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同志；

　　來信說是廳（指稱四川省衛生廳）裏叫我補充出國留學和上個世紀50年代初在大連所抗美援朝時的一些具體情況。現扼要敍述如下：

　　丹麥是北歐3個小國之一，人口當年只400萬，頂不上一個成都市。然而那裏的人民卻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貧富差距不大，家家享有我國現在中產階級或以上的生活水準。在文化教育素質上也比較高，出過好多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

　　我到丹麥後，被安排在哥本哈根大學普通病理學研究所K. A. Jensen（嚴森）教授處當研究生。嚴森教授是當時國際上最負盛名的結核桿菌研究學者。他叫我先到國家血清研究所的卡介苗室學習一下有關BCG的一些基本知識和操作方法，然後到他手下搞科研課題。血清所的卡介苗室，與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BCG室齊名，有它自己選用的BCG種。二戰後舊國聯指定該所供應除英法外，主要是西南歐各國所需用的卡介苗。

　　我在出國前，曾經從事過生物製品工作兩年。我欣然遵照教授的這一指示，心中竊竊自語，這下子我學成歸國後，就有奔頭了。因此，我去了血清所，潛心學習BCG的各個方面，包括生產、檢定、菌種傳代保存和應用等等，以及與之有關的OT（舊結核菌素）和PPD（提純的蛋白質衍生物）的製造和考核。

　　我在卡介苗室呆了4個月，發現那兒的人非常敬業、也非常專一。然而，在與該室或其他科室、有博士頭銜的學者接觸中，我還覺察到了他們，除本身專業之外，對其他製品的瞭解，知之很少。但在舊中國，需要的則是知識面廣、兼備生產多種製品才能的所謂通才。因此，我在血清所學習期間，向嚴森彙報學習情況時，曾經幾次向他說，請允許我在那兒多學習一些其他製品的生產技術，因為中國生物製品的狀況相當落後，急待開創一些其他的新項目。他表示理解和同意。至於學位問題，彼此心照不宣，不再提及了。 

　　在此期間，我不斷向在昆明分處的魏曦處長（已遷回北平的中央防疫處，將昆明原址改稱分處，我當時被留在昆明分處）彙報我在丹麥的學習情況，以及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在防治結核病和生物製品強項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不料，當我在卡介苗室學習結束之後不久，國內派出以陳正仁（北平中央防疫處工作；解放後當上了北京生物製品所所長）為組長的三人小組來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專習BCG製造3個月。他們是用WHO的經費派來的，坐了四天飛機（當時夜間不能飛行）到達哥本哈根。另外兩個人是魏錫華（上海江灣軍醫學校工作：解放後，當上了上海生物製品所副所長）和朱宗堯（天津一個醫院的結核病科醫生）。此前，陳曾給我來過信，詢問血清所和丹麥的生活情況。我一一作了答復。我記得，我還告訴了他，這兒生活很好，雞蛋隨便買，不像倫敦，一個星期才配給幾個雞蛋。

　　當他們一行三人到達丹麥時，我拜訪了他們並做了他們的嚮導。但在內心深處，總有那麼一種“不是味兒”的感覺——我費了那麼大的功夫，學會了BCG，而現在這條路子顯然將被堵死了，我得考慮日後的去向問題：為了自己的生存，也為了祖國的建設，我準備索性立志全力投身於生物製品事業，作為報效祖國的終身奮鬥目標。

　　於是，我下定決心，從頭先由該所的一個稱作“診斷室” 的部門入手，扎實錘煉一下基本功。該室在實際上是為解決哥本哈根各大醫院、乃至全國各地送檢的疑難菌種而設立的。領導人是一位叫M. Christiansen的長者。他經驗豐富，室內設備齊全而精良，再加上有正規的輔助部門（培養基室、實驗動物室）的配合，以及血清所有全球“拿手”的分型血清（沙門氏菌、大腸桿菌、肺炎球菌、鉤端螺旋體等）。因而，送來的患者樣本或菌種，很容易做出快速診斷。我不只從他們的實踐中受到了薰陶和啟發，而且和他們交往、言談中，得到了不少的經驗教訓。

