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紀（司徒尚紀,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

　　【中文摘要】把考古對象放在當時地理環境，才能正確判斷其發生背景，認定其性質和特徵，並作出科學合理解釋。而復原這個地理環境，恰是歷史地理學的任務。基於此，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兩者形成密不可分相鄰學科關係。

　　【關鍵詞】歷史地理學　秦漢考古　廣州

　　Abstract: Objects of archaeology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ir origi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Only by this way,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nature and features could be scientifically explained. It's the task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o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 settings for archaeological study, thats why these two field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historical geography　archaeology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Guangzhou

　　

　　一、歷史地理學性質、任務

　　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青的科學，古老即説它的前身——沿革地理學，專論一個地區行政建置，涉及山川、人口、物産、賦税、土地、風俗等，以《漢書〈地理志〉》爲嚆矢，沿革地理歷代不衰，成爲中國傳統地理學主體。而科學歷史地理學是從沿革地理演變而來，這主要是建國後，由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引入西方歷史地理學理論與方法，主要是英國利物浦大學達比（H.C.Darby）教授歷史地理剖面理論和研究方法，將沿革地理改造爲歷史地理，歸入地理科學範疇，成爲現代科學一部分，屬理科。故中國地理學會下設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結束了沿革地理屬文科，爲歷史研究附屬工具，依附於歷史學局面。

　　歷史地理既爲理科，現代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則其承擔任務不僅是如過去考證政區建置沿革等，而以復原歷史時期地理環境或景觀原貌作爲自己的科學任務。這個歷史時期包括有人類活動以來，上溯自舊石器，下限中古、近古，時間跨度很長，而在實際上主要指全新世即1萬年以來在人類活動影響下地理環境的變遷，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復原各斷代地理環境，並提供一系列歷史剖面〔1〕。

　　二、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關係

　　考古學是一門研究地質時期和歷史時期人類演化及其創造各種器物性質、特徵及與之相關文化環境、遺迹遺址演化規律科學，爲一門自然、人文和技術相交叉的邊緣學科。考古既要準確鑒定器物、遺迹遺址性質，則必須弄清它們所在地理環境。只有把考古對象放在當時地理環境，才能正確判斷其發生背景，認定其性質和特徵，並作出科學合理解釋。而復原這個地理環境，恰是歷史地理學的任務。基於此，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兩者形成密不可分相鄰學科關係。

　　三、歷史地理學在廣州秦漢考古中作用

　　秦漢是廣州建城之始。此前有所謂周代建城“楚亭（庭）説”（五羊説），“南武説”等，皆屬傳説性質，缺乏考古證據而被否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嶺南被平定，歸入秦王朝版圖，並在番禺（今廣州）設置南海郡治和番禺縣治，廣州才正式建城，這一年成爲廣州城市的起點和以後城慶計算的開端時間。正因爲秦漢對廣州城市有奠基作用，故其考古工作十分重要和有效，許多有價值的城市遺迹遺址，象崗山南越王墓這樣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也是這個時期的考古成就。

　　試以廣州秦漢船臺考古爲例，即可明白歷史地理學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1975年，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内，發現所謂秦代（後改秦漢）造船工場，後被定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7月初，與船臺相鄰兒童公園内，發現南越國王宫御苑遺址，内有石構曲渠、石池、水井等。到2000年試掘，又出土石柱礎、板瓦、筒瓦、萬歲瓦當等，被公認爲南越國官署（後統一爲官署）遺址，後也被定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於是幾乎在同一地點差不多同一時代，出現船臺和官署兩種性質完全不同、很難相容的文物保護單位，令全國上下驚愕不已。“船臺説”和“宫殿説”自上世紀70年代至今争論不休，目前仍未止息。

　　事非曲直如何，不管“船臺説”還是“宫殿説”，所持考古證據怎樣，兩者都離不開它們存在的地理環境，於是歷史地理學發揮了一個關鍵性的作用，即復原秦漢時廣州地理環境，孰是孰非，昭然揭曉。

