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您好！

　　接奉大劄，確實勾起了我們廿多年前的回憶。本來想等你的著作發表之後，看看你吐的是什麼樣子的一種苦水，再給你回信。現在等不及了，先說說我的苦水。

　　首先，蒙你們一行同道於2006年11月19日來舍間造訪，我表示由衷的感謝！為了這件事，我在頭天考慮了一個晚上。當然，最好的辦法是只向各位彙報一下我的身體狀況，然後說些好聽的、違心的話。我女兒也叫我，別提往事，不要倒苦水了。

　　然而，我心裏還有另一套想法，也就是那天我向各位暴露出來的那三條；只可惜因為時間關係，你們說是要登機，我只露了個頭，沒能細說下去。

　　1．我離開上海所的原因：那年（1985）我申請去上海所工作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為這件事，據說是酈所長（注1）點了頭、出過大力的（事先，我和他並不相識）。當他在位時，蒙他有一次引我去見錢部長，單獨會面。老部長主動向我指名道姓地問起五、六十年代成都所劉鐵山（黨委書記）攪局的事(此人專門好搞拉幫結派，打壓知識份子)。錢部長顯然是想聽聽黨外人士對成都所混亂局面的看法，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在上海只呆了一年多，不巧，成都所的黨委書記趙永林親自到上海，可謂三顧茅廬，一次一次地勸說我回成都工作，我的心腸一下子又軟了下來，於是又返回了成都。 

　　2．我對《中國生物製品發展史略》一書的編寫工作有意見。我在會上只是說了：對大連所的評價，以及在抗美援朝期間做出的貢獻根本未提，或者提得太少了。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我當場還向章以浩說了一句不客氣的話：“那年，我打過報告辭去《中國生物製品史略》一書的編委，但在最後還是安上了我的名字(注2)。”

　　在建國前後，沈其震院長不只為大連醫學院，而且通過魏曦教授對大連所生產科研班子的招募和組建是功不可沒的。就全國來說，當時叫“大連衛生研究所”的技術力量和裝備應該被認為是數一數二的。

　　尤其在抗美援朝期間，大連所提供了最大份額、甚至是獨特的軍用醫療產品，例如氣性壞疽血清、鼠疫活菌苗、痢疾噬菌體、斑疹傷寒疫苗等，和最多的人力——魏曦教授和周惠民主任去了朝鮮戰場（最後，他們二人還獲得了朝鮮金日成的獎章）；有一段時間，為了反細菌戰，魏文彬和其他幾乎所有的高級技術人員都去了瀋陽參加衛生技術會戰。這些都沒能在這本書裏反映出來。

　　以下就魏老的主要貢獻而在書中未得到反映的幾件具體事例敍述一下：

　　(1) .用乙醚處理牛痘苗的方法是魏老首先提出來的，這有文獻作證。（2）.魏老在1941年去貴陽建立了中央防疫處貴陽製造所。當時，魏文彬正在湘雅醫學院讀第六學年，主動放棄臨床實習積極參加了該所的組建和生產工作。（3）.魏老在1944-45年去了緬甸，和美軍一道發現當地的一種無名熱為恙蟲所致，從而獲得了美軍的獎章。（4）.魏老在1954年還去了一趟羅馬尼亞，並從該國帶回來了12株鉤體標準菌株，為我國開展鉤體病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診斷手段。我本人為四川溫江1958年發生的鉤體病特大疫情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該抗血清做出診斷的。以上所述，僅僅是魏老功績的簡略敍述。

　　在五十年代，大連所在機構設置上有以下三個特點：在全國率先建立了生產科，並制定了好多規章制度，為日後我國生物製品的科研生產管理的規範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由於重視製品的安全性，早在衛生部下達命令設立流行病學科之前就已指定專人（留日的李光祖醫師）負責制品不良反應的調研工作，隨後李被任命為流行病學科科長，這為成都所以後創下了奇跡。再就是，按照武漢所安排謝毓晉教授為總技師的作法，我在大連所被衛生部任命為第二位總技師的職務。  

　　此外，還有幾樁事值得提一下：我們一行5人，於1984年去澳、法，開創了生物製品出訪的先例；後來，你還去了加拿大考察；成都所朱錦忠所長一行去了瑞典、加拿大考察；我於1987年應邀去日本（全程經費日方主動提出由他們負擔）作鉤體報告。這幾件事的意義在於：一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次派出人員考察GMP；二是朱所長對成都所首先在國內開創血液製劑大規模生產的功績；三是日本人十分重視溫江那次特大疫情和無黃疸性賴型鉤體的發現 ，乃至六十年代我國新的鉤體菌苗的成功開發。

