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不久，在“世界之窗”雜誌上讀到太陽聖殿教數百教民集體自殺的報導。事情發生在中美洲熱帶叢林裏的一個村莊，全村居民都信奉太陽聖殿教，教主瓊斯是村子裏唯一的文化人。他宣稱：自己得到了太陽神的啓示，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爲了讓信徒們免受末日來臨的灾難，他决定讓村民們集體自殺。由於事先向外透露了消息，部分記者被允許到現場采訪，自殺場面被詳細記録下來。

　　舉行自殺那天一早，全村居民集中到村頭的空地上，大家唱着歌，跳着舞，許多人神情恍惚而麻木。一些人雖然有些緊張，却極力保持歡樂的情緒，接受采訪的人都説是自願參加自殺的。當瓊斯身着奇异服裝出現在主席臺上的時候，全場熱烈歡呼，情緒達到高潮。瓊斯發表了簡短的講演之後發佈了自殺口令，隨即用手槍當衆自殺身亡，全體村民着手給年幼的子女服用烈性毒藥。不想死的孩子，由家長或者其他人强迫就範。等孩子們全都斃命以後，成年人開始服毒自殺。霎時間，歡騰的場面嘎然而止，活蹦亂跳的村民紛紛倒地，只剩下幾個記者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讀了報導，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震驚和不理解：那麽多人竟不能識破一個簡單的謊言，將自家性命也押了進去，太荒唐了嘛。再細緻想一想，這事情並非全無道理。只要堅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聯想到整個世界走向毁滅那種天崩地裂，海枯石爛，血肉横飛的慘狀。同時又無法想象世界歸於毁滅，萬物皆空，萬劫不復，連同自身也跟隨這個世界消失之後的情景，能有不生恐怖的嗎？如果相信提前自殺進入“天國”的人，比因末日來臨被趕進陰曹地府的人擁有更優越的地位。能有不争先恐後，殺了子女而後自裁的嗎？太陽聖殿教的教徒們正因爲對此深信不疑，自殺時才會表現出那般興奮。而對那些記者，以及全世界尚不知大難將至的“糊涂蟲”們，就只好投以同情的目光了。

　　接下來我聯想到文革中，在武鬥戰場上犧牲的人，不也是在保衛革命路綫的堅强信念之下幸福獻身的嗎？再想到在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檢閲時的情景。紅旗招展，人頭攢動，整個廣場就是一片歡樂的海洋。廣播裏反復播放鼓動文化大革命和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震耳欲聾。當毛主席乘坐的敞棚汽車從天安門前的馬路上駛過，人群潮水般地向前涌。許多人激動得熱泪盈眶，聲音嘶啞了還在一個勁地呼口號。有人在天安門前舉手宣誓，有人在白布上寫血書。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不論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那種場面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激動的氣氛遠比瓊斯宣佈自殺時更熱烈。

　　照説全國人民對中央内部的鬥争應該不甚瞭解，更不用説我們這些中學生了。縱然有人和毛主席對着干，究竟他是出於什麽用心？采取了些什麽手段？鬥争嚴重到了什麽程度？大家全然不知。只是從報紙上聞到那麽點火藥味，或者道聽途説地知道點“内幕”。如此群情激憤，不是瞎起哄嗎？若真是瞎起哄，也就哄一哄吧。然而事情却越鬧越大，好像一場軍事演習迅速演變成真資格的戰鬥。一哄就是十年，真的就把劉少奇打倒了，整死了，還通過黨的代表大會定了鐵案。無非是毛主席的威信勝過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可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畢竟在中國已經垮臺了半個多世紀，我們已經建立了民主共和國，至少應該有那麽一點公民意識吧。和太陽聖殿教徒的集體自殺比起來，成功解釋武鬥戰場上的狀烈和天安門廣場上的狂熱更困難。

　　樹立毛主席的威信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1943年7月，王家祥在一篇文章中率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用語。可是，由於斯大林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提法，在當時中央機關内部，“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並没有形成共識。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則一直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隨着劉少奇調到中央和在中央地位的提昇，他的主張逐步成爲中央機關的主導意見。1945年6月，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産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首次規定，“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毛主席在全黨、全軍以及全國人民心目中的絶對權威逐漸樹立起來。

