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人性是建立在對客觀世界認識基礎上的創造性。發揚人性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對客觀世界的獨立判斷，尊重每一個人創造的權利和創造的成果，爲每一個人發揮創造性才能創造條件。

　　如前所述，以一個人是否有私心來衡量人性的善惡，是荒唐的。雖然不能説每個人都一樣自私，但是，每個人都有私心，都必須爲自己作想，否則他將無法生存，這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完整的人格包括明確的生活目標和積極的生活態度、擁有獨立的意志、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們以積極的方式干預世界，力求讓世界按照自己意想中的方式運行。爲了實現自己心中的目標，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的人，算是真正的勇敢；在明白自己爲什麽應該這樣做，也知道其嚴重後果情况下，依然臨危不懼，挺身而出的人，才算真的英雄。缺乏獨立意志，跟在别人後面起哄的可以算盲從、算莽撞。受蒙蔽而不知真情的算上當、算愚蠢。這種人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讚揚。不過，最可恨的還是那些提倡盲目服從，蓄意蒙騙别人，並驅使别人上當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人類的創造性是獨一無二的，無與倫比的。相比之下昆蟲只不過是一種活動的“石頭”。提倡蟲性，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變成蜜蜂一樣的嚴密組織，剥奪個人思想和創造的權利，讓全體公民聽命於少數“社會精英”的指揮，把全體國民幸福的希望寄託在個别領袖人物的身上，是極其危險的。發展人性，反對蟲性，並不能像孔子所提倡的那樣，只是通過教化告訴每一個社會成員應該做什麽。而是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權獨立思考，判斷自己是不是真要這樣做，有機會提出對公衆問題的獨立見解，并且决定自己的行動。以任何形式，把人當成螺絲釘，當成會説話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給社會，强迫每一個人無條件服從，是道義上的犯罪。不論他采用什麽手段，也不論他的言辭多麽中聽，鼓吹盲目崇拜，誘惑人們爲着虚幻目標草率送命的人，全都是提倡蟲性而没有人性的傢伙。

　　高等動物的意識比昆蟲强一些，他們創造了大量的習得性技能。這些有效的生存方式讓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脱離本能，獲得了自由。可是，由於缺乏意識和理解力，它們並不懂得自己爲什麽應該這樣做。所以我們才把高等動物的行爲特徵稱爲獸性。看過一部動物電視：一個獅子取得獅王的地位之後，便千方百計尋找前任獅王留下的後代，必欲將其斬盡殺絶才得安心。盡管小獅子的生母已經是新獅王最爲寵倖的“妃子”，她已經竭盡全力護衛自己的後代免遭厄運。但是，新獅王的努力依然獲得了最後成功。取得統治地位的獅王體魄健壯，消滅上届獅王的後代，以便爲自己的後代騰出生活空間。也許這種殺戮對於提昇種群的素質的確有好處。新獅王雖然没有認識能力，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出於一種本能或者模仿得來的行爲能力，却可以用來保持獅群的品質，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創造和應用創造都是不自覺的，與人性不同。

　　有了文化創造，人類的進步便脱離了自然選擇的軌道。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互相幫助。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事業，幫助殘疾人解决困難，改善經濟欠發達地區人民的生活條件，使他們擺脱貧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都是有利於人類的進步事業。當然，爲了社會的發展，有序的競争同樣是必要的。但是只能是在保障人權，保证每個人基本生活條件下開展競争。競争的目的是使社會得到發展，讓人民生活幸福。我們必須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則基礎上解决社會争端；以暴力解决問題、或者以消滅部分人類成員的方式求得後代素質的提昇，只會把歷史拉向倒退，是與人性的原則背道而馳的。

　　任何個人只能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每個人的思想方法一定會受到時代精神的限制，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但是，人類個體的思想是活躍的、開放的、也是自由的。各種奇思妙想不拘一格，非同凡響，其中一定會包含着許多反傳統，反潮流的成分。正是個體思想的差异性、偶然性和奇特性，以及普遍存在於人群中的懷疑態度和逆反心理使創造成爲可能。事實上，除開人的思想而外，宇宙間所有事物，包括高等動物的行爲，都服從廣義因果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人類的思想成果才是真正的創造性成果。

