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媛文（張媛文,惠州市博物館。）

　　【中文摘要】考古發現證明，東江流域的惠州等地是先秦時期嶺南最發達的地方之一。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在以惠州爲中心的地方存在過一個古方國，即“縛婁國”。

　　【關鍵詞】惠州　先秦時期　縛婁國

　　Abstract: Archaeology studies prove that the areas around Huizhou along the Dongjiang River valley used to be the most prosperous place in Lingnan in Pre-Qin Perio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used to be a small local state known as Fulou in Huizhou in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Huizhou　Pre-Qin period　Fulou State

　　

　　惠州的文物考古工作始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意籍香港傳教士麥兆良在粤東地區包括惠州所做的調查工作〔1〕。之後，從五十年代開始，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和其後繼者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惠州市文博部門的專業人員在惠州地區範圍内做過許多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取得過一系列的發現，其中包括獲得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博羅横嶺山商周至戰國墓地。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證明，惠州是我省先秦文化遺存最豐富的地區，在嶺南地區先秦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現將多年來各位專家學者所作的考古發現做一總結，以便於惠州市有關部門參考。

　　一、新石器時代遺存

　　新石器時代上承舊石器時代，下啓銅石並用時代或青銅時代。它在文化上有三個方面的要素：（一）磨制石器；（二）制陶；（三）穀物農業的生産性經濟。據初步統計，惠州市已發現13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從地理環境或堆積特點分包括山崗遺址、臺地遺址和貝丘遺址三大類。尚未發現濱海地區常見的沙丘遺址。

　　1. 蜆殻角遺址

　　是目前所知惠州年代最早的遺址。位於惠陽區潼湖鎮廣和墟，屬貝丘遺址，面積約600平方米，堆積厚約40厘米。采集有石斧、石錛和夾砂細繩紋粗陶及陶器座等〔2〕。

　　2. 葫蘆嶺（浮碇崗）遺址（下文化層）

　　位於博羅縣城之東，是一座孤立的大山岡，以形似故稱，屬貝丘遺址，它南臨東江，東望群山，旁有溪流，其間及西、北面是寬廣的冲積平原。貝丘堆積於葫蘆嶺西崗全山，東西長100、南北寬50米,高出河面40米,從嶺頂到嶺脚堆積着厚厚一層蜆、螺、蚌、蚝類貝殻,厚約0.85米。1960年8月由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李始文組織開掘探溝2條，面積合共8平方米，發現有兩個不同時期文化層相互叠壓的遺址。下文化層（新石器時代晚期），灰黑色土貝殻層，出土遺物有：石錛、石鑿、多邊砍砸器、石餅、礫石、骨器、夾砂粗陶等。夾砂陶以夾砂粗黑、紅陶爲多，出現灰、紅色軟陶，也有磨光紅、灰陶，並在夾砂粗黑陶和磨光灰陶的表裏面着白色陶衣，爲其他貝丘所未見。器形有缶、墜、紡輪、管飾等，完整陶器有豆和器座，紋飾有繩紋、籃紋、方格紋、曲尺紋、雲雷紋、刻劃紋等幾何印紋，有素面 〔3〕。

　　3. 龍舟山遺址

　　位於惠東縣鹽洲鎮考洲洋，龍舟山是延伸至考洋洲的一個半島，因形狀酷似龍舟得名。1956年廣東省博物館普查人員在龍舟山東南面發掘出土新石器晚期石器一批，1985年惠東縣文物普查工作組又在遺址采集到一批以紅陶爲主的陶片〔4〕。

　　4. 田心遺址    　

　　位於博羅縣石灣鎮田心村西約1公里，原爲東江河谷平原的一處低矮臺地的南坡，現爲廣惠高速公路石灣出口。2000年爲配合廣惠高速公路進行搶救性發掘。遺址文化内涵較豐富，發現並清理了新石器時期灰坑３個，灰溝３條，墓葬１座。出土陶器爲夾砂陶，器表多拍飾繩紋、亦見刻劃紋和鏤孔，器型有釜、圈足罐、器座等〔5〕。

