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宏（王　宏，中山大學人類學係，副教授。）

　　【中文摘要】我國的考古發掘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搶救性發掘，本文結合參與配合性發掘的實踐，簡要論述如何開展考古學研究和與自然科學結合的課題研究。

　　【關鍵詞】搶救性發掘　課題研究

　　Abstract: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are mainly planed to combine with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is dissertation elucidates how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items combined with natural science in practical salvage excavations.

　　Key words:salvage excavation　subject-oriented research

　　

　　長期以來，我國奉行“保護爲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護方針，以科研爲目的主動性發掘非常少，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搶救性發掘。近年來，國家和地方的重點工程尤其多，除了綫性的高速公路，鐵路工程外，配合大型水庫如三峽水庫、黄河小浪底水庫、南水北調中綫工程的丹江口水庫的配合性發掘更是匯集了全國的考古力量，成爲各家考古隊伍互相觀摩、合作、交流、提高的大舞臺。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發掘，時間緊、經費事先規劃，給提高考古發掘的科研水平帶來一定難度， 如何做好發掘規劃，盡可能獲取多的古代文化信息是每一個發掘者應該考慮的問題。

　　最近十餘年來集全國考古發掘力量的大型項目是三峽文物保護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綫文物保護工程。三峽文物保護工程規劃經專家論证通過，並經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批準，實施保護項目爲１０８７項（其中地下文物７２３項）。總埋藏量爲3000萬平方米。根據普查和試掘情况，確定了10％的遺址、30％的古墓群，作爲重點發掘對象。在考古發掘中又分爲全面發掘、重點發掘、一般發掘和小面積發掘四個等級。河南省丹江口水庫淹没區已確認各類文物點170處，總幹渠涉及文物點160處，共計330處。

　　承擔大型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搶救性發掘任務的國家、省、市各級文物博物館機構和高等學校考古專業，與地方文物主管部門簽訂文物保護協議，往往以發掘面積爲基本工作指標，除完成發掘面積外，文物主管部門也要求各承接單位開展課題研究。近十年來，筆者主要參加了三峽水庫工程、南水北調中綫工程的文物保護發掘工作，結合參與配合性發掘的實踐，個人以爲每次發掘可以在以下課題研究方面作一些嘗試：

　　一、考古學文化及相關課題的研究

　　1.考古學文化的研究

　　考古學研究的核心是考古學文化〔1〕， 各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立，更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工作之一〔2〕。史前和先秦時期，各地的考古學文化有自己的特點。最初的考古學側重的是文化史的研究，考古學文化的確立、文化面貌的認識、文化性質的確認、文化分期與年代、早晚或鄰近地區考古學文化的關係等課題,可以説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

　　三峽工程開展之前，三峽以及三峽以西的長江沿岸，只有巫山大溪遺址等零星的考古發現，古代文化的發展序列無從談起，三峽工程開展不久，經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重慶市及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研究、古代文化序列的建立等傳統考古學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3〕。

　　三峽地區是古代巴文化的分佈中心，對“巴”的歷史研究，應主要以考古學爲主，並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如何從遺迹遺物識别巴文化的内涵和文化特徵，是考古學需要探索的問題，也是三峽考古的重點課題之一。早巴文化的確認與早蜀文化的關係；晚期巴蜀文化的面貌與文化結構；巴與蜀、楚、秦等國文化的關係等問題都是歷來研究所重點關注，考古工作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4〕。

　　南水北調中綫工程丹江口水庫周邊地區即鄂西北、豫西南地區是我國南北文化的交匯地帶，亦是南北交通的要衝。豫西南地區龍山時期的文化有石家河文化和王灣三期文化，南北兩地的龍山時期文化在此交匯。漢水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主要是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有學者提出之後還有後石家河文化〔5〕。豫西南地區則主要是仰韶文化、石家河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是兩地的共同點，除了對石家河文化本身的界定有差异外，石家河文化的去向在兩地是不同的，這就需要我們用更科學的方法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定量定性以及比較的研究。搶救性發掘不是簡單的出土文物的增多和積累，從中可深化舊課題和發掘新課題研究。2008年下半年筆者負責發掘的淅川上凌崗遺址，時代單一，堆積厚，有利於丹江流域龍山時期石家河文化的分期編年、文化面貌、文化性質、文化交流等的研究。

