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孟欽（馮孟欽,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文提要】陶器的器形種類、形態和紋飾等的發展邏輯軌迹是有迹可尋的，這是考察事物發展的宏觀方法。陶器的形態和紋飾是“文化”要素，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在相异的地方發現相同的陶器以及相同的紋飾，不管制法、火候、質地是否一致，都很可能説明族群的遷移。

　　【關鍵詞】嶺南　先秦　陶器　邏輯變化　

　　Abstract: In general way of speculating development of things, traces of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ypes, shapes and patterns of pottery can be seen. Shapes and patterns of pottery are elements that mostly reflect the typical ethnic culture. If similar potteries and patters are found in different places, it might be evidence of ethnic migration, no matter the way of making, the fire and texture of the pottery.

　　Key words: Lingnan Region　pottery of PreQin period　logical changes

　　

　　陶器是常見的古代物質文化遺存，也是最重要的一類遺存。史前考古學是通過遺存的空間關係尋求時間序列和發展變化規律的學問，陶器由於其易碎，更新速度快，反映時間變化敏感的特點，因而備受史前考古學家的青睞。本文嘗試通過對嶺南先秦陶器遺存（因陶器是新石器時代的産物，故重點放在新石器）做歷時態的考察，探尋其邏輯變化的軌迹，並作簡單的論述。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嶺南新石器時代的基本格局

　　不同的文化系統有不同的發展路徑，要探討陶器的發展，必須按不同的譜系分别進行。故首先要搞清楚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存在着多少個系統，是個什麽樣的格局。

　　1.  廣東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系統

　　迄今爲止，嶺南地區最早的出土陶器的新石器遺存是英德牛欄洞，但其出土陶片量少，細碎，不能辨其形態〔1〕。因此，也就不能明瞭牛欄洞和後來嶺南文化究竟有何關係。嶺南發現的最早的能辨器形的陶器應是甑皮岩一期的鉢形釜。就目前的情况看，廣東新石器時代至少存在四個系統。第一個系統姑且稱爲“甑皮岩系統”，其源頭目前可以追溯到甑皮岩一期〔2〕。甑皮岩遺址工作做得非常精細，被分爲五期。第一期只有一種鉢形釜，遂溪鯉魚墩早期的鉢形釜形態與此相似，但要進步許多。廣東封開簕竹口遺址第一、第二期〔3〕，在陶罐形態和甑皮岩遺址第二、第三期相似；而石峽遺址一期〔4〕、封開杏花鋪門窑址〔5〕、吴川梧山嶺遺址〔6〕晚期、高明古耶遺址〔7〕早期的高領罐，則與甑皮岩四期高領罐相似但年代可能要略晚。嶺南新石器的甑皮岩傳統在粤西、粤北一直到距今約五千年前都一直處於支配地位。這個傳統影響的最東界，是否及古椰而止？或是否已進入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在距今七千年以降的文化遺存是以白陶、彩陶爲代表的遺存。  

　　珠江三角洲白陶、彩陶與湖南新石器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鄧聰、區家發提出，作爲珠江三角洲彩陶代表的“大灣式彩陶盤”是受長江中游一帶大溪文化的影響而産生的〔8〕，何介鈞先生更從器物組合、裝飾工藝、彩陶、白陶幾個方面論证了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的關係〔9〕。顯然，如是何介鈞先生認爲的通過沅水經過西江進行的文化播遷的話，那麽，途經廣西就不可避免。但廣西彩陶發現較少，平南石脚山遺址只出少量彩陶〔10〕。石脚山和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聯繫證據目前並不充分，但高要蜆殻洲彩陶遺存中發現的屈肢葬與廣西桂林甑皮岩的屈肢葬應是同一傳統的繼承關係。