　　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是毛主席個人事業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革命鬥争不斷取得勝利的時期。也許是出於鬥争的需要，解放戰争和解放初期中央的所有决定都掛上了毛澤東的名字，所有鬥争成果，都説成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在情理之中。解放後，毛主席獨斷專行的作風有所抬頭。不顧政治局大多數人的反對，堅持出兵抗美援朝得以實現；强加罪行，將胡風等人打成國民黨特務的企圖最終形成定論；五七年翻手爲雲，復手爲雨，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大戰鋼鐵雖然荒唐，却搞得轟轟烈烈；扺制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粉碎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取得成功，所有這一切，無一不在加强毛澤東的自信心。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毛主席的感覺越來越好，在他的面前幾乎没有辦不到的事情。什麽經濟規律，什麽實事求是，已經不那麽重要了，即使是指鹿爲馬也不過小事一樁。

　　樹立個人威信，並非出於毛主席自私的目的。支持弱小國家人民的解放運動、與蘇共領導層的决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都出於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力圖在共産主義運動中獨樹一幟，讓中國率先進入共産主義，爲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貢獻。很顯然，在一個剛剛脱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以有限的國力既要反對强大的帝國主義陣營，還要和蘇聯爲首的修正主義集團抗衡，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毛主席是計較個人得失的人，絶對不會在功成名就的時候，冒此風險。然而正因爲没有私心，意想中的宏圖大略才更加肆無忌憚，事情才越來越糟。

　　“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是樹立毛主席絶對權威，統一全國人民思想的妙招。這個影響極其深遠的思想運動，是六三年從解放軍部隊開始的。首先是把工作成績顯著或勞動表現突出的人，統稱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讓他們把自己的事迹和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句話掛上鈎，層層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大力宣傳表彰。接下來是提倡精讀或者通讀《毛選》，背誦“老三篇”，發行《毛主席語録》。再配合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運動，造成一種蓬勃向上的政治空氣。細想起來，其實都是一些低級平庸的做法。不過，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工作成績説成應用毛澤東思想的成果，不但工作業績得不到承認，還會背上學習毛主席著作不積極的罪名。只要你把自己的成績説成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就是提高了認識。不僅有實際的工作業績，也有了理論水平，那就太時髦了。對於投機取巧的人來説，倒也不失爲賺取名譽，籍以飛黄騰達的好時機。於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便把勤勞檏實的人和善於投機取巧的人，統統囊括進對毛主席“無限忠誠”的行列裏來了。

　　個人威信樹立起來了，毛主席的話就是最高指示，是真理，就是黨中央的决定。誰敢説半個不字，誰就成了全國人民的敵人，必將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不少民主人士，最初仗勢支持共産黨奪取江山有功，勸説共産黨放棄專政，推行民主建國方針，遭到迎頭痛擊。他們便一改直言不諱的説話的風格，紛紛轉向“歌德”派的陣營，頌詞成了文藝作品的主要内容，粉飾太平成了文藝創作的唯一功能。

　　隨着群衆運動不斷昇級，無論中央發表綱領性文件還是國際國内發生重大事件，都要組織群衆上街遊行。這種大規模的“群衆運動” 服從統一指揮，統一部署，並非真正的民主。她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可以跨越中間環節，由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一旦形勢需要，毛主席就可以反復念動“群衆是真正英雄”，“相信群衆，依靠群衆”的咒語，將各級黨委和政府擱在一邊，把群衆直接發動起來。這套政治運作方式，經反復演練後日趨成熟，逐漸成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運用自如的“殺手鐧”。

