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我們的前輩爲了祖國的解放龢民族的興旺，前僕後繼，浴血奮戰，譜寫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戰歌，爲我們樹立的光輝的榜樣。在民族文化關鍵性選擇過程中，往往因爲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而走向成功，也常常因爲作出錯誤的選擇而造成失敗。特别是進入近代以後，由於封建統治集團目光短淺，腐敗無能，爲了維護獨裁統治壓制和打擊國人的創造性，扼殺創新成果，使我們丢掉了多少次振興圖强的機會。在此過程中，中華大地上也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爲祖國的解放，爲民族的復興而潜心鑽研，勇於探索的思想者，和一批又一批奮不顧身，努力踐行的革命家。

　　新中國的建立，爲民族振興大業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國民經濟的迅速崛起，政治體制改革形勢急轉直下，各種思想潮流重新涌進中國，時代的進步再一次將我們推到思想文化大抉擇的風口浪尖上。這是歷史提供的機遇，是時代提出的挑戰。我們必須堅持以人爲本的方針，高舉人性的大旗，反思民族的歷史，展望祖國的未來，重樹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做出符合人類發展利益的文化選擇。這是當代文化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一）論民族文化傳統（上）

　　提起發揚民族文化傳統，有些人總是開口一個孔夫子，閉口一個儒家思想。談到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産，他們就知道“四書”、“五經”。已經解放了半個世紀的中國人，似乎突然感到被批倒若干遍的儒家經典又香起來了。這種錯覺好象是由一種叫做“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招商活動引起的。究竟這種活動有多大效果我不知道，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的倒是可以肯定：在我國歷史上，除了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和他的後世門徒們外，再也拿不出什麽值得稱道的東西來了。其實，我國的民族文化傳統並不是那麽回事。

　　我國的文化傳統是多元化的，除儒家學説外，還存在着若干不同的思想體系，藴藏着極爲豐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不乏與儒家學術針鋒相對的思想成果，同樣反映了祖先的智慧和精神風貌。同時，儒家學術本身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在封建社會後期文獻中，比“四書”、“五經”更系統，更深刻，也更優秀的著作多多的是。那些和儒家針鋒相對的學術思想，同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瑰寶，往往更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事實上，在孔子逝世前後的兩三百間，中原大地上已經涌現出了多種學術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而在諸侯並起，群雄争霸的春秋戰國時代，儒家思想並没有獲得人們的普遍讚揚。首先得到各國君王重視的還是法家的主張。因爲法家主張以奬勵耕戰的方針治國，主張大力發展軍事文化。對增强國力，以武力統一天下大有好處。秦朝滅亡以後，漢朝統治者才逐漸認識到儒家思想在教化民衆，穩定社會方面的巨大潜力。及至漢武大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儒家的正統地位從此開始延續下來。可見，孔孟之道成爲我國封建正統，並不是因爲她特别優秀，也没有什麽歷史的必然性，而是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文化選擇的結果。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克己復禮”，主張以社會理性規範個人的行爲。孔子説：“克己復禮爲仁”，這裏所説的“禮”即“周禮”，是當時已經衰落了的周王朝封建等級制度。他要求每個人“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孔子在回答齊景公提問的時候反復强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價值。他認爲，只要人們嚴守本分，按照封建禮教行事，各階層相安無事，天下就可以太平，人民就會幸福。荀子也説：“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秤者也。”“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他指摘那些“勢不在人上，而羞爲下人”的人是心懷叵測的“姦人”。

　　老莊學派堅决反對儒家“克己復禮”的主張，認爲對治理國家來説，儒家禮教相當於 “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有害而無益。老子説：“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深刻指出統治階級的殘酷剥削是勞動人民貧困的根源。莊子憤怒申斥“彼盗鈎者爲誅，竊國者爲諸侯”的社會現實，揭穿了儒家“仁義”道德的虚僞性。

　　可是，道家學派在否定儒家政治主張的同時，否定一切文化創造的積極意義。老子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爲凡供人享受的東西，都會誘發邪惡的念頭，都有損於人的身心，實際上都没有好處。他認爲，“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因此，國家應該設法讓老百姓“虚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這就是老子宣揚愚民政策，反對實施教化的理由。他最欣賞“鷄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狀態，主張營造小國寡民的“安樂”生活。在莊子理想的“致德之世”裏，人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脯而嘻，鼓腹而游。”完全放棄意識和文化，放棄精神創造和精神享受，讓人們退到原始社會去。

　　老莊學派否認人類認識世界的可能性。莊子説：“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他指出：人類無法認識世界，却偏偏致力於以認識求發展，必然陷於失敗，這就是人類悲劇的根源。人們要從悲劇的深淵中走出來，必須放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努力，堅持“無爲”以實現“少私寡欲，絶學無憂”。在此基礎上，去追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的精神境界。

