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出現造成貧富懸殊，社會分工和政權組織的建立，使之演化成等級制度。由於對生産資料佔有關係不同，人們獲取勞動成果的多寡和方式不同，導致階級分化。和自然界中的物種一樣，社會各階級之間也存在着既鬥争又合作的關係。藤蔓植物和高大喬木之間是一種鬥争與合作相結合的關係，蜜蜂與開花植物的關係基本上是合作。鬥争加速物種之間的替换，造成跨越式進化，合作促進生態系統的完善與壯大。階級鬥争往往會引發社會革命，促使社會形態激變。激變的結果可能引導社會進步，也可能造成社會發展的停滯或倒退。階級合作促進社會和諧。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是多元化的，社會的發展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並非只有革命的道路才能促進社會進步，改良是社會進步更爲常見的形式。社會的進步需要階級鬥争，也需要階級合作，需要革命的因素，也需要非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因素。實現社會和諧的目標，更需要階級合作。

　　階級關係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只要存在社會分工，階級差别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人類社會的發展是階級鬥争的歷史，也是階級合作的歷史。資本家一旦消滅了工人，資本的增殖就不再可能；工人離開了資本、技術和科學的管理，便無法從事大工業生産。工人和資本家之間既鬥争又合作的關係，决定了他們不可能把對手當成真正的敵人，以消滅對手爲目標的鬥争，必然導致自身的消滅，是注定要失敗的。真正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國家政權，應該是資本家與工人共同執掌的政權，是階級合作的組織，也是非階級的政治合作組織。而把國家政權作爲階級鬥争工具是根本性錯誤，把歷史概括成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觀點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百多年來，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列寧曾經詛咒的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帝國主義被我們尊稱爲先進國家。民族民主運動還没有形成高潮，共産國際却已經自動瓦解。毛澤東所倡導的革命遊擊戰争尚未形成燎原之勢，星星之火已經熄滅。共産主義運動給人們留下的深刻的教訓是通過武裝鬥争，由貧民執掌政權，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行不通。即使像紅色高棉那樣，將資産階級——包括他們的子女——統統殺掉，也無法鏟除剥削和壓迫的根源。俄羅斯和我國革命運動的現實告訴人們，革命鬥争中涌現出來的新貴們，完全可以順理成章地登上權力的寶座，他們比自己的前輩更瘋狂。看來，鏟除剥削壓迫的途徑不是權力的轉移，而必須依靠發展科技，創造足以支撑現代化生活的物質財富，通過推行民主和教育的途徑，使人們轉變價值觀念，懂得生命的意義，讓剥削的觀念與三大差别同時消失。

　　恩格斯對此早有預感。他曾經説過，隨着技術的進步，知識在社會生産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衡量商品價值的方法將會失去意義。就是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可能過時，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實踐將失去理論基礎。自從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這個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重大的發明可能創造出空前的財富，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和社會運行方式。而創造發明却很難轉换爲以時間爲單位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衡量。比爾·蓋茨連續若干年成爲世界首富，並不是他剥削了别人的勞動。而是全世界因比爾·蓋茨的創造，從提高工作效率中獲取了巨大的好處。袁隆平創造的雜交水稻帶來的豐碩成果，不知是他所得回報的多少萬倍。而他研發雜交水稻所投入的時間，對於創造同樣産值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説，又不知是多少萬分之一。從這兩個極端的例证中不難看出，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可能以實現同樣産值所應付出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衡量在創造發明中物化在商品裏面的貢獻。按勞分配實只合於以體力付出爲主的勞動方式，按專利權獲得報酬才適合於創造發明者。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現實，摧毁了用剥削關係闡述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知識創新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不斷加强，帝國主義已經没有必要佔領别國的領土，掠奪别國的資源。他們在企圖主導世界發展的同時，更希望落後國家的經濟有所發展，技術有所進步，以便擴大高科技産品的市場。發展中國家不再擔心國際資本控制本國的經濟命脈，他們在引進技術的同時，也希望引進大量資金和先進管理模式，爲本國的富餘勞動尋找出路。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與個人之間，出現了廣泛合作的可能性。

