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寫這篇文章，可是由於題目難以敲定，一直拖到2004年7月20日，看到《參考消息》上轉載新加坡報紙的一篇文章，對“解塵”一詞作了重新釋義之後，無異於給我送來了靈感：啊！太好了，比單用探真相、揭真相、或顯真相什麼的，更為典雅、幽婉、含蓄，令人叫絕，其含義為解除迷霧，除塵顯真相。解塵還可以用作為塵封的反義詞。

　　於是乎，我就著手寫這篇以“失去尊嚴的歲月”為主要內容的文章：時間跨度包括1957年反右往後、四清以至文革約二十年。

　　對尊嚴的含義不去做進一步解釋了，就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之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自尊心。這二十年，以失去尊嚴的程度來劃分，大抵可分為前十年（反右+四清）和後十年（文革）。人稱文革是瘋狂的十年，失去的豈止尊嚴？文革過後，有不少人寫文章、出書，記述文革期間所遭受的屈辱，尤其是那些大知識份子或名人的回憶錄，不獨賣價高，銷路廣，一時洛陽紙貴。

　　值得注意的一個奇怪現象是，時至今日，卻未見有人（不論是整人的或是又被整的人）寫出一篇或一本深刻的《懺悔錄》來。本人孤陋寡聞，對此百思不得其解。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將主要針對反右後八年（1957-64）所經歷的曲折過程作一番描述，以求達到解除迷霧，除塵顯真相的目的。至於四清和文革那段歷史，只好寫一些現象和雜感了。為了讓人有一個完整的概念，我得先從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大連說起。

　　一. 大連不平淡的八年

　　我是回國後於1950年1月進入大連的，工作單位是大連衛生研究所，也就是後來的衛生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以後，我同長征老紅軍出身的兩屆所長廖由潔（四川人，又名廖鑒亭，後來留蘇、自殺），和鄧啟修（福建人，後來就任衛生部司長）的交往都很融洽，並得到了他們的信任、重用和提拔，先後被委以科研人員不大愛幹的行政工作，瑣碎、繁雜，而且承擔的責任很重。尤其當時正值抗美援朝，大連所是供應前線醫用產品的主要單位，白天忙碌不堪，還得陪廖所長共同輪值夜班。但在老革命的思想作風薰陶下，我從未向組織上表示過不滿，即使在政治運動不斷的思想改造期間，我還是很樂觀地接受了改造，因為投身新中國建設，是我夢寐以求的終身唯一宗旨。

　　在五十年代初，大連的大企業是全國學習蘇聯的典範和排頭兵。在這些企業的影響下，大連所在1958以前，對生物製品事業是做出了傑出貢獻的，關於這點也是不應該被抹煞或忽視的。大連所不僅為抗美援朝前線提供了主要份額和某些獨特的醫用產品，而且在學習蘇聯的號召下，在全國率先建立了生產科和流行病學科，從而為全國生物製品的管理和品質保證開了先河，樹立了榜樣。

　　在1954年，我奉命前來成都，協助成都所籌建新所的室內技術設計事宜，以後每年來成都一段時間，直至1957年正式開始遷移，至1958年5月完成。

　　二. 溫雅背後的反右鬥爭

　　1957年夏初，大連開展了反右派鬥爭。作為民盟市委委員，我參加了幾次民盟市委座談會和中共市委座談會，並且發了言。1957年10月，在舉家搬遷成都前的兩三個月，大連所召開的反右派鬥爭大會上，我算是上臺發言的積極分子。在離開大連前，我未被批鬥過，組織上未曾叫我寫檢查，也未通知過我，說我已被內定為右派分子。

　　在全家搬遷成都，安家了一段時間後，1958年初，所裏在行政樓為我安排了一個辦公室。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發覺，這不是個好兆頭：所領導逐漸和我疏遠了，一般人的友情淡薄了，板凳越坐越冷，無公可辦。這也就是王蒙在他的《我的人生哲學》一書中說的，人已經被晾到一邊，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了。 

　　大概是1958年的5月或6月吧，大連所黨委書記駕臨成都，改任成都所黨委書記。他來所不久，就找我個別談話。見面後，他一改過去嘻嘻哈哈、問長問短的客套作法，一臉嚴肅地跟我說：“大連的反右派鬥爭，所裏、市里、民盟（他知道我是民盟市委委員）的情況，你是知道的。形勢很嚴峻，關於你的問題，你自己最清楚，寫個檢查吧！”我說，我是民盟市委委員，出席了幾次座談會，也發了言，但沒跟章羅聯盟、儲安平共鳴啊！他沒有開腔回應，未置可否，我只好識趣地退席回去寫了幾次檢查。但是，奇怪的是，交了檢查也就完事，不像對待其他右派分子那樣，要開小會批、大會鬥。在1959年1月我被宣佈為右派分子之前或之後，除了陪鬥外，始終沒有遭受過單獨開會批鬥。