　　3．我在會上還講了一句大家不愛聽的刺耳話——我是二等公民：原因是我的那樁冤案至今仍未得到正名，而作為一等公民的作案人和攀龍附鳳者，誰也不敢去碰他們的一根毫毛。

　　寫到這裏，我想乘便談一下當年大連所的一些其他情況和特點。眾所周知，大連所是日本在二戰後留下來的一份遺產。儘管當年的裝備和資料，遭到731部隊徹底地破壞和銷毀（只剩下一台大型超聲波處理器，占地約3×1 M2，仍然完好無損），但是，實驗室裏的基本設施和一般用品，以及種鼠、種兔（五十年代初，在檢定所李志中所長（李志綏的親哥哥）“五胡亂華”思想批判的指引下，後來全都毀了），還是比較完整的。最值得記述的一點是，大連所擁有的書刊雜誌是比較齊全的（英美德法日等國），其中有的是十九世紀末的印刷品，這在國內是少有的。我記得，當政務院林伯渠秘書長和宋慶齡副主席來所參觀時，宋特別叮囑我們要好好保管這些寶貴資料。

　　我是在1950年初參加大連所工作的。當時，絕大多數的日本專家已被遣送回國，留下來的只有幾個：搞沙門氏菌的濱野滿雄、霍亂菌的山內豐紀、鼠疫活菌的高橋秀雄、白喉毒素的奧原廣治、牛痘苗的笠井（名字我忘了，是一位老頭）和飼養小動物的佐藤善一。此外，還有一位搞噬菌體的哥羅畢茲（女，蘇聯人）。在這些外籍人士中，除了濱野、山內、佐藤和哥羅畢茲在大連呆的時間稍久外，其餘的都早就回國了。

　　我講這段歷史只是為了說明：大連所在人員（又見前述）和裝備方面的底子還是比較厚實的。再則，1987年11月我應邀去了一趟日本，不是通過上述日本人的關係前往神戶的。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再嘮叨一下：

　　1981年1月我被衛生部派往日內瓦參加WHO召開的一次生物製品檢定工作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我結識了來自日本NIH的村田良介博士。在1992年我辦理離休之前，我和他每年都要通一兩次信，特別在新年期間，發送賀卡是少不了的。這樣一來一往，於是在我的專業（鉤體、綠膿桿菌等）與日本的NIH相應科室之間的關係，就拉近了許多。我在鉤體方面的關係戶有：有光佳子（女）、赤真清人、柳原保武等人，而在綠膿桿菌方面則有：Homma  J.Y.，三淵一二等人。這些人都來訪過成都。至於蘭州所的很多日本友人，如黑川正身等人，還有上海所的西田尚紀，我在東京，大阪，或是神戶時，都曾經見過面，他們也都到過成都。

　　1990年9月在東京召開了綠膿桿菌感染第三屆國際會議。當時，由於差旅費問題，我不便，也不願向所裏開口（邀請信是發給筆者本人的），只好向發出邀請的日本綠膿桿菌感染會議主持人Homma博士去函託辭謝絕。

　　附去的《陳情表》續二卷，以及為奉和你的七絕佳作而填的配字詩，請批評指正。

　　專此  順祝  

　　年安  

　　附：配字詩                   簽名   2006-12-18（2008-6-15訂正）

　　七  絕

　　上海某教授原作  丙戌九月    筆者用配字詩奉和 2006-12-5        

　　闊別廿載兩耄耋              闊別念載未曾忘 

　　滿腹苦水無處提              滿腹牢騷已斷腸 

　　幸得仁人指迷津              幸得仁人揭大醜 

　　但願殘生掃陰癘              但願落地也輝煌 

　　注：1.酈燮昌：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1967-1988）。2.《中國生物製品史略》 1910-1990  主編 ：趙鎧 章以浩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 2003。3.仁人揭大醜系指雜誌編者們為筆者公開發表的兩篇論文（參見《中國微生態學雜誌》16/4：253-256，2004和19/5：封底，2007）。4.筆者將自己比作銀杏葉，系借用“銀杏葉落地也輝煌”的語句。天下第一毯（見封面照）：位於北京釣魚臺國賓館圍牆外一側以迄玉淵潭的成片銀杏樹林，每逢11-12月，落葉繽紛，在長約幾百米的路面上，鋪成黃燦燦的天然地毯，蔚為北京一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