　　雖然證據還不充分，但從石脚山彩陶、帶狀刻劃紋等因素考慮，仍將珠江三角洲劃入“甑皮岩系統”。

　　第二個系統即石峽文化系統，粤北是其中心分佈區，也分佈於粤西（如烏騷嶺），個别因素到達珠江三角洲（如銀洲）。

　　第三個系統是環珠江口刻劃紋系統，以香港東灣遺址爲代表（見鄧聰《香港考古之旅》第50頁上圖）。這個系統可能是環珠江口土著獨創的考古學文化。

　　第四個系統是粤東前“後山類型”系統。包括梅州、汕頭至汕尾等地。這個地區發現較早的遺存是潮州陳橋村遺〔11〕。當時的報告已認爲陳橋村遺存的陶器“不論質料、形制和裝飾，都和廣東及鄰近省區一般新石器時代遺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然而，在後來粤東地區的先秦考古發現中，則主要屬於“後山類型”或“浮濱文化”。後山類型的年代相當於中原夏商之際或早商〔12〕，“浮濱文化”年代要比“後山類型”晚。介於陳橋村與後山之間的遺存尚未發現，因此，粤東的情况甚不明朗。

　　上述各個系統，在空間分布上並非自古一貫，一成不變的，除了甑皮岩系統，其他系統呈現“鑲嵌”式的形貌。比如粤北地區，前石峽文化時期屬甑皮岩系統的分佈區，之後被石峽文化取代，進入商周時期，則又與珠江三角洲趨同；珠江三角洲的彩陶遺存，年代區間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間，此前的情况資料較爲缺乏，其後的資料有東莞南城蚝崗遺址三期〔13〕和東莞圓洲一、二組〔14〕等；刻劃紋那套器物除了香港東灣，還有珠海寶鏡灣等，其上限可能在彩陶時期，下限不晚於蚝崗三期，分佈範圍很有限，主要在珠江口。

　　2. 廣西的新石器文化系統

　　廣西史前文化應有兩個系統，主要爲“甑皮岩系統”，包括“頂螄山文化”等；桂北部分地區屬長江流域，資源縣曉錦遺址〔15〕與湖南新石器文化具有緊密關係，應屬“彭頭山系統”（暫名）。當然，甑皮岩與湖南彭頭山文化有許多相似因素〔16〕，特别是罐類，究竟它們是什麽關係仍需再研究。也不排除它們本來就屬於一個更大系統的可能。

　　下面我們探討嶺南陶器的發展，僅以“甑皮岩系統”爲限。

　　二、嶺南陶器器形的發展

　　器形指器類。器物型態的發展變化備受考古學家的關注，這是類型學的核心研究内容。器形種類的發展變化，一方面可以明晰的反映出陶器工業發展的軌迹，另方面也是文化發展的鮮明綫索。道理很簡單，事物的發展都是從簡單到復雜的，陶器的種類的發展也是從單一逐步走向多樣化。多樣化到什麽程度，由當時人們的生活需要所决定，生活所需，無非鍋碗瓢盆，故陶器種類在達到一定數量後就不再增長。

　　早在十八世紀，西方人類學家就提出陶器發明於把粘土涂抹在易於着火的容器上的觀點〔17〕。恩格斯指出：“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産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18〕 因此，毫無疑問，陶釜是最早的陶器種類。目前嶺南最早的陶器發現於英德的牛欄洞洞穴遺址，根據測年結果，學者認爲已超過萬年，但只發現夾砂陶片，器形種類難辨，報告作者估計很可能是釜類。罐是繼釜之後出現的器物，在早期既是儲存器，也是水器。釜、罐兩者最初出現的時間不會相差太久。甑皮岩遺址被分爲五期，第一期只有釜，年代在距今12000～11000年間，第二期出現了罐，年代在11000～10000年，兩期相差約千年，但實際上兩者出現的時間差可能要小些，因爲只有煮東西的釜而没有起儲藏、打水作用的容器會很不方便。據初步觀察，嶺南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陶器器形爲釜與罐。釜、罐的區分經常困擾着考古工作者，有時並不細分，籠統地都叫作罐，因此，不能排除部分罐也可以作爲釜來使用。大致看來，釜作爲炊器，需要經火燒，故首先必須是夾砂的；二，爲了取用熟食方便起見，口的徑有一定要求，不能過小；三，爲了節省能源，至少在成熟期的陶釜應帶蓋，這就决定了其母口的出現。

