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死。無論是一代偉人還是市井小民，也不論你財富多寡，地位高低，成就大小，名聲好壞，健康與否一概不能幸免。所以説，死，是這個世界上再公平不過的事情了。同時，人的生命的確相當脆弱，只要身體的某個重要部件發生故障，諸如肝臟毁損，腎功能衰竭，心肌梗阻，身首异地，都無一例外地會導致死亡。人的一生就好比判處死刑後的不確定緩刑期一樣，説不定哪天早上遇上不測灾禍，或者染上不治之症，真的就去世了。雖然誰都不願意這麽想，然而它却是一個無法逥避的事實。唯一的辦法就是謹慎小心，珍愛生命，在有生之年，及時創造或者及時行樂，努力創造生命的價值，提高生活的質量。只有把自己有限的創造溶進無限的文化洪流，才能提高生命的價值。

　　我五歲的一天，看見人家發喪，死亡的觀念便闖進了我的意識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在想，人爲什麽非死不可呢？要是長生不老該多好？雖説有生必有死，有死才有生。然而，那又是爲什麽呢？我常常暗自搜尋不死的生命。可是，首先闖進我意識中的却是，如果人都不死不生，我可能就没有來到這個世界上。過了一段時間，不死的生命在無性繁殖中被我“找到”了。植物可以扦插成活；細菌一分爲兩，兩分爲變四，以至無窮，死亡與它們無關。我甚至羡慕起柳樹和蚯蚓來，我知道它們的生活質量很差。不過，死了不如賴活着——童年時代的我經常這樣想。那時，面對死亡的無奈，讓我只看見它的消極方面，其實死亡對於生命和物種的延續與進化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更爲重要。這還得從生命進化的歷程中，引進死亡機制的過程談起。

　　真正意義的死亡大約開始於若干億年前，在出現體細胞和生殖細胞發生分化的時候。也就是在本能與麻木生存方式分道揚鑣之前，生命系統已經引進了死亡機制。爲了在多變的環境中謀求發展，生物物種必須通過變异，盡快創造出與新環境相適應的性狀。由於在有性繁殖過程中發生基因突變的頻率很高，爲自然選擇提供了大量素材，這種繁殖方式便發展起來。

　　這只是問題的一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死亡，即使出現了優良性狀，原先的個體在物種中仍然佔有絶對優勢，它們大量消耗生活資源，也不利於優良性狀在種群裏的傳播。無性繁殖的物種也並非不死，那些已經不能適應新環境的個體，會通過生存競争逐漸被淘汰，我們稱之爲被動死亡。而在有性繁殖過程中，性細胞擔任着構建新個體的任務是不會死掉的。其他細胞和組織分别擔任各種生理職能。個體在完成遺傳責任之後，就伴隨着這些細胞和組織停止活動主動死亡了。

　　采用有性繁殖的物種，既有更多機會創造出優秀的遺傳性狀，又能在出現優良性狀的變异的情况下，讓原先的個體主動退出生命舞臺，爲新個體留下充足的生活資源，讓優良性狀在種群裏迅速蔓延。當有性繁殖引領整個生命系統朝着多樣化和越來越高級的方向發展的同時，那些不知道主動死亡的物種進化遲緩，即使没被淘汰，也只能搆成低級生命家族了。於是，有性繁殖和主動死亡機制，因其對生命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而被保留和發展起來了。

　　小時候下河游泳，看見從一個死母蟹肚子裏爬出許多小螃蟹。我想，一定是爲了種族的延續，母蟹把自己的軀體也捐獻出來，幫助孩子們度過最初的困難階段。没有母蟹的死，就不會有幼蟹的順利成長。我不禁突然感悟到母愛的偉大，也聯想到死亡在種群延續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同時，也禁不住感嘆生存鬥争之殘酷，竟會將一種弱小的動物逼到如此地步。以後我逐漸發現，像母蟹這樣爲繁殖後代付出生命代價的例子並非少數。雄峰和雄性螳螂都爲了完成交配的任務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蠶的成蟲從繭中出來以後就不再進食了。交配成功的雄蛾墜地而亡，雌蛾産卵結束之後便奄奄斃命。既然已經完成了繁殖後代的使命，生活對它們來説已經没有意義。看來，無論對於單一物種還是整個生命系統來説，死亡都是保证生命系統存在與發展最爲經濟的調節手段。