　　5. 黄巢墩遺址

　　位於博羅縣鐵場鄉西南一裏的魚塘旁的土墩上，由貝殻夾雜些泥土堆積而成，屬新石器時代晚期貝丘遺址。1958年當地農民將貝殻挖走燒灰作肥，故遺址已遭破壞。文化層厚80厘米。1959年省博物館曾廣億同志曾到該遺址調查發現有夾粗砂黑陶、紅黑陶、泥質灰陶等陶片，紋飾有方格紋、不規則條紋，並撿到石斧及殘石器〔6〕。

　　6. 黎屋崗遺址

　　位於博羅縣鐵場村，舊稱梅村。它北依羅浮山，南臨東江，西依增江，境中崗嶺、丘陵延綿達3-4公里。遺址屬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層厚40厘米，發現文化遺物有石鑿、礫石，陶器僅見繩紋、籃紋、素面夾砂粗陶片〔7〕。

　　7. 宿崗嶺下文化層（下文化層）

　　位於博羅縣鐵場村。有兩個不同時期相互叠壓文化層，下文化層（新石器時代晚期貝丘遺址），厚30厘米，發現文化遺物有石錛、夾砂粗黑、紅陶，紋飾有繩紋、籃紋、曲尺紋、方格紋、雲雷紋、劃紋等幾何印紋，有素面〔8〕。

　　8. 甲竹洲遺址

　　位於博羅縣龍溪鎮一平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300平方米，文化層厚20厘米，調查發現文化遺物有殘石器及繩紋、籃紋、素面夾砂粗陶片〔9〕。

　　9. 禮村遺址

　　位於博羅縣龍溪鎮一6米高的土墩。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1050平方米，文化層厚150厘米，調查僅見有繩紋、籃紋、素面夾砂粗陶片〔10〕。

　　10. 廣和墟遺址

　　位於惠陽潼湖鎮一高20米的山崗。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2000平方米，文化層厚0．5米，調查未發現石器，采集陶片有繩紋、籃紋、素面夾砂粗陶片〔11〕。

　　11. 下村裏遺址

　　位於惠陽潼湖鎮一高15米的山崗。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2400米，文化層厚0．5米，調查發現有石錛、殘石器，陶片有繩紋、籃紋、素面夾砂粗陶片〔12〕。

　　12. 馬嘶村遺址

　　位於博羅縣園洲鎮一平地。新石器時代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12000平方米，文化層厚140厘米，調查發現有石錛、石環、殘石器、骨鏃，陶器有夾砂粗黑陶、紅陶爲多，灰、紅色軟陶出現，也有磨光紅、灰陶。紋飾有繩紋、籃紋、曲尺紋、方格紋、雲雷紋等，完整器有紡輪〔13〕。

　　13. 上南村遺址

　　位於博羅縣園洲鎮一5米高的土墩。新石器時代晚期貝丘遺址，面積約900平方米，文化層厚80厘米，調查發現有殘石器，陶器同馬嘶村遺址〔14〕。

　　二、商周時期遺存

　　我國夏、商、周三代已經有瞭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而較中原落後的惠州先民在相當於中原的夏時期，依然還在新石器時代中摸索，並在早商時期步入了青銅時代。〔15〕也就是説，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後段，在年代上相當於中原的夏。從新近定的商時期的遺存看，夔紋陶都未出現，而是流行曲尺紋、方格紋陶；在石器方面出現了石戈和有段石錛等。這種情况可能延續到西周早期，在西周晚期出現夔紋陶從而進入“夔紋陶”時期。惠州市目前已發現7處商周時期遺存。

　　由於大多數遺址都未經過正式發掘，而從這些遺址中采集的遺物，既有商周時期的東西，也有春秋戰國的東西，年代混雜。我們把這些遺址歸入商周時期，在下面“春秋戰國”一節中不再列舉。對這些遺址，我們日後還要做分期的工作，而分期要以地層學爲基礎，故至少要做初步的發掘（如探溝）才行。這項工作有待省考古所和惠州市文博工作者合作進行。

