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塵說事”一文中講了，在文革之後寫回憶錄的人很多，尤其是名人，多不願暴露自己的陰暗面，甚至惡行。現在好了，有了網路，誰也封不住誰的嘴，儘量傾吐真情吧！人嘛，不應該隱惡而只揚善，要激濁揚清，更不應扯謊。

　　撇開持續貶值的政治回憶錄（美國《紐約時報》2008-6-22文章的論點）而外，凡夫俗子所寫的回憶錄也有造假的例子。2006年在美國就發生過一件扯謊的醜聞。據美國《時代》週刊報導，在1月8日美國的一個網站上發表了一份長篇報告，指責詹姆斯?弗雷於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曰《歲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的回憶錄，言過其實，謊話連篇。特別是在2006年9月經美國著名脫口秀歐普拉?溫弗裏主持的讀書俱樂部鼎力推薦後，書的銷路驟增，簡裝版年銷量緊步《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的後塵，達到177萬冊。造成此一狀況的原因，《時代》週刊認為高收益和出版界的激烈競爭固然重要，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小說似乎失去了在文化中的很多影響力。人們現在越來越將目光轉向真實故事，認為真人真事才值得花時間去讀。”（《出版商週刊》執行總編輯麥克爾?科菲語）

　　又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7-7月10日報導，目前在出版的書籍中，超過《哈利?波特》銷售數的，還有現在已被中國列入高級官員學習的孔子學說的黨校教材，達到400萬冊。有一位叫顧清（音）的學者說，“現在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人們感到需要智慧和德行，希望得到精神食糧。”此處所謂的德行當然是指道德和品行，能講真話，心裏話，才算是品行好的貼心人。

　　話扯遠了，我們還是回到回顧我的醫學生涯這個正題上來吧！

　　在中學裏，我記得，學校就教育學生“法古今完人”。其實，當時老師明明知道“人無完人”這句古話，他們偏偏要把聖人當成完人，作為學習的榜樣和教育的內容，以提高道德的修養。但在今日，人們對待聖人就不會那麼看待了，也要一分為二來分析和研判！一般地說，一個人如果能夠三七開，就應該被認為是不錯的好人，如果是倒三七的話，那肯定是個壞人。研判的唯一標準便是德行二字。

　　然而，至今在個人所寫的回憶錄中，卻只談好事。甚至把過去認為光榮的事，由於時代的變遷，也改口不談了。當年汪精衛被刺後，南京中央醫院沈克非教授曾經為汪做過手術，據此在沈升任衛生署副署長時，被譽為一條資歷刊載在報紙上。可是在汪變節後，這一光環就此消失了。最近，我從2008-6-4《晚霞報》上披露的一條消息說，蔣介石在1972-7-22發病昏迷後的第5天，宋美齡派出專人去紐約，邀請全球心臟病高手余南庚博士，從美國飛抵臺北，搶救蔣的病情。沈和余都是我的老師，在重慶中央醫院時，沈是外科主任，余是內科住院總醫師。余在當時是我的頂頭上司，江西人，他的夫人，唐逸玲，湖南人，比他矮一班，1940年畢業，也在內科。網上資訊說，餘在1988年退休後從美國返台，定居臺灣，並於1991年病死，享年76歲。如果餘現在仍然活著，我想，《晚霞報》就可能不會這麼來為他發表這段舊聞了。

