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已經討論瞭高等動物通過摹仿形成習得性技能，與人類通過知識的積累與傳承謀求超級發展的區别。知識不可能通過遺傳和簡單模仿的方式掌握，即使是像打制粗糙石器這樣的原始技術，都必須在具有理解能力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出來，也只有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應用。爲了實現知識的有效傳遞和創造性增長，人類社會逐漸出現了有計劃、有組織地傳授知識的活動，這就是最初的教育。

　　雖然人類以教育方式傳授生存技能的歷史，可以逆推至百萬年前，地球上最早的文字出現在六千年前。可是，直到兩千五百年前，教育才開始作爲一種專門職業，在中國和希臘首先出現。那時的學校已經把生存技能以外的知識作爲重要教學内容，將傳授知識和提高能力的訓練結合起來，把獲得生存技能和促使人在高水平上享受生活的目標結合起來了。也可以説，那時的學校教育已經運行在素質教育的軌道上了。没有學校的教育活動，社會知識的很大一部分既不可能創造，也無法傳播。隨着學校教育不斷發展，社會文化越來越豐富，人與文化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密，到目前爲止，人類的生存發展已經不可能和教育脱離干係，教育事業也必須隨着社會的進步而發展。

　　我們以下着重討論人類在創造了語言文字之後的教育，尤其是現代化的學校教育。涉及到教育的宗旨和方法、兒童接受知識的心理特點，以及教育與創新的關係問題。

　　（一）教育宗旨的演變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創辦學校的國家之一。春秋時代的教育家孔子已經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不分貧富貴賤，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也必須受教育。孔子時代的學校教育，已經突破了傳授生産和管理技能的約束，在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的道路上走了很大一段路。除了傳授一般文化知識以外，上流社會的時髦技藝，如琴、棋、書、畫、御、射都納入了教學内容。在教育方法上，孔子要求教師以身作則，“循循善誘”，“因材施教”，“誨人不倦”。要求學生勤奮學習，虚心上進，刻苦鑽研，“温故而知新”。孔子優秀的教育思想對我國兩千多年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同時，孔子所進行的教育和他“克己復禮”的政治主張是聯繫在一起的，教育的宗旨是馴化人們的思想，把人培養成封建社會的合格居民。孔子的德育以忠孝爲先，推崇古代聖賢，因循守舊，反對創新。他之所以特别贊賞顔回，並不是此人的創造能力特别强，而是因爲顔回對自己“終日不違如愚”。

　　儒家和法家都宣揚君權至上的思想，主張封建大一統，維護封建主義集權制度。不過，儒家主張通過施仁政，以教育的手段收拾民心。法家則主張取消學校教育，讓行政機關代行教育職能，以政權的力量控制人們的思想。韓非提出“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除開國家律令以外的其他知識，一概不得編進課本；除官吏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私自辦學。秦始皇沿用法家的路綫，把教育作爲鞏固封建專政的工具。

　　隨着我國封建制度不斷發展，行政權力對教育的控制越來越嚴密，教育對政權的依賴關係也越來越緊密。無論是對學生的培養目標的確定，教學内容設置還是教育教學方法的選擇，教學質量評估，都必須服從朝廷選官制度的需要。漢朝初年，各級官員的選拔制度經歷了從舉賢良到應試的復雜轉變，讀書人通過考試入朝做官的制度逐漸固定下來。最初的應試内容不僅涉及傳統文化，也需應答治國方略。由於政治對策靈活多變，缺乏確定的評判標準，選官考試逐步演變成以儒家經典爲唯一内容，以命題作文爲唯一形式的科場筆試。儒家經典成了學校教育的必修課。到了隋文帝時候，國家正式推行科舉制度，全國使用統一教材，分級設立科舉考試，逐級選拔人才的制度終於固定下來了。

