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統治者原本就有學習漢文化的傾向。多爾衮攻佔北京之初，爲收買人心，按原封品位啓用舊朝官吏，初步顯示其價值取向。當他們的勢力迅速向中原地帶擴展的時候，爲緩减民族矛盾，以鞏固統治，在政權建設方面進一步沿襲明朝體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接受儒家傳統，大搞尊孔活動；適當减輕賦税徭役，緩和民族矛盾；同時，加緊對明朝殘餘勢力的剿滅鎮壓。南明王朝垮臺後，除了在推行滿族髮型和服飾方面引起局部騷亂外，社會上並没有出現嚴重的動盪。隨着生産的恢復，康干盛世的到來，王朝中興，我國再次出現封建社會的鼎盛局面。在這種形式下，原發於我國的啓蒙思想幾近中斷，甚至被誣的導致國力衰竭，喪國的禍根。已經不可能發揮其引領中國走向近代的歷史作用了。

　　可是世界潮流不會因爲局部地區的文化選擇而改變其走向。十七世紀的歐洲，隨着近代科學的迅猛發展，人文主義思潮帶動人的解放運動崛起，資本主義經濟迅速成長。就整個世界歷史的潮流來看，封建社會氣數已盡，而我國王朝勃起只不過是回光返照。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清朝統治者却依然沉醉於天朝大國的美夢之中，把天下當成一家之私産，高居萬民之上耀武揚威。他們對世界的發展動向視而不見，對人民的意願充耳不聞，企圖憑藉大國地位和世界潮流抗衡。正如與干隆同時代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分析的那樣：“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最肥沃，耕種最合法，既勤奮而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集聚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達到。”事情不幸被亞當·斯密所言中。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西方列强以武力敲開中華大門，我國自然經濟遭到嚴重打擊，閉關自守的天朝大國從此難以爲繼。

　　早在王朝鼎盛時期，和李贄、黄宗羲啓蒙思想一脈相承的龔自珍，已經看出封建統治必然覆滅的命運。他在《明良論》和《乙丙之際著議》中，揭示了封建社會已經轉入“衰世”，王朝正處於“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危險境地。他斥責朝廷以“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的制度壓制了人的創造精神，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説：“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大膽提出“探世變”、“思更法”的主張。他認爲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齊”，改變這種狀况，必須改革科舉，努力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龔自珍的變法主張，不失爲戊戌維新的先聲。

　　鴉片戰争爆發後，統治階級軟弱無能，加上科學技術和軍事文化相對落後，扺禦西方列强入侵的戰鬥累遭失利。中華民族在維護封建傳統和謀求生存發展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國内矛盾稍有緩减，向西方學習的思想開始萌芽。“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格言一時間成了工商界、和學界的主導思想，逐漸滲透政界。洋務派利用手中的大權，積極開辦洋務。他們從西方引進先進的工業技術，開礦山，修工廠，試製洋槍洋砲，創建了我國最初的民族工業。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通過公派和其他渠道出國留學的人越來越多。留學歐美的學子，把西方的人文思想和先進技術一並帶來中國。他們中的很多人，最終成了在國内推廣技術的專家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政治精英。

　　洋務運動期間，國内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王韜主編《申報》，提出以“師其所能，奪其所恃”的方式與西方抗衡。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最早鼓吹君主立憲的主張。甲午海戰失利，洋務運動破産，大大加深了民族的危機。有識之士紛紛扼腕奮起，誓死爲挽救民族危亡效力。康有爲首先認識到，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够走上富强之路，是因爲他們建立了共和政體，建全了萬民共尊的法度。1885年，他撰寫了《康子内外篇》，提出了“平等公同”的社會理想。1886年撰寫《教學通議》，提出揉合古今中西之學，以改良政治的主張。1890～1893年在廣州、桂林等地聚徒講學，著有《長興學記》、《桂學答問》等書。在《公羊傳》中，康有爲將“三統”學説闡發爲“改制”、“因革”的改良主義理論，把“三世”學説推演爲“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歷史規律，强調只有通過變法，中國才能走上獨立富强的道路，最終和全世界各民族一道走向“大同”，爲維新變法制造理論根據。