　　由此可見，我的問題似乎主要出自民盟。回想起來，我不由得心驚肉跳：在大連所的高級知識份子之中，我入盟最遲，而且是以被拉壯丁的形式強拉進去的。我早年立志要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不想借勢攀升，也不想耀華顯貴。不得已，我於1985年乘調職上海所之機，溜了號，離開了民盟。[注：我從大學畢業後，就未曾參加中華醫學會。返國後，也從不想參加歐美同學會。所以，我至今不是這些會的會員]

　　接著，在1958年8月14日，就發生了與燕副所長巧遇那一段情節——即從1954年起，他就和我打交道，是他成就了我，讓我在緊要關頭投入溫江疫情病原體的檢驗工作。然而，現在回顧起來，這一工作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把雙刃劍。要不是我在這次疫情查證工作中取得了足以自得、自恃、自豪的成果，我真想要自殺了。原因是，這一關係到個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成果，關鍵時刻竟然被上層人物暗中強行掠奪走了，使我抱憾終生，無由自拔。古人雲，哀莫大於心死。我卻得活下去，想看個究竟，何日能夠為我明令正名。如此至今未果，這是我一生之中一大遺憾。

　　其次，我要說的第二大遺憾是，在全國反右派鬥爭中，旅大地區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地方，不獨右派人數眾多，其中尤以民盟這個組織更為令人刮目相看。小道傳聞說，這是康生在1957年春來大連視察時，對大連這個人數最多的民主黨派定下來的調子：上有章羅聯盟，下麵必有呼應，當然要除惡務盡！於是乎，那些頭面人物，尤其在醫學院比較集中的人，甚至於院黨委、團委書記，也無一能倖免於難，從而使反右派鬥爭火上加油，終於造成這場鬥爭更加擴大化的局面。關於這段有待探秘的歷史，有誰去解塵呢？看來，唯有像王蒙書上說的那樣，要相信時間，讓時間說話，總有一天，匹夫勇士會站出來說清事實真相的！

　　三. 下放 返蓉回所 四清 文革

　　1960年底，我全家被迫下放到長江邊的涪陵，這是專區所在地，其地至今仍是重慶的老少邊窮地區，當年那裏是所謂的自然災害的重災區，生活十分艱苦。我被分配在專區醫院，並指定在檢驗科擔當最底層的工作，24小時值班，隨叫隨到，為患者做血尿屎化驗。全家老小在涪陵整整熬了一年，稀裏糊塗地在最後又被宣佈摘除我的右派帽子，全家於1962年1月初又奉命返回成都。在這裏，之所以用稀裏糊塗來描述這一過程，是有原因的。如前所述，涪陵是四川最貧困的大山區之一，當時正在鬧空前的大饑荒，人人自顧不暇，白天在上班，心裏卻在思索著如何為一家老小弄到糠粑，混過三頓，哪有精力去考慮別人的事情？地委有一位專管幹部思想工作的幹部，除了偶爾要我寫一些自我改造的感想以外，別無其他使我過不去的地方。沒有開過批鬥會，也沒有讓我參加什麼體力勞動，也不需要我向醫院彙報工作或思想狀況。

　　醫院到底是一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那裏的人比較和順，不像成都研究所那樣，見到你就想遠離你三丈。醫院有一位老院長，還有另一位退下來的老院長，都是成都著名的華西壩川醫畢業的，後者還去加拿大留過學，而這所醫院在解放前就是加拿大人開辦的。

　　在涪陵的一年，我應該特別感謝這兩位院長。是他們讓我一家住在雖然很小、但是帶有壁爐的老洋房裏。全家擠在一間屋子裏，母親住在過道裏，燒飯都在屋外，廁所是公共的。就這樣，他們還不時地問一問有什麼困難。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在涪陵呆了半年之後，我的身體每況愈下，腳面一按一個深達1釐米的凹坑。早上起床後，夜間面向哪邊睡，起來就哪邊腫。有一天，被時任劉老院長看到了，在閒談中，他問起了我的心臟、血壓和既往病史，以及家庭情況。顯然，他無法安慰我，只哀歎了一聲。有一天，他到檢驗科，當著兩個小傢伙（當時檢驗科沒有科長）的面，要他們體諒我的病情，能代勞的就多做一些。我當時還是要表示力爭上游,以利於早日摘帽。1962年1月返回成都後，腫病仍然十分明顯，皮鞋無法穿了，只好拖著便鞋，每日緩步跨進我那熟悉而今又使我傷心落淚的工作場所。