　　除此而外，血清所當時還有幾個引領全球的項目：

　　1．腸道細菌，尤其沙門氏菌、大腸桿菌等的血清學分型。這項工作主要是上個世紀20-40年代F.Kauffmann和J. Oerskov創立研發的。歐斯可夫當時是血清所的所長。考夫曼的沙門氏菌屬分型表至今仍被推崇為國際上唯一的血清學分型法。因數血清也是他創用的。他一直（1938—1965）擔任國際聯盟和以後的WHO的國際沙門氏菌屬中心主任，退休後，中心轉移至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我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搞鉤端螺旋體血清學分型和因數血清的製造，就是按他的原理來研發的，從而得以使我在1958年親手從溫江特大疫情中分離的賴型鉤體，終於在1987年被證實是國際上的一個新的血清型別，而被永久保藏。

　　2．當時舊國聯，以至今日的WHO，在該所還設立了抗毒素國際標準化中心。中心主任叫N. K. Jerne，他於1955年由於提出克隆選擇說而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我曾經到他家裏拜訪過一次。他的一個藏書室，堆滿了書籍，書架子幾乎一直頂到屋頂的天棚，不愧為飽學之士。我在抗美援朝期間，對大連所生產的各種抗毒素和類毒素（白喉、破傷風和4種氣性壞疽），就是按國際中心的標定方法來定出產品效價的。4種氣性壞疽製品是戰傷用品，國內只大連所免疫室生產。大連所在抗美援朝期間，為赴朝作戰部隊提供了國內最大份額的防疫和治療用品，其中還包括僅大連所生產的痢疾噬菌體、鼠疫活菌苗、斑疹傷寒疫苗以及各種戰傷用的抗毒素等等。然而，這些功績在《中國生物製品發展史略》（2003）一書中卻避而不談，或者一句話帶過了。

　　3．用胃酶消化法提純為精製抗毒素。這個方法原先是美國在二戰期間40年代發明的。然而，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在美國的思路指引之下，自己研發成功一種胃酶消化法。該所並不回避外國人學習他們的消化法。因而，我得以全部把他們的生產方法、資料、收穫率、純度記錄在本子上。後來，我查了一下，實際上，丹麥法與美國法在大體上並無什麼顯著的不同，丹麥法只是多了一道用bentonite吸附的工序，使產品得以進一步純化罷了。我在丹麥時，曾經想過，把丹麥這一套生產精製抗毒素的方法，搬回來作為我開創事業的基礎，因為卡介苗那條路子已被國內派出的人員堵死了，我只好另謀出路。

　　回國後進入大連所，我滿懷壯志，想搞生產或科研。然而，事與願違。組織上先是叫我做檢定科長，說我知識面廣，在國外學習了好多產品的生產方法。魏曦副所長也勸我，先幹一段，以後再說。不料，到了1953年又叫我組建生產科，這麼一來把我徹底當行政人員來使用了。

　　那會兒，正值抗美援朝，組織上還叫我兼搞濃縮抗毒素的生產。這項工作原先是安排生化室來搞的。由於魏副所長知道我在解放前昆明中央防疫處搞過這項產品，我只好同意捎帶兼管濃縮抗毒素的生產。隨後不久，豈知國內買不到德國進口的SEITZ除菌過濾板，而濃縮抗毒素，還有類毒素、痢疾噬菌體等又必須使用這種過濾板過濾，才能使產品成為無菌製品。於是，我在一位工人（叫劉貴財，大連所撤銷後，分配到長春所去了）的協助下，沒日沒夜地工作：用紙漿和石棉經過打碎，無數次的清洗，鋪層，再清洗直至無石棉纖維出現在濾液中為止；然後烤幹，按尺寸切製成為成品，從而解決了生產上的急需（抗毒素、毒素、噬菌體等製品），抵制了美國的海上封鎖。這項工作，在後來，我個人還獲得了旅大市韓光市長頒發的抗美援朝獎狀。