　　1. 窩尾坳遺址

　　位於惠陽區鎮隆鎮黄洞村民委員會大坪村背窩尾坳，北緯22°57′51.9″，東經114°22′28.2″。 2004年2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惠州市博物館在進行惠莞高速公路沿路文物調查、勘探時發現，筆者有幸參與了調查、勘探和後來的發掘工作。

　　遺址位於山坳間，面積約3500平方米，地表采集有黑、褐色夾砂陶和灰白色泥質陶片，陶片紋飾有繩紋、方格紋、梯格紋等；石器有石鏟、梯形錛、有段錛、戈、鏃、盤狀器（凹石）、礪石和石料等。

　　2006年7-8月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發掘850平方米。遺址文化堆積共分三層，其中第②與第③層爲商時期文化層，厚約50厘米。

　　發現灰坑1個，出土可復原圈足盤1件、罐1件。發現柱洞16個，排列不規則。

　　出土陶器有夾砂陶和泥質灰陶。夾砂陶細分爲夾粗砂和夾細砂，夾粗砂陶又分爲黑陶、紅衣褐陶兩種，器形有尊、釜、罐等，流行紋飾爲繩紋和弦紋，火候普遍較低。夾細砂陶有灰褐色圈足盤。泥質陶只見灰陶，器形有圈足盤、小罐，流行紋飾爲方格紋、交錯條紋、曲折紋，火候有高有低。

　　石器較多，以錛的數量最多，有梯形錛、雙肩錛、有段錛等。此外還有鑿、戈、鏃、環、鐝等，但不見石斧。全部帶刃石器刃部都有崩疤等使用痕迹，較鈍，推測全是用後廢棄品。

　　在發掘過程中，多發現石器半成品和石料，説明石器多是自己製作的，而不是交换所得，從另一個方面則似乎暗示了商品交换不發達或與别的群體相距太遠。

　　從文化堆積及遺址發現柱洞遺迹的情况看，窩尾坳應是一處聚落遺址。窩尾坳的出土遺物，時代特徵明顯，大口尊、圈足盤、石戈、T形環、有段石錛是廣東商時期遺址經常共出的器物。經初步比較，窩尾坳遺址出土器物與鄰近的東莞虎門村頭遺址具有較多共同點，但窩尾坳遺址陶器燒制技術落後於村頭，村頭硬陶已較多，這裏却不見；特别是夾砂陶的火候，窩尾坳遺址遠不如村頭遺址。從圈足盤看，窩尾坳所出與村頭早期同類器相似。因此，窩尾坳遺址應早於村頭遺址或與村頭遺址的最早年代相銜接〔16〕。

　　2. 横嶺山墓地

　　位於博羅縣羅陽鎮。1999年9月，在對廣惠高速公路沿綫進行的考古調查、勘探時發現。2000年2月開始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搶救性發掘，至同年10月結束，發掘面積8500餘平方米，發現並清理古墓332座，時間從商周直至明清，出土了大批的陶瓷器、青銅器和玉石器。其中陶器共523件，有罐、釜、瓮、簋、瓿、豆、罍、壺、尊、盆、杯等容器和紡輪、器蓋、器座等；青銅器122件，包括樂器甬鐘、容器鼎、兵器戈、矛、短劍、鏃；玉石器150件，包括玉管、玉玦、水晶玦、礪石等。大型發掘報告《博羅横嶺山》已出版〔17〕。

　　横嶺山墓葬之集中、規模之大、數量之多、遺物之豐富、延續時間之長均超過了廣東以往任何一次先秦古墓葬的發現。是我省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周時期墓地，是廣東迄今爲止所發現的商周時期出土器物最精美、品種最豐富的青銅時代墓葬群。代表貴族身份的大件青銅器及玉器、水晶玦等都出自山腰以上或山脊上的墓葬，且墓葬排列整齊、大小墓葬排列有序，很少有打破關係的現象。據此推測，如此等級森嚴的墓地與此相適應的已經不是一般的聚落，也就是説如此大規模的墓葬群周圍一定會有部落群的居住〔18〕。横嶺山墓葬對於研究先秦惠州的社會組織、生産力和生活水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证。