　　由於科舉考試的公開性和公平性，通過考試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爲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士開闢了一條通往上層社會的通道，有利於激發廣大知識分子讀書的積極性。同時，通過分級辦學，形成規模化的教育體系，把絶大多數知識分子吸引到研讀詩書，考取功名的道路上來，對普及文化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把科舉考試和學校教學的内容全都限制在儒家經典範圍内，讀書做官幾乎成了知識分子全部生活軌迹，浪費大量人才，民族的創新精神遭到窒息。加上儒家崇尚古訓，不重視與生産活動相關的技術培訓，致使我國科學文化發展遲緩。讀書用功，成績優秀的人，可以擠身統治集團，謀求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缺乏建樹，屢考不中的人，通過熟讀詩書，懂得孝敬父母，忠於皇上，做一個惟命是從的好人，這便是封建教育的主要作用。由於我國古代封建體制比較完善，封建專制力量强大，教育始終没有能力冲破封建主義的傳統束縛，獲得自己獨立發展的機會。

　　教育爲專制制度服務的情形，往往會在政權更迭的時候發生鬆動。社會的動盪可能給教育體制的發展留下更大的空間，産生新的教育理念，創造新的教育模式。從滿清末年到全國解放的百年間，政局混亂，争奪政權的鬥争空前激烈，當權者對教育的控制十分薄弱。而我國教育發展正處於新舊交接的歷史時期。科舉制廢除了，西方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開始出現，新學堂逐漸取代私塾，國立大學迅速崛起，留學歐美、東洋逐漸形成風潮。民國初期，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采取兼收並蓄的方針，把西方教育思想和我國傳統教育理念結合起來，努力開創自由教育的新局面。

　　在蔡元培的教育理論中，教育分爲“隸屬於政治”與“超軼乎政治”兩類，他認爲兩類教育均不可偏廢。他把通過世界觀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超脱現世，領悟人生精神境界，作爲教育的終極目標。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奉行兒童本位主義和自由教育理念。他認爲自由主義的教育不應該像舊教育那樣，把成人的成見强加於兒童，阻礙兒童獨立意識的成長。自由教育應該以兒童個性發展爲出發點，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養成自動、自助、自學的習慣，教師只應該居於引導與輔助的地位。他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實行理學與技術類分校，文理學科綜合的原則。開創了我國綜合性大學與工科、師範、農學、醫科大學分别建制的高教格局。蔡元培認爲大學的主要功能在於研究學問，應該大力提倡學術自由，發揚科學民主。他堅持“以造詣爲主”，“兼容并包”的原則聘用教師。孔孟之道在北大有市場，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政權體系，盧梭的民主政治，馬克思的階級鬥争學説，日本的維新變法，法國的總統議會制，希臘哲學，印度佛學在北大都有市場。只要你言之有理，在學術上有造詣就有够資格在北大登臺講授。

　　解放後，歐美國家的教育思想被定格爲資産階級的御用工具，而我國沿襲了兩千多年的教育體制，則被扣上了封建主義的帽子。五六十年代所推行的學校教育制度源於前蘇聯。文革前，出於政治鬥争的需要，蘇聯的教育思想也被我們列入了批判對象，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制在堅持無産階級專政的口號聲中逐步形成。在學校推行以階級鬥争爲綱的方針，教育必須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教育爲無産階級政治服務，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把下一代培養成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教學質量高低已經不是學校工作的主要問題，却必須用很多時間組織學生學習政治參加勞動，以轉變學生思想，培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由於擔心思想演變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在思想戰綫上推行獨尊馬列的同時，努力將教育事業納入爲政治服務的軌道。五十年代開始，按政治標準對各學科教學内容進行嚴格審查，使之符合馬列主義，不許突破，科學精神遭到嚴重打擊。同時，在大中學校裏開展“紅”與“專”的討論，政治標準成了學生操行評語中占第一位的内容。學生有没有知識無關緊要，只要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就是響當當的革命派。而潜心鑽研，努力學習，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學者，反被戴上走“白專道路”的帽子。在政治風氣的影響下，學生不致力於提高素質，也不把學習當成首要任務，想讀書，努力學習反而成了受人歧視的原由。文革前開始推行階級路綫，在學生中劃“紅五類”、“黑五類”。在强調貧下中農子女受教育優先權的同時，把大批可以造就的人拒之於大學校門之外，造成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的巨大浪費。經過一番折騰之後，學校成了推銷統一思想的場所，部分地喪失了創新知識、普及文化，以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的功能。由於黨内鬥争异常激烈，選擇和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抉擇接連受挫。直到改革開放前，以培養革命接班人爲宗旨的教育體系，並没有真正建立起來。

