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是萬物之靈。仔細想來，這種説法好像也没有多少道理。和其他動物一樣，人能吃能睡，有生有死。究竟有没有人性？什麽是人性？這是人類學家所關心的大問題。不過，人類學的研究又總是受到社會潮流的影響，關於人性問題的答案，往往成了社會思潮争强鬥勝的副産品。二十世紀初，當戰争的陰雲籠罩歐洲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人是狩獵者的後代，捕食以至於消滅另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當共産主義在世界上廣爲流行，勞動成了時髦口號的時候，勞動創造了世界，同時也創造了人類本身的學説流行起來；當人們發現動物也能爲自己的生存付出努力的時候，勞動的觀念受到挑戰。於是，又把是否製作和使用工具作爲勞動的標誌；可是，當人們發現黑猩猩爲了獲取食物，也會使用和組裝工具的事實之後，這種理論又出現了危機，人的概念又回到人所具有的社會性方面來。

　　一種具有建設性的研究思路，是對人類與其他高等動物的行爲方式以及他們的社會結構進行比較。這相當於站在遠處用望遠鏡觀察不同社會的運行情况，同時用顯微鏡觀察人類和其他動物個體的行爲特徵。從而發現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别。也許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斷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天然聯繫，克服人性概念“孤島式”的狀况，把人性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不過，我們却發現：人類社會的特點是由人類的行爲方式决定的。以下的討論將從這裏開始……

　　（一）社會並非人類所獨創

　　關於人和一般動物的區别，真正被人們普遍看重的還是人類生存方式的社會性。由於缺乏必要的聯絡方式，一般動物總以個體爲單位生活，似乎只有人類才生活在特殊社會中。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雖然人類的社會性十分鮮明，但是把社會存在作爲人類區别於一般動物的根本屬性，從而把人類和動物嚴格區别開來，却辦不到。首先，動物也具有社會性。我們不必引证昆蟲社會作爲例证，這是一向被認爲是非常特殊的例外。我們只要看一看與我們最爲接近的物種，所有靈長類動物都生活在結構復雜的社會中，就可以判斷説人類社會是猿類社會的延續。

　　在我們已知的猿類社會中，廣泛存在着通訊手段；它們的每一個群體都具有强烈的地盤意識；猿類群體並不是雜亂無章的烏合之衆，猿群中存在嚴密的等級劃分。這裏有首領，有幫伙，有受領袖寵愛的女眷，也有受到歧視或被排擠的其他成員。每個成員都必須遵守等級制度中的各項規則，使它們之間服從和反抗、領導與被領導、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達到相對的平衡。個體之間的協作與競争，個體與整體之間服從與對抗，各小團體之間的相互聯合與抗衡，協調着整個種群内部的矛盾。這樣的組織形式不僅維持着内部穩定，促進種群的發展，同時也被用來對付外部的威脅。伴隨着個體社會角色的不斷變更，猿類社會的形態處於緩慢更新的過程中。

　　研究表明，在猿類社會中，生活在一定地域範圍之内的種群大小，各個年齡階段的“人口”比例，處於各等級上的個體數量，是相對穩定的。以生活在草原上的狒狒爲例，它們往往以數十個個體搆成一個群體，處於權利頂峰的首領，是通過“角鬥”的方式産生的。誰在角鬥中表現得最英勇，最頑强，誰就有資格登上首領的寶座。在角鬥中失利的雄性面臨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留下來加入到幫伙的行列中去，聽從首領的使唤。二是被驅逐出群體，“離鄉背井”，過着流浪漢似的生活。後者往往三五成群地徘徊在原來種群的邊沿地帶，他們得不到集體的保護和關愛；時常受到來自原來種群或者其他群體成員的欺侮；它們遭到天敵攻擊的可能性比種群内部成員大得多。可是，它們復仇之心不死，隨時都有可能卷土重來，挑起與首領的争霸戰，對現任首領至高無上的地位搆成威脅。