　　戊戌變法失敗，君主立憲的美夢成了泡影。義和團的興起與覆滅，八國聯軍入侵，終於使國家大亂。皇黨和後黨都失去了對時局的控制力。西方各種思想迅速涌進國門，紛紛亮相，粉墨登場。1898年，民主革命先驅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正式出版，給中國思想界以極大震動。“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爲知識界流傳最廣的格言，自然進化和社會發展的觀念第一次被中國人所接受。1905年廢科舉，辦學堂，西方的教育體制正式取代我國兩千多年的儒家教育傳統。1908年，嚴復又翻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系統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知識龢民主政治思想。章太炎、孫中山、鄒容、黄興、蔡元培等革命黨人通過《民報》與身居海外的康、樑保皇派展開論戰，鼓吹革命，宣傳民主建國思想。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無力控制局勢，國家一度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各種“主義”再次在中國大地上翻騰角逐。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和李大釗等革命志士一道向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期間，李贄、黄宗羲等人批判皇權的思想受到肯定，成爲知識界推崇的偶像。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按照列寧創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員除了承認黨的綱領外，還必須宣誓忠於黨的組織，服從黨的領導。正是這種與人權原則相悖的組織規範，保证了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提高了黨的戰斗力，成爲無産階級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等著名文章，以階級鬥争理論指導革命實踐。文章熱情讚揚農民運動，提出“矯枉必須過正”的革命原則，這一原則在解放初期，以及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階段，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毛澤東著有《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够存在》、《論井岡山的鬥争》等文章，系統論述了革命遊擊戰争的戰略戰術問題，開闢了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同一時期，毛澤東還創造了向軍隊派遣黨代表，把黨支部建立在連隊的制度，保证了黨對武裝力量的絶對領導。全國解放後，將這項制度推廣到國家機關、企業、學校，把全國建設成一種半軍事化組織。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受命於爲難之間，取得了對紅軍的領導權。他發揮了卓越的軍事才能，指揮紅軍轉危爲安，奪取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抗日戰争期間，毛澤東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創作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把辯證法轉述爲矛盾的發生和發展，爲以毛澤東命名的思想體系奠定了理論基礎。毛主席還結合中國革命實踐，把武裝鬥争、統一戰綫和黨的建設作爲民主革命時期的三大法寶。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繫實際和密切聯繫人民群衆三大作風，用以指導各級黨組織的鬥争實踐。針對當前抗戰的形勢，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對抗日戰争和國内階級鬥争形勢做出了科學的分析和適時的指導。從延安整風開始，黨内逐步形成了通過群衆運動，整肅黨員和幹部思想的工作方法。這種藉助群衆運動的聲勢，强力推行集中意志的做法，是對民主集中制的創造性發展，一直沿用到文革期間。

　　解放戰争時期，毛主席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再次發揮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指揮解放軍打垮了國民黨的精鋭部隊，奪取瞭解放戰争的偉大勝利。在革命鬥争的一系列緊要關頭，毛主席總是造性地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適時制定出符合鬥争形勢的戰略戰術，領導黨和軍隊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國革命戰争的勝利，就没有新中國，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臨近解放，毛主席又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著名文章，闡述了新國家政權的性質，“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把“對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根據鬥争的需要，共産黨放棄了組建聯合政府的計劃，實施在共産黨領導下的政治協商制度。爲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抓緊進行思想改造，致力於撲滅知識分子中的資産階級自由主義傾向。胡風等人首當其衝，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五七年在國内開展了反右鬥争。在此期間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匯報的資産階級傾向應該批判》等重要文章，系統闡述了無産階級專政理論。那就是把維護黨的領導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是否有利於黨的領導作爲判斷香花與毒草的最高標準；堅持一黨專政，堅决打擊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言行。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階級鬥争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系統闡述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治國方針。六四年開展“四清”，開始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注意力轉向黨内，在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爲發動文化大革命作好了準備。