　　最近，比爾·蓋茨宣佈將自己數百億財産捐獻給慈善事業，“股神”巴菲特也捐出了個人資産的百分之九十，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解决教育問題。其實，這種傾向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開始出現，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的壯舉就是一例。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曾經説：“帶這麽多錢進棺材，是不光彩的。”臨終之前，他把自己的積蓄捐獻出來，成立了一個基金會，首先爲全國教師設立了養老金，然後和各州政府合作創辦文化事業。到目前爲止，美國有數不清的音樂廳、圖書館、學校和其他免費的文化設施，都是用卡耐基的名字命名的。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將自己的巨額資産貢獻社會，會成爲一種時尚，並以國家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大工業生産是手工作坊强勁的對手。爲了免除失業的威脅，早期工人運動都以破壞機器設備，阻礙技術創新爲主要手段。隨着生産技術的提高，留給體力勞動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産業工人對資本和技術的依賴性越來越强。工人階級從來就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先進技術和先進生産關係的代表。他們中許多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已經逐步脱離了以出賣體力維持生計的群體，成爲技術乃至於資本的主人。而原來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已經淪爲離開資本和技術便無法生存的弱勢群體。他們不是先進技術的主人，而是技術的奴隸，是知識的奴隸。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必須關注這個群體的生活狀况。然而，賦予其領導階級的虚名，利用其不滿挑起社會鬥争，並不能推動歷史前進。

　　文革前後，黨的政策是把知識分子和工農群衆對立起來，通過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參加體力勞動，以消滅三大差别。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説：“知識分子也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提法使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的知識分子興奮了好一陣子。可是，政治熱情並没有因此而持久，因爲這種提法仍然源於階級鬥争爲綱的思路，出於實用政治的需要。其實，知識分子才是先進生産力和先進生産關係的代表。如果説的確需要消滅某種社會成分以消除三大差别的話，首先會被消滅的就是工人階級，而不是知識分子。工人階級走向消亡的途徑是努力提高工人的知識能力，實現技術現代化，用機械化生産代替體力勞動，讓工人轉變成知識分子。知識不僅是生産的力量，也是思想解放的力量。工人需要解放，知識分子也需要解放，而最後解放全人類的社會力量來自知識分子。社會進步需要階級鬥争，也需要階級合作。一味强調階級鬥争，强調無産階級專政必然引起歷史的倒退。

　　中國没有發生過文藝復興那樣的思想運動。我國近代風起雲涌的革命鬥争，並非原發於本土民主意識的覺醒，而是在西方列强壓力之下不得已的挺而走險，是一種被動的“起義”。我們的民衆普遍缺乏懷疑的膽識和批判的勇氣，缺乏獨立創造的精神。而我們從西方引進的精神財富却一再遭到曲解或神化，在各種社會理論本土化的過程中，摻雜了過多的迂腐、奴性、趨炎附勢，以及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强盗邏輯。重樹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的確需要來一次摧枯拉朽的思想運動，但不一定就是“文藝復興”。

　　歐洲由文藝復興而崛起，那是發生在四五百年前的事情。文藝復興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産生的負面效應也是巨大的。她造成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對立，誘發現代文明與原始文明的衝突，導致殖民主義的興起，讓弱肉强食的“叢林法則”重新進入人類社會。在漫長的中世紀，神權取代了人權，神性壓制了人性。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人性的解放成了時代的最强音。只要有利於冲破封建主義思想牢籠的主張，都成了革命營壘裏的坐上賓。科學精神、人文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無政府主義、野性和莽撞都是好東西。對上帝的虔誠，對私慾的克制，犧牲世俗利益而盡忠於主的美德，一概被斥責爲僞善；賤買貴賣，牟取暴利，嘩衆取寵，争權奪利，聚衆造反，弱肉强食，甚至革命營壘中玩弄權術、自相殘殺，都被視爲自然和當然的事情。在大亂中，風雲劇變，精英人物層出不窮。不少政治扒手、流氓竊賊、江洋大盗也乘機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思想解放的强勁風潮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熱情，促進了科學技術和生産力的發展，也激發了西方人向外擴張的野心。