　　墓葬發掘，是搶救性發掘的主要内容。墓葬若造成破壞，影響大，所以是配合基本建設工程的重點保護對象。墓葬出土隨葬器物多，保存完好，是考古工作者的最愛。墓葬發掘，不能簡單的挖墓，出器物。可在傳統的考古學文化研究領域如墓地制度、墓地分佈、墓葬分類、墓葬分期、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作探討。墓葬出土物種類多，還可開展各類材質文物的多項測試和研究。筆者2007-2008上半年負責發掘的重慶忠縣翠屏山崖墓墓地，發掘了較多未被盗掘的崖墓，在十盗九空的崖墓中殊爲難得，而且崖墓墓地從東漢延續到南朝。面對復雜的地貌，我們仍然將墓地揭露作爲工作的首要考慮，力求在家族墓地分佈、墓地早晚分佈等方面找尋規律。對於出土的瓷器、釉陶器、金器、銀器、玉器、瑪瑙器、琥珀器、琉璃器、銅器、銀器、人骨等用多種儀器進行檢測，力圖探索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

　　2.考古學新興課題的研究

　　隨着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自他學科的滲透和結合，傳統的考古學研究也引入了許多新的理論和方法。聚落考古、文化變遷、古代移民、古代交通和貿易的研究就是近年興起的新興課題。

　　（1）聚落考古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爲單位進行的考古學研究,目的是探討聚落社會結構、聚落社會之間的關係與聚落社會的時空變异,以及聚落社會同自然環境的關係。聚落考古不僅要做好聚落個案研究,而且要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時期的聚落群,並以此爲基礎探索同一文化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同一時期和不同文化不同時期的聚落變异,從中求证社會群體的演變,觀察歷史社會的變化”〔6〕。聚落考古“一般應包含三個方向的内容。即：（一）單個聚落形態和内部結構的研究，(二)聚落分佈和聚落之間關係的研究，(三)聚落形態歷史演變的研究” 〔7〕。把遺址當聚落看待，是目前考古學界的普遍認識。

　　淅川上凌崗遺址以高臺地爲中心，發現石家河文化時期不同年代的環濠。該遺址有兩個特點，一是堆積單純，只是石家河文化時期的聚落，便於整體研究單個聚落形態；二是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堆積豐厚以及多重環濠，便於開展文化分期和聚落變遷的研究。擴大範圍來講，對於探討丹江流域石家河文化時期的聚落形態、聚落分佈、聚落層次、聚落演變等都意義重大。

　　大昌盆地是大寧河流域面積最大的河間盆地，也是大寧河中游最大的聚居地和交通樞紐，考古發現，兩周時期至漢初，大昌盆地集中分佈有雙堰塘、林家碼頭、藍家寨、東壩、涂家壩等多處遺址，對於瞭解該地區聚落分佈和聚落之間的關係、巴楚文化的變遷等有積極意義。

　　（2）文化變遷  考古學對古典進化論和傳播論的運用極爲普遍。比如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對考古學文化搆成因素的分析，確認某一考古學文化的性質、源流、年代，與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關係等〔8〕。但文化變遷的是多樣的，我們可借鑒文化人類學有關文化變遷的理論來開展考古學文化變遷的研究。比如文化人類學中的“結構功能論”關注於文化功能的變化、消失與替代；“歷史學派”强調每個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取决於文化内部的發展和外部的影響，關注文化的函化；“新進化論”對人類社會文化進化原因和方式的有新的解釋，如懷特的能量學説，斯圖爾德的多綫進化和文化生態學；在建立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序列上，引入文化人類學有關文化變遷的理論，研究就可更加深入。