　　病菌甚至以死亡爲武器同人類開展鬥争，那是真正意義上的“以死相拼”。由於細菌的生命週期很短，頻繁的分裂發生頻繁的變异。在受到藥物攻擊的情况下，各類細菌創造出具有抗藥性個體的機率非常大。那些不具有抗藥性的個體通過死亡迅速淘汰，爲具有抗藥性的個體騰出了生存的空間，留下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使病菌整體的抗藥性得以增强。人與細菌之間的鬥争已經進行了若干世紀，很難説是人類最終消滅了病菌，還是病菌最終消滅了人類。病菌至今没有被消滅，是因爲它們充分應用了來自死亡的力量。

　　也許這就是自然科學對死亡的意義所能提供的最後解答。可是，人們對這樣的解答是不會滿意的。一般生物以繁衍後代爲終身使命，除開高等動物生育之後還擔任着撫養幼崽，爲它們模仿生活技能做出示範外，絶大多數物種在完成繁殖後代責任之後及時退出生活圈子，對物種的延續都是極爲有利的。人却不相同，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以爲傳宗接代比文化創造更重要，顯然是基於蟲性和獸性的命題。人類世代相繼的不止是遺傳基因，更重要的還是文化傳統。與蠶蛾不同，超過生育年齡的人還有大半輩子的光陰，人的事業在這段時間裏依然蓬勃發展，成年人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比青少年大得多，主動死亡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還有什麽用！？

　　既然人類在三萬五千年前已經停止進化，生育過程中的頻繁變异非但不能給人類的發展帶來好處，還可能造成對人類個體的戕害。如果人類能够擺脱必死的命運，個人的經驗可以無限積累，人類的知識不必反復學習，反復繼承，個體將變得越來越聰明，人類也會越來越强大。看來，死亡是生命進化的副産品，是歷史給我們留下的無可奈何的必然歸宿。於是，人們詛咒死亡，盼望長壽。那麽，能不能在確保現有個體永生的前提下，及時停止繁衍後代？當然，我並不是追問免除死亡是否辦得到的問題。這雖然很困難，畢竟只是技術層面上的問題。我這裏談的是同時終止死亡和生育，會不會給人類的未來發展帶來不良影響，會不會造成某種灾難性的後果。爲此，我們必須回答死亡在發揚人性，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究竟有什麽積極意義。

　　人類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終止進化，這並不意味着人類必然退化，更不意味着人類將失去宇宙進程的中心地位。因爲人類的這種地位是依靠文化創造來支撑的。當今世界上，整個生命系統幾乎都在人類的掌控之中。除開人類豢養的家禽家畜和栽培的作物外，很多野生動植物同樣需要得到人類的庇護。只要人們稍不留意，或者稍加放縱，大量動植物物種就會在地球上消失。同時，精神的創造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創造，是人類有意識的行爲。人類社會的進步已經成了宇宙進程中最爲關鍵的一環。我們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人類在宇宙進程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可是，人類在宇宙中確實很孤獨，也很弱小。地球，畢竟只是太陽係中九大行星之一。在銀河係中像太陽這樣的恒星有一千五百億個，宇宙又由萬億個類似銀河係的天文系統組成。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没有確認任何一個地外行星上存在生命，更不用説擁有意識和智慧的外星人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類的精神四分五裂，許多人由於缺乏做人的信念，並没有意識到自己在宇宙中的優越地位。他們只是基於生命的體驗，干着合於人性的事情。很難想象，僅憑我們生活在地球上這幾十億人的力量，可以圓滿完成宇宙進程第三輪創造的使命。然而，我們却不能不盡到自己的努力。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一開始都是弱小的。人類剛剛誕生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在地球上不是更孤立嗎？冰川布滿了大地，虎狼出没，怪獸横行。七八萬年前，地球上的人口數量曾一度减少到不足兩千，這是足以讓大型物種瀕臨滅絶的危險數字。人類祖先依靠自己的智慧戰勝了困難，在地球上重新崛起，再次復興。現在，我們的意識比原始時代的祖先清醒多了，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空前燦爛。懂得自身使命的人們，認識到自己肩負着引領世界前進的責任，我們對此充滿信心。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人有意識，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存在，也意識得到自己行將死亡。每個人都會因爲預感到死亡的恐懼而怕死。孔夫子説，如果是在戰場上，他最希望和膽小鬼在一起。因爲膽小鬼最怕死，會想出很多辦法來逃生，他便可以跟着膽小鬼獲得生的機會。我們經常教育下一代要關愛自己，永不輕生。可見，貪生怕死已經成了人類的共識，成爲人們普遍擁有的美德。