　　今天，我們已經步入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心態遠非四五百年前西方人可比。我國從來就没有形成過一元神的正統宗教，上帝從來就没有俘虜過中華民族的心。中國人除了自私保守之外，絲毫也不缺乏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本能。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已經過度放大。你只要看看一樁樁經濟詐騙案件，略微瞭解一下觸目驚心的官場腐敗，就會知道中國人對金錢的野心已經用不着加以鼓勵。需要的是倒是讓享樂主義稍微收斂一點點，讓人們對社會正義和精神力量的敬畏有所提昇。

　　人們不可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西方發動文藝復興的年代，華夏文化正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那時的西方人已經知道東方文明的若干優點，但是他們却没有打算跟在我們的屁股後面爬行。如果真的這樣，他們就不可能實現對東方的超越。今天，

　　我們也不能走西方的老路。我們需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重樹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全體人民的創造熱情，共同探討振興中華的道路。

　　黨的十七大吹響了創建和諧社會的進軍號。何謂“和諧”？“和”者“口禾”，就是要做到人人有飯吃，解决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問題。“諧”者“皆言”，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做到無話不説。創建和諧社會的口號兼顧了人民生活與發揚民主建國精神兩個方面的需要，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况，是基於人性的訴求。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三十年經濟建設，我們的國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群衆的生活也富裕起來了。不過，目前的水平離“和”的要求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我國經濟總量雖然比改革前增長了很多，但是，我國人口多，人均收入還不算高。在收益分配上，兩極分化還相當嚴重。獲取收益的大部分資源，仍然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貧富懸殊的程度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危險標準，貧困地區群衆和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依然有困難。

　　我們是幸運的，國營企業改革雖然還不徹底，但是，國民經濟並没有因爲國營企業的改制進入陷阱，社會也没有出現人們所擔心的劇烈震盪。爲此我國工人階級的確做出了很大的犧牲。在企業脱離計劃經濟軌道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員工以獲得極其有限的社會保障爲條件，放棄了鐵飯碗，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謀生計，重新就業，化解了企業改制造成的巨大困難。政府和全國人民絶不會忘記他們在國家經濟轉型期間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允許農民進城務工不僅解放了農村勞動力，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也爲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城裏，農民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住最簡陋的房，拿最低的勞動報酬，享受最差的福利待遇。他們的子女没有接受正規教育的權利，他們的工作機會和人生安全最没有保障。同時，他們在勞動中煉就一付强壯的身板，一身過硬的本領。可是僅僅因爲没有足够的資金，獲得成功和發展的機會不得不大打折扣。只要設想讓有錢人和他們换位體驗，你就會發現他們不是孬種，不是生存意義上的弱者，而是不合理遊戲規則的受害者。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應該充分關注他們的狀况。

　　值得慶幸的是，各級政府已經開始着手解决這些問題了。各地陸續開始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定最低勞動報酬標準；爲低收入者提供失業保險、醫療衛生和養老保險；免除農業税，减免貧困地區學生的書學費；爲家庭困難的大學生提供助學金和助學貸款；推行經濟實用房制度，讓低收入家庭住上廉價實用房；取消農村和城市户口的區别，加快城市化步伐。目前雖然離“和”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但是，我們已經起步，步伐正在加快。

　　與“和”的要求相比，更困難的還是實現“諧”的目標。不過，實現這個目標的困難並非來自於物質條件不足，也不因爲經濟發展滯後，關鍵在於我們的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還保留着大量封建主義的殘餘，和許多革命戰争年代留下來的痕迹。是這些思想觀念和制度安排妨礙了民主與法制建設，阻礙了還政於民的進程，妨礙了創建多元化的政治體制。