　　盡管如此，在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鼓舞下，我國教育戰綫的成績還是主要的。五十年代末，部分農村已經掃除了文盲，城市普及了基礎教育，各類學校爲祖國培養出一大批思想堅定，技術過硬的建設人才，逐漸成爲建設事業的骨幹力量。不過，也應該看到，這些引人注目的成績是在我國經濟建設屢遭挫折，國家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情况下取得的。國慶50週年前夕中央電視臺正式發佈的數據顯示，解放後，我國在中小學教育方面投入的資金占全世界總額的078%，而我國同期中小學生人數確占全世界181%。就是説，即使將我國基礎教育經費增加二十倍，也達不到國際平均水平。

　　可是，文革初期毛主席依然大駡文化教育部門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並提出了從資産階級手中奪取教育領導大權的歷史任務。含辛茹苦的老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變成了受人歧視的“臭老九”。工宣隊，貧宣隊進駐學校，號稱“黄泥巴脚干”的無産階級革命派登上了講臺。全國中小學停課鬧革命，大專院校正常招生中斷十年。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才驚奇地發現，我們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已經非常之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竟以犧牲整整一代人的慘痛代價，不自覺地驗证了波普爾的理想實驗，讓全世界懂得了放棄文化的創造與傳播，人類必然走向滅亡的道理。

　　我國教育理念的重大轉變發生在恢復高考制度以後。那時，教育工作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教育必須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四個現代化”的口號，迅速轉變成各類學校的行動綱領。老師認真教，學生勤奮學，在很短時間内，教育事業的發展勢頭已經大大超過文革前的水平。那時，人們依然守護着共産主義的崇高理想，决心把文革中躭誤的時間奪回來。稍後，推行市場經濟，各行各業都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學校教育引入競争機制，教學效果與教師的經濟利益掛鈎。隨即取消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制度，畢業生就業實行雙向選擇，讓學生家長承擔部分或全部教育經費。作爲一種職業，教書純粹成了教師的求得生存的手段，學生成了學校計算教師奬金的籌碼，教育的政治意義逐漸淡化。隨着共産主義信念的動摇，爲革命學習的口號聲迅速消停，讀書的目的發生了根本轉變。學生到學校讀書，就是爲了提昇自己的競争力，謀求超值經濟回報。於是，教育迅速轉移到爲求學者開拓生存空間的方面來，這就是謀生教育的開始。

　　由於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推行市場經濟以後，生存競争异常激烈。没有文化知識，甚至僅僅是因爲學歷差一點，就會在求業任用、晋昇提拔等方面遭到擠壓。面對這洋的情况，教師和家長不斷把心中的危機傳遞給下一輩。學校實行量化管理，把學生的考試成績作爲評價教學質量的唯一指標，教學工作圍遶提高學生考試能力的中心轉。教師最常用的“殺手鐧”就是加大作業量，增加考試訓練的難度，以提高學生應付考試的解題能力，努力把他們鎚煉成百發百中的考試機器。於是，謀生教育推動着應試教育的迅猛發展。

　　當然，能够應付考試也是一種的能力，而且是當代人才的必備能力。但是，學校的教學内容就是前人創造的知識。練習和考試的内容，都是在已知理論體系下的演繹推理，答案是固定的，也是不容質疑的。我們布置學生完成的作業和考試，所用的題目只能檢驗他們掌握現存知識的能力，無法考察他們的實踐能力、組織能力、和與人交往的能力，更不可能檢測他們創新知識方面的能力。真正意義的創造，没有現成的答案，而創造性思維的切入點，正好是對現有知識體系的大膽懷疑。應試教育拒絶懷疑態度，排斥打擊那些長了“反骨”，因而總是打“翻天印”的學生。所以，考試成績不僅不能反映一個人綜合素質，更無法衡量一個人的組織能力和創造能力。