　　談到當年重慶中央醫院，還有一些趣聞，其中有的是我在2007年學會擺弄電腦後，才想到值得在此處披露一下：

　　1. 我是上醫1943年畢業生。同班畢業的有16個人，外加港大借讀生2人。畢業後，教育部規定要入伍為部隊服務一年。在動員會上，誰也不願意報名參加，結果被校方某人大罵，“你們這16個混蛋，簡直……！” 最後，我，還有李宗明(1918-2007)和石美鑫(1918-)幸而被留在中央醫院做助理住院醫生，其餘的都被迫參軍去了。李後來在1983年入了黨，並被任命為重慶醫學院副院長。石是在1954年入的黨。那時候，他們有一群人以基督教的名義秘密搞地下活動，直到他們集體傳閱新華日報後，我才開始發覺他們或許是地下黨員，只是心照不宣罷了。石是上海醫學院老院長。還有一位同班同學，叫聶崇銘（後來改名叫方春望,1915-1995）在1938年就入了黨。我們倆在上海時，同住在一起一年多（地豐路地豐裏1號的公寓樓裏一個兩人間的房間裏），日夜而不僅僅是朝夕相處，並且在海格路363號紅十字會醫院的解剖室裏，我們倆共同解剖一具男屍 。在此期間，他一點馬腳都未顯露，就入了黨。方是山東醫學院第一任老院長。 最近看到女兒買回來的一本喬冠華女兒寫的《喬冠華與龔澎》一書中提到，1939年7月，上醫第一個學生黨支部建立，共有黨員三人：計蘇華、聶崇明（方春望）、王士良（黃志尚）。1939年暑假，上醫學生隨學校遷往內地，到昆明後與上級失去聯繫，聶、王兩人利用到重慶中央醫院實習的機會，設法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周恩來同志。後來也是周恩來幫助他們恢復了和黨組織的聯繫，由龔澎負責領導他們。這些資訊都是近期才從網上或者書裏得來的，否則將一輩子被蒙在鼓裏。當時，中央醫院是重慶唯一大醫院，什麼大人物，名人、大演員都要到這裏來看病。連蔣介石也要來探視他的患病朋友（例如大公報主編）。蔣介石來的時候，要戒嚴。周總理到中央醫院住的是外科十幾個人的大病房（外科沒有單人病房），我們都不知道。那時候，我對於這些事，真是漠不關心，“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唯讀聖賢書”。人家要革命，關你什麼事。同班的其餘13個人，大概也是這個想法，所以沒有一個人是國民黨黨員。就我自己來說，我對參加組織，一點興趣沒有。我至今也未參加中華醫學會，或是歐美同學會。我之所以成為中國微生物學會會員是因為在八十年代，一定要我當中國微生物學會四川省學會理事長，這才參加了學會。

　　在這兒，我得附帶談一談與此相關的另一件事。

　　在1949年10月底，我，還有魏文彬（在巴黎巴士德研究所學習生物製品）和王複周（在瑞士巴塞爾大學學習生理學）三人一起在巴黎乘快鐵去馬賽，換乘郵輪經香港回國。在巴黎車站，中共駐法總支部負責人孟雨為我們送行，他知道魏和我是通過沈其震院長的關係，將回大連工作。孟老早年和周總理同為勤工儉學學生，後來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所以和魏很熟。當我們到達馬賽時，遇上在巴黎學習數學的關肇直，也在候船回國。我們一行共有8位留學生，航行廿多天，中間曾在比賽大（Bizerta，北非法屬突尼西亞Tunisia軍港），吉布提（法屬西非港口），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新加坡，西貢，香港停靠過。我們包括魏，一直不知道關是黨員，直到香港，我和魏去見中共駐港京華公司負責人時，他才暴露了他的身份。關在回國後，即被任命為中科院數學所所長。

　　2．我在重慶中央醫院內科工作時，那是在1944年春，我以及我的頂頭上司陳廷綱主治醫師，被一名死者家屬告上了重慶法庭。這可是全院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事發經過是這樣的：一位女患者某某入院時，被診斷為傷寒腸穿孔，住院2日後死亡。在抗戰期間，傷寒症全年流行，並且死亡率很高，尤其是腸穿孔晚期病人。死者家屬硬說她是我們兄弟倆誤診整死的。後經法院調查處理，判定我們無罪，我們兩人問心無愧，也不是兄弟，他是福建人，我是江蘇人。陳廷綱後來留學美國，解放後，在南京軍區總醫院工作。這個醫院的前身就是沈克非教授為汪精衛動手術的南京中央醫院。