　　老莊學派的理論體系中，包含着豐富的辨证思想。“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是老子的名言。莊子分析人生萬象之後説到：“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錢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也。”又説：“夫貴者，夜也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也。”而“人之生者，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而不死，何苦也！”真乃富者不富，貴者不貴，壽者不壽，的確是“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看來“知足者常樂”的確是指知道滿足的人，而不是知識豐富的人總快樂。道家這種消極淡泊的思想對於後世的影響特别大。

　　墨子對現實人生無比關懷，他提出了“强不執弱，衆不竊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處世原則，以及“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推行以人爲本的施政方針。墨子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主張“愛無差等”，廣播博愛精神。這是與儒家建立在封建等級制度之上的“仁愛”截然不同的觀念，比儒家思想更合於人性，更能滿足社會進步的要求。在選拔人才方面，墨子主張不分貴賤，“雖在農與工肆之間，有能則舉之”。他提出開展公開、公平的社會競争的構想，實行“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的選拔制度，使“官無終貴，民無終賤”，經常更换掌管公共權利的人選，以利於社會進步。墨子提倡勤勞致富，力争讓“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成爲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在認識論方面，墨家認爲人的認識有“聞知”，“説知”，“親知”三種不同來源，相當於我們今天説的文化傳承、推理思辨和社會實踐，與近代認識論觀點比較接近。在墨家經典中還保留了不少力學、聲學、光學和工程技術方面的知識。無論在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或者工程技術方面，墨家學派的研究成果都在儒家之上。由於墨家門徒提倡博愛，“非儒”、“非攻”，反對武力征服；反對用封建禮教約束民衆思想；提倡“節葬”、“節用”，反對鋪張浪費和過度奢侈張揚。只是没有在征戰敵國，統治人民方面爲統治階級提供理論幫助，所以，得不到當權者的重視。以至於自秦漢以後，逐漸衰落。但是，墨家所達到的學術成就，爲我國民族文化樹起了一個不朽的高峰，却輝煌永駐。

　　法家主張依法治國，打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等級制度。商君書論述説：“法生威，威生嚴，嚴生治，治生惠，惠生德，德生於法。”他認爲只要有了嚴厲的法律，人民小心謹慎不敢違犯，嚴厲的刑法就可以不必使用，這就叫做“明刑不戮”。他們還指出，加强中央集權，收海内之利於中央，一切好處源發於皇上，這樣便可以控制人心。這對於集中調動全部國力，取得兼併戰争的勝利，是非常必要的。在諸侯林立，征戰頻繁的歷史條件下，法家發展軍事文化，增强國力，奬勵耕戰，以武力統一天下的主張，順應曆史潮流，很受統治集團看重。春秋戰國時代，在各諸侯國發揮主要作用的也是法家人物。

　　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使自然環境較差，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秦國迅速崛起。一百多年後，終於演變成爲足以吞併東方六國的“虎狼之幫”。秦王嬴政采取遠交而近攻的策略，横掃諸侯，一統天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帝國。法家路綫的勝利，開創了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爲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爲我國封建時代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整個封建時代，挑戰儒家正統地位的學術思想從來没有斷絶過。就在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之初，哲學家王充就戳穿了“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的騙人鬼話，批判讖緯迷信，與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説唱反調。王充指出“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時至，則譴告之言也”僅僅是一種偶然巧合，不足爲憑。他提出實踐檢驗真理的觀點，認爲“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應，則雖甘議繁説，衆不見信。”王充針對迷信儒家權威的社會風氣，專門著有《問孔》、《刺孟》專題文章。列舉《論語》十條錯誤，展開與儒家的公開論戰。他指出，歷史向前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以此駁斥了莊子“天不變，道也不變”的錯誤言論。他還以歷史事實爲據，説明孟子關於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判斷並不可靠。

　　繼桓譚的檏素唯物主義之後，王充提出了類推的論证方法，那就是根據事物之間類似與相同、相异進行的抽象推論。在王充看來，人們對未來的預測是從類推中得來的。他説，聖人之所以能够預知禍福，是因爲他們善於“推類”。推類能力並不稀罕，普通婦人也能通過“推類”預見未來。他明確提出了“論证”的概念，指出“事莫明於有效，論莫明於有证”。章太炎説東漢王充“作《論衡》，趣以正虚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口，不避上聖。漢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對王充評價極高。

　　三國時期哲學家仲長統提出“人事爲本，天道爲末”的觀點。反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天命學説。他論述説：“天爲之時，而我不農，谷亦不可得而取之”。他指出，“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仲長統揭穿了“君權神授”的欺人之談，指出王朝的興起是戰争勝利的成果。王朝的滅亡則是政治腐敗，“怨毒無聊”，“禍亂並起”的必然結局，皆非天意。他常感嘆“名不長存，人生易滅”，提出“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的口號。其放蕩不羈的自由思想，成爲魏晋時期知識分子狂放風氣之先導。