　　各級黨委的障礙既然很容易克服，最大的阻力還是知識分子背上那片反骨。他們的思想不像工農群衆那麽單純，雖然曾經被征服過多次，却依然抱定自己的觀點不放。只是爲了自身安全，在那裏見風使舵罷了。可是，爲了建設世界上最爲純正的共産主義，讓這些人保留意見也是不能容忍的。首先是在八届十中全會上確立了以階級鬥争爲綱的治國方針；接下來就是，利用多數知識分子出身於剥削階級家庭的弱點，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貫徹階級路綫、憶苦思甜、大力提拔工農幹部，貶低知識分子在各項工作中的作用；文革開始前，已經拉開了意識形態裏的階級鬥争的序幕，集中絞殺著有建樹的專家學者、文化名人。周谷城、翦伯贊首當其衝，吴含、鄧拓、廖沫沙緊隨其後。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造成毛主席不僅在政治上、軍事上，即使是在學術領域和思想戰綫上，也是無産階級當之無愧的權威印象。這些措施爲文化革命的順利展開創造了條件。

　　文革期間的人民群衆確實很自由，他們可以不上班，可以成立自己的組織，可以印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有機會參加辯論、發表演講，也有機會公開發表自己的精神創造。可是，你的創造必須符合毛澤東思想。你只能創造鼓吹毛澤東思想的新方法，崇拜毛主席的新形式。超出了這個界限就是反革命。就是説，文革期間群衆只擁有形式上的自由，没有屬於思想的自由。在這種環境中，每個創造者都接受不斷昇級的崇拜文化，經創造性發展之後以更加極端的方式輸出。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形成正反饋機制，將“崇拜”體系推向高潮，一直到達崩潰的邊沿。其實，真正的創造權嚴格控制在中央手裏，少數人儼然以人民主人的資格高高在上。群衆組織之間發生衝突，中央文革是最後的仲裁者。無論鬧得多麽厲害，中央文革一表態，就算是“百萬雄師”也得低頭。文革期間就有人説這不是群衆運動，是在運動群衆，這個説法既形象又準確。

　　文革初期，陳伯達把群衆對毛主席的頌揚概括爲“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林彪引用孟子語録，論证毛主席是五百年一遇的王者，是當代聖人。林彪説：“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强調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的現實意義。各級黨委本來就必須服從中央的决定；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已經遭到壓制；創造精神已經窒息；群衆的情緒進入神經質狀態，興奮到了極點。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無論什麽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無論什麽荒唐事也干得出來。這就是文革期間，我國社會精神面貌的真實情况。

　　社會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大系統，處於不斷發展演化過程中。社會的演化由各種因素共同决定，這些因素可能相互協調，也可能互相衝突。社會處於穩定狀態，並非不演化，不運動，而是按照穩定的速度，向着一個確定的方向發展。影響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文化源於人的精神創造。每個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内在的，也是相互絶緣的，她們之間只能通過文化交流的方式相互關聯。精神創造以文化的方式輸出，有可能和現有社會文化一致而融合進去；也可能和現有文化不相協調而發生衝突。在一系列過程中，社會理性和個人精神世界對文化的創造實施雙向選擇作用。

　　如果社會在單一因素的作用下運動，演化結果具有加强這種因素的效果，這就相當於把先前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予以放大。放大後的因素會以更加强烈的方式促進社會向着同一方向發展，這就是社會因素正反饋作用。如果在特定因素影響下，社會演化的結果具有削弱這種因素的作用，這種過程就是社會因素負反饋。負反饋作用可以遏止特定演化趨勢的過度發展，使系統趨於穩定。而正反饋則往往導致系統走向極端，誘發崩潰。反饋係數的大小决定系統走向崩潰的早遲、收斂的速度以及系統的穩定度。

　　但是，由於决定社會發展的文化因素往往是非綫性的，正反饋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使系統發生突變，進入另一種類型的穩態，也就是社會發生質變時的情形。不過，在正常情况下，社會總是在多種因素影響下運行，各種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錯綜復雜。加上偶然性的存在，常常是各種因素的動態平衡牽制系統的發展趨勢，由此造成的復雜性就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可以説，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僅需要推動，也需要阻遏；需要正面效應，也需要反面的對抗；需要促進某種傾向形成高潮的機制，也需要遏止其走向崩潰的可能；要充分發揮個人才能，也要防範個體創造性對輿論和權力的壟斷；人人都需要自由，却必須以不妨礙他人行使自由權利爲條件。形象地説：社會需要産生抗體，就得容忍細菌存在。在矛盾中成長的社會纔可能是健康發展的社會。追求絶對無污染是不現實的，也是危險的。一旦社會由單一因素所控制，要麽是凝固的（如果發生負反饋的話），没有發展的可能；要麽就會走向崩潰（如果發生不可逆轉的正反饋），那就是時代的終結。追求革命隊伍的高度純潔性、强調思想意志的高度統一、以不能容忍相反意見的意識形態爲指導，就是企圖用單一因素對社會實施控制的表現。由此看來，革命熱情的自我復製所引起的正反饋效應，就是文化大革命破産的一個重要原因。