　　筆者在三峽文物保護工程中，在大寧河中游的大昌盆地發掘過巫山涂家壩、東壩、林家碼頭等東周時期的文化遺址〔9〕。通過對東周時期遺存的文化因素分析發現，大寧河流域以及長江大寧河寬谷地區的東周時期遺存主要存在兩種風格的文化因素，一組如鬲、甗、盂、盆、豆、蓋豆、罐、甑等楚文化因素；另一組如鼎、釜、凸肩罐、高柄豆、長珠形網墜等原有的土著文化因素。結合文獻記載，更可探明楚文化逐漸西進、替代舊有的土著文化、同時又吸收土著文化因素的歷史和過程。“巫山歷唐、虞、三代，悉以巫稱。……周，巫爲庸國地。……春秋，巫爲夔子國地，僖公二十六年（BC.633年），楚人滅夔，地共入楚，巫乃屬焉。……戰國楚有巫郡。……秦《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年取楚巫郡”〔10〕。據此，西周時期巫地蜀庸國，春秋早中期屬楚文化系統的夔子國管轄，春秋中期（BC.633年）以後，楚滅夔，巫地可能直接納入楚國版圖。“魯文公十六年（BC.611年），巴與秦、楚共滅庸”《左傳》，巴人領有庸國在今重慶一帶的領土，巫地亦有可能從此屬巴，但之後巴國繼續受楚國的擠壓是不争的事實，楚文化因此逐漸西漸。巫地在秦昭襄王三十年（BC.278年）又被秦攻佔。從涂家壩等地的考古學文化分析，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巫地一帶屬楚，之前或屬庸或屬巴，因此春秋晚期至戰國早中期的楚文化仍然保留一些和楚文化大相徑庭的文化因素（本篇所指第二組文化因素）。

　　  前面提到的南陽盆地的石家河文化，屈家嶺文化是其主要來源，石家河文化的後續文化有王灣三期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之説，其後續文化的性質、文化演變的方式和過程也是需要從文化變遷角度重點探討的課題。

　　 （3）古代移民  通過走訪當地居民，可瞭解近現代移民的歷史。淅川上凌崗遺址清代遺存年代明確，和文獻結合，爲研究當地明末清初時期的移民提供了詳實的實物資料，有助於指導當代移民。考古發現清初雍正、康熙年間的青花瓷款識，清代堆積之下是厚達1米有餘的河流衝擊土，久無人烟。縣誌記載、居民走訪、考古發掘三者的信息是吻合的〔11〕。

　　（4）古代交通和貿易的研究  

　　長江三峽地區是連接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和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的東西交通要道，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新石器時代的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在峽西和峽中地區就互有來往，商周時期長江上游的早蜀文化系列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十二橋文化和三峽地區早巴文化系列的朝天嘴文化和路家河文化之間更是互有滲透。兩周時期的巴文化和楚文化除了文化交流，政治軍事勢力更是你進我退、此消彼長。這些都是通過長江通道起作用的。

　　瓷器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偉大發明，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質之一，漢至六朝時期的青瓷、明清時期的青花瓷也是古代貿易的重要商品，三峽地區有大量出土。通過對負責發掘的忠縣翠屏山、巫山大昌古城出土瓷器的類型學分析可以知道和越窑和景德鎮民窑的産品風格極爲接近，再通過胎、釉、青料的成分分析可爲瞭解瓷器的原産地增加佐证，從而瞭解古代貿易路綫。

　　從關中平原逾越秦嶺東部山地，經丹江流域通往南陽盆地和漢水流域的道路，自古以來就是一條重要的交通綫，學術界稱爲“丹江通道”〔12〕。鄂豫陝三省交界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多個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王灣三期文化等多種考古學文化的交流就已經在這裏顯露了出來〔13〕。石家河文化北播與中原龍山文化南下，在這一區域表現得更爲明顯，從古代交通綫聯繫到文化交流、文化傳播的研究，也是我們以後對淅川上凌崗石家河文化遺址進行研究的一個方面〔14〕。

