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生命科學的研究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法國哲學家柏格森創立了創造進化論。和拉馬克的理解方式相同，柏格森反對把生物進化的原因歸結爲偶然變异加自然選擇的結果，認爲把自然和社會的雙重選擇作爲促進人性形成的主要原因，更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指出，生命進化的原動力來自生物内部。在與惰性物質抗争的過程中，生命誕生之初的原始衝動促使生命朝着越來越高級的方向發展。就是説生物是主動進化的。柏格森發現，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並没有朝着同一個方向發展。植物發展麻木、昆蟲發展本能、高等動物和人類發展理智。這是柏格森與拉馬克進化論的重要區别，也是柏格森創造進化論最成功的地方。通過對本能和理智兩種生存方式的對比研究，柏格森爲揭開人性的秘密打開了新的思路。

　　在哲學上，柏格森是一個非理性主義者，他認爲科學的方法不可能揭開生命的最後奥秘。他指出，早期人類的思維以想象爲主，是情感式的和非邏輯的。近代科學誕生以來，人類在發展和完善理性的同時，非理性和非邏輯的思維方式受到嚴重抑制。柏格森擔心，雖然科學的發展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是她的負面影響將會越來越嚴重，很可能將人類引上滅亡的道路，他的預言局部地爲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所印证。

　　法國生物學家莫諾最先揭示蛋白質的生化過程，開創了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莫諾也是一位著名的生命哲學家，他認爲，既然生命過程只發生在原子、分子這個物質層次上，通過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完全可能揭開生命的奥秘。他説：如果有人不僅能够描述决定遺傳過程的分子組成，而且能够確定它們的裝配定律，他就有資格宣稱自己揭開了生命的最後秘密。

　　在哲學上，莫諾强調科學的客觀性原則，反對在科學研究中引進任何價值判斷。在莫諾看來，人類並没有什麽特殊，也没有任何值得驕傲和自命不凡的理由。與其他生命形態一樣，人類的出現是偶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規定過人類的命運和義務。人生意義的提問，出自人類自作多情。

　　如果説，達爾文進化論的出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學基礎，那麽，莫諾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出發，對生命價值和人類優越性的全盤否定，對人類中心主義無疑是最爲致命的打擊。正因爲這樣，莫諾的觀點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反對，其中不乏宗教人士的不滿，有人本主義者的質疑，也有來自社會學家的指責。不過，莫諾並不一般地反對人類社會的價值觀念，而是反對在科學研究中引進價值判斷。因爲他堅信，價值判斷會使科學研究失去客觀性。

　　更重要的研究來自二十世紀前半期，德國興起的哲學人類學思潮。他們在人與動物的區别、人與世界、人與歷史、人與文化的關係的研究領域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馬克斯·舍勒首先把人的存在表達爲感性衝動、本能、習慣和實踐智能四個層次。舍勒認爲，人的欲望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人的精神則是創造力的源泉。他預言，作爲開放系統的人類精神世界，將與天地共存。

　　阿爾諾德·格倫從生物進化的角度發展了舍勒的理論。他指出：人與一般動物的區别在於人的器官功能没有發生特化，因而不具備一般動物那樣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也正是這種没有特化的器官和機體，使人類不會被限制在同一種特定的模式下生活，人類才會不斷地創新生活方式。格倫把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精神活動的成果稱爲文化，把文化作爲人的第二本性，認爲是個人能够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的領域。

　　蘭德曼進一步發展了格倫的文化人類學。他指出，人的主觀精神是建立在客觀精神之上的。他所説的客觀精神並非黑格爾的宇宙本原，而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文化。人與文化的關係不僅表現爲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前人創造的知識，同時也會對傳統文化進行加工改造。傳統文化對個體具有引導和啓發的作用，也具有約束的作用。傳統的力量越大，個體創造的可能性就越小；傳統越是弱小，個體創造力的發展反而越旺盛。所以，當舊傳統已經動摇，新傳統尚未形成的時期，便是人類精神最容易綻開絢麗花朵的季節。

　　哲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對我們今天繼續進行人性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他們重視人類文化對人性發展的影響，以及他們對人所特有的精神世界的關注，都具有指導意義。我們對很多問題的討論將從這裏展開。

　　也許，科學的確應該是一種純客觀的判斷，她僅僅是關於宇宙間的物理事件是怎樣發生和爲什麽會這樣發展的説明。而有關人的存在意義和事物美與醜、善與惡的劃分涉及到人的主觀意向，和人類個體或者團體的利益，因而屬於藝術和倫理學範疇。以描述客觀事物演變規律爲己任的科學體系，既然逥避利益關係，就必然和人文科學絶緣，兩者之間没有溝通的可能。既然在科學家們看來，價值判斷會干擾科學研究；在道德家們看來，人類的精神無涉於物質運動。科學的客觀性要求從根本上排斥了價值觀念的引入，人們還能通過科學研究獲得人類生存意義的可靠證明嗎？還能對人的生命價值做出具有科學依據的判斷嗎？

　　可是，假如每個人都有來世，而且可以任意選擇的話，恐怕十之八九都要争取重新做人。所以，我們仍然可以肯定地説，人比動物優越得多。不過，人比其他動物更加優越的地方，並不在器官功能上，而是在於智慧，在於我們能認識客觀世界。認識就是描述世界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除非人性的發展没有規律，不可能描述，也不需要原因，否則科學總有用武之地。我們用以描述世界的工具，就是建築在概念基礎上的科學理論。除此之外，我們的確找不到更恰當的方式對世界進行描述和解釋了。看來，我們必須迎着困難而上，爲在人性研究中引入科學方法開闢道路。必須相信，只有通過方法的創新，人性的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

