入學術腐敗。但是，如果作為頂級學術腐敗而論，溫江事件應該退居為又一例，因為阿司匹林發現人之謎，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第一例奇冤錯案！
另外，在與強者較勁中，把自己比喻成印度“不可接觸者”那一族所謂的下等人。在被逼到牆角的情況下，無處發洩憋在肚皮裏的悶氣，只好獨自一人，在單方面和強者打了整整50年尚未了結的肚皮官司。倘若燕真所長不在8年前吐露出了1958年溫江大疫情病原學探索的真實情況，這樁不白之冤的案子將會成為永遠難以辯解、或者難以得到昭雪的沉冤！
燕真所長在給筆者信中提出的書面證明已在前面幾篇論說中作了引述，不在此處重複。此外。他還提出了以下兩條意見：
1.“凡是正直的人，決不作牆頭草，看風使舵：在上司、權威面前，敢於堅持正義；在人民遭受侵害面前，敢於做實事、說真話，這才是正確的所謂線 。但在那時候大鍋飯、觀風、查線時代，哪會有人出來評是非、功過啊？”
2.“既然當前推行什麼著作權、發明權等法制，就應該辨明真偽。”
很顯然，以上引述的幾段話是所有人當時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悄悄話，就連當時主管疫區工作、早年留學加拿大專研細菌學的四川省衛生廳周緒德副廳長、專家組組長，也被中央指派來核實成都所檢驗結果的鐘先生蒙住了，弄得啞口無言以對，豈不令人深思！可惜周老早已去世，未能對鐘先生所寫的、言之鑿鑿的“13個字”的診斷（三天內即找到病原鉤端螺旋體），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或反駁！
至此，有關曲高和寡為何在燕真所長揭開內幕之前難以用於描述事實真相，應該說是比較清楚地作了交代了吧！然而，筆者目前最為關心的是曲高和寡的結局問題，而不僅僅是爭取別人對此的同情、發發惻隱之心，就算了事！
筆者在上一篇《陳情表 五 答辯篇》中講了，佛教非常看中結局，即“報應”，並有“善惡”之區分。西方也談結局，從而乃有“禍福論”之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前者指的是施害於他人的人，後者指的是受害者，這兩種人有不同的結局。禍福之間發生的這種轉換，倒是很講辨證的，由此勸人們要有正確的禍福觀，一下子把它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結局這個問題：千萬不可忘乎所以，自視高人一等，一貫正確。更不應一味追求個人一時之名利，施害或加禍於人。中國民間也有類似的諺語：如“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或因禍得福，但未見有因福得禍或“福兮禍所倚”之說，由此給人們提醒一下，“樂極也可以生悲”！說到底，這是一個很富辯證的哲學研究課題，不可視如敝屣，更不可視若無睹！做人嘛，不依規矩，就不能成方圓，切記切記！
有一位相識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劉邦立教授，在2001-7-19《參考消息》 的“參考雜談”欄目上，故意發表了一篇奇談怪論，說是“成功乃失敗之母”。看過以後，覺得頂富有哲理的，猶如禍兮福所倚一樣，都屬於同類型的警世諍言。這對知識份子來說，向他們報一報警，有益無害，以免沖昏了腦殼，陷入於萬劫不復的深淵而無由自拔。
總之，無論是佛教，中西方的這些說辭，都涉及人生觀的問題。筆者在填《采桑子》詞牌時，把似乎是八竿子扒拉不上的什麼智德之門、道山亭等也都填進去了。然而，細想一下，道德的德是一切智者的做人之本。正本才能清源，使他們立於不敗之地，否則就會成為一捅就破的紙神。據此可知，那則詞牌應有醒世作用，通過那些道德說教，好讓一些昏庸老朽從泥潭中蘇醒過來。
梁啟超先生是中國的大儒，若干年來似乎已被人們淡忘了。2000年，筆者赴美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後路過北京時，曾經領著女兒和外孫去香山的梁任公陵園，作了一次嚮往已久的憑弔。雖則陵園荒蕪不堪、滿目淒涼、門口的鐵皮牌子字跡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祖孫三代一家在陵園裏仍然呆了一兩個小時，懷念一代宗師，流連忘返。
何謂私德、何謂公德，梁任公給下了個簡明而精闢的定義：“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實際上，這是從正面給人們提出的醒世名言，勸人們不要使壞，要做善事！要我為人人，不要人人為我！他還提出了“采補說”：“人不可志得意滿，應匯其長者而取之，補我之所不及”。梁任公虛懷若谷，以至於斯，令人景仰、折服、歎為觀止矣！
說到這兒，使筆者想起基督教宣傳的主要內容在於發揚愛心，也就是人人相善其群而不要求回報，這點與佛教顯然不同。筆者雖然不是基督教徒，但對基督教卻有好感——他們宣揚愛心，做好事、做好人而不要求回報！梁任公的那些“諍言”，與基督教的教旨不謀而合，絕非偶然！外國有義工這個專用名詞，這在中國《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 1995版）上，竟然查不到這個詞語！
說到這兒，又使筆者想起兩首歌曲：一首是電視劇《渴望》裏的“好人一生平安”，另一首是Francis S. Collins,在前面所述的一書中引用美國的一首“All the Good People” 民謠。
據說，“好人一生平安” 這則主題歌，是一位女音樂家譜寫的抒情歌、祝福歌。她的歌詞寫得那樣生動，曲調又是那樣感人，真是令人振奮、陶醉不已！
下面引述的一首民歌，是美國最為著名的、供合唱團合唱的All the Good People的chorus(合唱)，同樣鼓舞人心、令人講究和諧團結！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All the good people who are part of this family.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We are joined together by this common thread.