　　3. 何屋崗遺址

　　位於博羅縣鐵場鎮西面的山崗。遺址的西南面是一片湖水，東西爲沼澤地，北依小山丘。遺址東西長50、南北寬30米，厚僅0．2米，地層堆積的淡水蜆殻數量明顯較早期遺址的少。1979年省博物館對此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大量陶片，紋飾主要爲雲雷紋、繩紋、方格紋、水波紋等。1984年，博羅縣文物普查隊對此遺址作實地調查時，在地表采集有石錛、石斧、石鑿、石戈及石質裝飾品〔19〕。 該遺址原定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現重新觀察出土石器照片，因爲包括商時期常見的石戈並因爲已出現雲雷紋陶器，筆者認爲該遺址改定爲商時期可能比較合適。

　　4. 西埔墓地

　　位於博羅石灣鎮西埔村以北約400米，一個呈馬鞍形南北走向的山崗。2002年爲配合廣惠高速公路建設而發掘，發掘面積爲1770平方米。清理出商周至明清墓葬多座。其中商時期墓葬 16 座，陪葬陶器主要有：罐、豆、壺等。紋飾主要有：曲折紋、雲雷紋、“Ｘ”紋、弦紋等〔20〕。

　　5. 蘇屋崗遺址

　　位於博羅縣鐵場鎮，蘇屋崗是鐵場鎮崗嶺中面積最大的一個。年代原定在新石器時代至春秋，現在看來應屬商周時期至春秋。屬貝丘遺址，主要由蚝、蛤、蚌與雕紋龜（海上生物）等遺殻組成〔21〕。遺址面積1800平方米，文化層厚約90厘米。縣文物普查隊在試掘時發現有曲折紋、方格紋、旋渦紋、等印紋陶器及施一層青緑色釉的陶罐、豆；采集石器有石斧、石矛、石錛等，此外還有青銅斧等〔22〕。其中麯折紋、方格紋、漩渦紋是商周時期的文化要素，而釉陶豆和青銅斧是春秋時期的遺物。

　　6. 田禾墩遺址

　　位於博羅縣平安鎮山前鄉西北角三裏的田禾墩村後背山，山的前面是一條溪河。遺址采集有石戈、石斧、石鑿、石錛、石矛等石器和夾砂陶、印紋陶罐〔23〕。

　　7. 君子營商周時期遺物點

　　位於惠城區瀝林鎮君子營村民委員會深坑村書房背山西邊（N22°57′34″，E114°14′24″）。2004年2月，筆者在隨隊進行惠莞高速公路沿路文物調查時發現細繩紋灰褐色硬陶片。另在書房背山東邊，君子營明宗小學南（N22°57′40″，E114°14′23．8″）處采集到黑褐色方格紋陶片，黑色素面圈足盤等，在附近池塘邊上，發現有商周時期文化層。2008年12月，在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君子營河背山采集有方格紋、夔紋、雲雷紋、米字紋陶片，此外還有1件小石錛（溜肩）。

　　三、春秋戰國時期遺存

　　廣東考古界一般認爲夔紋陶出現在西周而流行於春秋，米字紋陶的年代屬於戰國（如果米字紋加戳印的則屬於西漢）。春秋戰國墓多有發現，但遺址發現較少。東江流域是廣東發現春秋戰國時期遺址較多的地區，惠州目前已發現16處春秋戰國時期遺存。

　　１. 梅花墩遺址

　　位於博羅縣園洲鎮田頭管理區塘角村（N23°07、414′，E114°02、270′），其附近北有沙河，南50米爲一溪河,河水可直達東江。梅花墩爲一土墩，四周是低窪的水田。這裏原有三個土墩，分别叫拉尾墩、中間墩和梅花墩。1973年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時，拉尾墩和中間墩被平整爲水田；梅花墩也遭到部分破壞。該窑址是1975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分佈範圍約1萬平方米。1992年1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博羅縣博物館對窑址進行了首次發掘，發掘面積1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文物，并發現一座龍窑。1995年1月，上述單位又在原探方的基礎上擴方，將未清理完成的龍窑作了全面揭露〔34〕。2008年底筆者專程前往梅花墩窑址看到，在原發掘10米×10米區，現已成爲一小水塘，10米×10米外的西、北、東面爲專業養殖魚塘，南面爲猪舍。也就是説，梅花墩遺址已遭到基本破壞。