　　與此同時，毛主席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國方針。以極大的勇氣和蘇共領導集團决裂，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獨樹一幟。此間，毛澤東指導中央書記處，發動了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公開論戰，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系統闡述了他本人和中國共産黨創造性地應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的經驗；深刻批判了所謂“全民的黨”，“議會道路”的修正主義綱領，和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投降主義路綫；斥責了蘇聯共産黨領導集團凌駕於兄弟黨之上的“老子黨”作風；同時，把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經驗介紹給世界人民。和蘇聯領導集團分道揚鑣的偉大壯舉，雖然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暫時的困難，却大大加强了中國共産黨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影響和地位。使我國徹底擺脱了蘇聯的控制，避免因蘇共的政策性失誤帶來更爲嚴重的後果。

　　毛主席農民戰争的戰略思想，贏得了一些經濟欠發達國家革命人民的歡迎。他們紛紛學習毛澤東思想，傚仿中國的做法，開展遊擊戰争，堅持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冷戰結束以後，世界矛盾的焦點向反對恐怖主義方向轉移，毛澤東思想才逐漸退出國際政治舞臺。

　　文革期間，毛主席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發出了“黨内有黨”的嚴重警告，把“反修，防修”的歷史任務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認識到，只有挖掉黨内那個資産階級司令部，才能徹底鏟除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毛主席利用自己在人民群衆中的崇高威望，大膽發動群衆清算各級黨組織。他所構想的戰略部署，是先鬥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中的大權，建立三結合的紅色政權；緊接着就是深入批判資本主義思想，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最後改革政權組織，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可是，群衆運動迅速演變爲派别鬥争。一開始，毛主席對這個發展趨勢並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認爲混亂是群衆運動中的正常現象，還不無贊賞地説，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衆”。可是，大批領導幹部被打倒，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國民教育中斷十多年，一代人被遺忘在知識的傳統之外；由於長期停止招工招干，建設人才嚴重匱乏；不能就業的閒散人員，搆成社會動亂隱患；瘋狂運動迫使工農業生産癱痪，國家財政瀕臨崩潰的邊緣；科研工作陷於停頓，我國科學技術與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大。一亂再亂，終於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林彪事件爆發，毛主席培養接班人的戰略部署遭到重挫，黨的領袖地位面臨無以爲繼的局面，嚴重影響了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决心，文革以嫁禍群衆的方式草率收場。

　　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延續至今未曾中斷，儒家思想一度成爲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西漢以後，法家、道家和佛學相繼向儒學滲透。宋元時代，儒學逐步遠離“平天下”爲己任的功利主義路綫，向個人修養方向收縮。更重要的是，我國一直存在着反傳統的思想潮流。墨家的兼愛和儒家的仁愛對立；道家獨立人格和對超凡境界的追求，與儒家半依附人格相對立；魏晋時代個體感性的覺醒，逐步發展爲宋元時代的個性解放；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相對峙，逐步醖釀形成原發於我國的民本主義思潮；李贄把“安養斯民”看成君臣共同職責的思想，以及黄宗羲對君權的抨擊，都是對老子揭露統治階級剥削的本質，孟子“民爲重，君爲輕”思想的繼承。對正統的思想反叛，目的是在批判舊傳統的基礎上，創立新的傳統。與儒家對立的意識形態，既是我國的文化遺産，也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大量吸收外來文化，滋養我們的民族精神。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唐朝時期達到鼎盛。從十七八世紀開始，基督教在我國有所傳播。二十世紀初，西方各種思潮涌進國門。解放後主導我國思想界的馬列主義，就是那個時候經日本傳到國内來的。外來文化有干擾的一面，但是其主要作用是滋養，是補充。中西方文化有衝突的一面，主要作用還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共同提高。不承認民族文化傳統不行，拒絶接受世界優秀文化遺産也不行，海納百川方顯出我們民族的博大胸懷。

