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人類誕生以來，我們的祖先一直没有停止對客觀世界本原的思考和對生命價值的追問。除了製造工具和使用語言外，人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别莫過於意識了。而對人類早期意識的確证，是從研究古人對死亡的態度開始的。考古發掘表明，距今十萬年到三萬五千年以前，遍佈歐洲、中東和非洲北部的尼安德特人已經有了死亡的觀念。那時的死者被放置在墓穴中往往成卷曲狀，似乎是爲了傚仿未出生的嬰兒。有的還裝點着花瓣，極有可能是表達對死者的崇敬。有些死者遺骸上涂抹着赭石紅，很可能是在遺體安葬之前，先用鋭器將死者的肌肉從骨頭上割下來，再將紅顔色涂抹上去。也許他們認爲吃了死者的肉，可以讓死者在自己身上繼續存在。也可能認爲在死者骨骼上涂抹顔料，有避邪之類的作用。雖然這些猜測可能是永遠揭不開的謎，然而，有一點却是用不着懷疑的，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已經知道每個人都會死，死亡是一種無法挽回的失落。他們害怕死亡，厭惡死亡，通過葬禮寄託哀思。

　　在法國南部的三兄弟洞中，有一幅創作於舊石器時期的壁畫，這是一幅半人半獸的人物肖像。據考證，所畫的人物是一個男性巫師。不過，人們已經注意到，這樣的作品並非出自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尼安德特人之手，而是繼他們之後佔領歐洲的現代智人的作品。巫師的出現一方面顯示在一萬年以前的古代社會已經廣泛流行巫術的事實。同時也暗示古代先民已經看出人與一般動物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壁畫或是對這種聯繫的闡釋，很可能就是對人類起源於野獸的説明。而巨大的肖像畫出現在寬敞的岩洞大廳裏，也可能和某種儀式有關。我們可以把這些不尋常的藝術品，看成人類祖先對生命的思索，看成早期人類關於人生價值和人類起源問題的研究成果，從中揣測古人對人性的理解方式。

　　古希臘時代是一個充滿想象力的時代，希臘民族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民族。希臘時代誕生了許多睿智的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軍事家和出色的工匠。他們對生命的本質，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獨特的見解。生活在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泰勒斯，是愛奥尼亞學派第一位哲學家。他住在海邊，萬物對海洋的依賴給了他極其深刻的印象。他猜測，最初的生命孕育在海洋中。生活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恩培多克勒，對生物適應環境的出色表現感到驚訝。對此，他提出了一種奇怪的解釋：首先是愛和恨這兩種相反的力量作用於水、土、氣、火四種元素，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有機體，各種有機體組成不同的生物器官。這些器官通過運動尋找自己的搭配伙伴，最終生成各種各樣的生物個體。其中絶大多數搭配不當的生命形式，由於不能和環境相適應而被淘汰。最後留下來的就是搭配得當，結構完整，具有較强生命力的物種。在恩培多克勒的生動描述中，包含着古人對生物適應性的原始理解。

　　亞裏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是集古希臘哲學之大成者，同時也是古代最爲博學的思想家。他曾經擔任過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的老師，亞歷山大後來成了希臘歷史上著有建樹的國王。他曾經命令部下，凡新佔領一個地方，發現了新奇動植物，都要設法弄到京城來供他的老師研究。就這樣，亞裏士多德一生中研究過數百個生物物種。他正確地指出生活在海里的鯨不是由卵孵化出來的，不屬魚類，應該和猪、牛、狗、馬一樣屬於哺乳類。他發現没有一種動物同時具有尖角和長牙，這相當於一種人爲的設計。

　　在亞裏士多德的眼裏，大自然是和諧而美好的。鷹擊長空，魚翔淺底，風霜雪月，高山流水，日出而月落，虎嘯而猿啼。世界在不停地轉動，生生不息，永無休止。山坡上的青草給牛羊提供豐富的食物，牛羊的生長又是爲了供人類享用。大自然安排得井井有條，一切都是爲了人類的生存，人類的幸福。一切都是那麽自然，那麽有條不紊。很顯然，這都是爲着某種目的而存在，出於一種處心的安排，也是爲着一個終極的目標。他將自然界中所有生物從低級到高級排成一個巨大的生命之鏈，最高頂點是人類，以下是家禽家畜，然後是各種野獸和鳥類，下面才是爬行類、魚類和昆蟲，最後是蠕蟲類和各種植物。這個“存在之鏈”對後世學者的研究影響很大，不論是進化論者還是反對生物進化論的人，都在這裏得到過啓示。

　　在亞裏士多德哲學成果中，除開形式邏輯外，影響最大的就是他所謂的“四因説”了。幾千年以來，這個理論一直是指導人們從事知識創造的重要方法之一。亞裏士多德指出，研究自然現象，就是要搞清楚影響事物發生發展的四大原因，即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就是説，你想知道對象的本質是什麽，或者説它爲什麽具有這樣的性質，那就得搞清楚對象是由什麽材料搆成的；它的搆成形式怎麽樣；受什麽力量的支配；它的存在和演變究竟是爲了什麽目的。