　　把毛澤東思想作爲革命的顯微鏡和望遠鏡，作爲一切工作的指針，是不恰當的。就算毛澤東思想是當今最爲成功的理論，可是任何科學理論都必須隨時代而發展，也必將被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論所取代。把一種特殊的理論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實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路綫，必然壓制其他理論的發展，阻礙思想解放，遏止新思想的創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群衆運動轟轟烈烈，其實，人民群衆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熱情，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都是表面現象。所有“創造”都只能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進行，只能稱爲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種“創造”是邏輯的推演，其結果包含在毛澤東思想的邏輯前提中，不會有新意。我們不妨來看一看，文革早期，群衆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他們的“首創精神”究竟創了些什麽。

　　文革開始破“四舊”，把一切文化傳統都説成封、資、修的産物，貶損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産，排斥自由民主的理念，拒絶先進科學技術，大規模搗毁歷史文物。接下來是紅衛兵大串聯，成立革命群衆組織，衝擊政府部門、衝擊黨委機關，無視法制與人權的基本規則，超越黨的組織原則，揪鬥領導幹部；私設牛棚，關押不同觀點的幹部群衆。這些所謂的革命行動，都是通過革命精神的自我復製，自我放大逐步昇級造成的。

　　爲了不斷激發人民群衆的革命熱情，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不斷發表專題文章和社論。反復强調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其勢力已經伸進黨的各個要害部門，一旦資本主義復辟，將是千百萬人頭落地。把虚幻的恐懼説得千真萬確，用不斷昇級的輿論刺激群衆的神經，號召人們應用毛澤東思想的武器，痛擊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猖狂進攻，横掃一切“牛鬼蛇神”。每發表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勵人們把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群衆運動的興奮劑主要來自中央的指示，而群衆運動興奮狀態的自我復製，也是一個重要來源。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爲形式的大批判就是最好的自我刺激。革命既然已經成爲一種時尚，大家争着表現自己的革命態度，你創造出一個極端，我可以比你更極端；你今天只是喊喊口號，我明天就可以冲進政府的大門；你揪鬥走資派的時候讓他掛黑牌，遊街，我就給他來個“噴氣式”讓他蹲牛棚；你今天用磚頭石塊打鬥，我明天就荷槍實彈跟你對陣。一天不走極端，就一天跟不上形勢。同時，大辯論可以顯露個人才智，博得衆人的贊賞，成爲群衆領袖。掌握了運動指揮權的人，必然繼續高舉大批判的旗幟乘勝前進。一開始，所有這些都在毛主席的預見中，屬於其戰略部署的一部份，依然由毛主席親手操縱。因爲他老人家太自信了，並没有察覺到事情已經向相反方向轉化，還在不斷地鼓動説：群衆是真正的英雄。

　　非綫性單一因素的正反饋，也可能在一定階段保持穩定，那是在新環境下暫時轉化成負反饋的結果。不過，只要導致正反饋的因素没有消除，一旦受到某種激勵，它會重新累積起來，再次搆成正反饋，刺激社會發生震盪。單一因素反饋引起的社會痙攣與精神病人的發作相似。由於缺乏有效抑制，精神病人的興奮會誘發進一步的興奮，直到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才會安静下來。在病根没有消除之前，一旦出現新的誘因，新一輪的興奮會再度崛起。社會的病態也具有類似的突發性，週期性和不可預測性。所以，把由於某些特定文化因素過度復製而造成的社會震盪，稱爲文化精神病是恰當的。太陽聖殿教徒的集體自殺，以及文化大革命走向極端，均屬此類。