　　不過，死亡的恐懼隨時都可能向人們襲來。於是，便出現了許多睿智的發明，以各種方式解除死亡的恐懼。其中之一就是皈依宗教，迷信靈魂不死。雖然死亡的命運已經注定，可是，死了以後可以到天上去陪伴上帝，還可以轉世投胎，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因爲减少以至完全免除了死亡恐懼，虔誠的宗教教徒的心是安静的。對他們來説，無論生死對未來都充滿着希望。可是，這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按照宗教的説法，既然命運已經注定，對來世的期待比現實奮鬥更有意義，那又何必苦苦相争呢？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選擇消極，放棄進取，聽從命運的擺佈，推卸一切責任。

　　另一種方法就是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用勇氣戰勝怯弱。其實，口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狂徒，並不像虔誠的宗教教徒那樣真的相信靈魂不死。他們强迫自己進入神經質和麻木狀態，鼓足勇氣保持表面上的勇敢，稀裏糊涂地活着，稀裏糊涂地死去。然而，作爲理性的事業，我們不能放棄尋找一條在認識的基礎上，克服死亡恐懼道路的責任。我們解决問題的方法和宗教迷信相反，和鼓吹麻木的措施不同。那就是在普及人性知識的基礎上，把認識提高到懂得並自覺履行死亡責任的水平上來。

　　我們注意到，並非所有人都怕死。這倒不是説死對他們來説不可怕，而是由於他們已經認識到了死亡的意義，把死亡作爲實現人格昇華的必由之路，當成了義不容辭的責任。岳飛在抗金前綫浴血奮戰，接到十二道金牌。他明明知道回京必遭暗算。爲了履行自己精忠報國的責任，也爲了給自己樹一塊忠烈的豐碑，他不僅毅然回到京城，還把自己的兒子和副將也帶去，一同就義。岳飛不是白痴，他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的情况下，惟有死路一條才是提昇人生價值的光明大道。維新變法失敗之後，譚嗣同本來有機會離開北京，出走海外而不被斬首的。可是他謝絶了友人的援助，慷慨赴死。他説：“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中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無論他們的具體目標是什麽，都把慷慨赴死當成實現理想的步驟。這是真資格的視死如歸，是在死亡問題上的積極人格。

　　我們不能要求人們都傚仿岳飛和譚嗣同的榜樣。因爲歷史的條件不斷變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變化，各個時代的正義之聲各有不同，個人在歷史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會因時代變遷而有所區别。只有在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基礎上，纔可能給死亡賦予科學的意義，樹立理性的信仰。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極其復雜。無論個人的願望如何，他既可能爲社會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也可能表現出保守的一面。個人留下的遺産，可能是一種物質財富，是他生前製作的物品，經手建造的房舍，親自設計的道路、橋樑，或者是他經營過的企業、工廠、礦山、農場，是他一生所積攢的金錢；也可能是他參與組建的社會組織、制定的某類行爲規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也可能是他創立的一種思想方法、科學理論、某種特殊技能，或者教育理念，等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其中金錢有限，總會耗盡。物品和建築，可能因腐朽而損壞。唯有自己發明的器具、創立的思想，可以進入社會文化，得到傳播、繼承和發揚，對社會産生深遠的影響。所以説，没有任何事情比將自己的創造融入人類的文化洪流，對人類的未來走向産生長久影響更有意義的了。