　　就在這一年，一樁怪事發生了。成都所出席全國群英會的一位代表，在回所後，到成都各處傳達北京召開盛會的情況。有一天，他到成都第二十八中學進行傳達時，適逢我在該校就讀的大兒子，在禮堂裏聆聽他的報告，其中他提到如何在困難的條件下，奇跡般地製造出鉤端螺旋體菌苗（這是他在1958年從北京魏曦教授舉辦的學習班現學來的，過去並沒有什麼學習底子），一味吹噓自己，並乘機痛駡曾經在大連所被他奉若神明的大連所總技師（注：就是筆者）說，此人是飯桶。他絕口不談魏曦所長在開拓鉤體菌苗方面的貢獻，也絕口不談成都所在１９５８年溫江大疫情發生後，那位總技師檢驗出鉤體的重大功績，不談原先在大連所魏教授的鉤體研究室工作，不談後來成都所的同志在業務上給予他的指導、教誨和幫助。 

　　豈知被他吹噓的這些鉤體菌苗，經連年使用，人體反應越來越大，發生反應的人數越來越多，以至1963年衛生部下令：成都所停止生產這種鉤體菌苗，並責成成都所制定新鉤體菌苗研發的攻關計畫。隨之，衛生部防疫司楊清秀副司長拍板，讓我組織各所有關人員集中在成都所，進行攻關研究（他當時代表部裏主持所裏整改）。楊老系老紅軍出身，為了讓大連所供給志願軍更多的軍需醫用產品，從1952年起連年來大連所視察。我因頻繁和他接觸，他當然知道我的本事。於是在1954年，又是他指派我來成都，在衛生部生物製品第二研究所籌備處，即現在的成都所協助基建工作計畫事宜。

　　我領導的攻關組經過八個月的共同努力，在1964年終於研發成功一種全新的鉤體菌苗，即以胎盤為原料，取代原有的含有兔血清的菌苗，從而避免了過敏原引起的人體過敏反應。這項成果，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甩掉用兔血清生產鉤體菌苗的國家。據此，在1978年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

　　在完成鉤體菌苗的研發工作之後不久，接著在1965年又開展了四清運動。這次，我作為了黨外重點清理對象。北京和成都派來了幹部，其中包括北京所的一位領導（取代楊副司長來擔當組長，楊則調任北京所所長，1963-1977）和一位技術幹部。他們真能捕風捉影，上綱上線，指稱我是反動權威，還有就是什麼“小臺灣”罪名等等。會上搞什麼又幫又批，連晚上休息時間也不放過，到我家裏來挖思想根源。形勢如此嚴峻、氣氛如此緊張，比反右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經歷過反右派鬥爭場面的人，是不怕那些幹部恫嚇的。尤其是省委宣傳部的一位處長（後來他也犯了錯誤，下放到中醫學院當辦公室主任）和北京來的那位女中級幹部，對我的威脅簡直令人啼笑皆非。在此情況下，為了息事寧人，在我所作的多次檢查中，把群眾對我所提及的不實之詞，基本上全部包攬下來了。有時為了表示自我改造的積極性，甚至把別人平時說的一些怪話，也攬了過來往自己臉上抹黑。幸而接著發生文化大革命，否則我將被重新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折騰了十年。很多人咒駡這個運動。我就不去細說了。就個人來說，不幸中值得慶倖的是，在1979年，右派分子舊賬才一筆勾消，得到了改正。至此，失去二十年尊嚴的滄桑歲月宣告結束。

　　再則，也在前面說了，我們這些建國老海歸愛好自命不凡、自高自大、孤芳自賞，後來又是受到國家優待的所謂高級知識份子。如果比一比那些深受皮肉之苦、牢獄之災的所謂走資派，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當時小將們施加于我的羞辱，似乎出之於既是憐惜，又是愛戴 ，而非完全出之於階級仇恨。果爾如此，我們就不應該嫉惡如仇了。