　　上世紀70年代以來，歷史地理學者吴壯達、曾昭璇、李平日、黄少敏，考古學者黄文寬、楊豪，文史學者陳澤泓、羅雨林，以及一大批古建築學者、造船史學者等，皆持反對態度，徹底否定“船臺説”。歷史地理學提供科學依據如下：

　　1. 據對中山四路一帶歷史地理環境研究結果，秦漢時這一帶取樣得到的化石硅藻爲淡水種屬，排除這一帶爲珠江河灘或海潮可到達此，即純爲陸地環境。又出土貝類經14C年代測定，戰國時廣州鹹淡水交界在今大南路附近，距中山四路約550米。這個界綫在戰國至秦漢在今大德路，距中山四路約600米。中山四路一帶當時既爲陸地而不是珠江岸綫所在，這個地理環境不可能造船，也就爲常識〔2〕。

　　2. 1996—1998年在廣州地鐵施工中，惠福東路大佛寺附近（今光明廣場）發現漢代水關（今已闢爲文物景點，供遊人觀賞）。其上當爲城墻，既惠福東路一帶爲漢代城墻所在，則秦漢船臺應在城内。如衆所周知，在城内不可能造船，這更完全排除了城内存在船臺的可能性。

　　3. 中國古代城市規則制度，皆遵守《周禮·考工記》所定中軸對稱、皇權至上原則，即“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制度。北京路作爲廣州傳統中軸綫爲一個不争事實，而船臺側已發現南越國官署遺址。按皇城布局制度，官署旁邊根本不可能造船。

　　4. 後來廣州城市發展歷史顯示，廣州一直以中山四路、兒童公園省財政廳一帶爲核心，向四周發展。今北京路千年古道，文化層堆積，爲廣州城市檔案，也是廣州城市環境變遷記載。也就是説，廣州城市在選定中山四路、兒童公園、省財政廳一帶爲最初城址以後，即隨着此後珠江岸綫不斷南移而朝同一方向拓展。珠江因爲北岸沉積而造就大片土地供城市發展需要，江面也變得越來越窄。設想秦漢時珠江岸綫在中山四路一帶，則那裏應是一片汪洋，城市居民只能住在越秀山或其他高地上。即按珠江北岸歷史沉積速度，也不可能造出如今所見大片城市用地，使廣州自唐代起就有上百萬人口，以後更發展爲世界性經濟大都會。由此反觀，秦漢時中山四路一綫應是陸地環境無疑，也就不可能在此建立船臺〔3〕。

　　船臺與官署兩類性質完全不同建築不可能共存於一地，更不會毗鄰。現今幾乎所有研究成果，都認爲中山四路、兒童公園一帶爲南越國官署遺址，船臺遺址説只限於個别支持者。溯自上世紀70年代發現“船臺”至今，争論已經30多年，雖正反兩方，各不相讓，但争論一個焦點是秦漢時廣州地理環境問題。歷史地理學對這一帶研究結果，否定其爲海洋環境，也不是珠江岸綫所在，這使問題迎刃而解，顯示歷史地理學這門既古老更年青學科的巨大生命力和不可替代作用。

　　正因爲如此，考古學應從歷史地理學得到基本理論、知識和方法，使自己工作更有成效；同樣地，歷史地理學要藉助於考古學研究成果，爲復原歷史時期地理環境提供可靠證據。兩門學科携手並進，共同推動和發展，其前景當更可預期。

　　

　　注釋：

　　〔1〕侯仁之：《歷史地理學刍議》，《歷史地理學四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頁4-7。

　　〔2〕李平日：《從宏觀環境質疑“船臺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廣州秦代造船遺址”學術争鳴集》，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頁201-203。

　　〔3〕司徒尚紀、李燕：《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的歷史地理初探》，同〔2〕，頁23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