　　常言説的好，地位和錢財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在我們所劃分的世界中，地位無疑屬於文化世界；錢財是文化要素作用於物理世界的結果。既然文化世界的東西都屬於身外之物，那本來就屬於大自然的花鳥蟲魚、山川河流還能有哪一件會屬於“我”的？屬於你是暫時的。即使在你的有生之年，屬於“你”的東西，轉眼之間就可能變成他人的了。人必有一死，生來光光，死去光光，個人生前攝取的財物最終都不是自己的。即使你積攢了億萬家産，你耗用得了嗎？當然，你的生活可以比一般人奢侈，你可以揮金如土，拿了錢幣當紙片玩，這好玩嗎？錢能標誌一個人可能支配的財富多寡，而實際的價值發生在消費的時候。當你花費錢財的時候，會以某種方式帶動某些産業的運轉，你所擁有的財富便流進了别人的腰包。我們可以用“天下財富”一詞概括她的性質。作爲感受着，思考着的“我”，並不需要財富來堆積，財富無法充實意識形態之“我”之腰包。只是人活一世，必須具備起碼的生活條件，如果還盼望着將自己的創造留給後世，才産生了擁有一定財富的必要。這是死亡給我們的啓示。只是一些人没有識破這一點，貪得無厭成了他們的本能，才引發了種種惡鬥。

　　然而，死亡在遏止人間惡性争斗方面，正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除開文化創造的長久效應外，直接影響社會進程的是權力和權威的作用。權威可以啓發或者限定人們的思想，權力實施對文化做出决定性的選擇，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如果世界上真能出現這樣的偉人：他能够準確地把握歷史前進的方向，而這樣的人又正好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將幸福廣播人間，讓這種人萬壽無疆，又何其不好？

　　可是，人是文化的産物，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每個人都可能有創新的一面，也可能有保守的一面。權威人士也可能囿於自己曾經創立的新傳統，演變成爲知識豐富的庸人，失去繼續創新的意識和力量。那些創立了强大思想武器的大師們，在登上權威寶座之前，努力冲破思想障礙，爲知識的創造開闢道路。在登上寶座之後，爲了捍衛自己創立的新傳統，往往將反對舊傳統與防止一切异端的鬥争交織在一起，在戰勝舊傳統的同時扼殺新思想的萌芽。由於相信真理的唯一性，既然已經戰勝了勢力强大舊傳統，新思想就是真理。在創造新思想的權威們面前，一切异端皆謬誤。新觀念對他的約束遠遠超過了舊傳統的影響，讓他接受别人的創造性成果，比白痴更困難。就這樣，一代科學大師變成了阻礙創新的骨幹力量。

　　十九世紀，人們努力實現飛行的夢想，却遭到來自權威們的阻撓。天文學家勒讓德和大發明家西門子都斷言，製造一種比空氣還輕的飛行器永遠辦不到。能量守衡定律的發明者之一，物理學家赫爾姆赫兹和美國天文學家紐康推算出一大堆數據，論证“飛機不可能離開地面”。權威性的論述，影響了德國工業集團和金融界的信心，讓他們取消了飛機研究計劃和必要的貸款支持。在1903年的美國，飛行的夢想却由名不見經傳的萊特兄弟實現了。當然，萊特兄弟的飛機，並不比空氣輕，也没有違背能量與守衡，而是利用作用在機翼上下表面上的氣壓差作爲昇力讓飛機順利起飛的。這一新思路，的確是反對研製飛行器的權威們没有考慮到的。不過，流體力學的研究早就證明瞭這種昇力的存在。那麽，這項科學成果爲什麽偏偏遭到權威們的冷遇，而被一對没有上過大學的孿生兄弟巧妙地用上了呢？是曾經獲得的輝煌造成了他們的思維定勢，是對狹隘思路的信心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妨礙了他們的想象。