　　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爲弱勢人群撑腰打氣的社會理論。其中心任務是通過宣傳鼓動，唤起生活於社會底層群衆的革命熱情，組織和創建工人階級和勞苦大衆的革命政黨，發動無産階級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産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馬克思相信，只要人民群衆掌握了政權，對資産階級實行强有力的專政，人們就可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共産主義就可以在全世界實現。《共産黨宣言》指出，無産階級革命不是用一種剥削方式取代另一種剥削方式，而是要從根本上鏟除剥削壓迫的根源，在地球上永遠消滅剥削制度。必須徹底消滅私有制，這樣的革命不能由他人代勞，不可能乞求神仙皇帝的恩賜。馬克思一再告誡人們，從來就没有什麽救世主，必須首先解放全人類，無産階級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可是，和歷史上任何强大的思想武器都没有真正改變我們從祖輩那兒接下來的文化傳統一樣，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同樣没有從根本上觸動國人的思維方式。馬列主義這種激進的社會理論，經我國宗法觀念改造之後，很快就變成了具有封建特色的革命理論。也許是很少在物質方面得到滿足的緣故，或者的確没有受到自由精神的感召，在中國人的頭腦中，幸福就是物質享受，解放的最高標誌就是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他們並不以爲思想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認爲是一種幸福，而且是比物質享受更加幸福的幸福。仰賴大人物鼻息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慣性：人民需要拯救，唯一的方式是對救星的期盼。“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爲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種發自國人靈魂深處的呼唤，雖然與無産階級的革命精神格格不入，却能够迅速演變成爲中國革命的主旋律。不必有尊嚴，不必有自由，人民需要幸福，幸福就是吃和穿。只要有了幸福，自由還有什麽用？空談自由，没有吃和穿，人也不會幸福。於是，民主不如救世主，人權不如大救星。這種基於宗法人倫社會理念的命題，成了中國革命的當然邏輯。

　　“五四”以來，儒家傳統被徹底推翻，文革前後，西方和前蘇聯的各種主義被已經我們戰勝了若干遍。文革的破産，佔領人心的共産主義信念、階級鬥争學説、無産階級專政理論對中國人失去了感召力。我們盡管依然在高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口號，依然堅持口頭上的馬列主義，精神世界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真空。在經濟上與國際接軌，大量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西方的各種思想再次向國内涌來。和世界闊别三十年之後的我們驚奇地發現，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大衆並没有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世界的步伐，並没有因爲失去我們的關注而停滯不前。情况正好相反，經過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復折騰，我國人民仍然挣扎在温飽綫上。經過百年的强勁發展，西方人文科學和哲學的進步，遠非我們所想象的那麽落後。倒是我們自己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那裏徘徊。

　　民族傳統必須繼承，中華文化不能中斷，我們再次面臨做出文化選擇的嚴峻考驗。毛澤東思想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會自動遁土。作爲指導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思想武器，作爲鼓舞我國兩代人前進的精神力量，作爲在世界上具有足以影響力革命理論，也作爲至今仍然影響着我國未來走向的意識形態，無論今後人們如何評價毛主席的功過，都不能不把她作爲我們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産。和對待文革一樣，我們没有理由采取虚無主義的態度，我們不能拒絶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與批判。如果承認任何科學理論都必須具有可证僞的特徵，都將爲更加深刻的理論所取代，那麽，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超越，與她們在歷史上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共同證實了她們的科學性。可是，人的思想不應該停留在同一個水平上。號召人們忘記歷史，拒絶對重大思想和重大曆史事件的嚴肅批判，不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更不是一個勇敢面向世界，即將走向未來的民族所應采取的態度。

　　人類已經誕生了兩百多萬年，從現代人走出非洲，東亞人和歐洲人分道揚鑣算起，各自創造文明的時間還過幾萬年。原發於我國明朝中後期，狂飆般的啓蒙思潮和發源於意大利的人本主義思潮，在發生時代、内容以及形式上的一致性，絶非偶然。只是由於异族入侵和統治集團的文化選擇，我們才没有走上與西方同一的發展道路。如果把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表述如下：原本與自由同一的意識創造了文化，反過來對精神造成引導和約束，使之失去了自由。然後通過科學認識的途徑，最終使意識重新回到自由的軌道上來。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會使每個民族的發展或先或後走向同一個方向。作爲現代人的一個亞種，我們没有理由把自己看成人的另類。或以社會之穩定爲憂慮，或以國情特殊爲藉口，拒絶融入技術現代化，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最終都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