　　楊振寧博士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向數萬聽衆做學術報告時，不無極端地説：“之所以美國學生的創新能力比中國學生强，就是因爲中國的中學生考試太厲害了！”楊振寧的講話激起了陣陣掌聲，可是，有多少人理解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却值得懷疑。與此相關的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學生在國際奥林匹克數學、物理競賽中連年奪冠。可是，諾貝爾奬至今没有實現零的突破。

　　我國每年在好幾百萬高中畢業班學生中層層篩選，組成賽前訓練班，由全國一流水平的導師擔任教練。訓練班的學生經過多次淘汰之後，最後留下來參加國際比賽的選手對現有知識的把握是絶對没有問題的，應付考試肯定是絶對的冠軍。不過，這和頒發諾貝爾奬的標準却是兩碼子事。因爲獲得諾貝爾奬的標準是獨創性和新穎性，尤其重要的是思想方法的創造。這種創造原則上是采用現有知識體系，無法推出答案的東西。一個對現有科學理論深信不疑，嚴格死守現存知識體系的人，永遠做不出劃時代的創造。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國中學生在國際奥林匹克學科比賽中屢獲大奬，但是，諾貝爾奬至今没有實現零的突破就不足爲奇了。由此看來，中學生知識競賽的水平也無法衡量創新教育的成果。

　　讀書爲了昇學，昇學爲了就業，就業爲了挣錢。只要在昇學考試中獲得好成績，就可以進入重點大學繼續昇造。社會對各類學校的滿意度，也是依據從該校畢業的學生的昇學和就業的情况預測來衡量的。此類預測不考慮人所必須樹立的道德觀念、藝術修養、創新能力。也不考慮滿足個人興趣愛好，個性化發展的需要。更不可能考慮到，由於各校招生生源質量方面的差别，會對學生畢業後的走向，以及他們的未來發展産生决定性影響的事實。一般來説，重點學校招收的新生，總比一般學校的新生優秀得多，畢業後的發展本來就應該强勢一些。所以，單憑學生畢業後的走向，一般學校和重點學校之間並没有可比性，因而不可能由此確定應試教育上的差距，更不可能衡量他們在辦學水平上的差距。

　　謀生教育雖然比培養接班人的教育，更能激發讀書積極性，因而也更有利於學生能力的培養，但是，仍然有可能扭曲孩子們的天性。因爲衡量中小學教育教學質量的唯一標準是昇學率的高低，是考上名牌大學，重點大學的人數。中學變成了生産大學新生的冲床。模具是統一的，也是合標準的，不管你希望把自己變成什麽樣，通過冲壓成型，就是一個合格大學生。這樣的教育必然扼殺個性的發展，妨礙綜合素質的提高。

　　當今學校講求的是“學生成才，教師成功，學校成名”。其實，所有目標都集中在“錢”字上。只要有那麽幾個學生考上名牌大學，報考這所中學的人就多，就可以多收費。如果老師們在各種刊物上多發表幾篇文章，從這所大學畢業的學生就業率高，走向好，這所學校名氣大，填報該校志願的考生就多，計劃外收費標準再高也不愁没有學生報考。學校有了錢，可以用來提高教師待遇，優秀教師趨之若鶩，提高學生應考能力就有了保障。

　　從表面上看，我們的應試教育似乎全是缺點，然而，這一套做法却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和現實意義。首先，應試教育爲國家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而未來的社會是一個競争的社會。每個人都希望在未來社會中以超人的水平獲取就業機會，就業之後得到超額的經濟回報。從小學到大學，從基礎教育到技能培訓，都是爲了提昇自己在未來社會中的地位。教育圍遶着學生長大後求得生存與發展而進行，生存的標誌是就業，發展的標誌是高額經濟回報。“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既然希望收穫就必須付出。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三令五申降低入學門檻，嚴格控制收費標準，减輕學生負擔，可是，總不能兑現。因爲這樣做，無异於讓重點學校放棄競争優勢，放棄競争中可能獲得的好處，讓學生放棄對美好未來的追求，讓學生家長放棄心中的希望，這行嗎？