　　東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源發於中原地區的無神論也活躍起來，對佛教的因果報應，以及神不滅論展開了批判，主要代表是範縝。範縝以桓譚的神形學説爲出發點展開論述，他在《神滅論》中説：“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异。”範縝以“質用”關係解决形神問題，頗具創新的意味。

　　魏晋時期的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批狂放之徒。他們不信學，不信神，不遵從封建禮教，主張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而自信不悖。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生活態度，老莊學派追求思想解放的莫大勇氣，法家積極“有爲”的人生態度，墨家關懷現實人生和“兼相愛”、“非攻”的主張，陶冶了嵇康、阮籍、陶淵明一派思想家的靈魂，也孕育了曹操、諸葛亮、周瑜那樣的時代英雄。

　　阮籍、嵇康一行人等，特别厭惡官場氣息，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們邀約一幫雅士，“常集於竹林之下，號稱‘竹林七賢’，肆意酣暢”，“處亂世而不與争，”潔身自好。當時，“寫詩著文以期不朽”的風氣在知識分子中頗爲流行。掀起了探索生命價值，渴望精神永恒的思想風潮。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不願屈從於社會理性，主張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對個人價值的追求漸成時尚。曹丕文道：“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傳於後。”在這幫人看來，與將精神創造傳留後世相比，榮華富貴，喫喝玩樂，不過小事一樁，不足掛齒。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駁斥了一心追求榮華富貴，或只圖安穩舒適的庸人見解。他説：“言人皆如曹、李質檏純慤，則天下無奸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績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像曹蜍、李志那種出身顯貴，位居高官，爲人厚道，堪稱道德楷模的人，在劉勰的眼裏皆因缺乏才氣，無由聲名遠播，不得浩氣長存，是值不得稱道的。曹操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嘆。周瑜酒後狂言：“大丈夫處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尉平生，尉平生兮吾將醉，吾將醉兮，發狂吟。”透出一股英雄豪氣。至今讀來，不禁爲之動容。

　　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頂盛時期，佛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爲了扺制民族傳統异域化，韓愈一派自喻孟子傳人，創建“道統”，力保儒家的正統學術地位。柳宗元、劉禹錫則重新提出天人關係的理論問題，對天人感應展開了新一輪批判。柳宗元明確指出天是没有意識的，無由“賞功而罰禍”。劉禹錫揭示了自然規律與社會準則的根本區别，他認爲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規律。建立禮義法制，賞善罰惡屬於社會行爲。而“天與人不相預”，天不能“預乎治亂”，猶人不能“預乎寒暑”一樣，論述十分有力。

　　中唐以後，我國封建社會越過其頂峰時期，開始顯露衰敗迹象。宋朝建立之後不久便陷入了内憂外患的混亂局面，苟延殘喘三百年，朝廷政務事事不順心。可是，宋朝時期我國學術思想却异常活躍，人文學科迅速發展，科技成果頗爲豐盛，工商貿易空前發達，各類人才層出不窮。一方面是程朱理學蓬勃興起，將儒家、道家和佛學融爲一體，形成較爲完整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陸九淵、王陽明爲代表的“心學”努力將儒家傳統向人性解放的方向牽引，與蘇軾之流的懷疑派學問家離經叛道的學術思想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對儒家正統發起了衝擊。新事物、新思想的大量涌現，使得集歷代儒家思想之大成的程朱理學反而顯得比較保守。

　　當初的天下大勢，可從程顥奏章《治事十法》的陳述中略見一斑：“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或逾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詐虞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在道德家們的眼裏，已然世風日下，人心可悲，非整頓一番不可了。而在歷史學家看來，這種情况正好預示着封建禮教氣數已盡，新的矛盾正在形成，時代正竭力挣脱傳統的束縛，呼唤新思想的誕生，渴望新秩序的建立。

　　程顥、程頤明確揭示出“道”與“器”的理論區别，同時提出以“理”爲宇宙本原的哲學觀點。他們所説的“理”既是自然規律，也代表了社會道德準則。朱熹更加明確地指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還秉承張載關於“氣”的理論，提出宇宙萬物均由“氣”演化而來的觀點。認爲“氣”與“理”不可相分，“理在事先”、“理在物先”。從而以類似於黑格爾“絶對精神”的“理”爲基礎，建立起一個客觀唯心主義的理論體系。他用這種抽象體系解釋客觀世界，將儒家的忠、孝、信、義、禮、智等行爲規範囊括其中。

　　二程和朱熹並不像孔子那樣，强調“修身、齊家、平天下”，把治理國家作爲儒家的當然使命。而是將儒學的實用範圍向人心方面收縮，重點關注個人的道德修養。他們强調“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以仁義爲心，而不以功利爲急”。提出“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的口號，實際上是借鑒了老莊學派“無爲”的思想傳統。在認識論上，程顥認爲“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强調最根本的真理是個人感悟的結果，不必依靠書本，也並非來自他人的傳授，這些觀點爲陸王心學的誕生形成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