　　拒絶永恒真理的觀念，承認任何科學理論都將遭到否证。那麽，永遠代表社會前進方向的思想方法並不存在，永遠正確的人或集團也不存在。擁有絶對權力的人，往往爲了保持權力演變成專横的暴君。如果權威和權力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人類社會就會被逼進絶路，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我們慶幸死亡機制的引進，是因爲死亡可以讓權威和權力得以自然終止，讓歷史能够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做出選擇。當然，不一定每次選擇都能取得最佳效果。但是，没有這種累次選擇的機制，情况會更糟。

　　普朗克最初的論文遭到科學院拒絶時發牢騷説：看來新的科學理論要能够出頭，必須等待維護舊理論的大人物統統死光之後才有可能。普朗克説的是氣話，却道出了歷史的真相：具有先進性的科學理論不會自然生長，舊理論也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堅持舊理論的科學權威往往一輩子也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假設他們永遠不死，堅持用自己曾經創造的，却已經過時了的觀點來篩選創造性成果，新的思想方法永遠没有出頭之日。

　　愛丁頓是二十世紀初世界級的天體物理學大師，他成功論证了中子星的存在，帶領考察團在非洲西海岸驗证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當年輕的印度天文學家錢德拉塞卡發表黑洞理論之前一小時，他還在或明或暗地發出鼓勵。可是，當這個年輕人讀完論文之後，他却幾乎用盡了諷刺挖苦的用語，對黑洞理論發起了出其不意地攻擊。以至於錢德拉塞卡當即下决心放棄研究黑洞理論，直到五十年後錢德拉塞卡才因黑洞理論榮獲諾貝爾奬。

　　一代偉人毛澤東於1976年與世長辭，一個偉大的時代就此告終。全國上下，哀鴻遍野，人民廣設靈堂，隆重悼念。許多人悲痛欲絶，擔心資本主義即將復辟，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惶惶然似大難臨頭。他們的感情發自内心，是真誠的，然而他們搞錯了。偉人的死亡爲新時代的誕生提供了可能。如果毛主席真的萬壽無疆，鄧小平哪有機會暫露頭角？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高呼三面紅旗萬歲，萬萬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慢説改革開放，連産承包制，企業股份制都搞不起來，中國不知還要落後到什麽樣。

　　不能認爲毛主席的功過問題只是一個偶然個案。綜觀人類歷史，你會發現，功勛卓著的偉人，往往到了晚年都會固執已經取得的成就，停留在青年時代獲得成功的功勞簿上，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不能與時俱進。可是，偉人既然已經成立，或權傾一時，或影響深遠。如果没有死亡的調節，他們一旦成爲社會的包袱，後果將不堪設想。足見死亡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人類的發展好比一根無限的鏈條，每個人都是這個鏈條上不可忽缺的一個環節。人類社會的進步，以個體的死亡爲代價。没有死亡機制，創造將會終止，人類社會的發展將會中斷，人類的永恒只能建立在每一個人類成員暫時性的基礎上，追求長生不老，等於人類自掘墳墓。生命因死亡而精彩，時代因死亡而變遷，精神因死亡而永恒。正是出於對政壇人物思想固化的擔心，憲法才需要嚴格限制國家領袖的任職期限，實行定期改選。這種人爲設定的措施與自然死亡調節各有優缺點，互相補充，都可以防止社會走進死胡衕。

　　雷鋒同志説過，只有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爲人民服務的事業中去，人的生命才有價值。我們不妨稍加改動：只有以畢生的精力，爲人類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人生才有意義。如果你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人類的一員，並因爲擁有高貴的人性而自豪；如果你懂得生與死的意義，體驗過真正屬於人的生活，感悟過生命的美麗；如果你立志成爲人類的具有自覺性的成員，决心將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人類解放的光輝事業，那麽，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你就會保持做人的尊嚴，或慷慨赴死，或坦然面對人所共有的失落。這就是我對面臨死亡的人，也包括自己的忠告。也算是一種臨終關懷吧，她不設天堂和來世的騙局，放棄對虚無的崇拜，也不必藉助於無知與麻木，而是對生命意義的領悟，對人生使命感的認同，也是對死亡價值的理解，出自對人類在宇宙發展進程中，中心地位的堅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