　　二、與自然科學結合的研究人地關係的研究

　　科學的發展趨向表現爲現代科學的整體化。21世紀的科學既是高度分化的，又是高度綜合化、整體化、社會化的，二者互相依存，更深刻、全面地反映了自然與社會。科學整合化體現在：（1）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日趨結合。自然科學爲社會科學提供方法、手段，社會科學又爲自然的發展方向、目標、布局等提供戰略指導。（2）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的大量涌現。這些學科從方法到内容上都要求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融。這些新興學科不但在不同程度上填平了歷史上完全分離的基礎科學，也填平了不斷生長的新分支學科的界綫，把離散的學科交織爲一個有機的整體。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實物資料的積累愈來愈多，而考古材料所包涵的豐富信息，不是固有的考古學方法所能全面揭示的，必須藉助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才能進行更廣更深層次的研究。廣泛利用自然和科學技術，進行多學科綜合性研究勢在必行。考古學的從業者大都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跟上時代步伐，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拓寬研究領域勢在必行。

　　1.地理信息系統等和考古研究。

　　地理信息系統  居住地址的選擇是古人利用自然資源、適應環境的行爲。區域調查或大範圍的考古活動采用GIS 空間分析方法〔15〕，如鄭朝貴等對重慶庫區舊石器時代至唐宋時期考古遺址時空分佈特徵的分析，從遺址的時間分佈、平面空間分佈和垂直空間分佈三個方面進行：遺址的時間分佈，主要考察遺址數量隨時間變化的特徵；遺址的平面空間分佈，主要考察遺址分佈密度、遺址域範圍、遺址距河岸距離等特徵；地表勘探，地形遺址的垂直空間分佈，主要考察遺址分佈海拔高度、遺址叠置特徵等〔16〕。

　　電子地圖  單個遺址或墓地，現在一般也采用GPS，全站儀等採測大地座標數據制成電子地圖，精確的地圖是瞭解古代地貌和環境的重要參考，也是環境考古研究人地關係的重要内容。更大的地形全貌還可以通過上網從google衛星截圖獲得。

　　高空攝影  高空攝影對瞭解遺址或墓地的全貌與周圍環境、瞭解遺存之間的相互關係都是很好的手段。限於條件，考古工地一般采用氫氣球、熱氣球、航模等手段進行高空攝影。我們在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綫工程文物保護中采用過氫氣球和航模進行高空攝影，效果很好。

　　2.環境考古研究

　　環境考古學是考古學與自然科學交叉而産生的新學科，産生於20世紀60年代，着重研究古代文化和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之間的動態關係，即人類文化生態系統研究〔17〕。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有學者等將環境考古劃分爲4個研究領域，即地學考古(Geoarchaeology)，植物考古(Archaeobotany)，動物考古(Zooarchaeolgoy)和分子生物考古(Bioarchaeology)〔18〕。也有學者認爲，環境考古研究領域包括古氣候的重建、古地形地貌的重建、沉積學與土壤學、植物考古及動物考古5個方面〔19〕。對於史前人地關係，即古文化與古環境之間關係的重建，只能依靠環境考古學。環境考古學將考古學、地學、生物學、環境學的研究結合到一起，通過分析古代文化内涵與自然環境因素，研究古代環境與人類的相互關係。自然環境和生物環境爲人類提供生存條件，人類的活動反過來又在改造着自然環境的面貌和生物環境的搆成。生態環境的變化對古代人類的生活和行爲有着强烈的影響力，有時甚至是决定性的，復原古代生態環境和瞭解其變化規律對考古學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三峽文物保護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綫文物保護工程的發掘工作中，我們和中山大學地球科學係和廣州地理研究所合作，采用了孢粉、植硅石、炭屑、磁化率、粒度等方法，開展了長江三峽大寧河流域的環境考古研究〔20〕，分析注重了對古代遺存的生態環境、生業系統、水文和文化堆積成因等的研究。下面是一些研究實例。