　　遺傳基因的偶然性突變可以爲大自然提供選擇的素材，使生命形態得以進化和發展。高等動物從大量偶然失敗與成功的體驗中，逐步形成有利的行爲模式，這是生命系統創造力的又一重要體現。偶然性不僅對生命的進化具有積極意義，文化創造也具有偶然性。某些科學理論和技術發明究竟會在什麽時候，以什麽方式出現，的確是不可預言的。愛因斯坦分析相對論誕生的歷史條件時説，由於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狹義相對論的出現已經成爲二十世紀科學發展的必然。然而，廣義相對論的創立，則没有必要的實驗基礎和理論準備，這種理論純屬自己頭腦的偶然創造。凡是研究過相對論創立過程的人都知道，愛因斯坦所説的這番話並非嘩衆取寵，而是科學的論斷。

　　由於文化創造的偶然性特點，我們必須保障思想自由，隨時保持人群中不拘一格的思想狀態，讓他們的思想成果獲得交流的機會，讓每個人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的發揮，讓各種各樣奇思妙想得到實踐的檢驗。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力，讓確有價值的創造脱穎而出，發揮作用。一般而言，既然創造所産生的是一種新的思想方法，就不可能從人們普遍認同的主流思潮中演繹出來，新方法甚至可能和主流意識發生衝突。所以，如果按照主流意識的是非標準决定創造性成果的取舍，絶大多數創造必然會被扼殺在摇籃中。於是，思想自由就成了保证創新成果層出不窮的必備條件。

　　照説，腦袋長在自己脖子上，你愛怎樣想就怎麽想吧，思想自由本來就是一種不可剥奪的權利。爲什麽仍然存在思想不自由的問題？爲什麽歷史上依然會出現因爲缺乏思想自由而釀成的悲劇呢？關鍵在於思想自由不能不伴隨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而存在。如果只是在頭腦中思考，所想到的東西既不能公開發表，也不向任何人訴説，即使他的想法很有道理，也無法融入社會文化洪流，不能對人類進步事業産生影響。所以，没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相配合的思想自由，等於不自由。

　　也許出自對人性基本訴求的共識，即使在最不民主的國家的憲法中，都會寫進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與集會自由的條款。不過，這只能從一個側面反映這樣一個事實：在當今的世界上，作爲人的基本權利，思想自由是無法詆毁和無庸置疑的。遺憾的是，這些停留在書面上的東西，往往會成爲空洞的承諾。而在世界各國的歷史上，在絶大多數時間裏，思想自由只是一種奢望。即使到了今天，思想自由也遠没有達到普及的程度。因爲思想自由給社會的發展帶來好處的同時，却往往會給統治集團造成麻煩。限制了思想自由，就可以獨斷專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民衆，甚至可以用謊言或者製造恐怖來鞏固統治。可是，取消了思想自由，必將大大妨礙文化的創造，使社會發展瀕於停滯，人的生存價值大爲遜色。於是，争取和壓制思想自由便成了社會矛盾的焦點。

　　希臘文化的直接成果主要表現在哲學、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然而，希臘時期開創的思想自由風氣，却是希臘人對人類進步事業做出的更加偉大的貢獻。愛奥尼亞是思想自由的發祥地。愛奥尼亞哲學家色諾芬不信神，他嘲笑在希臘人中間流行的神學信條説：“假如牛有兩手，又有人類的能力，那麽，它們將會把神造成牛的樣子。”他還諷刺希臘人對古代詩人的崇拜，向最具權威的荷馬提出挑戰。然而，我們並没有發現色諾芬因此得罪於希臘人和希臘政府。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古希臘哲學時代前期，思想戰綫上是相當自由的。正是這種自由的空氣推動着希臘哲學的發展。