　　在嶺南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其文化的發展進入了白陶和彩陶時代，進入了一個藝術創作的高峰期，出現了除釜、罐外的圈足盤、豆、碗、鉢、杯等，作爲器物附件的器座也在這時出現（咸頭嶺，蚝崗二期）。圈足盤或豆這類器物，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作爲主體部分的上面的盤，再加上一個起輔助作用的圈足。從邏輯的方向考慮，在罐與圈足盤或豆之間，應該先有盤的存在，然而，從嶺南的考古發現看，却並没有這樣的階段，咸頭嶺的盤是與圈足盤是同時存在的。根據學術界對彩陶的研究成果，我們也相信圈足盤和豆、碗都是和彩陶藝術一樣，是從嶺北傳進來的。也就是説，彩陶原不屬於甑皮岩傳統的東西，圈足的因素也是受惠於他人。

　　到了新石器晚期，約距今五千年以降，陶器器形没有增加，只是似乎支脚比器座更流行了（蚝崗三期只有支脚，没有器座）。蚝崗遺址第三期和珠海寶鏡灣一、二期可以作爲這個時期的代表。這種狀况到相當於中原商時期的嶺南地區没有大的變化。

　　珠江三角洲在彩陶之後開始流行磨光黑陶和幾何印紋陶，并且影響到粤西的雷州半島（遂溪鯉魚墩第②層出土陶器與珠江三角洲有許多相似點）。嶺南新石器時代的三足器，是外來因素，主要見於粤北石峽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只見於三水銀洲和東莞圓洲。

　　綜上所述，在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只有釜和罐兩種器物，到中期增加了圈足盤、豆、碗、鉢、杯、器座等，至新石器晚期除了個别地方吸納了三足器因素外，基本没什麽改變。

　　三、嶺南陶器器型的發展

　　器型指形態。嶺南最早的釜是鉢形釜，甑皮岩第一期，遂溪鯉魚墩早期都只有鉢形釜單種陶器。這是最簡單的器型，直口微敞，斜弧壁。除新石器早期出現過厚尖底外，釜類在數千年間都是圜底，其變化多在口沿部分，或者上部。釜的圜底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這個造型能最大的擴大受熱面積，達到節能降耗的目的，但例外的情况仍然存在。2007年筆者主持發掘洛湛鐵路粤境7處南朝至唐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其釜類全部都是平底的。這種不合理現象背後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釜類的發展首先是對鉢形釜（甑皮岩一期；作爲一種文化“survival”,即“遺型”，鉢形釜在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晚期到相當中原商時期的遺存中都仍存在，如東莞村頭遺址）的腹部加深，與此同時，在頸部的部位稍稍内收（甑皮岩二期），接下來是對口沿進行翻卷或外折（咸頭嶺文化），沿面内凹（草堂灣第一期），盤口（甑皮岩五期）。在珠江三角洲，到大約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園洲一、二組）或相當於中原商時期時才出現盤口，與此同時，沿面出現多道凹凸弦紋。釜類的發展變化軌迹是：直口微敞—直口—口沿略外侈；頸部微收—侈口卷沿—沿面内凹—母口—沿面多道凹凸弦紋。

　　罐類由釜類發展而來的，罐的功用是儲藏或裝水，因此，口不必大，將釜的口收窄就成了罐。釜、罐在後來的發展中界綫並不明晰，形態也接近。因此有時並未作嚴格劃分。應當説，在日常生活中，釜的必要性要大於罐，故有的報告中報導有罐，却没有釜，是不合邏輯的，在這種情况下，如果只能給予一個稱謂，則叫釜可能更符合實際。