　　文革逍遥派對革命的前途抱有極大的疑慮，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影響革命派，防止革命激情持續昇温。爲了打消人們的疑慮，毛主席發出了“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鬥争中學會鬥争的”號召，提出“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方針。你擔心造反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嗎？只要當上了新世界的主人，後果難道還會於你不利？你不是不知道怎樣造反嗎？造起來你就會明白的。你只要相信，打破了舊世界，就一定可以造出新世界。至於怎麽創造，你先别管，在打破舊世界的過程中你就會知道的。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的説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必須是在肯定通過學習能够掌握游泳技術的前提下才能下水。如果要求别人在赴湯蹈火中學會赴湯蹈火，那不是存心害人嗎？文革初期，毛主席發動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衝擊政府機關，揪鬥領導幹部。我們不能肯定其用心險惡，但後來，因此造成了領導幹部與年輕一代的嚴重隔閡，再將罪責全部推在紅衛兵領袖們身上，至少已經説明盲目發動群衆運動的危險性。

　　“先破後立”本身就是違反事物發展規律的。如果僅僅是懷疑一切，對所有領導機關，制度政策問一個爲什麽，不僅不會帶來惡果，還有利於樹立民衆的獨立意識，培養創新精神。但是，不問青紅皂白，不分良莠地打倒一切，是要鬧出亂子的。任何文化體系，不論是學術成就還是政府組織，她的出現都有某種歷史的理由，任何文化系統的發育發展都遵循一定的規律。這不等於科學理論不能推翻，政權機構不能改革。事實上，隨着社會的進步，任何理論都會被更加深刻的理論所取代，任何政權組織都必須加以改造。但是首要的前提是，必須創造出更有效的理論，形成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的情况下，才能放棄現有的指導方針，終止目前仍然在運行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建立新的理論，貿然放棄現有理論，就等於放棄對實踐的理論指導，豈不成了盲人騎瞎馬？如果没有充分論证新組織原則的有效性，盲目打碎原有的國家機器，那不是製造無政府狀態嗎？當然，毛主席一竿子插到底的群衆運動，也只有在無政府狀態下才能發揮最大“效益”。

　　不管怎樣説，文革初期，一切都還在毛主席的掌控之中。可是，到了建立“三結合”政權組織的時候，在選擇領導幹部的問題上，各派群衆組織發生了分歧，嚴重的分歧演化成派别鬥争。這並没有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還不無贊賞地説：亂一點好，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衆。派仗不斷昇級，發展成真槍實彈的武鬥。毛主席仍然毫無懼色地説：這是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必要過程。事實上，過分渲染的政治空氣已經使全國人民進入了神經質。武鬥雙方都把選擇領導幹部問題，看成反修防修的大是大非問題，都説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没有調和餘地。戰場上，大家都高呼着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前進，也喊着同樣的口號倒在血泊中。勝利者因爲勝利而精神亢奮，再接再厲；犧牲者以無限崇拜戰勝了死亡的恐懼，孤芳自賞，坦然獻身。雙方都以爲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都對没有參加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綫而戰的人深感惋惜，寄予同情。

　　宣傳機器繼續鼓吹形勢大好，連續發佈各省市群衆組織實現大聯合和勝利建成革命委員會的消息，刊登各行各業突飛猛進，糧食生産大豐收的虚假新聞。企圖以强有力的輿論引導運動轉向，期待浮夸演化未來。人民日報開闢專欄，刊登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的通訊。通欄標題是“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某外國人説中國了不起，讚揚毛主席英明偉大的話，大量選登，反復再現。由於群衆的攀比心理作怪，熱愛毛主席的表達形式不斷昇級。開始是手持“語録本”佩帶像章；以後是早請示、晚匯報；九大期間時興“忠字舞”，成千上萬人上街遊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場面不斷上演，“三忠於，四無限”的鋼鐵誓言落地有聲。此風愈演愈烈，連用於製造戰斗機的鋁合金也做成了像章。還是江清一句話，才叫停了這一輪胡鬧。