　　有人説，如果把人們的思想統一起來，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不是就“和諧”了嗎？其實，那是不可能的。由於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方法不同，在任何社會中，思想一致都是相對的，不一致才是絶對的。文革初期，林彪提出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我們以革命的名義規定只能推行一種主義，宣傳一種思想，連人們説話的内容和方式都用游標卡尺統一了“口徑”。可是，“和諧”了嗎？没有！那不是“和諧”，是思想的戒嚴，是封建的專制，與我們提倡的“社會和諧”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只允許采用單一音調，聲音越大越不和諧。只有取締“一言堂”，充分發揮不同音調的作用，才能組成時代的交響曲，實現最大限度的和諧。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如果社會由單一因素所控制，她要麽因爲正反饋作用走向崩潰，要麽因負反饋作用形成内穩態，失去演化與發展的可能。如果社會由兩個相反因素所搆成的平衡控制，好比是由一個被捕食者（x）和一個捕食者（y）組成的生態系統。它們各自的增長率與自身數量成正比，還與它們的生存能力有關。其數量增長規律可以用以下微分方程組描述。

　　dx/dt=(m-ny)x

　　dy/dt=(px-q)y

　　如果m、n、p、q是不變的常數，微分方程組的週期解意味着兩者的數量會在一定的幅度上振動。如果m、n、p、q隨着x、y的數量變化，x、y之間的交互作用會出現非綫性，振盪幅度過大會引起激變。可見，兩個因素控制下的系統，比單一因素控制下的系統，其穩定性和創造性發展的可能性都有所增加。如果被捕食者由兩個不同物種搆成，當其中一個處於臨界數量及其以下時，捕食者必然調换捕食對象，系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崩潰。隨着影響系統的决定因素的增多，在系統穩定性得到增强的同時，隨機性也會有所增加，創造性發展的動力也會得到增强。

　　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受各種因素的支配。這些因素相互制約，相互關聯。如果思想高度一致，人們的精神創造基本相同，相應的社會傾向就會通過精神世界的反復放大，必將導致不可遏制的正反饋，最終使促進社會發展的力量走向自己的反面。文革的教訓告訴我們，强行統一思想必須依靠群衆運動或者訴諸行政的權力。必然壓制不同意見，破壞社會和諧。既然要創建和諧社會，就得承認思想不一致的合理性，承認各種思想自由傳播，自由競争的合法性，讓人們在競争中取長補短，求得共識。

　　像基因突變那樣，文化的創造非常偶然。“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體制中的人，對體制本身的問題往往看不清楚。因知識豐富而成爲權威的人，創新的意識反而容易枯竭。因此，並不一定名氣越大，地位越高人的意見越有價值。某些高明的創見，可能出自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只有創設寬鬆的政治環境，廣開言路，讓各種不同的見解自由發表，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思想纔可能涌現出來。在此基礎上，通過民主抉擇的法律程序，纔可能作出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文化選擇。把創造的權利集中起來，堅持以少數人自認爲先進的思想引領社會發展，遲早會鬧出亂子來。

　　創建和諧社會不是對人民的施捨，而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鞏固改革開放成果的需要。改革開放後出生的新一代，没有受到高度統一的社會意識的强力牽制，他們敢愛，敢恨，很少保守思想。應該相信，在有利於個性發展的社會理性引導下，在他們身上會逐漸孕育形成獨立的人格，新的社會風尚將逐漸形成。能够引導個性健康發展的社會理性，不是特定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標準，不是對權威的頂禮膜拜，也不是可以强迫人們接受的價值觀念，和對公共權力的貪婪。而是一種多元化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礎上的社會共生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並不是没有私慾，没有競争，没有嫉妒，没有讎恨。而是寬容精神足以把這些看起來會阻礙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轉變成了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從而達到和諧。

　　創造是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能，創造力必須建立在精神自由的基礎上。只有在自由競争中，人的創造力才能够得到充分的發揮，社會文化選擇纔可能得到優化。在這樣的問題上，任何越俎代庖和人工仲裁都是錯誤的，也是無效的。爲了保证社會健康成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創造性潜能，必須建立健全民主體制，防止少數人對權力的壟斷，防止他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民衆。更不能够允許操縱民意，以嘩衆取寵的方式壓制不同意見。應該創造條件讓各種思想，各種主張自由傳播，平等競争，讓每個人的精神世界都成爲思想的源泉，創造的場所，人性的發祥地。

　　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讓每個人都無話不説，心情舒暢，只是我國當前民主進程是主要内容，是爲最終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創設的必要條件。即使實現了和諧，仍然没有達到現代社會的要求。完整的民主政治不僅包括保障人民群衆的發言權和監督權，還必須充分保障他們對政權組織的選舉權和對國家事務的抉擇權。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發揮全體社會成員的創造性潜能，對國家龢民族的發展做出最佳的文化選擇。