　　作為記錄，我回顧了一下文革初期的羞辱賬：

　　示眾：  牛鬼蛇神、反動權威、地富反壞右等每天上班前排在所大門口，掛牌示眾，迎接工人上班。                    

　　陪鬥：  上主席臺掛牌陪走資派挨鬥一次。上臺時是按“噴氣式”被揪上去的。另有一次是在破傷風毒素室門前為走資派張賀所長陪鬥（只我們兩人）。張賀所長是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1957年由北京所調來成都所當所長廿年，至1979年離休。

　　住牛棚：歷時三個月，每日集體打掃馬路，還集體修築一條馬路，只此而已。當年知識份子有些自高自大、自命不凡、自以為是、他們就是要掃掃你臭老九的面子，羞辱你的人格，讓你好好反省，加速改造自己。這麼一想：讓往事留下上面的這些痕跡，也就無所謂了！

　　四. 結束語

　　有一位朋友在看完這篇文章初稿後，提出意見說：“我看了你的這篇解塵說事之後，很受感動！這是我過去從未聽說過的。”我說，“這篇材料是有根有據的，通篇、句句、甚至字字，都是出自肺腑之言，也都是首次向外洩露的秘聞！”我現在用我身邊一個例子來揭示另一件舊聞新解。

　　下面是《陳情表》中敍述過的，關於《四川省志  醫藥衛生志》編輯部致函成都所的那一段故事。編輯部來函查詢，1958年溫江疫情病原體問題，是不是鐘惠瀾首先證實為鉤體病流行？我在1989年9月14日的複文中，完全否定了此說，並提出實驗資料證實，是我首先證實為鉤體病流行。接著，我問經辦人科研處孫嘉謙處長是否知道這碼事？孫說，“我是在看到你的回信後，才知道你在1958年溫江大疫情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更為奇怪的是，今年春天，和我一起合作共事多年的王世鵬研究員，在談到1958年溫江大疫情病原體查證的經過和省志編輯部來函的事（王是當年分管全所科研工作的幹部,其時尚未建立科研處）。他和孫處長的回答一樣，他也不知道此事。他還說，第三支部的科研工作，都是由支部書記親自掌管，別人碰不得。原來，此人就是出席全國群英會的成都所代表。至此，我開始明白了。難怪，在所裏1988年12月出版的《衛生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三十年 1958—1988》一書的第29頁上，之所以插上“第三分專區研究組”的字樣（在公開的檔中，只有“鉤端螺旋體檢驗組” ，沒有研究組這個名義）。問題怪就怪在這裏，明明是個人單打獨鬥出來的成果，偏偏要掛上“第三分專區研究組”的名義。這就不難設想，是這位支部書記領導“有方”，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全國群英會上不提某某人為首， 而直接自豪地說：“是我們在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查證中，首先證實該次疫情由鉤體病流行所致。”由此可見，這一臺詞的設計，真是偷天換日，貪天之功，不可不謂用心良苦矣！ 

　　老一代的鉤體菌苗，是這位支部書記于1958年從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由魏曦教授領導的一個鉤體菌苗學習班學習回來製作的。經過連續三年應用，不但被證明有引發愈來愈多的過敏反應，而且不能控制住鉤體病的流行。這由《當代四川衛生事業》1994年版第137-138頁可以得到說明。關於使用鉤體菌苗效果的問題，該書列出了4個關鍵問題：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實際流行菌群、菌型與鉤體 菌苗所含菌群、菌型應該符合，否則就難以收效。在此期間，本應對症下藥的賴型菌株，始終未被這位主管菌苗生產的支部書記採用為生產鉤體菌苗的菌株。

　　我在《陳情表》中一再強調，賴株鉤體在四川、乃至我國南方的重要性。上海的朱國屏院士還為賴株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Nature（2003）和Journal of Bacteriology（2004）上，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 

　　2004-8-15

　　附注：1.《參考消息》:神探李昌鈺被鞭記。2004年7月20日。這是一篇引述新加坡《新明日報》7月14日的報導。其中有一段是這樣描述的：

　　李昌鈺博士這個以前沒人知道的法名，就叫“解塵”，也就是解脫塵緣的意思。66年後，李昌鈺成為國際科學破案大師，“解塵”兩個字乃被後人解釋為“破解迷霧，除塵顯真相”的意思。

　　2.衛生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三十年   1988年10月編印。

　　“1958年四川省溫江，成都等地發生了較大流行，直至陳廷祚技師為首的第三分專區研究組，分離出鉤體菌株，才確診鉤體病。”

　　筆者點評：我不會責怪編者，因為這是從檔案裏抄下來的。只我一人，何能稱之為“為首”？而且，當時稱作檢驗組，何來研究組這一名稱？詳見《補充證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