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教育的目的是通過教育的途徑，讓受教育者獲得創新的能力，那就要求施行教育的人首先具備這種能力。如果具備創新能力的老師告訴學生應該創新什麽，怎樣創新，再讓學生按照自己教導的方法去做，即使獲得了成功，那還叫做創新嗎？另一個與此相近的説法是，我們既然能够教會别人創新，何不自己“創”了便是？通過面授機宜，讓人日後再“創”，存在弄虚作假的嫌疑，無非是嘩衆取寵而已。如此説來，創新教育的確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假命題，創新教育的理論只能是一個時髦的口號、一個悖論。

　　悖論並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它往往是由同一知識體系引出的兩種互相衝突的結論造成。發現悖論不僅不可怕，而且值得慶幸，因爲她可以引導我們突破原有理論框架，重建合理的知識體系。那麽，在教育理論的邏輯體系中怎麽會出現悖論呢？難道必須向下一代傳授知識，通過教育的途徑培養他們的創新能力的想法會出問題？事實上，問題就發生在我們一貫堅持的，教育是傳道、受業、解惑的理解方式上。人類社會與其他社會之根本不同，並不在於組織結構上的差别，而在於决定人類社會性質的基因是文化，文化的創造與繼承决定了人類個體可以享受前人的思想成果，也可以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和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得到豐富和更新。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人類社會纔可能成爲一個自我創生，自我完善的組織系統。

　　作爲文化傳承的主渠道，學校不僅是傳播文化的地方，也是創造文化的地方，更是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地方。創新只能建立是對現有知識懷疑的基礎上。創新教育的核心是樹立創新精神，形成提出問題、創建新知識體系的能力。把學生看成被動接受知識的機器，提倡對教師的絶對服從，否定學生的懷疑態度，打壓學生的批判精神，顯然是和樹立創新精神背道而馳的。傳統教育致力於灌輸現有知識，忽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致力於對學生應用現有知識的能力進行强化訓練，不可能幫助學生形成建立新命題的能力，也不可能幫助他們學會創建新的知識體系。把這種教育模式和創新教育聯繫起來，必然引出不可克服的矛盾，這就是創新教育悖論的由來。

　　與創新相對的應試教育，建立在對教學内容確信無疑的基礎上，任何對教學内容的質疑都會遭到壓制。爲了防止應試教育的負面作用，把教育引導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方向上來，教育行政部門提出了反對單純追求昇學率的口號，把除昇學率以外的某些可量化指標，作爲評估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依據。這一措施表面上不錯，然而，學校的好壞不一定是教育行政部門説了算，學校的知名度主要取决於社會和學生家長的認可。你的金字招牌再多，學生畢業後的走向不好，家長學生不買帳看你怎麽辦。所以高明的校長，反對單純追求昇學率的口號只會停留在口頭上，而實際上仍然把昇學率作爲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與昇學率關係不大的工作，無非是做一點表面文章。

　　上海市曾經在高考中引進開放性題目，决心發揮高考指揮棒的導向作用，把高中教學引導到創新教育的軌道上來。所謂開放性題目，就是比較靈活的題目，其答案不是唯一的，甚至是不確定的。只要學生言之有理，即使不在事先給定的參考答案内，也給滿分。據説，這樣的考試能够體現學生的創新能力，可以檢驗學生開放性思維的水平。統計結果表明，這種題目的成績與高考總分相關性不大。却給閲卷評分帶來了麻煩，給教學質量的評估造成了混亂，並不適宜在選拔性考試中大量采用。

　　近年來，國家考試中心又設計出文理科綜合考試的辦法，用來考查學生跨學科應用知識的能力，希望引導中學教學向着培養綜合型人才的方向發展。可是，這一措施却迅速誘發了文理綜合訓練課程的衝動，綜合考試復習資料通過各種渠道大量發行，新的考試辦法迅速納入應試教育的軌道，綜合考試没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由於命題、閲卷，以及評分、統計方面的困難，給教學質量評估帶來的諸多不便。兩年後，考試中心只好言不由衷地宣佈，在以後高考中，只搞學科内綜合，取消學科間的綜合知識命題。文理科綜合考試形同虚設，學校教育又回到最初的狀態。

