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昉（劉昉，深圳南頭古城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址進行了簡要概述，通過對城址規模、形制布局、築造技術、遺迹遺存等考古資料較爲全面的梳理和初步研究，揭示出中國早期城邑經歷了濫觴期、發展期、成熟期，逐步從環濠聚落到都城的發展過程。

　　【關鍵詞】新石器時代　聚落　城址　發展階段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archaeological city sites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excavated in China so far. By overall combing and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size, the arrangement, the building techenology and the relics, etc, elucidates that the early Chinese city sites grew up from the settlements to the capitals, experienced the primitive period, the developing period and the matured period.

　　Key words: Neolithic period　settlements　city site　development period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城的出現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城”，在《説文解字》中釋爲：“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禮記·禮運篇》説：“……城郭溝池以爲固，……。”《墨子·七患篇》謂：“城所以自守也。” 《古今注》雲：“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孟子·樑惠王》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死而弗去。”《吴越春秋》謂：“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始也。”《管子度地》釋曰：“内爲之城，城外爲之郭。”秦蕙田在《五禮通考·社稷篇》中説：“而城垣所以衛人，且浚隍爲城，亦土之功用。”從這些歷史文獻可以看出，城的概念是以防禦爲主要内涵的。

　　歷史文獻中有關城的初始時期的記載各有其説。《史記·封禪説》雲：“黄帝時爲五城十二樓。”此説雖乃方士之言，似有讖會之嫌，但《史記·五帝本紀》中確有載“皇帝邑於涿鹿之阿”。《事物紀原》引《軒轅本紀》雲：“黄帝築城邑，造五城。” 又引《黄帝内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書紀·神農之教》説炎帝之時已有“石城湯池，無粟不能守。”《吕氏春秋·君守篇》曰：“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太平御覽》卷192 引《博物志》則雲：“…禹退作三城，……，城郭蓋禹始也。” 與所謂三皇五帝傳説時代相對應的考古學年代大致爲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這一時期的城址迄今爲止已發現約七十座，從而印证了歷史文獻的記載。綜觀這一時期城址，可以大致分爲濫觴期、發展期和成熟期三個發展階段。

　　一、濫觴期——從環壕聚落到早期城邑的演進

　　從已公佈的考古資料來看，早期城邑是從環壕聚落發展而來的。湖南澧縣八十垱遺址是目前發現的最早一處有環壕和在溝内側堆築土圍的聚落〔1〕。 遺址位於古河階地之上。有橢圓形壕溝及用土築圍墻。遺址内發現10多座地面式房址及灰坑、墓葬等遺迹〔2〕。 

　　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大量聚落遺址中，目前面貌較清楚、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西安半坡、臨潼薑寨和安徽蒙城尉遲寺環壕聚落遺址。半坡遺址面積約3萬平方米，平面呈近圓形，圍以大型壕溝，溝寬6～8、深5～6米。溝内側有帶狀硬土堆積，疑爲圍墻建築。薑寨遺址面積1.9萬平方米，壕溝圍成橢圓形，溝寬和深均僅約2米，發現了2個門址。這兩處聚落遺址均由壕溝將居住區和窑場、公共墓地隔開，居住區内由中心廣場和朝向廣場的房址群組成，而其中的中心大型房址均未發現有炊竈遺迹。發現有窖穴、灰坑遺迹〔3〕。尉遲寺遺址亦發現有大型環濠，溝寬約30、深約4.5米。遺址平面呈橢圓形，以該遺址爲中心周圍分佈有十五處大、小型遺址群〔4〕。

　　從上述遺址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聚落規模一般較小，但已經開始由早期布局單一，内涵簡單發展到中期開始出現居住區、生産區、墓葬區相分隔的區劃布局，並有城門及通道連接。墓地也有分區埋葬現象。開始出現有中心建築的居址規劃（如中心廣場、中心大房址）。而且出現了地面房屋建築和窖穴遺迹。此期無論是從壕溝還是圍墻來看，其防禦功能缺少軍事色彩，而主要是爲了防洪、防盗、扺禦野獸、防止兒童和牲畜走失等，同時也有“分區”“隔離”之用。通過研究這些聚落遺址，應該説聚落與城邑的區别並不是從以壕溝爲重到以城垣爲重的防禦設施重心的轉移，而是諸如布局規劃、建築形制等功能内涵的變化。城墻的産生汲取了壕溝的經驗，但都是作爲防禦設施，似不能過分强調兩者時間上和發展層次上的承接關係，而是隨着生産水平、地理環境和社會需要等强化了相互間的互動關係從而使各自不斷變化發展。可以肯定的是，出現有城墻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城址無疑是在環壕聚落的建造技術和建造形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二、發展期——新石器時代中期城址