　　有人責怪是高考指揮棒引導我們走上了應試教育的道路，認爲要改變教育的現狀必須廢止高考，至少也要改革現行考試辦法。他們説，可行的方案是引進多種可量化的指標，包括畢業會考、平時測驗、操行評語、藝術水準，然後進行綜合評價，從而削弱一次性考試的權重，遏止應試教育的發展勢頭。

　　如果説高考不能全面衡量人的綜合能力，那麽操行評語和平時成績，以及藝術測試的信度究竟又有多高？這些方法的有效性比考試更值得懷疑。事實上，在普遍缺失誠信的情况下，引進任何稍微模糊的昇學標準，都會縱容權力的濫用，拉關係走後門風氣的泛濫，使本來已經缺乏公正性的昇學機制雪上加霜。同時，如果我們真的取消瞭高考，學校之間失去了競争，無以激發學校的辦學積極性，也就没有辦法保持教師教學和學生讀書的熱情。可見，在我國目前的情况下，高考不僅是必要的，通過改變高考辦法，把教育引導到提高全民素質的方向上來也是不現實的。所以，十分遺憾，我們不得不在謀生教育的“軌道”上艱難跋涉，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轉變。至多只能在不改變爲求學者謀求發展而教育的前提下，在教學内容，教育體制，或考試制度上做一些局部的調整，爲今後向素質教育方向轉變創造條件。

　　學生學習負擔過重的起因是無限拔高教學難度，這種傾向又來自於“超前引入”的教學理念。以爲在不可能系統學習某部分知識的時候，提前對兒童灌輸有關概念和方法，對於他們將來的學習有好處。於是，用方程才能解答的題目、有關質數篩法的應用題、等差、等比數列中遞推關係的應用、涉及排列組合的題目、以及高度綜合性難題，在小學畢業班的習題中被大量采用，在昇初中的考試題中頻繁出現。另一個拔高教學難度的刺激因素是各類統考、會考、知識競賽的泛濫。爲了選拔拔尖人才，出一點難題，或者把超越學習階段的教學内容納入競賽範圍似乎也有必要，然而時間一長，這類難題却逐步向常規教學中滲透。其實，太難的題目絶大多數考生都做不起，和過於簡單的題目一樣，會直接影響考試的區分度和信度；過於繁難的習題引導學生鑽牛角尖，耗費了兒童的精力；超前引入後繼課程内容，打亂了基礎知識的系統性。

　　解决的辦法首先是删除跨越階段的教學内容，以加强各學段基礎知識的教學。取消全國中學生奥林匹克競賽以外的各類競賽；嚴格限制各級統考、會考、摸底考試和診斷性考試；把知識競賽内容限制在教綱範圍内；在競賽中取消層層篩選的考試辦法，改用網絡初選，一次性决賽的方式進行；對高考嚴格把關，杜絶一切超綱題目，控制難度。同時對考題實施難度、信度和區分度目標管理制度：即分小題預設信度、難度和區分度指標，以統計結果評定並公佈命題質量，讓評定結果與命題人員的收益和任免掛起鈎來。

　　對我國教育影響最大的還是體制問題。但是，對教育體制調整的當務之急並不是立即轉移到素質教育的軌道上來，而是遏止因教育牟利造成的無序競争。一段時間裏，在教育産業化方針的指導下，各類高校爲了提昇學校的知名度，專科的昇本科，一般本科的昇重點。爲了替上一個學段提供合格生源，專科學校不再以培養實用人才爲主要目標，重點開設應付“昇本”考試的課程；注重與昇本有關的教學内容；偏廢與工程技術相關的專業知識，專科學校失去了專科教學所必具的特色。然而，大多數專科學生畢業後不能昇本，却又不能適應技術部門的工作要求。加上學歷較低，求職相對困難。這種現狀並没有迫使專科學校改弦更張，而是進一步增强了學生的危機意識，激勵專昇本教育模式不斷昇級。應試教育的生命力就在這個正反饋過程中推向極至。本科院校盲目加大研究生、博士生的招生比例的情况與此類似。