　　事實上，用考試成績的高低來評判創新教育的成敗是荒唐的。歷史上的確有不少高素質的人在學校讀書時的考試成績就特别好。但是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某些科學家在中學階段考試成績平平，後來却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們不僅在主要依靠動手能力的技術性創造中取得了很好的業績，也有人在主要依靠理性思維的創造上，也獲得了重大突破。愛因斯坦就是一個例证。他上中學時的學習成績不怎麽好，老師曾經告訴他父親説：“你這個孩子比較笨，將來别指望有多大的出息。”愛因斯坦畢業那年的確没有考進大學，補習一年後才考上瑞士聯邦工業大學。在讀大學期間，他的數學老師還因爲他不能按照所教給的方法完成作業責駡過他。

　　事實上，我們在學校裏教給學生的知識都是前人的創造，考試時所采用的試題必須以傳授的知識爲邏輯前提，答案是確定的。通過考試只能考察學生掌握現有知識的熟練程度，最多能够衡量他們應用知識的能力，而無法考察其標新立异的動機和提出創見的能力，更無法考察其完成創造的能力和水平。然而，創新所需要的恰恰是標新立异，往往是對現有知識的懷疑態度和批判精神發揮重要作用。所以，用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創新能力是不可能的。

　　嚴格地説，創新能力的培養不屬於傳統教育的範圍。傳統教育要求學生對所學知識深信不疑。教師的教學方法是論述、是講解、是灌輸、是對現有知識的反復證明、是千方百計説明現有知識體系無懈可擊。在這個前提下，學習就是訓練，是一絲不苟地照搬。然而，創新却需要大膽的懷疑，需要勇敢的突破，需要另起爐竈之後對現有知識體系的背叛。如果我們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懷疑知識的可靠性，考試的時候允許學生批判題目的有效性，知識的傳授和考試都無法進行。可見，以傳授知識爲目標的創新教育，和通過考試檢驗創新教育成果，是同樣荒唐的悖論。

　　看出了傳統教育的破綻，便同時找到了開展創新教育的切入點。這絶對不是直接告訴學生應該創新什麽，以及創新的具體做法，而是從兩個方面同時展開：其一是樹立創新意識，其二是形成創新能力，兩個方面都不具有可傳授性。既然否認絶對真理存在，肯定科學理論多元化，認爲科學必須在不斷的否证中爲自己開闢道路的，那麽，讓學生相信知識具有時代的特徵，相信任何科學理論都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樹立對權威的懷疑態度，培養對知識的批判精神，就成了樹立創新意識的首要任務。

　　創新教育不以傳授知識爲最終目標，並不是不傳授知識。而是在傳授知識的同時，闡明知識的適用範圍，必要時介紹前人創新知識的勞動。創新教育不是爲了培養解答題目的“熟練工”，給學生的練習題，應避免對現存理論作不適當的推廣，杜絶缺乏科學性的難題。而對大多數學生來説，只要能完成基本題目就行了。介紹知識的重點是剖析知識體系的邏輯結構，讓學生領會對知識提出質疑的方法，掌握創建知識體系的一般規則。在教學中，應該大力宣揚科學知識發展觀，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見解。課堂教學應該采用啓發式，反對灌入式，提倡討論式，探究式，避免一言堂。努力實施開放式教學，鼓勵學生到大自然中去，到社會中去。從實踐中發現需要，激發創造的熱情，形成提出問題的能力。在教材的選取上，應該全面繼承前人創造的文化遺産，盡可能全方位介紹各種不同的知識體系，讓學生自己進行比較，做出選擇。在評價學生學習成果的時候，考試成績只是一個方面，重點還在評估學生在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提出問題的能力、邏輯推理以及構建理論體系的能力是否有所提高。我們在應試教育中采用的若干方法，在創新教育中一樣適用，同樣有效。只是出發點不同，側重點不同，適當調整教育教學的重點，就可以在創新教育中發揮作用。