　　新石器時代中期城址在湖南、山東、河南等地均有發現。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始建於大溪文化，沿用到石家河文化中期。城址周圍分佈着數百處大溪、屈家嶺至石家河文化的遺址。城址平面略呈圓形，面積約9萬平方米。夯土城墻外環繞有城壕，寬約35、深約4米。城垣用大塊河卵石以平夯法建墻基堆築而成，開有四門，其中北門爲水門，門内爲一近圓形内港，通過水門與護城河相通。城址中心有夯土臺基，城内發現有道路、水井、制陶區以及橢圓形祭壇遺迹。城西、北有土坑墓和翁棺葬墓地〔5〕。

　　山東滕州西康流城址位於兩河交會的河旁高地上,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平面近圓角方形，面積3.4萬平方米 。遺址出土有石器、陶器和骨器〔6〕。

　　魯西陽谷縣王家莊城址始建於大汶口文化早期，沿用到龍山文化時期。城址平面呈東北到西南向的圓角扁長方形，面積約4萬平方米。采用束棍夯築城垣。

　　河南鄭州西山城址屬仰韶文化晚期。面積3.5萬平方米。城垣采用小板塊夯築法挖基建成。城内中部、東南部爲南北成排分佈的居住區，中部發現面積達100平方米的大房址。東北部和西城垣外西側分佈排列有序的墓葬。各區之間有道路相通〔7〕。

　　内蒙古準葛爾旗白草塔城址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北方石城。始建於海生不浪文化時期，延用到老虎山文化時期。城址位於面向東南的階地狀臺地上。城址三面斷崖，東面爲土石混築的石垣〔8〕。

　　山東丹土城址始建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後期又連續廢棄、擴建兩次到龍山文化中期。早期城址平面爲橢圓形，龍山文化中期呈刀把形〔9〕。 

　　上述城址在結構上雖然還保留有環壕聚落的一些特點，但城墻修築技術進一步提高。夯土城址出現，防禦功能進一步加强。布局區劃更加規整有序，更加復雜化，開始出現大型夯土基址、手工業作坊和宗教祭祀建築基址。通過這些城址可以看出已經基本具有城的功能和性質。此期城址在選址上有較强的承接性，大都是在前期聚落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城址不僅爲龍山文化時期城的大量涌現奠定了基礎，而且孕育了龍山時代中心城的形成。

　　三、成熟期——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址

　　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址，目前已發現六十多座，本文分以下幾部分加以論述：

　　1. 黄河上游阿善三期文化—老虎山文化城址

　　目前發現近20座 ，均爲山地或臨河臺地的石城。相對較爲集中地分佈於包頭附近的大青山西段南麓、準格爾旗與清水河之間的黄河兩岸和凉城岱海的西北岸三個區域。

　　大青山西段南麓由西向東依次分佈有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威俊及納臺石城。均位於大青山山前臺地，多跨越二三個東西並列臺地。發現有石城垣、半地穴式和地面石墻式房址、石堆、石圈祭祀建築和近300米的巨型石墻建築遺迹。城址總面積爲2—5萬平方米〔10〕。

　　準格爾旗南流黄河兩岸石城址目前發現有準格爾的白草塔、小沙灣、寨子塔、寨子上和清水河縣的馬路塔、後城嘴六處，均位於臨河臺地上，發現有石城垣、半地穴式和地面石墻建築。其中寨子塔的兩道石垣上有加寬的城門和暸望臺之類的設施。後城嘴面積總達40萬平方米，石城内的白灰面方形房屋從北向南整齊排列。還可見分層收縮的高層石砌建築〔11〕。

　　海岱西北部地區迄今發現的石城計有凉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廟坡4座。這些城址均位於面向開闊平地的數個臺地上，各城址的石垣均沿山脊而行，平面形狀多不規整。居址内的房址平面多呈“凸”字形。其中老虎山面積最大約13萬平方米，發現有陶窑，已經形成了空間上的功能分佈。該遺址與板城遺址均發現有祭壇遺迹〔12〕。