　　在一個群體裏，首領的權利主要表現在“享樂”方面，即優先取得生活資源和交配機會的待遇上。在首領周圍會有一個數量可觀的雄性幫伙，它們幫助首領鎮壓内部的“反叛”，扺禦外來的“入侵”。在群體中，首領雖然可以爲所欲爲，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並不需要限制其他個體的自由，只是在下屬威脅到自己的領袖地位的時候才給予懲罰和教訓。首領的責任主要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諸如平息内部糾紛，帶領群體成員投入擴大或者保衛領地的戰鬥。在狒狒的社會中，女眷的高低貴賤是以得到首領“寵信”的程度來確定的。首領需要防止幫伙成員接近他所寵倖的雌性，以保持自己在群體中的遺傳優勢，而對其他狒狒的“自由戀愛”並不在意。

　　首領的特權隨時都會受到挑戰，“家奴”的反叛只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來自於鄰邦，或者是那些早先被趕出家門的流浪漢卷土重來。由於每一個首領最終都會衰老，在它們風燭殘年的時候，遭遇年富力强的對手，那也只好甘拜下風，拱手稱臣了。因此，個體的地位總是處於動盪不定之中。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猿類社會，它和人類社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擁有發達腦神經系統的高等動物已經具備某種權衡利弊和控制自己行動的能力。一個處於劣勢地位的雄獅，當着獅王的面是不敢隨便和獅王所寵愛的母獅親近的，這種冒失行動往往會招致殺生之禍。在意識能力更强的靈長目動物中，對利益的追求可以通過某種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往往表現得更“陰險”，從而造成動物社會新的復雜性。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員多蘿西·切尼和羅伯特·賽法思花了幾年時間來觀察記録長尾猴的生活，偶爾會看到由於利益紛争而引起的混亂局面。其實，所有混亂都是假象。由於自身利益的需要，猴子們對它們自己在混亂面前應該做什麽都非常清楚。有一次，一個叫做牛頓的雌猴向另一個名叫泰喬的猴子冲了過去，争奪泰喬手中的食物。當泰喬逃跑時，牛頓的一個姐妹克勞斯跑過來幫助追逐。而牛頓的另一個姐妹斯克拉布却跑到十八米以外，去打泰喬的一個姐妹的頭。

　　人們以前只注意到在交配的季節，許多動物會發出特殊聲音、展示生殖器官、或做出某種姿態、表演特殊的舞蹈，以引起异性的青睞，從而獲得交配的機會。夏季裏，雄性琴蛙發出悠揚悦耳的聲音；在雌性孔雀的發情期，雄孔雀會聚集一起，展開摺扇般的尾羽，舉行“比美大賽”；公鷄圍遶所愛戀的母鷄打轉，同時發出“咯咯”的邀請聲，都是通過“文明”手段求得佳偶的例证。此外，螞蟻發射超聲波傳遞報警信號；蜜蜂用舞蹈告訴同伴，蜜源在什麽地方，這都是人們早已熟悉的動物通訊。近年來，行爲學派的研究發現動物的通訊活動十分頻繁，用途十分廣泛。它們以叫聲和動作表示各種意向。兩個狒狒的角鬥時候，都會發出吼聲以示威脅。如果其中一個明顯處於劣勢，它就會像幼年狒狒嗷嗷待哺那樣張大嘴巴。似乎在説：我認輸了，我投降，我甘心做你的忠誠奴僕。

　　一般動物都具有强烈的地盤意識。登上獅王寶座的雄獅，首先進行的一項工作，就是用尿液界定所在獅群的領地。一個生物群體的領地，是不會輕易讓另一個群體隨意入侵的。除非是爲了擴大地盤，它們也不會輕易跑到同類動物另一個種群所佔有的地盤中去。它們似乎都懂得，地盤是一個生物群體基本的生存空間，它們必須爲保衛和擴大領地而戰。可見，社會性不是人類特有的屬性，社會組織並不是人類的首創。