　　如果在人文學科中否定理性思維的作用，排斥科學方法，放棄客觀性標準，就會造成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局面。目前，人性研究的確像藝術領域一樣，處於“散點匯焦”的狀態。各家各派衆説紛紜，莫衷一是，不僅没有形成相對統一的理論基礎，也没有形成統一的是非標準。就連人類是不是擁有共同的人性，是否可以應用科學方法研究人性也没有取得共識。有人否定理性思維在社會學與藝術研究中的積極意義，主張完全用非理性代替理性，以非科學代替科學。他們説，推理論证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而在人文學科中只能采用斷言的方式。然而，排斥科學和理性，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就只能建立在信仰基礎之上。拒絶接受經驗的引導，放棄嚴密的邏輯推理，排除實踐對理論的檢驗，人們就可以在不具備事實依據的前提下，任意虚構，並將虚構的神話强加於客觀世界，這和迷信還有什麽區别？

　　假使我們可以這樣來劃分科學和人文兩類不同性質的問題：自然科學是關於是與非的判斷，人文學科是有關事物好與壞的評價。那麽，又爲什麽不能用理性的方法來評判事物的好壞呢？也許可以這樣來辯解：人是有意志有目的的動物，好與壞的標準牽涉人的利益。那麽，我們今天是研究人類的本性，如果約定不以任何個人的利益爲標準，而以人類整體發展的利益爲標準。就是説，有利於人類整體生存和發展的事物就是好的，否則就是不好的。既然人生價值的最高準則已經確定，行爲準則得到嚴格證明的可能性還會有疑問嗎？可見，在人性的研究方面引進邏輯方法同樣是有效的。

　　按照非理性主義的理解，在研究人性方面目前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屬於非理性的範圍，科學理性還無法涉及，這當然是對的。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創造新的方法，把屬於非理性的事物納入理性的範疇裏來，讓問題得到澄清。不能把我所説的科學方法狹隘地理解爲邏輯的方法。邏輯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非邏輯的方法也可能是科學的方法。存在科學的理性，也存在科學的非理性，將未來發展起來的科學方法用於研究當前的非理性事物同樣是可能的。

　　近代科學理論出現的公理化傾向是理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套科學理論必須包含爲數不多的公理，其餘的結論都應該以這幾條公理爲基礎，符合邏輯地推導出來。知識的創新，歸根結底是基本公理和推演法則的創新。而建立新公理，必須接受科學事實的引導。既然是一種創新，其結果便不可能從現有的知識演繹出來。因此，人們不得不大量采用不完全歸納、頓悟、類比、想象等方法。於是，善於應用非邏輯方法，便成了科學家的必備素質。

　　在人文學科研究方面，大量采用非邏輯方法，這一點不僅無可厚非，也很有必要。科學理論被規範成邏輯體系這是一回事，在建立這種邏輯體系的過程中大量使用非邏輯的方法是另一回事。兩者都是科學的要求，不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科學精神的本質在於鼓勵創新，在於尊重客觀事實，反對思想僵化，反對迷信權威，相信人類理性能够對客觀世界給予必要的説明。我們没有理由認定與人們已經獲得的思想成果相扺觸的結論一定是謬誤，也没有理由判定前人没有使用過的方法不是科學的方法。隨着知識的發展和創新，科學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斷創新。我們有信心斷定，在科學前進的道路上，雖然存在着大量没有解决的問題，却不存在永遠不能解决的問題，存在前人還未曾采用的方法，而不存在科學方法創造的終期。

　　在古代，同時在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的確很多。仔細研究你會發現，他們往往是從藝術和政治活動中吸取了進行科學創新的精神營養，又將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所獲得的方法應用到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去，在兩個方面都獲得了豐碩的成果。進入近代之後，由於知識量急劇增加，個人的精力有限，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同時在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不同部門中承擔研究任務。但是，隨着科學的發展，人們統攝知識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强。一個人同時把握自然科學、藝術，以及人文科學知識的時代必將重新到來，同時具備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兩方面知識，也將成爲時代的要求。

　　很顯然，人類是自然演化的産物，我們在研究人類本性的時候絶對不可以離開人類與其他動物的聯繫，更不能够割斷人與自然的聯繫。一旦切斷了這些聯繫，人性概念將成爲科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個孤島，我們便無法找到她和别的概念之間的關聯。如此一來，我們不僅不能研究人性的起源，也無法揭示人性的本質。但是，如果我們在研究人性的時候，總是在其他動物身上查找與人類相似的特點，把人性看成獸性的自然延伸，我們又會墜入達爾文當年的泥潭，永遠不能確定人和一般動物之間的本質區别，也不可能發現真正屬於人類的特徵，從而失去解决人性命題的可能。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兩難境地。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將特别關注這個重要的悖論。

　　我們不能够割斷歷史，也不能够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人類的出現既然是生命進化過程中一個重要里程碑，我們就應該用進化的眼光去審視人類生命的特殊性，找尋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别，最終搞清楚人性的本質。既然人類在宇宙進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麽，我們就應該通過剖析宇宙演進的全過程，從中揭示人類誕生和發展的意義，從價值角度確定人在宇宙和生命發展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在弄清楚什麽是人性，以及人性的由來之後，我們才能確定應該弘揚什麽，反對什麽，爲生活在迷茫中的人提供足以信賴的精神支柱，爲人類未來的發展選定正確的方向。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文化人的歷史使命，更是時代賦予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爲了突破重圍，我們需要探討現代人之所以能够從一般靈長類動物中脱穎而出的真正奥秘，爲我們揭開人性之謎提供綫索。幸運的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的考古工作，爲我們提供了大量證據，有關現代人誕生的一系列重大課題，已經得到了較爲圓滿的解决。在本書的第一章裏，將首先介紹在現代人起源問題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作爲人性證明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