　　推行民主與法制建設與國家實現和平崛起的目標是一致的。推行民主建國方針並不需要照鈔西方的民主制度。事實上，西方各國政體也没有統一的模式，而我國政治體制的某些方面比西方國家更先進。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國情。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只是一個總的目標，具體的行動方案必須根據我們的國情、民情而定。不過，無論怎樣，都必須讓全體國民逐漸樹立起民主意識，充分調動他們的智慧和積極性。只有這樣，才能成功開闢出過渡到現代社會的最佳途徑。我國目前所推行的行政權力適當集中的制度，對統一調動人力、物力、財力，發展公共事業，應對自然環境和國際環境的風險是有好處的。關鍵是需要建立一種能够充分調動人民群衆積極性的機制；加强人民群衆對各級政權組織的監督；切實做到權龢利的分離，堵死一切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道路。將各級政府建設成爲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向，自由發展的服務性組織。

　　早在上一個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説過，中國的民主要逐步放開。原國務院總理朱熔基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目前我國只是在村民委員會實行了直接選舉，今後要逐漸推廣到縣級、省市，直到中央。温家寶總理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中論述到：“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他在回答法國世界報記者提問時，還提到：“社會主義民主歸根結底是讓人民當家作主，這就需要保證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龢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環境下，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全面的發展。”

　　我們注意到，這些口頭上的承諾確實在一步步逼近人類文明的共識，一天天走向人性的起點。但是，我們國家的民主進程確實是舉步維艱，進展遲緩。因爲在我們所堅持的意識形態中還存在着大量封建殘餘，僵化的政治體制和冷戰時期的陰影還籠罩着我們。不過，巨輪已經擺脱擱淺狀態，航程將不可逆轉。我國政府一貫承認和尊重的《世界人權宣言》充分體現了人類共同奮鬥的價值理念。其中包括個人信仰不受干涉；私有財産不受侵犯；公民擁有思想和表達思想的自由權利；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這些都是不容詆毁的。雖然我們目前的政治理念和這些條款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差距不是不可彌合的。只要注意到我們國家領導人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正在轉向，你就會産生一種信任的力量。

　　有一種奇談怪論認爲，推進民主就是否定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的解放鬥争。《世界人權宣言》確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的價值觀，這種觀點的一個推論就是主權在民，人民擁有反抗壓迫的權利。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爲走向民主自由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二條第三款明確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這一意志應該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予以表現，而選舉應依據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權，並以不記名投票或相當的自由檢票程序進行。”政治並不僅指階級鬥争，政乃衆人之事，治就是管理和執行，這才是政治的本義。必須牢固樹立主權在民的思想。正當的政權轉移，應該源於人民的信任和委托。

　　解放初期，爲了防止反動勢力的復辟，實行專政似有必要。但是，共和國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人民的政權已經相當穩固。與此同時，蔣經國以極大的勇氣宣佈開放黨禁，取消反攻大陸計劃，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後，臺灣的民主法制迅速推進，島内政權兩易其手，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失而復得。在這種情况下，擔心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庸人自擾，或者另有圖謀的自作多情。自從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國際地位不斷提昇。隨着冷戰結束，國際共産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容的解體，經濟全球化、技術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不斷推進，出現了對我國發展極爲有利的大好形勢，爲在國内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當然，我們必須謹慎行事，努力實現平穩過渡，防止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和負面影響。有一種思路是建設性的，那就是首先打破理論禁區，廣開言路，發動人民群衆對治國的方針、政治改革的路綫，以及推進民主法則的方案開展討論，讓廣大群衆在討論中明辨是非、提高認識。在對問題没有取得充分共識之前不應該盲目行動。在推進民主的步驟上，可以從黨内到黨外。黨的施政綱領通過辯論的方式形成，黨的領導機關通過競選産生。待條件成熟以後，再推廣到社會上去。總之，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要避免一哄而起，防止發生群衆性惡性事件。我相信，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有對人性和人類發展的共識，我國的民主進程一定可以順利推進。一個自由、民主、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不久將會屹立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