　　以下我想談一談另兩件逸聞。這些都是我從網上查看到的。

　　3．在1949年初，我還在丹麥時，臺灣來了個腦外科醫生，叫黃雲裳。他是日本京都帝大畢業後，留在荒木外科從事腦外科的學者。據他說，他是從臺北跟一艘丹麥大北公司的運輸船過來的，船上只他一位臺灣人。大北公司很出名，在上海也有分公司。我當時推想，很可能是偷渡過來的，因為丹麥只是管他吃住免費，把他安排在哥本哈根大學的生理所居住，而學習則是在皇家醫院裏，沒有獎學金之類的補助。他不會講普通話，只能用英語交談。我見他可憐兮兮的，就給了他三百美元，這個數目可以使他能夠在丹麥維持最低生活一年。有一天，我們倆約好到長堤（哥本哈根沿海邊的一條有名的公路）去玩玩，那兒有一個美人魚（丹麥雕塑家愛德華?埃裏克森於1913年為紀念作家安徒生而創作的的景點)。我問他日後去向的問題。我希望他能夠去大連工作，因為大連和臺灣一樣，受日本人長期統治，會講日語的人也很多。他當時一口答應了下來。於是我也將我的去向透露給他。我說我將於年底前到大連醫學院工作，以後的聯繫地址可以直接寫到大連醫學院微生物教研室即可。

　　大概是在1951年，我收到他從荒木外科發來的信。他說，很抱歉，不能來大連了，謝謝我對他的幫助，此後就失去了聯繫。自從我在去年學會了電腦之後，我從網上才瞭解到，他的日本名字叫新島裳一，台中人，並且和台獨一號祖師爺廖文毅有很深的姻緣關係。廖文毅有一個侄兒，叫廖史豪。黃就是廖史豪的二妹女婿。廖文毅（1910-1986）出生在臺灣，1928年進金陵大學，1932年留美，1935年獲化工博士。1936年在浙大當教授，1939年返台。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他開始鬧革命，1948年9月去香港印製英文版台獨備忘錄，交由黃雲裳帶往丹麥，轉發丹麥，瑞典，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政府。這些事我都全然不知道。也難怪，人都是要保護自己的，就正如地下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一樣，他們怎麼會把事關自身安全的大事透露給外人！

　　4．我特別難忘的一個人是范歲久博士，1910-2003，杭州人。1935年留學丹麥，專攻農學。我們在1947年9月抵達哥本哈根時，全部是他接待的。這可能是駐丹麥公使館委託他辦理的，因為使館裏的官員，全都不會講丹麥話。

　　不要小看丹麥這個管生老病死、幾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小國，連掃大街的工人都可以跟你講一兩門外語（德語或英語）。那時候，在丹麥的華人很少，都是在丹麥成家（娶丹麥女人）立業的青田小販。我們見面時，他們還是採用拱手作揖，不握手的滿清禮節。范先生是在丹麥的唯一華人學者，他的夫人是丹麥人，小學教員，育有一女，7歲。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范先生改行從事食品加工業，最後發展為冷凍春捲工業化的大型企業，產品行銷幾大洲，被譽為“春捲大王” 。關於這些，我就不多講了，網上有更詳盡的報導。我在這裏要講的是范先生對我們的幫助和關懷：

　　（1）．剛到哥本哈根時，他把我們安排在Hassageao Kollegium,一個可住十來個人的學生宿舍，還為我們特別在住處管理員的家裏安排幾頓早餐，一個月後又為我們安排另一個住處。

　　（2）．當我們在哥本哈根住了2-3個月後，天氣冷得招架不住的時候，又是范先生領我們去瑞典的Lund購置冬衣。前後我們一共去過兩次，因為瑞典可以進口美國貨，而丹麥除了必需品外，例如，Colgate牙膏等，連美國香煙都不讓進口。我是個煙鬼，只能抽丹麥香煙，貴得簡直像抽銀子一樣。我們去了兩趟隆德，每次去都要看一場歌劇，一次是《鬥牛士之歌》 ；還有一次是《哈姆雷特》，這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

　　（3）．1949年5月，他又介紹我去皇家獸醫和農業大學學習牛奶檢查法和優酪乳製造，以及全球乳酸桿菌祖師爺Orla-Jensen的乳酸桿菌分類法（我有一本專著，即Orla-Jensen，Sigurd:The Lactic Bacteria 1943．這本絕版書，我已贈送給本所圖書館）。回憶這些往事，我特意在此向范歲久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謝和誠摯的悼念！他已於2003年去世。

