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為友人著作之序）

　　在欣悉朱超和許學斌兩位沙門氏菌專家行將出版這本書之後，我謹表示衷心的祝賀。這是一本反映沙門氏菌最新理論和指導實踐相容並包的讀物，又是人獸醫務、防疫和生物製品部門、出入境和進出口行業核對總和檢疫，以及醫學教育科研人員的實用手冊，肯定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讚賞。

　　由於我和沙門氏菌血清學分型的權威F.Kauffmann有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或者說，曾經受教于他的門下，以及我在大連所和成都所曾經為推動沙門氏菌產品的研發起到過雖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促進作用，所以我不妨擺一擺有關這件事的龍門陣。

　　1.Kauffmann簡歷：他於1978-9-27在哥本哈根去世，享年80歲。              

　　1922年春，他在漢堡通過國家醫學考試，此後從事腸桿菌科細菌的研究50年（1923-1933在柏林R.Koch研究所工作，1933以後，在哥本哈根國家血清研究所工作）並擔任International Salmonella Center主任20餘年（1938-1965）。由於他是猶太族裔，要不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初，及時離開柏林，他的結局必將會和阿司匹林發現人A.Eichengrün一樣，遭受納粹黨徒的蹂躪與欺詐，後者最終於1949年含冤去世。 

　　2.我怎麼會去哥本哈根深造的？

　　蔣介石為了實現他撰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抱負，於1946年命令教育部長朱家驊在全國範圍內，舉行自民國以來唯一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出國留學生公開選拔考試。留學的國別主要有美、英、法，其次是丹麥（6人）、瑞士（4人）、瑞典（3人）、荷蘭和義大利（各1人），全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招生名額150名，其中有6名分配給細菌學的項目（最後入選的國別是法國2人，丹麥2人，英、美1人），尤為引人注目。這可能是因為，朱的當年顧問們，有鑒於英國弗萊明對青黴素的發現和在世界範圍內，各國抗生素科研和產業的興起，以及國內時疫，特別是終年流行傷寒、痢疾等疾症，幾乎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

　　當我在1947年夏抵達丹麥後，得知我將被分配到哥本哈根大學病理學研究所K.A.Jensen教授處當研究生時，我的心頭一下子就涼了半截，因為我在國內學的專業是生物製品和微生物學，怎麼又叫我改學病理呢！儘管我在上醫畢業後，曾經留校在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內科做了將近兩年的內科醫生。由於我對當時醫院的檢驗工作落後狀態很不滿意，我就去了昆明西山腳下的中央防疫處改學細菌學和生物製品。這就是我從事微生物學經歷的背景。 

　　其實，我的這些想法全都錯了。一.歐洲不像美國，當時的病理學包括的範圍很廣。二.K.A.Jensen教授是一位國際上知名的結核桿菌學者和BCG專家。我到病理所報到後，教授叫我先到國家血清研究所（State Serum Institute）去熟悉一下BCG的知識和基本操作 ，然後再到他那裏搞科研。

　　我在血清所BCG室呆了4個月，接觸了好多專家、學者，並獲悉該所是與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齊名的一個從事微生物學和生物製品的研究所，它有幾種全球頂尖的產品和科研專案。這才使我恍然大悟，若能在血清所學習下去，要比在病理所單獨學習結核桿菌一門科目，將來回國之後，更能適合我國國情的實際需要。因為當年中國的生物製品事業急迫需要的是通才，而不是像博士或碩士那樣的專才。

　　血清所有哪些獨領風騷的項目呢？要而言之，除了一般菌苗、疫苗（沿用我國舊稱謂法，指由病毒製成的產品）和各種抗血清外，該所有F.Kauffmann領銜的Salmonella血清學分群分型的研究。還有WHO在該所設立的兩個世界級的中心，即國際沙門氏菌中心和國際抗毒素標準化中心。標化中心的主任是N.K.Jerne，他後來在1955年由於提出克隆選擇說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除外，該所在Kauffmann的影響和帶動之下，在大腸桿菌、肺炎球菌、鉤端螺旋體以及淋病球菌的血清學和分型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個只有不足400萬人口的小國和一個成立僅僅45年（1902-1947）、只有一百多名人員的小所，居然能夠做出這麼多突出的成就，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奇跡。