你能說得出愛滋病紅絲帶（red ribbon）的來歷嗎？筆者從這首詩中所稱的the common thread（一根共同的絲線，和絲帶一個意思），聯想到這次四川發生的大地震中，人們使用了綠絲帶或黃絲帶，其含義和紅絲帶一樣，只不過由於我國的古習俗，凡是喪事，或當悲劇發生時，都應該回避使用紅色罷了。
Collins還為經受一種罕見的遺傳病患難的患兒或家庭，譜寫了另一首同樣的民謠。
This is a song for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Your strength and your spirit have touched one and all.
It’s your dedication that’s our inspiration,
Because of your courage, you help us stand still.
這首詩寫得十分豪邁，動人心扉，這在當前發生的四川大地震中，舉國上下為死者舉行哀悼祭奠之際，安撫傷患，慰問災民，乃至為一切受難者或其家屬節哀祈福，使得他們在精神上有所寄託，確實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好詩。
接著問：你又扯遠了。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吧！你的這樁案子究竟怎麼辦呢？
接著答：這一問，使筆者瞠目結舌，想了片刻，才迸出先前同別人講過的下麵的一回事。筆者在2003年11月18日收到多年來未曾交往的故交來信，告知參加寫作《鐘惠瀾熱帶病學》一本巨著的書，不久即將問世。聞訊之餘，不勝感慨系之。出於對該書中有關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查證一事的關注，筆者心頭一下子閃現出了詩聖杜甫的詩句：“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一種收復失地的豪放、喜悅心情，引起了筆者的共鳴 。若能在書中為之正名，糾正並恢復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因發現人的冠名權，亦複不失為等同於收復失地的欣慰之情也！由於對能否獲得冠名權的信心不足，筆者為了避免傷神、失望，至今也無意想查詢出版後的詳情。
最後問：在你晚年寫的一些論著中，喜歡在文章裏，插上一些名人的詩詞字句，這挺有意思的，幾乎變成了寫文章的一種風格。這次在所寫的六篇材料裏，大發詞興，卻未見用上自己寫作的詩。何不在這篇文章裏，換換花樣，寫它幾首那怕是歪詩，同樣可以發洩鬱結在心中的煩悶，或者說是牢騷也好。
答：賦詩比填詞難，尤其是律詩，要求很嚴格。拿五言律詩或七律來說，每首八句，二四六八句要押韻，字音平仄都有規定；三四兩句、五六兩句要對偶。例如，孟浩然的《歲末歸南山》五律詩中的三、四兩句和五、六兩句，分別為“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疏”和“白髮催年老 青陽逼歲除”，說明這首詩不但對偶貼切，而且可以表達其晚景何等淒涼，人間之冷暖無情，以至於斯！因此，像筆者平庸之輩，一般只能寫寫打油詩，最多來上一兩首由四句構成的、要求不那麼嚴格的七絕。勉為其難，現謹獻上兩首歪七絕作為本篇的結束語。
七 絕
2003-11-23 小雪
一 二
與神較勁兩頭空 五內如焚難認同 歲月來去急匆匆 倏忽已是八六翁
名高位顯坑賢哲 一手遮天稱英雄 勢單力薄空叫屈 只緣身陷困境中
注：（1）兩頭空指在反右後期，筆者與強勢者較勁的兩種結局：政治上成為右派份子，成就上他的功果被後者在暗中巧取豪奪，據為己有。（2）五內指五臟，即內心。（3）此詩寫作於86歲（2003年），故曰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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