　　中國北方石城大多地勢險要，有明顯的軍事防禦功能，新石器時代晚期石城在前期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多數城址發現有祭壇遺迹，從一個方面説明石城及其區域的形成除了血緣紐帶的聯繫，同時也强調宗教信仰的凝聚力。無論從城址規模和城址内涵來看，此期石城之間没有明顯差距，老虎山城址規模較大，内涵相對而言較爲豐富，有可能具有重心地位，但總體來看不似黄河中下游地區中心城址功能卓然。

　　2. 黄河中游龍山文化城址  

　　主要集中於今河南省和晋南地區。有河南淮陽平糧臺、郾城縣郝家臺、輝縣孟莊、安陽後崗、平頂山東郊城店、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博愛縣金城村、温縣徐堡龍山城和山西襄汾陶寺村龍山城。

　　平糧臺龍山城平面呈正方形，總面積5萬平方米，城垣平地起建，係小板堆築法夯成。發現有城門和土坯壘砌的門衛房，城内發現有夯土高臺建築基址、長方形排房及陶窑遺迹。尤其在城門路土下發現呈“品”字形壘砌的陶水管道〔13〕。

　　郝家臺龍山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3.2萬平方米。夯土城垣係挖槽建成，外側有壕溝。城内發現有長方形排房基址及木板地面遺痕，以及陶窑、窖穴、水井、墓葬等遺迹。該遺址延續到二裏頭文化期〔14〕。

　　孟莊龍山城平面近方形，面積16萬平方米。城垣係堆築法束棍夯打而成，外側有環壕，深5.7米。城内發現有房址和水井遺迹〔15〕。

　　後崗龍山城面積約10萬平方米，發現有夯土城墻。整個城址規模從龍山文化中期到晚期不斷擴大。二期發現有臺基建築、散水裝置及水井〔16〕。 

　　王城崗龍山城分爲東西並列兩座小城。東城大部分被河水冲毁，僅存西南角。西城爲後期利用東城西墻所建，面積近1萬平方米，城墻係挖槽填土逐層夯築而成。城内中部和西南較高地方發現斷續的夯土建築臺基和奠基坑。城址使用時間較短〔17〕。 

　　古城寨龍山城平面呈東西長方形，面積176500平方米。城垣係挖槽小板築夯打而成，外有壕溝環繞，寬34~90、深4.5米。城内發現有大型高臺夯土回廊式建築和大型廊廡式建築，還發現有房址、陶窑、水井、墓葬等遺迹〔18〕。 

　　陶寺龍山城平面呈圓角長方形，面積約200萬平方米。城垣係夾板石砸夯築而成，南墻發現有兩道、北墻有三道。大城内西北部爲陶寺文化中期小城，大城南墻外近墓地處還有一小城。城址内發現有高臺建築基址，東南部發現多處大型窖穴，估爲倉儲區，整個城址布局較爲復雜。城址遺存豐富，發現有紅銅鈴與砷青銅齒輪形器、朱書“文字”、等級墓葬、禮樂重器等〔19〕。 

　　3. 黄河下游龍山文化城址  

　　集中在山東省，有壽光邊綫王、章丘城子崖、鄒平縣苑城鄉丁公村、臨淄田旺、滕州市官橋鎮尤樓村，魯西的陽谷景陽崗、王家山、皇姑冢、茌平縣樂平餔鎮教場餔村、尚莊、樂平餔、大尉、東阿縣王集、魯東五蓮縣丹土等約14座龍山城，此外在兖州西吴寺、蒙陰吕家莊、費縣古城等遺址也發現有龍山城的綫索〔20〕。 

　　邊綫王龍山城有兩個城圈，内外圈爲依次擴建形成。早期平面呈近圓角方形，面積僅約10000平方米；晚期呈近不規則的方形，面積約57000平方米。城垣係用河卵石夯築築而成，已發現東、西、北三面城門缺口〔21〕。城子崖龍山城面積20餘萬平方米。城垣由堆築、板築結合，挖基築成。已發現南北門之間有道路連接，似有門衛建築。城内有大型建築基址和水池遺迹〔22〕。 丁公龍山城平面呈圓角方形，面積約11萬平方米，城垣堆築而成，屬臺城，城門形制、結構應和城子崖相似。該城址發現有面積較大的房址、陶窑以及陶文〔23〕。田旺龍山城平面呈圓角竪長方形，面積約15萬平方米，夯築城垣。城内發現有祭祀坑〔24〕。尤樓龍山城發現於薛國故城郭城中。平面呈方形，面積10000平方米，周圍有壕溝圍遶，但未發現明顯城垣。似屬龍山城中的臺址〔25〕。