　　罐類的發展，口：敞口（甑皮岩二期）—敞口或侈口（甑皮岩三期）—侈口或直口高領（甑皮岩四期）—盤口；頸：微束—束頸—高領；腹：斜直腹—微鼓腹—鼓腹—垂腹；肩：鼓肩（甑皮岩四期，石峽遺址一期，鋪門窑址，古椰早期）—折肩；尖底（甑皮岩二期）—圜底（甑皮岩三期）—圈足（圓洲一、二組，涌浪上層，由矮而高，至商時期的河宕，圈足已成喇叭狀）—平底（在廣東約在西周後出現）。圜底的東西擱在地上會偏向一邊而傾斜，爲了克服這個缺點，可以有多種方案，一是擱在三條支脚上（鼎的起源？），二是擱在器座上（圈足器的起源？），還有一個辦法是將圜底改成平底。所以平底是最進步的形態。在嶺南甑皮岩系統，没有發展出三足器，但圈足器發達，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直到相當中原的商時期都長盛不衰，并發展爲具有南方特色的文化因素。如小口鼓腹圈足罐，在珠江三角洲的香港涌浪、東莞圓洲、珠海寶鏡灣等遺址中都廣泛出土，這種罐的發展是直口與圈足的逐步增高，及至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末段和相當中原商時期，這種罐普遍見於閩西南的曇石山文化晚期、粤東的“後山類型”等，但隨着圈足的增高，這種罐已獲得了另外的名稱——壺。近年筆者在東莞謝崗榕樹嶺曾發現這種壺〔19〕。

　　嶺南陶壺起源的邏輯關係是：

　　小直口鼓腹圜底罐—小直口鼓腹貼泥片的矮圈足罐—直口高領鼓腹矮圈足罐—直口高領球腹高圈足罐（陶壺）

　　圈足盤（豆）的發展變化規律是：

　　從咸頭嶺（新時期中期）、魷魚崗（新石器晚期）〔20〕和竈崗（商時期）三個時期的圈足器看，圈足盤的發展分兩個部分，一是盤的變化，由斜壁發展爲弧壁，往容量增加的方向發展；二是圈足的變化，由矮而高，同時底緣外側逐漸向外撇，再進一步則在圈足外側加凸稜（凸弦紋），由一道凸稜發展爲多道凸稜。這種凸稜是商時期最常見的裝飾手法，如高領罐領部的凸弦紋，釜類口沿上凸弦紋，牙璋和大石鏟上的把柄部位的扉稜式裝飾都是。

　　四、嶺南陶器陶質、火候的變化

　　上個世紀50年代，考古界在增城金蘭寺遺址首次發現了廣東史前文化的“三叠層”，考古前輩曾總結廣東史前至先秦時期陶器的發展規律爲“砂—軟—硬”〔21〕，這個説法後來受到非議，現在看來，“砂—軟—硬”的説法，只要不把其絶對化，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是客觀事實的高度概括。從嶺南陶瓷史看，最早的陶器就是夾砂陶，只是隨着制陶技術的進步，才出現了泥質陶。由於早期的泥質陶火候不高，質地偏軟，故謂之軟陶。硬陶是陶器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産物，燒成温度已達千度上下，擲地有聲。從時代上説，出現硬陶已到了大約相當於中原的商時期，東莞村頭遺址晚期和深圳向南村等地這個時期的層位中就出土不少硬陶。當然，不能把“砂—軟—硬”絶對化，一見夾砂陶便以爲年代很早，那就大錯特錯了，須知在嶺南地區，在唐代仍可見到夾砂陶。所以，夾砂陶的年代，由其共存物來决定，如果只有夾砂陶，而不見泥質陶或其它晚的東西，其年代當然就早，如果有泥質陶與其共存，就得由兩者的形態、紋飾等决定其年代（測年當然是獲取絶對年代的必要手段）。

　　前輩學者對嶺南陶器的時代特點和規律一直是很關注的，除莫稚先生外，何紀生先生也曾提出過見解：“廣東古代遺址陶器胎質似有一種發展趨勢，即夾砂陶逐漸减少，泥質陶逐漸增多，如金蘭寺、石峽、深灣等地均有這種現象”，何先生做了一個統計來説明這個問題〔22〕。應當説，何先生這個見解是非常正確的。