　　實例一：從大昌古城遺址D區T0730探方剖面的分析結果看，①-②層的粒度分選性較差，碳屑含量高，堆積物質有明顯人工堆積或擾動的痕迹，孢粉的櫟屬、鬆屬以及各種蕨類孢子基本上都是目前亞熱帶長江流域的典型分子，因此氣候環境與現今没有太大區别。③-④層的堆積物也有一定的人類擾動，但對比上兩層，其人爲擾動的程度略低。D區的⑤-⑥層沉積環境則較爲穩定，以自然堆積爲主，粉砂含量較多，植硅石和碳屑均較少，可能是河漫灘冲積物。⑦層與上層沉積物絶然不同，粘土含量高，占35.14%，植硅石和碳屑含量極少，應屬原地的風化殘積土或坡積物。出土文物多見於D區的④-⑤層，表明在⑥層之後，該遺址一直都有人類活動，人類活動的强度由下至上不斷增加。〔21〕

　　實例二：巫山林家碼頭遺址位於大寧河一級階地，高程143.40~144.52米。大寧河自龍溪以下，地勢豁然開朗，河道極易産生擺動，現河道寬約70米，而可見的河漫灘寬達500米，歷史以來河道多次變動。因此，在階地形成前，此處人類活動遺迹早已被破壞。至於漢後期的人類活動遺迹缺失，我們認爲文化層上是河流相沉積物，此處當時應是被洪水淹没。從T1347探方北壁剖面粒度分析表中可以看出，該沉積剖面（地表現代旱地耕地樣除外）基本以粉砂爲主，粘土含量略高於砂，只有②層例外，其砂的含量爲47.93％，粉砂含量16.86％是各層最少的，粘土含量32.77％，同時本層含礫2.44％，是各層中最高的。②層結構較混亂，礫石磨圓度不高，沉積分選性差，似爲河流冲積物，本層未能采集到含碳質樣品，不能直接用14C測定年代，根據沉積速率推測，距今大約百餘年，似應是1821年大寧河河水暴漲從上游帶下的冲積物。③層樣品粒度明顯變細，是各層中最細的部位，粘土含量高達47.46％，推測這一時期降水量較高，經常受到水淹，故文化層中斷。④～⑥層粒度結構相似，細礫含量占0.00％～0.56％；砂含量占20.98％～23.11％；粉砂含量47.00％～55.07％；粘土含量20.55～31.07%。這段時間的沉積作用相對穩定，⑤層爲文化層，出土較多東周－漢代文化遺物，探方西壁的③層下有灰坑，14C測年爲距今2320±60年，與T1509探方的⑤層（距今2620±70年）爲同期沉積，而⑤層下的“溝”， 14C測年爲距今6280±110年，溝底爲河灘的巨卵石。

　　   因此，可以這樣認爲，林家碼頭所處的一級階地大約形成於距今6000多年前，當時受水浸，盡管存在人類活動遺迹也不易保存。大約距今3000千年，水位下降，沉積相對穩定，人類活動頻繁。到了距今數百年來，此處再次遭受洪水襲擊，表層近代人類活動遺迹被破壞，故僅保留了周－漢的文化層和明－清時代後的一些人類活動遺迹〔22〕。

　　3.動物考古、農業及生業系統的研究

　　動物、糧食作物都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資源。在三峽文物保護工程中，我們采用孢粉、植硅石分析找尋古人種植水稻的物证，還請張鎮洪教授對巫山涂家壩、巴東黎家沱兩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了鑒定，得出了兩地不同環境、不同生業系統的結論。

　　實例一：巫山涂家壩獸骨共同的特點是:①種屬簡單，只有水鹿、麂、狗、猪、水牛和馬等種。②均爲現生種，無絶滅種。③猪、狗巳被馴化飼養。④各類獸骨中，成年個體占絶對優勢，約爲95%。通過動物骨骼的鑒定，對黎家沱遺址的環境、動物馴化、生業系統等問題也有認識。