　　魯西發現的八座龍山城可分爲兩組：北組以教場餔龍山城爲中心，周邊分佈有尚莊龍山城、樂平餔龍山城、大尉龍山城和東阿王集龍山城。其中教場餔龍山城平面呈圓角横長方形，面積約40萬平方米，存有墻基，城内有大小兩座大型夯土臺址。其餘三座城址面積爲3~35萬平方米〔26〕；南組以景陽崗龍山城爲中心，周圍有丹土城、王家山城、皇姑冢龍山城。其中景陽崗龍山城平面呈扁橢圓形，面積約35萬平方米，城垣係堆築、板築結合挖基築成，已發現三個城門。城内中部偏北有大小兩座大型夯築臺址，從發掘資料看應爲大型宫殿基址和祭祀遺迹〔27〕。丹土龍山城平面呈不規則的圓角方形，面積約25萬平方米。發現有成片分佈的夯土和紅燒土遺迹，出土有玉禮器。其餘兩座龍山城面積分别爲4萬平方米和6萬平方米〔28〕。 

　　山東龍山文化城多爲臺城，一般都有環壕，主要是取土築城而形成。堆築和板築相結合是城垣建築技術的一大進步。尤其是出現了具有明顯中心地位的大型城址，這些無不代表了早期城邑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4. 淮河流域龍山文化城址

　　安徽固鎮垓下龍山時期城址是淮河流域發現的第一座史前城址。城址總面積近20萬平方米，主體平面形狀大致呈弧角長方形。城址由城墻（即土垣）、城門、護城河、道路與排水系統、夯土建築基址、紅燒土遺迹、活動場、窑址、水井、灰坑等不同時期的多類遺迹組成。城墻的搆築方法較簡單，主要是堆築法，局部堆積層似有夯打或砸擊的迹象。城墻内側不同時段堆築的墻體邊緣均開挖南北向的排水溝。發現城門缺口4處，有陸門和水門之分。護城河總長約1600米，東、南段以及西段大部分由人工開挖形成，北段則利用自然河道（沱河），相合結合，貫通繞城〔29〕。

　　5. 長江上游寶墩文化城址 

　　目前發現有新津寶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魚鳧城、郫縣古城、崇州雙河城、紫竹村等6座寶墩文化城址〔30〕。

　　寶墩城址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面積60萬平方米。城垣係平地起建，堆築法夯築而成。城内發現有大規模建築遺存及墓葬等遺迹〔31〕。芒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面積約12萬平方米。城垣分内外兩圈，係堆築法夯成。魚鳧城平面呈西北至東南向的不規則五邊形，面積約32萬平方米，城垣係斜坡堆築法築成。陴縣古城平面呈西北至東南向的長方形，面積32.5萬平方米。城内中部發現有面積達550平方米的大型禮儀性建築及房址等遺迹。其房基建築較一般房址具有明顯先進性〔32〕。雙河城址基本呈正南北向，面積約15萬平方米，城垣分内外兩圈，間距約爲15米。紫竹城平面呈方形，面積超過20萬平方米。城垣係平地起建堆築而成，分内外圈，兩圈相距10~15米〔33〕。

　　上述6座寶墩文化城址可分爲兩種形制：一種是有兩重城垣的城址，均坐落於平原邊緣近山地帶；另一種只有一重城垣，分佈於平原的腹心地帶或河流的下游地區。六座城址均没有環壕設施，與各自河流、臺地的方向相一致，由此增加了城址的抗洪能力。城墻的建築方法均爲平地起建斜坡堆築。