　　在此期間，我沒有執意要搞用胃酶消化法製造精製抗毒素的原因有二：一是我的工作太忙，再加上開會多（所裏、當地、北京），參加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在抗美援朝期間，晚上還要值夜班。有一段時期，所裏的技術骨幹，除了魏副所長和周惠民技師去了朝鮮前線，其他骨幹都去瀋陽支援抗美援朝了。所裏只剩我一個人在張羅生產。說實話，我當時日夜提心吊膽，生怕赴朝部隊出事（就怕使用我所製品發生反應，或造成官兵死亡）。再則，在1957年以前，我經常出差外地，尤其北京，不是去開會，就是去訂生物製品規程草案（那時叫法規），有時還要去趟成都。此外，我這個人生性好舞文弄墨，大連所辦了幾期《匯刊》，撤離大連之前印刷成冊（有518頁）的《資料彙編》都是我策劃、包辦的。來成都後，我個人寫就的技術材料和譯文也很多，供同仁學習參考。二是在1953年，我聽說北京所已採用胃酶消化法試製精製抗毒素。根據這一情況，我覺得實在沒有餘力去跟北京所爭奪這份榮譽，於是，這條求生創新的門路又一次被堵死了。

　　根據以上所述，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1958 年被內定為右派，同時也使我得以脫離了責重而繁雜的行政事務工作，並且正巧又碰上了溫江鉤體病的特大流行。原先我指望鹹魚在這次大疫情攻堅中有可能得到翻身。然而，可悲的是接著又碰上了一隻大鱷，它連眼淚也不掉一滴，一口吞下了我的救命成果，最後造成了一樁千古奇冤。（注：鱷魚落淚，引自西方古代傳說）

　　回顧以往，我這個人過去在作風上未免太過於耿直，不會逢迎，也不願溜鬚拍馬，以致得罪了個別當官的。我在下面舉一兩件實例來做說明。這些例子至今仍有教育價值，可以公開辯論，告誡後人。

　　我是1954年被派來成都協助新所搞生產車間室內技術設計的。我抵達成都後，生產大樓和分散車間的外殼均已蓋好，就等我來按不同製品的生產工序提出我的設計方案。我最得意的一件傑作是在每個無菌操作室都附帶一個緩衝間（即相當於現代的風淋間），配上一盞紫外燈，這是我從丹麥學來的。

　　過去大連所在日治時代的731部隊治理下，和我國中央防疫處都是沒有這一要求的。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上海、長春等所派人來大連所參觀時，我推薦了緩衝間的構想。其次，成都新所的無菌通風系統，是武漢所的陳疇工程師和我商量設計的。他是留美的，曾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協助楊永年所長，用了除土地以外，一切來自美國的材料，建成了武漢生物製品所（這在當時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為了打擊楊所長的一種誇張的說法）。但是，那種老式通風系統現在當然落伍了。

　　我來成都的那幾年，曾經和陳疇、還有魏曦副所長，乃至成都所的個別老領導在私下發過以下的議論，或者說是牢騷。

　　第一，成都所的生產大樓安上了半地下室，正門還有十多層臺階，多此一舉，完全沒有必要！西方的生物製品所沒有一處設有高臺階。北歐雖有半地下室或地下室，甚至大連也有，那是因為北方天寒地凍，為了禦寒、節省保暖費用的權宜之計。成都氣候溫暖潮濕，做了這樣的安排，不啻是憑空添了麻煩，沒事找事。事後，我打聽到了這些都是衛生廳周緒德副廳長的主意。周系華西壩醫學院畢業生，早年留學加拿大，專習細菌學。加拿大地處北美，和北歐一樣，冬日冰天雪地，免不了家家有地下室。但是，如果用到成都所的一棟主體大建築上來，未免有點“食洋不化”（中國諺語叫食古不化）了。我冒失地講出了這句人人犯忌的話，當然會引起一些人包括領導層的反感，一點也不足為怪！

　　第二，我還說過，成都所的分散車間、輔助車間佔用地面面積過大、分散，管道線路鋪得太多太長，既不利於維修，更不利於節省能耗。

　　去年春天，我特意去了我所新建的菌苗大樓，看了看建築設計。我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大——操作間過大，人流物流通道足以放置一部吉普車。當時不巧在該處碰上了一位副所長，在走廊裏我向他當面講了：我國現在是能源消耗大國，處處節約能耗是我們開工廠的原則，也是國家的要求。

　　祝好                             

　　陳廷祚     200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