　　其中 “目的因”逐步演化成目的論，受到廣泛的質疑。目的論對科學研究的影響也很復雜。目的論阻斷了人們的認識朝着機械論方向發展的道路，引導人們逥避對物質世界本原的追問，放棄在自然界中探究自然現象原因的企圖。如果有人問，螢火蟲爲什麽會發出亮光？只要有人指出，螢火蟲發出的亮光可以引誘同類异性，爲它們交配産卵提供機會，問題就得到了圓滿的解决。雖然這種説法並没有揭示螢火蟲發光的物理機制，却道出了發光帶來的結果，也就是揭示出了大自然的目的。如果還有人要問，世界上爲什麽有小鳥？回答説小鳥可以供人觀賞。雖然並非出自小鳥自身的需要，可是在亞裏士多德的理論中，這就是小鳥出場的目的，也就是小鳥存在的理由。

　　稍微仔細的人都能看出，基於目的的解釋僅僅説出了自然現象功利性的後果，並没有揭示影響事物發生發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鳥兒的出現誘發了人類的觀賞需求，而目的論却認爲大自然是爲了滿足人類的觀賞需要才安排小鳥在世的。如果把後果和原因看成兩個平權的事項，我們往往可以將原命題中的原因當後果，後果當原因。那麽，亞裏士多德有關大自然預設目的的論斷，暗含着這樣一種先驗假設：宇宙爲和諧而運轉。

　　歐洲的中世紀是基督教統治的世紀。公元380年，羅馬當局宣佈基督教爲國教以後，基督教的發展非常迅速，其教義逐漸演變成一種系統理論。這種理論最初稱爲“教父學”，後來叫做經院哲學。基督教教義告訴人們：是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人類祖先亞當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獲得了智慧，却在獲得智慧的同時犯下了“原罪”。作爲他們的後代，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忍受痛苦，爲他們的過失贖罪。贖罪必須對上帝深信不疑，接受命運的安排。因爲只有篤信上帝的人，也就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才有機會去到天國伺候上帝。其他人死後都將被打進地獄，永遠接受磨難。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神話故事讓許多人對基督教教義深信不疑。

　　古羅馬帝國末期的神學家奥古斯丁，集教父學之大成，著有《懺悔録》，《上帝之城》，《三位一體》等著作，這些書被教會奉爲經典。奥古斯丁的思想在整個中世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説人類是上帝的最高創造，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人類有所知，有所不知，有所能，有所不能，而一般動物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知識是上帝創造的，人類需要優先掌握的知識就是關於上帝的學問。人們没有必要去研究自然和社會，因爲這樣做會養成理智的傲慢，褻瀆上帝。做一個知識貧乏的虔誠信徒，比一個擁有豐富知識的學者好得多，因此“無知便是德”。奥古斯丁並不一般地反對理性，但是他認爲信仰高於理性，理性只是在爲瞭解釋信仰和理解信仰的時候才是必要的。

　　基督教發展到後期，並不一般地反對研究大自然。十三世紀的著名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集若干世紀經院哲學之大成，創立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世界觀，這是一個嚴密的邏輯系統。在這個由“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結合而成的體系中，阿奎拉認爲研究自然和信仰上帝並不矛盾。因爲既然自然是上帝的杰作，自然的成就集中表現了上帝的智慧，研究自然就是認識上帝不可或缺的途徑。没有信仰，懷疑上帝的存在，那是褻瀆神靈，是罪惡；没有理性的證明，也不能駁倒异教徒的胡言亂語。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證明上帝的存在，歌頌上帝的偉大與光榮，爲基督教關於上帝創造世界的理論提供事實依據。阿奎拉是極端的君權主義者，他認爲國王是國家的締造者，是當之無愧的最高統治者，是國家的主人。人在世界上應該安守本分，等級制度是上帝的安排，希望通過努力提昇自己的地位，是對上帝意志的公然違背，就是圖謀不軌，最終都是會受到懲罰的。雖然阿奎拉哲學的基本内容十分荒謬，但是，他在創建理論體系時所采用的邏輯方法，却爲科學的發展鑄造了一個樣板，爲建立公理化體系做出了具有正面影響力的示範。

　　十四、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人們大開眼界；發源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席捲歐洲，新觀念，新思想不斷涌現；宗教衝突所誘發的改革，使人們初步看清了基督教教義的虚僞本質。思想解放的先驅們，重新審視人的價值，高舉人性的旗幟，向神權宣戰，向宗教勢力宣戰。但丁以不朽名著《神曲》預告了新時代的到來。彼特拉剋的《抒情詩集》表達了對古典文化的崇拜和對個性解放的渴望。薄伽丘的《十日談》對教會僧侣和封建貴族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彭波拉齊的《論靈魂不朽》從物理學的角度揭露了靈魂理論的虚假性，動摇了基督教世界觀的基礎。被譽爲曠世奇才的科學藝術大師達·芬奇反對盲目崇拜古人，極力扺制言必稱希臘的學術風氣。他鼓勵人們到大自然中去，通過科學實驗發現真理。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指出；“真理只有一個，它不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學中。”人們的科學實踐證實了達·芬奇和培根的論斷，精神枷鎖被擊碎，科學從宗教勢力的包圍中挣脱出來。

　　在冲破宗教思想專制的同時，自由龢民主主義運動也開展起來。人們高舉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旗幟，向奴隸制度發起了猛烈攻擊。伏爾泰、盧梭等人從“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原則出發，創立了屬於新社會的邏輯。孟德斯鳩從一切爲了人的原則出發，建立起新的社會倫理，創想出現代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人本主義原則强調國家的行政措施，法律制度，必須合乎人的發展的需求。一切爲了人的生存與發展，一切爲了人的尊嚴。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社會學綱領，也是我們今天仍然應該遵從的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