　　6. 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城址  

　　主要有湖北天門石家河、石首走馬嶺、澧縣城頭山、江陵陰湘城、荆門馬家垸、應城縣門板灣、公安縣鷄鳴城〔34〕。 

　　石家河城址坐落於石家河文化遺址群中心部，周圍分佈有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約30處。城址面積約120萬平方米，城垣外環繞以壕溝，建於屈家嶺文化中晚期，石家河文化期最爲興盛。城址内發現宗教祭祀、手工業作坊區、居住區、墓地等遺迹〔35〕。馬家垸城址平面呈梯形，總面積約24萬平方米。城垣爲平地起建，外有環壕與古河道圍遶。四面均發現有城門，其中流經城内的一條古河道連接東西垣上的城門，似水門。城内北側發現有一片建築臺基。陰湘城平面呈圓角長方形，殘存面積約20萬平方米。有夯築城垣和環壕（寬約20米）。四面發現有城門，其中北門似爲水門，城内東部爲居住區，有較大的分間房屋〔36〕。走馬嶺平面呈不規則横橢圓形，總面積7.8萬平方米。城垣上有數處缺口，有些缺口兩邊有圓形土臺遺迹，西墻南門似爲水門。城垣外有護城環壕。城内東北部爲主要居住區。門板灣城址平面呈方形，面積20多萬平方米。發現有環壕、城垣和城門。城址内布局較規〔37〕。城頭山城址平面呈近圓形，城内面積7.6萬平方米。夯築城垣外有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結合的環壕。寬約35~50、深約4米。四垣有城門，其中北門似爲水門。城内東門正中有寬約5米的河卵石路面。中部發現有夯土臺基式的房屋建築。偏西部爲墓葬區。面積約15萬平方米。城垣寬40~60米，有護城河環繞，寬40~70米，城内發現有兩處不規則圓形臺地〔38〕。 

　　上述古城址一般坐落於近河臺地上，受地理條件所限，形制多不規則。城垣均爲平地起建夯築而成，有壕溝環繞，且多利用自然河道與人工圍壕相結合，均較寬淺。所謂水門應該兼具交通、用水和排水等功能，爲此類城址一大特點。另一個特點是城址規模較大，尤其石家河城址是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特大型城址之一，也是該地區目前發現的最大城址，具有中心地位。

　　7. 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城址  

　　良渚文化城址多分佈於太湖流域。目前較有代表性、較爲確定的有浙江餘杭莫角山，江蘇崑山趙陵山、武進寺墩、連雲港滕花落城址。而江蘇吴縣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均發現有古城性質的遺存。

　　餘杭良渚古城遺址略呈圓角長方形，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是目前所發現同時期最大的古城。城墻寬40~60米，石頭基礎以上用較純净的黄土堆築而成，並在其中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墻防水能力。城墻内外均有壕溝。在其周圍約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裏，分佈着130多處良渚文化遺址。其中有反山、瑶山、匯觀山等良渚文化貴族墓地和祭壇，有面積約3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臺基——莫角山遺址〔39〕。

　　趙陵山城址位於整個遺址中心部位人工堆築的大型土臺上。土臺殘存面積約3000平方米,周圍有河道相圍。土臺南部發現大面積呈大土坯狀的紅燒土層。北部是祭壇和貴族墓地〔40〕。寺墩城址有兩重河道環繞，將遺址分爲内外兩區，内區爲一橢圓形土臺，原臺地面積約十幾萬平方米，現主體已被毁，估爲祭壇遺址所在,周圍有一條環繞成方形，寬20米的“内河”。墓葬集中分佈於内河外周邊的二級臺地上，外圍又有一周河道環繞。以“外河”爲界，總面積約90萬平方米〔41〕。

　　從上述城址可以看出，長江下游古城址因其地處河流密佈的多水地域，多利用河流水道搆成護壕或就勢分隔成區。城墻營建方式具有較强的軍事和防洪功能。以良渚古城爲中心，祭祀建築遺址和貴族墓地均建於人工堆築而成的大型臺地上，拱衛形成主要組成部分。而從遺址出土的大量玉器等禮儀性遺存，充分説明良渚文化宗教神權的統馭凝聚力遠大於軍事的强制性權力。