　　幾十年來，我國教育體制是高度統一的。我們有統一的學制，統一的教學大綱，統一的教材，統一的課程設置。我們大多數校長都不是教育管理的專家，往往是從教學崗位上提拔起來的優秀教師。他們在應試教育方面曾經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在推行教育産業化的過程中，很多人早已演練成教育産業的“老闆”，精於商道而疏於教學管理的人太多了。如果一朝僵局真的被打破，很多人，首先是校長們恐怕真會感到無所適從。

　　於是，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表面上大談特談素質教育，落到實處的還是考試成績；公開場合批判單純追求昇學率，實際上還得按昇學的人數計算奬金；素質教育的名目充斥教育科研課題，各級教育科研院所的日常工作却是組織統考，會考，摸底考，診斷考和模擬高考；口頭上高喊减輕學生負擔，作業量却大大超標，以“補課”的方式變相取消了雙休和節假日；教務處把勞技課、社會實踐課、研究性學習課、音樂課、美術課都寫上了課表，課時却分給高考學科的老師，成了訓練考試的補充時間；學校評優和晋昇重點的申報表上全是素質教育方面的内容，而優秀學校的社會標準却是考上名牌大學的人數和昇學率。如果真的丢掉瞭高考指揮棒，不僅學校没法組織教學，恐怕連教育管理部門也不知道究竟該干什麽。

　　應付考試也是一種能力，爲了應試而傳授的知識不僅是知識，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知識。由於學生接受能力懸殊很大，要把課講好，把知識傳授給他們，讓每個學生都有收穫，讓每一堂課都得到學生的好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因爲我國幅員遼闊，文化差异、貧富懸殊、以及對教育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只是極少數具有經濟實力的家庭，纔可能提出讓子女接受素質教育，以滿足他們他們在高水平上享受生活的要求，對於絶大多數家庭的子女來説，還得爲以後的生活擔憂，必須接受應試教育。

　　有人談到創新能力的問題時，總喜歡在中美學生之間進行對比。他們説我國中學生動腦能力强，考試成績好，美國學生動手能力强，創造性成果多。這種説法貌似有理，其實不然。考試是按已知的邏輯給出答案，而創新思維没有現存的答案，關鍵性突破必須在缺乏邏輯指導的情况下進行。如果説由於加强瞭解題訓練，我國學生的智力主要發揮在應付考試方面，考試成績比美國學生好，那是事實。然而，手聽大腦指揮，我們主要的不是依靠手，而是依靠大腦進行創造。具有創新能力的人，主要特點並不是手脚靈活，而是大腦聰明。認爲美國學生的創造力來源於動手能力顯然是一種誤解。除了聰明的因素以外，獲得創造性勞動成果的關鍵還在於是不是具備創新的意識，有没有從實踐中發現需要的强烈願望。

　　也許是個現代寓言，説的是兩三百年前的英國，有一位年輕人，因爲太窮了，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來到海邊沙灘上徘徊，幾次躍躍欲試，差一點投海自盡了。突然，他踢到一個小東西，揀起來一看，是一枚硬幣，銹得幾乎無法辨認。他想，這個古錢一定是許多年前，沉没在附近海域的商船上的遺物。如果把古人以這種特别方式留下的財産打撈起來，其價值將無法估量。一種從來没有過的衝動，使他忘記了來海邊的初衷。他跑回城去，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告訴有錢人，鼓動他們創辦了一個海洋打撈公司，自任總經理，開始了海洋打撈事業。不到十年，這個年輕人成了遠近聞名的富翁。