　　甑皮岩一期的陶釜，胎質疏鬆，器表開裂，呈鱗片狀，製作粗糙，捏制而成。表面灰白色，較緻密，有一定的耐水性，而内層則非常疏鬆，遇水則立即解離開來。報告説：“它應該屬於未經過250℃以上温度燒制過的粘土，也就是説這一樣品是没有經過250℃以上温度燒制過的。”李文杰先生認爲這是處於由泥塑製品向陶器過渡的中間狀態的東西，尚未陶化，因此不宜稱爲陶器〔23〕。雖然甑皮岩一期的那件“陶釜”尚未算陶器，但可以相信，一旦火候到位，燒成的陶器就是那個樣子。

　　根據以往的測定數據，嶺南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夾砂陶火候約爲680度〔24〕，到中期燒成温度仍無提高，如珠海淇澳島後沙灣遺址一期和三竈草堂灣遺址一期陶片的燒成温度只有650度〔25〕，晚期火候有較大提高，可達900度以上，至相當中原商時期出現的硬陶，可達1000度以上。

　　五、嶺南陶器制法的發展

　　 從甑皮岩的發掘可以瞭解嶺南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陶器的成型技術。甑皮岩被分爲五期，年代在距今12000～7000年間，其中第一期的距今約爲12000～11000年，屬新石器早期前段；第二期至第四期距今約11000～8000年，屬新石器時代早期後段；第五期距今大約爲8000～7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前段。甑皮岩第一期的陶器成型方法爲捏塑法，通過用雙手直接捏塑而成；第二期～第四期是用泥片貼築法成型〔26〕；第五期部分器物采用泥片貼築法制成，多數經慢輪修整，除貼築法外，還可能使用了泥條盤築法，但報告並未説明。封開簕竹口〔27〕、深圳咸頭嶺〔28〕距今也在六、七千年，也是使用貼築（塑）法。大致到新石器晚期，如東莞蚝崗、圓洲一、二組，輪修流行，但是否是泥條盤築還有待研究。不過到商時期，泥條盤築肯定没問題了〔29〕。

　　 六、嶺南陶器紋飾的發展

　　如按陶器的起源論，最早的紋飾應是籃紋，但實際上嶺南發現的最早陶紋却往往是繩紋。繩紋從新石器時代産生時開始，一直流行到新石器時代結束，此後仍偶見使用，直至唐代，仍能在陶釜上見到。 

　　方格紋是南方古代幾何印紋陶的最早紋樣，也是最爲發達的幾何紋樣，英德青塘洞穴中就已發現方格紋，在嶺南地區，至少到唐代仍能見到這種紋飾。方格紋的發展在新石器晚期到戰國時期，變化繁複：它的四邊變化，直角變爲鈍角和鋭角，便成爲菱格；通過綫條數量的增加發展爲複綫方格紋；加對角綫再加圓點就成繁瑣的複綫方格對角綫圓點紋；方格紋加横綫或斜綫的進一步發展，就成方格加對角綫紋，它的規範化發展，便成了米字紋〔30〕。方格紋發展的另一個邏輯方向是單綫變複綫後格内不增加綫或點，而是繼續增加邊框綫條的數量，從複綫（雙綫）發展爲三綫、四綫，在增城西瓜嶺〔31〕竟達到了五綫。五綫是方格紋綫條增加的極限，尚未見到六綫的。西瓜嶺的方格紋盛極而衰，此後鮮見多綫方格紋。

　　繼方格紋之後出現的幾何印紋是曲尺紋。廣東最早發現的曲尺紋是石峽16號墓出土的一件鼎腿上刻劃的曲尺紋和增城金蘭寺遺址下層出土陶片上刻劃的曲尺紋〔32〕。

　　與曲尺紋大體同時的S紋，廣泛存在於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晚期遺存中，有各種各樣的變體和形式，並衍生出雲紋〔33〕，而曲尺紋派生出雷紋，成爲繼曲尺紋之後又一種主要紋飾〔34〕。而f紋（夔紋）又由雲雷紋、S紋派生出來的〔35〕。