　　由於我有這些背景，我對益生菌在八十年代在我國的興起發生特別的興趣，以致後來我寫了幾篇有關這方面的主旨文章，並且和大連醫大、中國微生態學雜誌，甚至某些公司，如山東的三株等廠家都有過些許往來。其中，我應該特別記述的有以下兩件事：一．我將益生劑作為一個新的篇章引入我國編印的《生物製品學》教科書中，由此在這門學科中開創了先例。二．在八、九十年代，作為衛生部生物製品細菌毒素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我特意主張將益生劑列為治療和保健用品，從而使這一產品開創並確立了其在生物製品中的地位。然而，在我從事的這項工作中，令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有兩件事例：其一．在1981年，我參加大連醫大召開的一次新益生劑（促菌生）評審會，我發覺這是一件新生事物，有其發展前途。我隨即電告我所朱錦忠所長：“這是我國開發的一種新的生物製品，有利於調整腸道菌群，保持肌體健康。現大醫急於轉讓，如你同意，請即來大連簽約，在我所生產。”朱所長聞訊後，連夜飛赴大連，和大醫喬樹民院長談妥並簽字，交由成都所獨家生產。隨後，成都所從1982年起，積極籌備生產事宜，並於1984年正式投產。近廿年來，雖則這一產品算是小產品，利潤不大，但治病功效和安全性卻是無庸懷疑的。然而，不知是什麼原因，我獲知現已停產，不免使我若有所失，困厄不明其中的奧秘！其二．濟南三株口服液在八十年代，譽滿全國城市鄉村，這是改革開放後極為少見的現象，年產值達廿幾個億，比我們6個生物製品所的產值加在一起還要多。隨後不久，在九十年代，該廠被一位患者服後發生死亡而受到誣告，再加上媒體未經調查研判的渲染，使一個好端端的、符合現代化GMP的大型廠房,在不到一兩年之內垮杆停產下來。我為此憤憤不平，應吳炳新老總的要求，一心幫他講理說事，最後雖然贏得了這場官司，但為時晚矣！所幸今日吳炳新老總仍然氣不餒，敗不退，不屈不撓，昂首闊步，奮勇前進，在濟南新區重建更大的家園（網上消息），誠屬不可多見、不可多得的創業家，值得年輕學者們學習！

　　丹麥人好客，天下聞名。Krarup 先生看到我天天用小收音機收聽德語廣播，在他決定回美國時，他送了我一本德丹字典和一台收音機，先生時年60歲。這台大收音機在我離開哥本哈根時，送給黃雲裳了。

　　我有很多老照片都在文革中主動銷毀了，其中主要是在西歐各地、以及和外國人一起照的照片。目前剩下來的少數是女兒存放在同學家中的。有幾張特別珍貴的是和丹麥恩師一起的照片，還有在巴黎車站，中共駐歐代表孟雨為我們送行的照片（在場的有孟老、魏文彬、王複周和我）都沒有了。那張在羅馬大使館的集體照是我的親家秦禮讓教授從同在華中農大任教的張文邦教授（也是留丹的同學）那裏借來翻印的。

　　我本來是打算經由柏林、莫斯科回國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在國內學過德文，出國又補習了一番。二是我的伯父是清朝鄉試最後一代舉人，他在1904年被清政府送往德國學習炮兵7年，於1911年回國。我們家裏留有一張他在柏林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拍的一張兩手扶著自行車把的照片。我很想到原處去憑弔一下。 此外，我在哥本哈根還收集了柏林名勝地點的古老照片（1918和1948在同一地點的比較，包括Unter den Linden 在內）。於是我就去哥本哈根蘇聯使館辦理簽證。哪知蘇聯使館簽證官員說，“你的簽證要莫斯科批，說不定要等上一兩個月，批不批也說不一定”。這下把我嚇回去了。可是我的心還是不死，我想到漢堡去碰碰運氣，結果到盟軍總部去試試，還是不行，最後只好到巴黎經由馬賽乘船回國了。當年我在漢堡時，那兒仍然是一片廢墟，還可以見到Wir sterben für das Deutschland（我們為德意志而死！）的底座大字雕刻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