　　事實上，那個海洋打撈公司的經理去跳海之前，肯定爲了發財已經費盡心機，多方努力没有成功，才落到那般窮酸境地。在這樣的時候，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一枚銹得不能再銹的銅板，才能激起他心中的靈感，使他産生豐富的聯想，從而杜撰出那般令人神往的宏偉藍圖。一個生於安樂，飽食終日，穿梭於劇院舞廳的闊小姐，成天忙於交際争寵，她能爲一枚破錢所動嗎？她能够看出這枚古錢的真正價值嗎？

　　美國學生創造性成果較多，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寬鬆的社會環境和與我國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美國是一個以個人爲中心的商業社會，尊重知識，講求實效已經成爲社會的時尚。只要你的發明能够創造價值，你就可能成爲百萬富翁。那裏的優秀人才一天到晚都在想着創造，一旦接觸新鮮的事，就會想到有没有發財的機會。我國的優秀學生想的却是我的學習成績這麽好，畢業後能不能應聘到一個穩定收入的工作崗位，有没有優越的生活條件和顯赫的地位。在我們國内，往往搞好了人際關係，手中有了實權，什麽好處都能够撈到，還想着發明創造干什麽？一旦公共權力真正的和個人利益完全脱鈎，通過掌控公共權力牟取私利的道路被徹底截斷，創造發明成了超額收益的唯一來源，袁隆平之類的人物能够保持在我國首富的地位，中國人爆發出來的創造熱情也許會超過美國，所涌現出來的創新能力，很可能比美國更勝一籌。

　　研究科學發展的歷史，你還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劃時代的創造都出自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人解釋説，那是因爲青年人精力充沛，很少保守思想，勇於創造的原故。我看少有保守思想，勇於創造也許可信。而真正閲歷豐富而又年富力强的應該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無論在事業心、意志力方面，還是工作經驗和鑽研精神，他們都比年輕人强。但是，大多數創造發明還是出自年輕人之手，這還該作什麽樣的解釋呢？

　　精神創造是個體精神世界中知識庫和分析器運轉的成果，創造的基本途徑是想象。有這樣的情况，當一個人系統知識不足的時候，提出的問題往往很多，解决的方法檏素而有新意。然而，人們總是把現存的知識當真理，用現有的邏輯判斷自己的想象是否合理。所以，對知識豐富的人來説，當他的猜想和已知理論體系發生矛盾的時候，新的想法很快就會被頭腦中的知識體系所消化。於是，一個人掌握的知識越多，越嚴密越系統，能提出的新問題就越少，獨出心裁的想象越不容易發生，建構新知識體系的困難就越大。

　　只要以公平競争的方式提供自我表現的機會，人才就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有了跑馬場，就無須伯樂。如果在馬匹上跑道之前設置一個選擇機構，按照現有標準進行篩選，凡不合於主流意識的馬匹都不得進入比賽。那麽，奇迹永遠不會發生，千裏馬永遠不會出現。爲了激勵全體國民的創造熱情，需要廣建跑馬場，同時限制伯樂們的抉擇權。

　　應該説，愛因斯坦高中階段的學習狀况，是不適合參加奥林匹克物理競賽的。他在科學上的巨大成功並没有得益於豐富的知識，而是得益於在知識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阿勞悖論”，是這個“幼稚”的想法在劃時代創造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十六歲的愛因斯坦想到：我如果坐上了超光速馬車，馬車的燈光還能不能照亮地面？我會不會看見過去的時光？時間會不會倒流？應該相信，掌握了嚴密電磁學理論的科學大師，是不可能産生這種“荒唐”想法的。老年愛因斯坦在自己的回憶録中説，他創立相對論的時候，並没有聽説過洛倫兹的收縮理論，也不知道彭加勒的研究成果，對於創立相對論，只需要知道光行差現象和邁克爾遜—莫雷的實驗結果，已經足够了。據此，我們有理由判斷説，愛因斯坦的成功得益於無知。對於理論創新而言，知識不足是一個可貴的優勢。