　　   生態環境　動物種屬基本上屬草原林栖型的，需要水草豐盛的環境。該地點應靠河邊而且地勢比較平坦。

　　   氣候　水鹿、麂等動物的出現，氣候應屬温帶的氣候，即南温帶氣候，四季更爲分明。

　　   生業系統　出土的猪和狗個體較大，充分反映出這個時候那裏的居民巳能够馴化和飼養猪和狗。水牛和馬這兩種動物的存在很重要，説明這裏的居民當時很可能巳把它們作爲農耕的工具。一般來説，家畜飼養和農業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所以根據猪、狗的大量飼養，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這裏的農業也相當發達〔23〕。

　　   實例二：巴東黎家沱獸骨有如下共同的特點：①種類貧乏，有赤鹿（Muntiacus rnuntiak）、野猪（Sus scrofa）、獐鹿（Hydropotes sp.）、豹（Partnera sp.）狼（Canis lupus）、猴（Macaca sp.）。此外還有水生生物，如鯉科的魚（很可能是鯉魚和草魚），還有泥龜和珍珠蚌。在這些種類中以猪的數量最多，占發現的獸骨總數的2／3。②幼年和老年個體占絶大多數（90%），③没有人工飼養的結構特徵，連常見的被飼養的猪和狗也不是。④更無絶滅種類，均爲現生種。再加上水生生物（魚類和龜、田螺類）等種類也爲現生種。通過動物骨骼的鑒定，對黎家沱遺址的環境、動物馴化、生業系統等問題也有認識。

　　   環境　巴東黎家沱是一處依山傍水的地方，因爲麂、獐、獼猴、野猪均是林栖性的動物，而且具有一定面積的林間草地，或水邊草地。麂、獐和野猪的生存環境均喜歡這種環境。另外，這個地點附近會有相當大片的水域或沼澤地，因爲出現了很多的魚類脊椎骨，鰓蓋骨和咽喉齒以及有泥龜和珍珠蚌殻和田螺的出現。

　　   氣候　由於有獼猴、麂、獐等動物出現，氣候應屬温帶的氣候，即南温帶氣候，和當今三峽地帶的氣候環境差不多。

　　生業系統　農業經濟不發達甚至没有，家畜飼養也不明顯，最早和最容易馴化的狗和猪在這裏還是野生的，出土的全部獸骨中幼年和老年個體占90%，這是野生狩獵的結果，並非馴化飼養的結果。當時生活在這地區的古代居民，狩獵經濟占了相當的地位，家畜飼養和畜牧業尚未發展起來〔24〕。

　　4.科學測試技術及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

　　我們在配合性考古發掘中，也嘗試采用了科學化、規劃化的手段和方法，更多的是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進行合作研究。

　　土色色譜對比　一般在考古記録和報告中，對土質土色的描述是比較隨意的，往往因人而异，甚至同一個人也因時而异，同樣的土質土色因天氣、光綫、土壤干濕等等的差异而會有所區别，比如在不同的光綫條件下，人眼對顔色的觀感會有所不同，土壤濕度也會對顔色産生變异，如若發掘者對土質土色缺乏科學的認識，田野發掘中又缺乏標準化的色譜對照，難免出現描述土質土色語言不規範化甚至前後不對應的現象。考古發掘往往采用分探方作業，大的考古發掘還分片發掘或分年度連續發掘，相信分探方、分區發掘的地層對應是發掘和整理資料中頗費周折的一件事，對遺址的研究造成諸多不便。

　　國外考古學者對土壤的顔色進行精確的和標準化的描述已經較爲普遍，廣泛使用的曼賽爾顔色圖表(Munsell Soil ColorCharts) 〔25〕，從色彩的色相、明度、純度三個方面進行描述。爲使地層的描寫科學化和規範化，在考古發掘中我們一般引用上壤學中廣泛使用的曼賽爾(MUNSEL)顔色系統對土色進行定量描述。

　　多項技術測試　我們對忠縣翠屏山崖墓和大昌古城遺址出土的各材質文物運用各種技術手段進行了測試。如采用X熒光衍射分析方法對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瓷器、釉陶器、玉器、琉璃器、瑪瑙器等進行表面和胎質分析，以確定其物質搆成和銹蝕；采用紅外光譜和拉曼光譜儀檢測玉石性質；人骨進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采用岩石切片通過顯微鏡檢測崖墓所鑿岩石的石質。