　　四、結　語   

　　就目前所知在中國境内北起内蒙草原，南扺湖南北部，西到成都平原，東至東海之濱的遼闊區域都發現有新石器時代聚落或古城遺址。從聚落發展到城，從簡單到較爲復雜的布局形制，不僅是建築水平和建築技術的進步，同時也是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生重大變化發展的物化體現。無論是北方石城，還是南方水城、中原的夯土城，它們都是當地居民因地置宜、就地取材的結果，是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綜合載體。因此城的起源如同文明起源一樣並不是單一的而亦應是多元的。隨着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不斷變化，城的布局結構、建築方式、建築技術、内涵性質亦隨之不斷提高和延伸發展，到龍山時代後期，寬大的壕溝、高大的夯土城墻以及大型高臺建築基址充分説明瞭此時城具有了“國家機器”性質。城址規模的擴大和手工業作坊區的出現表明社會經濟較前有進一步發展。當然這種提高、發展的水平和速度各地區並非同步，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基礎上各個地區先後從新石器時代進入到青銅時代。第一個王朝——夏朝建立，伴隨着王權的確立，都城隨之首先在中原大地上出現。至此，中國城市在早期城邑的基礎上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注釋：

　　〔1〕任式楠：《我國新石器時代聚落的形成與發展》，《考古》2000年第7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夢溪八十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2期。 

　　〔3〕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西安半坡博物館等：《薑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日］杉本憲司：《關於中國古代都市文明的形成》，《西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城址調查與試掘》，《文物》1993年第12期；《澧縣城頭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何介鈞：《澧縣城頭山屈家嶺文化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何介鈞：《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蔣迎春：《城頭山爲中國已知時代最早城址》，《中國文物報》1997年8月10日。

　　〔6〕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滕州市西康留遺址調查與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第3期。

　　〔7〕楊肇清：《試論鄭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質》，《華夏考古》1997年第1期；許順湛：《鄭州西山發現黄帝時代古城》，《中國文物報》1995年11月12日 。

　　〔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準葛爾旗白草塔遺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版。

　　〔9〕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ZK)]

　　〔10〕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6年第6期。

　　〔11〕魏峻：《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的初步分析》，《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2〕同注〔11〕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臺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5〕袁廣闊：《輝縣孟莊發現龍山文化城址》，《中國文物報》1992年12月6日；《1994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輝縣孟莊遺址》，《中國文物報》1995年1月29日。

　　〔16〕尹達：《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版。

　　〔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蔡全法、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發現龍山時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9〕解希恭主編：《襄汾陶寺遺址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20〕張學海：《試論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21〕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進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2〕張學海：《城子崖與中國文明》，《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齊魯書社1993年版。

　　〔23〕山東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鄒平丁公遺址發現龍山文化城》，《中國文物報》1992年第2期第一版；山東大學歷史係考古專業：《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24〕魏成敏：《臨淄區田旺龍山文化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25〕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試掘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4年6月26日。

　　〔26〕張學海：《魯西兩組龍山文化城址的發現及對幾個古史問題的思考》，《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7〕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陽谷縣景陽崗龍山文化城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年第5期。

　　〔28〕羅勛章：《五蓮縣丹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9〕中國文物信息網：http://www.ccrnews.com.cn/100027/100028/100034/22511.html

　　〔30〕張之恒：《長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東南文化》1998年第2期。

　　〔3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四川新津縣寶墩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四川新津縣寶墩遺址1996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1期。

　　〔32〕《成都平原發現一批史前城址》，《中國文物報》1996年8月18日；《成都史前城址發掘又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7年1月19日。

　　〔33〕張擎：《寶墩文化》，《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34〕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35〕北京大學考古係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石河考古隊：《湖北省石河遺址群1987年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6〕江陵縣文物局：《江陵陰湘城的調查與探索》，《江漢考古》1986年第1期；岡村秀典等編：《湖北陰湘城遺址研究（Ⅰ）—1995年日中聯合考古發掘報告》，《東方學報》（京都）第69册，1996年；荆州博物館等：《湖北荆州市陰湘城遺址東城墻發掘報告》，《考古》1997年第5期。

　　〔37〕張緒球：《屈家嶺文化古城的發現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張緒球：《石首市走馬嶺屈家嶺文化古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3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鷄叫城古城址試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5期。

　　〔39〕楊楠：《餘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築基址》，《中國文物報》1993年10月10日。

　　〔40〕江蘇省趙陵山考古隊：《江蘇崑山趙陵山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週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 錢峰：《趙陵山遺址發掘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2年8月2日；車廣錦：《良渚文化古城古國研究》，《東南文化》1994年第5期。

　　〔41〕南京博物館：《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的試掘》，《考古》1981年第3期；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年第2期；江蘇省寺墩考古隊：《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第四、五次發掘》，《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週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