　　米字紋出現後，幾何印紋陶開始走下坡路，它的時代大約爲戰國時期。秦統一中國後，政治的統一導致文化的統一，地域特色與民族特點减弱，到西漢時，全國大多數地方，包括嶺南，陶器的形態與種類都與中原大同小异。

　　　　七、結　語

　　陶器的器形種類、形態和紋飾等的發展邏輯軌迹是有迹可尋的，這是考察事物發展的宏觀方法。過去我們比較重視微觀分析，對宏觀的邏輯發展規律的探索未給予足够重視。本文僅是個嘗試，自知未能把事情説得透徹，當繼續探索。

　　陶器是一個整體，可以細分爲多個要素，其中，器物的形態和紋飾是“文化”要素，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陶器的制法、燒成温度與陶質等是“技術”因素，没有族界，最容易被採借而播遷。因此，如果在相异的地方發現相同的陶器以及相同的紋飾，不管制法、火候、質地是否一致，都很可能説明族群的遷移。通過對嶺南陶器的初步分析我們得出一個印象：桂林甑皮岩是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它向南發展的結果是南寧地區的貝丘遺址，包括頂螄山遺存；向東發展是粤西封開簕竹口、粤北石峽遺址一期、粤中咸頭嶺文化、高明古椰早期等；向東南發展是遂溪鯉魚墩、吴川梧山嶺。可以基本上肯定，廣東原始文化的主體主要是“西來”的。

　　

　　注釋：

　　〔1〕英德市博物館等：《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頁73。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頁54。

　　〔3〕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封開簕竹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7期。

　　〔4〕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頁30。

　　〔5〕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封開縣杏花鎮兩處新石器時代窑址》（未刊）。

　　〔6〕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吴川市梧山嶺貝丘遺址試掘簡報》（未刊）。

　　〔7〕崔勇：《廣東高明古椰貝丘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07年1月12日第2版。

　　〔8〕鄧聰、區家發：《環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議》，《環珠江口史前文物圖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ⅩⅤ—ⅩⅤⅡ頁。

　　〔9〕何介鈞：《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頁321。

　　〔10〕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廣西平南縣石脚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3年第1期，圖四。

　　〔11〕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潮安的貝丘遺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12〕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普寧池尾後山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7期；曾騏、吴雪彬：《揭陽榕江流域的後山類型》，《揭陽考古》，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236。

　　〔13〕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市南城區蚝崗遺址初步發掘報告》，《華南考古》第2輯，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頁151。

　　〔14〕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東莞市圓洲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0年第6期。

　　〔15〕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等：《資源縣曉錦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廣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頁101。

　　〔16〕何介鈞：《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7〕（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第一章注釋③、④，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1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頁19。

　　〔19〕馮孟欽：《東莞發現曇石山文化晚期陶壺》，《中國文物報》2005年11月11日第2版。

　　〔20〕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海市魷魚崗貝丘遺址發掘報告》，《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頁282。

　　〔21〕莫稚：《廣東考古調查發掘的新收穫》，《考古》1961年第12期。

　　〔22〕何紀生：《廣東南海縣竈崗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3期。

　　〔23〕李文杰：《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陶器的成型工藝》，《文物春秋》2005年第6期。

　　〔24〕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頁50“續表三”。

　　〔25〕黄素英：《淇澳島後沙灣、三竈草堂灣遺址出土陶片測試》，載《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同〔23〕頁31～34。

　　〔27〕同〔3〕。

　　〔28〕深圳博物館等：《深圳市大鵬咸頭嶺沙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

　　〔29〕同〔22〕頁206。

　　〔30〕馮孟欽：《珠江三角洲先秦陶紋母題與文化序列研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頁119。

　　〔31〕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東增城、始興的戰國遺址》，《考古》1964年第3期。

　　〔32〕徐恒彬：《廣東幾何印紋陶紋飾演變初步認識》，《文物集刊》第3輯，1981年。

　　〔33〕同〔30〕頁118。

　　〔34〕同〔32〕頁205。

　　〔35〕同〔32〕頁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