　　瞎胡鬧也是一種創造，不過太出乎毛主席的預料了。爲了轉移群衆的視綫，藉口珍寶島事件，收繳群衆手裏的槍支。辦學習班促進革命大聯合，加快政權組織建設。可是，革委會的成立並没有遏止派仗熱情繼續高漲，各級政權組織無法正常運行，政治改革的目標眼看就要落空。毛主席不得不親自出面制止事態發展，部署清理階級隊伍的戰略任務，向各大專院校和群衆鬥争過分激烈的地方派遣工宣隊，軍宣隊，全國運動開始轉向。

　　爲了鼓動革命熱情，“九大”以後，江清還在不斷叫嚷“右傾”是主要危險，把鬥争的鋒芒指向一貫在中央内部“和稀泥”的周恩來。夾帶派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迅速形成高潮。群衆革命熱情不斷自我復製，終於形成不遏止的正反饋。武鬥卷土重來，全國局勢再次失控，因“九大”召開形成的“大好形勢”迅速出現危機。

　　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發，刺痛了毛主席的心，也打亂了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急忙點名鄧小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抓經濟工作。不過，他仍然堅信文革的初衷是能够實現的，果斷將王洪文推上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顯赫位置，即使調整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部署，着手籌備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徹底清算劉少奇和林彪兩個資産階級司令部的罪行。可是，王洪文上臺爲“四人幫”提供了大顯身手的機會。各地造反派組織重新活躍起來，各級革命委員會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把持軍隊實權的老帥們根本就不買王洪文的帳，培養接班人的戰略部署再次出現危機，毛主席這時才亂了方寸，不無遺憾地嘆息道：“文化革命已經十年，還是以安定團結爲好。”

　　如果把文革的失敗歸罪於群衆運動的破壞性，也不够恰當。一竿子插到底的群衆運動的確是强有力的，關鍵在於怎樣引導。社會潮流的破壞性，往往是相應文化因素正反饋的結果。然而，完全用社會傾向性正反饋的理論模型描述文革的歷史過程，也不够準確。即使在正常運行的社會體制中，出現某種社會潮流也是常有的事情。假設這種正反饋只限於某個局部，即使社會主流卷了進去，只要有足够力量與之抗衡，非綫性反饋的正面效應發揮到適當程度，也會受到遏止。但是，當整個社會被一種思想所壟斷，無論在當時看來這種思想多麽偉大，多麽正確，所有社會成員接受同一種理念，並屢次將其復製、放大、輸出、再復製、再放大，就會把社會推向病態的邊緣。文化精神病的惡性的發作，在所難免。

　　請注意：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毛主席在一次軍以上幹部會上，在談到資産階級法權問題的時候。把商品、貨幣、資本、産權、税收、工資等經濟要素，以及相關制度都歸併到資産階級法權的範圍内，把它們與剥削制度聯繫起來。在會見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的時候，曾反復强調：“我們現在正是列寧所説的没有資本家的資産階級國家。這個國家爲了保護資産階級法權。工資不等，在平等口號掩護下實行不平等的制度。”看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並不只是爲瞭解决一個劉少奇的問題。更高遠的目標是要利用自己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在有生之年，發動一次廣泛的社會實驗，率先在中國消滅私有制，鏟除復辟資本主義的土壤。爲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做出表率，爲全世界人民指明鬥争的方向。

　　毛主席曾不無自負地説，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這是偉大抱負的自然流露，也是對自我使命感的認同。經過大約十年準備，毛主席自認爲在理論上已經成熟。既然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七十歲高齡的毛主席是非下决心不可的時候了。可是，從“五一六”通知到他回到北京的四十多天時間裏，他的戰略部署却遭到劉少奇一伙的堅决扺制。踢開絆脚石，徹底鬧革命，戰鬥不得不從推翻資産階級司令部開始打響。

　　毛主席本打算用三年時間完成這場偉大的社會實踐。可是，運動的復雜性的確始料未及，群衆的革命熱情迅速向破壞性方面轉化，以至於完全失控。林彪事件突然爆發，使他意識到問題的確不那麽簡單。要實現共産主義偉大理想，必須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還需要發動十次，二十次文化大革命。在目前的條件下，資産階級法權不僅不能取消，還有必要予以加强。也許正是這個新的認識，動摇了他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决心。不過，這時毛澤東的思想已經鎖定在寄希望於文革的水平上，至死没有醒悟過來。