　　隨着歷史的演進，古希臘雖然依然保持着思想自由的制度，却已經開始出現壓制不同意見的傾向了。普羅泰哥拉是詭辯派的著名代表，他説：“關於神，我們不能説它存在，但也不能説它不存在。我們所以不能知神，有很多理由來證明。這個問題是暗昧的，而人類生活是明朗的。”有人告發了他，因而被迫離開雅典。不過，當時還没有系統的制度禁止思想自由。普羅泰哥拉的書稿被人們焚燬了，其手鈔本仍然在市場上出售。

　　著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不相信希臘諸神，提出了“知識就是美德”的命題。他教導人們必須將知識置於理性的檢驗之下，不應該因爲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就服從。蘇格拉底因反對傳統宗教被告發，被處以服毒自殺。可見，到了蘇格拉底的時代，思想自由已經受到法律的干涉。在蘇格拉底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可以看出當時希臘的輿論環境還是自由的。蘇格拉底被捕之後不僅長期幸免於難，而且只要他承認自己的“過錯”就可以得到赦免。死亡是他自己的選擇，他决意用生命的代價來唤起人們對自由的酷愛。在臨刑之前他可以爲自己的行爲辯護，其辯護詞流傳至今，爲後人所敬仰。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當時的政治環境很可能比我們的現代社會還要寬鬆。

　　羅馬帝國統治之初，基督教仍然處於被壓制的地位，基督教徒被迫害的事件常有發生。公元311年羅馬帝國曾發佈一道敕令來制止對違反正統宗教的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施加酷刑。可見當時的羅馬當局對基督教的態度是比較寬容的。公元392年，基督教登上羅馬國教的寶座，可是，基督教控制下的羅馬政府却一改寬容的主張，對异教徒和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士進行打擊迫害的事件越來越頻繁，迫害的手段也越來越嚴厲。西班牙异教徒普立西利安被處死刑，爲各國建立宗教裁判所，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士進行殘酷迫害開創了先例。進入中世紀後，人的思想禁錮長達一千多年。在此期間，知識不能創造，社會得不到進步，科學文化的發展幾乎陷於停頓。

　　從思想自由到不自由的演變過程，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同樣發生過。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周遊列國，向各國君主講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得到重用，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這樣的風氣在“士”這個階層中發展起來，形成時尚，造成了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政治局面。盡管諸子百家的政治見解不一定適合當時的實際情况，他們的主張也不見得能够得以實行，但是，他們各抒己見，各展其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不會因爲説錯了話而被殺頭。各種政治觀點廣泛傳播，互相競争，取長補短，成爲引導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國古代，有這樣的社會環境已經相當不錯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應用行政力量控制人們的思想，用屠刀鎮壓持不同意見的人士。竟將四百六十個堅持反對意見的儒生活埋了。緊接着，秦始皇又命令銷燬所有儒家經典，凡是私藏儒家學術著作的一律斬首示衆。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化浩劫：焚書坑儒。漢朝建立之初推行儒法兼容的路綫。一方面繼續强化郡縣制，削弱藩鎮，加强中央集權。同時廣開言路，對内實行休生養息，對邊疆少數民族實施安撫懷柔，人民安居樂業，經濟迅速發展，出現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仰仗文景之治積攢的國力，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思想上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將儒家的宗法倫理和道教的天人感應學説糅合在一起，在推行思想教化的同時努力加强中央集權。經過一番重大改革，在國家政權得到加强的同時，延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百家争鳴燎原大火徹底熄滅了，中國從此陷入了萬馬齊喑的封建專制時代。

　　思想高度統一的社會環境，對於新思想的創生極爲不利；缺乏創造精神的文化必然因循守舊；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的民族，必然會落後於世界民族之林，最終被世界民族大家庭所遺棄。爲了便於統治而追求思想統一，扼殺創新精神，堵塞通往發展的道路，無异於自取滅亡。可見，作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壞的行政作風莫過於利用國家權力統一人們的思想。