　　愛迪生没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系統知識有限。可是，他努力從生産生活的實踐中去發現需要，一生中獲得的專利發明就有一千多項，成了聞名世界的發明家，繼工業革命之後第二輪技術革命的排頭兵。如果教育的目的的確是爲了培養創新型人才，那麽在教育過程中，不必急於向學生大量灌輸知識，不必讓他們死記硬背現存的結論，也不必讓他們做大量難題，形成應用知識的熟練技巧。而應該讓他們重點把握知識體系的邏輯結構，鼓勵他們在没有受到系統知識約束的條件下，拓展想象的空間，以期提出劃時代的科學問題，把握創造的先機。

　　建立健全鼓勵創新的社會機制是造就整個民族創新意識的重要手段。一個到美國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説，自己出國前所寫的論文，本來是打算在國内雜誌上發表的。事先，他向一位歷史學權威人士請教。他剛説出：“我認爲……”幾個字的時候，他的談話就被打斷了：“什麽‘你認爲’？”權威問他：“你讀了幾本書？知道多少歷史？懂得什麽是研究歷史的方法？我搞了這麽多年的歷史研究，也不敢隨便説我認爲什麽，什麽的”。可是到了美國，那裏處處都在鼓勵創新，反復證明已經獲得證明的理論是没有用的，缺乏獨創性的東西没有市場。

　　學者的故事讓我聯想到二十世紀初，劍橋大學的情况。二十幾歲的研究生盧瑟福，竟敢推翻他的老師湯姆遜剛提出不久的原子結構模型。而湯姆遜却因此把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的職位讓給了他。還自豪地説，我從事科學研究以來最大的發現，就是發現了盧瑟福這個天才。在德國，不久前還埋怨科學院無理拒絶自己能量子理論新觀點的普朗克，很快就登上了柏林大學物理係主任的位置。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能够在1905年成功發表，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在此之前，物理學在創建相對論的路上走了半個多世紀，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最後的衝刺却始終没能成功。正當全世界科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年方二十六歲，名不見經傳的愛因斯坦，以伯爾尼專利局三級審查員的身份，在德國《物理學年鑒》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論文。其中一篇以很小的篇幅，破解了這個世界級的難題。一個無名小卒的文章，怎麽會被國際級權威雜誌的編輯們相中呢？也許《年鑒》的編輯們最初也没有認識到了這篇論文的真正價值。但是，在他們的觀念中，不以名份定取舍的原則起了關鍵性作用。愛因斯坦的論文具有新穎性、嚴密性，是可以肯定的。只要在他們看來言之有理，不論她是誰的作品都可以采納。

　　有了跑馬場，就無須伯樂。只要提供通過公平競争自我表現的機會，人才就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而在馬匹上跑道之前設置一個選擇機構，按照現有標準進行篩選，規定凡是不合於主流意識的馬匹都不得進入比賽。那麽，奇迹永遠不會發生，千裏馬永遠不會出現。爲了激勵全體國民的創造熱情，需要廣建跑馬場，啓動程序性選拔人才機制，取消伯樂。

　　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很可能首先會在家庭教育中出現，然後再向社會推開，最後被正規學校所采納，成爲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那麽，能不能創辦這樣一種學校，其教育宗旨就是提高人的素質呢？這種學校完全取消功利性，不以昇學率論成敗，不以向學生灌輸知識、培養學生應用知識能力爲目標。她通過發展學生的特長，滿足學生的興趣愛好，培養個性，使他們能够在更高的層次上享受生活。如果我們的教育體制允許的話，率先在某些有條件的地方進行這種教學實驗也許是有益的。

　　我們發展創新教育，需要創設寬鬆的學術環境，敢於包容一切言之成理的學術觀點，爲不同思想的自由競争創造條件。目前我國雖然還停留在謀生教育階段，可是，向素質教育方向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只不過要現實我們心中的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目前，我們只能在推行應試教育過程中，適當壓縮必修課内容，切實降低教學難度；開展研究性學習，鼓勵學生深入社會，聯繫實際，體驗生活；適當滲透素質教育的方法；開設科學講座，傳播科學發展觀；提倡懷疑精神，培養批判能力等，爲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爲全面推行創新教育開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