　　顯然，毛主席的想法來自對《資本論》的理解。擬議中的改革，包括文革中反復肯定的那些群衆性首創，都是和打破現有體制，攪亂社會運行規則有關。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讓大批優秀醫務工作者到偏遠山區去服務；工宣隊、軍宣隊、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學校和科研單位；工農兵佔領文藝舞臺，“黄泥巴脚杆”登上學校的講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中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教師和醫生實行評工分加補貼的制度；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突出政治，一切工作都成了革命任務，都賦予政治意義；無視經濟規律，不講經濟效益；以及五八年創建的“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文革期間出現的三結合領導班子，等等。一切都爲着衝擊現有價值體系，都是爲了在盪滌資産階級法權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民所有制的，非商品的經濟組織。在中國率先消滅三大差别，消除貧富懸殊，摧毁復辟資本主義的温床，爲人類的發展樹一個方向標。

　　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宏偉藍圖，僅僅是毛主席的一相情願，是個永遠不能實現的烏托邦。馬克思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堅持决定論的歷史觀。他一再强調，社會發展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階級鬥争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組建無産階級政黨，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産階級專政是消滅剥削制度的必由之路。馬克思的學説反映了資本主義誕生初期階級鬥争的實際情况，在指導早期工人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可是，二戰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化，迅速走進了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市場規律雖然還在發揮作用，然而，由於現代化生産的科技含量遠遠超過資本原始積累初期。在生産中發揮關鍵性作用的因素，已經不再是以時間爲單位的社會必要勞動，而是技術和管理，是人的創新能力。一項創造發明的社會效益很難用金錢來估量，獲得這項發明所必須付出的勞動，也無法换算成一般體力付出的必要勞動時間。公司賺取利潤的大部分來源是巨額的投資、知識的創新和科學的管理。白領階層在企業中的人數不斷增多，逐漸超過了藍領工人。被我們當成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不僅在人數上越來越少，相對素質不斷下降，而且已經淪爲離開了資本和技術，便無法生存的弱勢群體。其實，這種趨勢在第二次産業革命發軔的十九世紀末已經初現端倪。工人階級的生活狀况的確值得我們關注。可是，他們從來没有代表過，今後更無法代表先進生産力發展的方向。

　　盡管毛主席曾經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稱爲“紙老虎”，十億中國人每天都在念動“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咒語，毛澤東思想鼓舞着世界人民的戰鬥熱情。可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足以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全面崩潰的經濟危機並没有如期到來，列寧所指望的，足以引發世界革命的民族民主運動也没有按時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和國内矛盾均有緩减，帝國主義垂而不死。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陣容却發生了分裂，世界進入大分化，大改組的歷史時期。

　　世界潮流風回路轉，馬列主義的社會理論受到嚴重挑戰。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雖然没有被阻斷，然而，是否必須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必須建立無産階級專政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失去了肯定的答案。如果相信宇宙進程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人類社會的歷史並不是預定程序的漸次展開，社會發展規律就是一個永遠不會有最後答案的假問題。然而，毛主席却認定了馬列主義的方向，以自己威信作扺押，催促十億盲人，騎着瞎馬莽撞前進。這就是毛澤東從信仰的頂端迅速轉變成爲悲劇性歷史人物的根本原因。

　　文革的教訓是深刻的，慘痛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文革的歷史是我國現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共和國從幼年時代走向成熟的重要轉折。由於時代精神的局限性，有關文革的很多理論問題一時還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著名作家巴金提議建立文革紀念館，將有價值的資料收集起來，加以整理，爲未來學者的研究提供參考，很有必要。可是，文革資料已經嚴重散失，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大量毁損，收集整理文革資料的工作刻不容緩。最近有人在成都附近建立了第一個類似的博物館。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對文革資料實施搶救性保護，幫助我們的子孫永遠記住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防止他們重蹈覆轍，文革博物館的建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