　　歷史是由無數種可能向着唯一現實轉化的過程，是由大量偶然性和少得可憐的必然性演化而成。和思想多元化的狀况一樣，世間的“道理”也是多元化的。“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不僅可能，現實的情况總是如此。站在不同的立場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看問題，就會産生不同的“真理”。通過各種不同的認識途徑，采用不同的推理方法，就會獲得解决問題的不同方法。也許這些方法的確同樣有效，而不一定存在好與壞的標準。由於人們普遍相信歷史遵循嚴格的規律，相信真理只有一個，當出現不同意見的時候，總要争個輸贏，誘發衝突，甚至引起你死我活的鬥争。於是，中庸之道行不通了，寬容精神没有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人成了强者的特權，以勢壓人成了當權者顯威風的手段。缺乏寬容態度的社會傾向，埋没了大量有價值的思想，坑害了無數志士仁人。如果認識到歷史的發展並不存在先定的程序，承認真理的多元化特點，認識到即使目標相同，實現同一目標的道路也可以不相同，那麽，你就會耐心傾聽反面意見，你就能從他人的想法中獲益，許多事情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决。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十分高漲，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推進。1955年底，全國已經建成了65萬個農業合作社。可是，在下一年發展多少個合作社的問題上毛澤東和中央主管農業的鄧子恢之間産生了分歧。鄧子恢提出增加到100萬個的計劃，而毛主席則堅持要翻一翻，達到130萬；鄧子恢主張先把已經辦起來的合作社搞好，充分顯示集體生産的優越性之後讓農民自願參加。毛主席不但没有接受這個意見，反而在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給鄧子恢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説他像個小脚女人一樣，摇摇擺擺，止步不前。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鄧子恢被迫下臺。他一個人受委屈不要緊，後來的發展却不幸被鄧子恢言中：56年新建合作社突破一百萬；57年全部轉爲高級社；58年推行村社合一，實行人民公社化；加上大戰鋼鐵，浮夸冒進瞎指揮，直接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全綫崩潰，許多地方出現了餓殍之於荒郊的慘狀。

　　製造思想不自由的政治環境，需要武力和謊言密切配合。我年輕時讀過一篇寓言：有這樣一個部落，他們世世代代被關在一個漆黑的屋子裏，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在遥遠的上古時代，他們的祖先就“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恐怖，如果打開墻上那個名叫“智慧”的窗户，部落的全體成員都會立即死掉。只要不做這樣的蠢事，每個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人們没有理由不相信古代流傳下來的信條。既然没有打開過窗户，傳言的真實性無從證實，虚假性也不會暴露。一個可憐的民族，長時間生活在謊言製造的黑暗中。

　　可是，有一天，部落裏出了一個冒失鬼，他爬上窗臺從縫隙裏邊往外看。他看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山、有樹、五彩斑斕、美麗極了。他偷偷把看見的情景告訴了身邊的人。誠實的族人告發了他。他被首領捆綁起來，處以死刑。雖然他確信自己看到了美好的東西，但同時也擔心自己的冒失舉動會給同胞帶來不幸。由於没有得到族人的原諒，他在一半懷疑一半愧疚的復雜心情中閉上了眼睛。

　　過了若干年，又出了一個冒失鬼。他公然打開了窗户，金色的陽光射進了屋子。起初，人們很害怕。高喊：“詛咒就要顯靈了，民族的末日已經到了！”屋子裏亂成一團。可是，陽光給人們帶來了温暖，也帶來了光明。部族的人不僅没有死，反而生活得更好。至此，人們才知道，在没有陽光的環境下生活，那是多麽的悲慘。