　　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生物學的研究内容仍然集中在生物形態學、分類學、遺傳學等方面。在涉及到動物行爲的時候總是就事論事，把它作爲單純的生活習性看待。至於動物群體中普遍存在的通訊、勢力範圍、地盤的觀念、血緣關係、等級劃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王位争奪規則等，則基本上没有列入生物學研究的範圍。這種狀况給人們造成普遍的誤解，認爲社會性是人類特有的屬性。於是，人類是社會化動物的觀念便應運而生。

　　其實，值得質疑的不僅是人的社會化特性。人的優越性、人類在進化發展中的領先地位同樣存在疑問。

　　近代科學誕生後，發展的觀念牢固地佔領了人們的思想。拉馬克首先創立了較爲系統的進化論。他認爲每一種生物物種都有一個獨立的進化史，所有生物都朝着體制越來越復雜，器官功能越來越强的單一方向發展。而人類則是當今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中進化最爲成功，形態最爲完善的一種。因而也是目前地球上最高等級的生命形式。

　　那麽爲什麽經常使用的器官會越使用越發達呢？拉馬克引入了獲得性遺傳的原則。他認爲，鍛煉不僅可以强壯自己的運動器官，也可以讓自己後代的相應器官得以强壯。以特定方式生活在特定環境中的動植物，經過若干世代的適應性鍛煉，常用器官的功能會越來越强。很少應用，或者根本没得到應用的器官會逐漸萎縮。可是，隨着十九世紀科學成果不斷涌現，建立在“自然發生説”基礎上的拉馬克進化論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矛盾。當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創立以後，拉馬克的“平行進化理論”終於到了歷史的盡頭。

　　不過，達爾文和拉馬克所采用的生物進化標準大體上是一致的，和亞裏士多德所描述的存在之鏈基本吻合。先進性就是指生物形態的完整性、復雜性，同時，也是指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那就是説，生物體結構越復雜，器官功能劃分越細緻，對環境的適應性就會越好。人類最聰明，其身體結構也最復雜，擁有世界霸主的地位是一個不争的事實。這種觀點和人們所認同的世界在永恒運動的看法相吻合，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基本一致。也可以説是這種理解迎合了人們維護自尊心的需要。

　　但是，這裏却存在着一個嚴重的疑點，那就是某些低等動物可能比高等動物對環境適應得更好。蚯蚓的結構相當簡單，却能够在暗無天日的土壤中生活。將其切成兩段，它就變成兩條。所以，蚯蚓是“殺不死，斬不絶”的。與蚯蚓的超級適應性相比，人的生命就顯得太脆弱了，别説一切兩段，即使是個别器官發生故障，往往也會導致死亡。結構更爲簡單的水母，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三億多年。而形體龐大，擁有尖牙利爪的劍齒虎，却只在地球上生活了不到兩百萬年，已經滅絶了。可見，不一定是體制越復雜的動物，生命力越强；結構復雜和與環境相適應不見得是一回事。然而，推翻了生物機體復雜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相一致的客觀基礎，我們將無法評價物種的先進與落後。缺乏先進與落後的客觀標準，我們又憑什麽説生物在進化呢？

　　我們的問題集中到一點，那就是什麽叫做對環境的適應？如果不考慮環境的演變，現存生物對環境都是適應的。如果考慮到環境在不斷變化，我們則會看到某些低等生物比高等生物更具適應性。事實上，越高級的物種，體制越復雜，功能劃分越細緻，各部分之間相互依存關係越緊密。一旦某個局部遭到破壞，必然危及整體。在這個意義上，高級生命形式更不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既然如此，在自然選擇過程中，生物的演化就不應該朝着體制越來越復雜和功能劃分越來越細緻的方向發展。然而，當今的生物物種，在體制上的確比原始物種復雜得多。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生命形態先進與落後標準出了問題，與生物進化概念相關的所有理論都發生了危機，這將直接威脅達爾文主義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