　　還準備與其他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拓寬技術手段和研究流域。比如進行陶器殘留物研究，研究古代人類食譜；進行浮選，試圖探索植物種類以及環境研究等。

　　  

　　總之，配合性考古發掘是被動的，但每一項發掘，考古發掘者都可以主動的優先考慮課題的發掘和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日新月异的發展和相互滲透，拓展了考古學研究的領域，給每位考古工作者和提供了學術馳騁的場地。受個人經歷局限，以上提到的在實際工作中開展的課題研究是有限的，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發揮自己的作用，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會無限深化或拓展。

　　

　　注釋：

　　〔1〕俞偉超：《考古學是什麽：俞偉超考古學理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169。

　　〔2〕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係類型問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頁169。

　　〔3〕鄒後曦、袁東山：《重慶峽江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重慶·2001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頁17-40。

　　〔4〕林向：《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4期；趙冬菊：《三峽考古與巴文化研究》，《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5〕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頁101；王勁：《後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漢考古》2007年第1期。

　　〔6〕張忠培：《聚落考古初論》，《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7〕嚴文明：《聚落考古與史前社會研究》，《走向21世紀的考古學》，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頁107。

　　〔8〕李伯謙：《論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 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9〕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巫山涂家壩遺址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三峽庫區考古報告（2000年卷）》，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巫山林家碼頭遺址2001年度發掘報告》，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1年卷）》，科學出版社 2007年版。

　　〔10〕\[清\]李友粱等纂:《巫山縣誌》卷二:沿革志。

　　〔11〕中山大學人類學係2008年淅川上凌崗遺址發掘資料。

　　〔12〕侯甬堅：《丹江通道述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13〕馬保春、楊雷：《新石器時代晚期鄂豫陝間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07年第2期。

　　〔14〕中山大學人類學係2008年淅川上凌崗遺址發掘資料。

　　〔15〕曹兵武：《GIS 與考古學》，《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

　　〔16〕鄭朝貴、朱誠、鐘宜順等：《重慶庫區舊石器時代至唐宋時期考古遺址時空分佈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科學通報》2008年第1期。

　　〔17〕楊曉燕、夏正楷、崔之久：《環境考古學發展回顧與展望》，《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18〕Re E J，Newsem L A，scudder S J．Isu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In：Reitz E J，Newsem L A，Scudder S J，eds．Case Studies in Environulental Archaeology．New York and London：Plennum Pres，1996．1-16.

　　〔19〕Dincauze D F．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Principles and Practice．mbridse：mbridse University Press，2000．588.

　　〔20〕石俊會：《長江三峽大寧河流域的環境考古學研究》，《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

　　〔21〕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2000年巫山大昌古城遺址發掘報告》附録一：鄭卓、譚惠忠、王宏：《2000年大昌古城遺址環境環境、年代檢測分析》，載於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三峽庫區考古報告（2000年卷）》，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22〕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巫山林家碼頭遺址2001年度發掘報告》之附録一：鄭卓、譚惠忠、王宏：《林家碼頭遺址環境、年代檢測分析》，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2001年卷）》，科學出版社 2007年版。

　　〔23〕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巫山涂家壩遺址發掘報告》之附録一:張鎮洪：《涂家壩遺址出土獸骨的初步研究》，載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三峽庫區考古報告（2000年卷）》，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24〕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等：《巴東黎家沱遺址2000年度發掘簡報》，國務院三峽建設工程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文物局《湖北庫區考古報告集.第一捲》，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25〕《Munsell Soil Color Charts》，Munsell Color，Gretag Macbeth Year2000 Revised. 小山正忠、竹原秀雄：《（新版）標準土色帖》28版，農林水産省農林水産技術會議事務局監修、財團法人日本色彩研究所色票監修，日本色研事業株式會社2006年2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