　　文革前，我國的高等教育重理工科，輕視文科、農林和師範教育；重基礎理論輕實用技術，已經不够理想。那時中專畢業生人數超過高等學校，研究生不到本科生的十分之一，實際技術工作主要靠中等專業畢業生擔任。現在却是本科生人數比專科多，中專生幾乎等於零。相對於文革前，文科、工科雖然有所加强，但是，教學定位偏高，都瞄準科研和設計的需求，畢業生能直接從事技術工作的人較少。畢業生的結構性變化，使本來由中專生或專科生承擔的工作，不得不由本科生擔任。設計員和經理室的助理工作，非研究生莫屬。至於設計院、研究所和留校擔任助教的，則非碩士乃至於博士不可了。至於處於人才低端的專科生，往往是畢業等於失業。即使被企業録用，也只能下車間干活，所從事的工作與所學專業絶大多數不對口。

　　畢業生就業難的現狀也和在企業中推行首長負責制，實行責、權、利相結合的管理辦法有關。從制度上看，處於管理層的人員必須通過企業贏利才能獲得豐厚匯報。而實際運行的結果却造成了對國有資産的消耗式利用；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對環境的大規模破壞。由於權利高度集中，利益分配偏向管理層。即使由於經營不善工廠倒閉，還可以利用手中大權行賄籠絡上司。國營企業倒閉了，企業首長不僅不會受到處罰，還可以從破産過程中得到巨額收益。如此社會現實必然引導畢業生首選行政管理工作，而輕視技術性工種。加上管理工作對專業技術方面的能力要求不高，關係户大量進入管理層，進一步促進了權力腐敗的同時，也部份地造成了畢業生就業的困難。

　　就業渠道不暢刺激高學歷的産出，學校培養方向不對路又刺激了對高學歷的需求。惡性循環使虚高學歷的歪風愈演愈烈，目前已經出現高學歷人員充斥失業大軍的怪現象。所有大學畢業生的學歷證明是堂而皇之的，在推薦信中都信誓旦旦地表白該生精通企業管理，長於規劃設計，能運籌帷幕，决勝千裏。可是，他們實際的工作能力却比較差。本、專科畢業生就業前需要重新接受一般技能培訓，就是對我國高等教育現狀的諷刺。

　　在教育産業化浪潮的推動下，政府向學生家長轉嫁教育費負擔。如果父母不拿出一大筆錢來爲自己的子女支付高額學費，他們就可能在未來的競争中處於劣勢。不僅没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生存壓力也難解除。學校乘機巧立名目减少正常招生人數，擴大自費招生指標，逐年提高收費標準。今天，我們的校長可以不懂教育管理和教學理論，却必須精通“市場營銷”，他們很少像個學者，更像個商場老闆，成天圍着“錢”字團團轉。

　　教育必須以經濟的發展爲基礎，應試教育畢竟是和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一種教學形式，尚處於發展過程中。我們没有理由把應試教育看成洪水猛獸，也没有理由低估應試教育在轉變教育理念方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目前我國教育體制暴露出來的弊病，並非都是由應試教育引起的。如何正確引導我國教育向着有利於提高人的素質，有利於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方向前進，的確值得深入研究。我們應該推行靈活務實的辦學方針，保護學校通過競争謀求發展的機制，在優化教育評估體系和改革人才選拔機制方面下工夫，讓教育競争趨於合理。同時，也應該在維持教育體制正常運轉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向素質教育方向轉變的道路。貿然超越以求生爲目標的教育發展階段，以行政手段推行任何“先進”的教育模式，都有可能鬧出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