　　部族首領殺掉第一個冒失鬼，一半是爲了族人的安全，一半是爲了維護自己的威信，當然他也堅信祖先的警告是不能違背的。只是在窗户被打開之後人們才意識到，所謂祖先的遺訓是一個騙局，至少是不可饒恕的訛傳。可見，有利於人類社會進步的思想自由，首先應該表現爲懷疑的自由和叛逆的自由。有了這種自由，才會導致對現存的政治制度和現有科學理論的大膽的質疑和勇敢的背叛。如果那個古老民族普遍具有這種精神，總有人會問：祖先是怎樣知道打開那扇窗户族人都將死光的？難道窗户曾經被打開過？既然打開過，爲什麽作爲祖先的後代，我們今天依然活着？如果窗户没有打開過，那麽打開窗户可能發生的悲劇就只能是一種猜測。我們憑什麽要把祖先的猜測當成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憑什麽不能懷疑打開窗户，千百萬人頭將要落地的信條是危言聳聽，蠱惑人心的謊言？有了這樣的思想自由，國家纔可以避免灾禍，民族才有發展的希望。拒絶思想自由就可能將製造謊言的權利賦予個别領袖，這對一個民族來説，其後果往往是灾難性的。

　　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六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們的祖先已經走出了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跨越了古代文明，穿越了黑闇的中世紀，於十五、六世紀迎來了人性解放的曙光。伏爾泰向論戰對手宣告：“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説話的權利。”表達了現代社會對言論自由的共識。從那個時候開始，歐洲人已經懂得精神創造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知道了自由的價值，思想自由逐步成爲一種社會風尚，成爲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基礎，也成了國家制度設計的重要原則。即使在發生激烈鬥争的環境中，甚至在兩軍對壘的情勢下，尊重對方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是必須的禮節。

　　希特勒那麽殘忍，剛剛登上總理位置就製造了“國會縱火案”，企圖一舉取消共産國際在德國的合法地位。在審理此案的時候，保加利亞共産黨領袖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反復申述自己的理由，揭露法西斯的陰謀。在强大的輿論壓力下，法庭不得不做出無罪的判决。爲了推翻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政權，卡斯特羅在古巴組織了武裝起義。最初的戰鬥歸於失敗，卡斯特羅被捕受審，他在法庭上做了《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陳述。這個法庭記録不僅可以保留下來，而且流傳出去，鼓舞卡斯特羅的戰友們繼續戰鬥。更使我感到驚奇的是，臨近解放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居然會同意一對革命情侣在刑場上舉行婚禮。兩個年輕的共産黨人面對帶血的刺刀，大義凛然，慷慨陳詞，以純潔的愛情反襯現實的醜惡，用鮮血和生命唤醒千百萬沉睡的心。我們在贊美他們的高尚情操的同時，難道就不羡慕他們的遭遇。這些發人深省的事例足以從反面證明自由的價值，説明思想自由的確值得我們用生命來捍衛。

　　一般系統論創始人貝塔朗菲指出，開放系統的生命力在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而社會組織走向衰老的重要標誌則是，人人都變成了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都按照刻板的程序行事。是缺乏偶然性和不斷重復的勞作，磨滅了人的主見和創造精神。真正擁有强大生命力的社會，是思想繁榮的社會，是各種思潮不斷涌現的社會，也是確保思想自由的社會。

　　可是，因爲没有經歷過思想解放的啓蒙運動，我國人民往往不能理解自由的意義，不懂得自由的可貴。他們所向往的幸福，並不一定是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礎上的一種精神狀態，而只是物質上的富足。千百年來，我們的先輩一直盼望爲人民謀幸福的救星從天而降。在他們的眼裏，最可恨的往往不是妨礙思想自由人和的制度，而是那些爲了捍衛自由權利，妨礙“救世主”爲所欲爲的人。這種心理狀况搆成了“救世主”大行其道的社會基礎。神仙、皇帝、偉大人物統治社會的當然權力得到廣泛認同。而思想者、開拓者、真正創造曆史的人物，往往反被斥之爲亂臣賊子、叛徒、强盗、反黨集團。人性的力量得不到伸張，個人的創造才能得不到發揚。把這種情况和西方社會做一個對照，我們不難發現，正是那裏思想自由的社會傳統保護了最初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真理，也保護了促進社會進步的弱小勢力，使之不至於被强權所壓服，免於被氣勢汹汹的群衆運動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