　　正因為有這些耳聞目睹的影響，如前所述，我才醒悟過來，心也動了。於是，硬著頭皮，去到病理所向Jensen教授坦白我的願望和我國國情，請求他允許我留在血清所，多學一些實用知識和技術，以利於我回國後，在生物製品方面能夠應對各種製品的生產。他同意我的請求，不在他那裏讀什麼博士碩士之類的學位了。因此，我在血清所BCG室呆了4個月後，接著於1947年底就去了想望已久的Kauffmann的國際沙門氏菌中心。然後，再到其他科室，包括上面提到的幾個有名的科室以及血清所自己研發改良的Cohn氏抗毒素精製法、抗毒素標準化中心等科室，輪流學習，一呆就是二年。

　　3.我升入了殿堂。在沙門氏菌中心，我學習到了血清吸收法，因數血清製造，4種抗原（O和H抗原，Vi抗原，M抗原），5種形體變異（O-H變異,O變異,S-R變異,相位變異和V-W變異）方面的知識和檢查鑒定，以及Kauffmann-White抗原表的運用。上個世紀40年代的抗原表的血清群型數目少得可憐：AB群有25個型，C群有26個型 ，D群有 14 個型 ，E群有 18個型，其他群有 24個型，共107個型。在現在行將出版的這本新書中，經過60年的演變，使我驚詫不已。形體變異有10種之多。Vi抗原和M抗原已被併入K抗原。尤其是新的抗原表已發生了令人驚詫的變化，新的血清型現已增至2500多個，而在我國，現已檢出318個不同的型別，包括我國新發現的10多個。

　　之所以發生這麼大的變化，當然是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回想起當年我在抗日戰爭年代的重慶，不論季節，內科病房裏的病人大約有1/4是患傷寒、痢疾的患者，而現在的情況完全變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於沙門氏菌引發的食物中毒，或是腸胃炎的病例。

　　你知道沙門氏菌的Kauffmann-White Scheme的來歷嗎？為什麼White這個名字老是甩不脫？請參閱我在《衛生防疫》（第三期 第17-27頁 1979 江西省衛生防疫站）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細菌的分類命名準則和沙門氏菌分類命名的紛爭》一文的解說。

　　4.回國之後，一心想搞生物製品的研發。

　　我是經魏曦教授推薦 ，應沈其震院長之聘，於1950年初來到大連大學下屬的大連衛生研究所工作的。這個所原先是日本於1924年創辦的一個生物製品所。在日軍侵華期間，它是關東軍石井下屬的731部隊搞細菌戰的基地。

　　大連醫學院的魏曦教授是我在上醫的恩師和在昆明防疫處的老領導。他曾經向沈院長介紹過我在國外學習的老底，因而被當時的大連所的領導安排我當科長而不是室主任。這下子，我開始明白了——在中國的科研單位裏，科和室是有區別的，科是有官職或官銜的行政建制，不能幹具體技術工作或科研了。後來，我向魏教授反映我的意願，他勸我先幹一段以後再說。他希望我發揮在國外學習的特長，乘勢協助領導把大連所辦成一個有特色、有尊嚴的所，例如在沙門氏菌、痢疾菌、斑疹傷寒，乙腦、氣性壞疽等，我們可以在這些方面努一把力，好好地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

　　哪知在這個“先幹一段再說”以後，我的“官職、權力”越來越變大了，由檢定科長變為生產科長，直至衛生部任命為總技師。這一來，我和科研工作徹底絕緣、或者說，決裂了。魏教授當時哪里知道，“我有那麼大的能耐，改變我的工作性質嗎？”

　　5.成都所沙門氏菌專業實驗室的設立

　　但是，彼時彼刻，我沒有灰心喪氣，還是一心想協助領導把大連所辦好。在這兒，我只想說一說，所裏4個專業實驗室成立的根由。這是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北京由中科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未經請示、自作主張領回來的，其中就包括沙門氏菌專業實驗室和痢疾桿菌專業實驗室。這幾個專業實驗室之所以能夠得以成立，我應該特別感謝當時的所長、老紅軍朱錦忠同志。他在各方面都給我以大力的支持和鼓勵。朱超同志是第一任沙門氏菌專業實驗室主任，兼國際上委託成都所經辦的中國金黃色葡萄球菌中心試驗室主任。若干年來，他辛苦地為成都所的這兩個專業實驗室的建設和製品的研發費盡了心血，做了很多的工作，並取得了值得人們稱讚的成就。然而，在我離休十多年後，由於人事滄桑，至今幸而只有這兩個專業實驗室得以保存了下來，不亦樂乎！

　　陳廷祚  

　　成都  於汶川地震餘震中寫就

　　2008-5-18   10：50 a.m.

　　注：本篇系應朱超主任來信“稿約”寫就的。

　　《沙門氏菌屬血清型診斷  Kauffmann-White-Scheme》

　　朱超 許學斌 編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  將於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