　　梅花墩遺址文化堆積分爲四層，其中第③層和第④層爲春秋時期文化層，出土大量方格紋、夔紋、菱格紋、重圈紋、篦點紋等紋飾或組合紋飾印紋硬陶器（片），以及少量醬釉陶片和原始瓷片。陶器爲泥質灰、紅陶，器型以實用的罐和豆、盂、器蓋爲主，另有碗、杯、簋、紡輪、網墜、陶拍、陶墊和陶塑動物等，品種不多，以大型器居多。原始瓷器主要有豆、罐、盤、盂等。

　　梅花墩遺址是經正式考古發掘的廣東地區爲數不多的春秋時期遺址，根據有關專家對遺址第③層和第④層出土陶片和瓷片所做熱釋光（一種陶瓷燒後時間的測定技術）年齡測定，分别爲2920±230 B.P （B.P 指距今)、2790±220B.P、2680±210 B.P和2850±220B.P，平均值在距今2800年左右，即約在春秋早期。

　　梅花墩遺址清理出一條完整的龍窑，在廣東窑業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已有的資料，廣東春秋以前的窑爐，均爲昇焰式圓形竪穴窑，這種窑在生土中挖成，窑室平面呈圓形或橢圓形，無頂，窑壁作弧形，規模小、昇降温慢，燒造火候一般在900～1200℃之間；而梅花墩窑爐是建築在墊土層斜坡面上的長方形平焰式龍窑，規模大、昇降温快，其燒成温度可達1200℃以上。從昇焰式圓穴窑發展到平焰式斜坡龍窑，是廣東陶瓷生産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25〕。

　　梅花墩窑址面積大，堆積厚，出土遺物豐富，尤其是制陶工具、動物模型和刻劃符號的大量發現，是廣東同時期文化遺存中罕見的。窑址燒造的陶器種類多，數量大，既包括大量的普通日常用器，也有一部分檔次較高的原始瓷器，説明這時期陶器燒造工藝與窑爐技術較前有了顯著的進步。該窑址出土的原始瓷器屬於一種高嶺石質，其中原始瓷豆是南方百越先民所獨有的創新陶瓷器〔26〕。直至戰國時期，這裏仍是陶瓷供應中心，但具體位置已不在梅花墩，而是與此不遠的龍溪銀崗。

　　2. 銀崗窑址群

　　位於博羅縣龍溪鎮銀崗村，遺址由河谷平原上七個東西向相連的低矮崗丘組成，面積達10餘萬平方米，周圍地勢平坦，水網密佈，低窪處常積水成塘，當地俗稱此景爲“七星伴月”。 東江於其南面約2公里處自東向西流過。

　　遺址爲窑址群，於二十世紀80年代文物普查時發現。1996年11-12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發掘地點選在遺址中部的瓦片嶺和鬆古嶺，發掘面積約900平方米。其文化堆積厚約60厘米。遺址分爲兩期，第一期遺存年代約在西周、春秋，出土了大量的陶折沿罐、帶耳罐、平底罐，折腹豆，帶耳杯，鉢，碗，器蓋和陶珠、紡輪、環、陶墊、動物模型以及青銅鏃等；第二期遺存年代屬於戰國，出土了陶罐、釜、鉢、鼎、盂、盒、三足盒、雙耳瓿、直腹碗、曲腹碗、直腹杯、曲腹杯、牛角形杯、動物模型、串珠、璧、板瓦、筒瓦、紡輪、網墜、陶拍、陶墊、四孔器、環，鐵器鍤、斧，青銅器斧和石器網墜、礪石等〔27〕。

　　1999年第三次發掘在遺址的鬆毛嶺西坡發現四座戰國時期龍窑，出土原始瓷器（釉陶）。此外還發現有取土區、陶器加工場、碼頭等，碼頭邊的小河直通東江流域。

　　通過發掘，初步弄清了銀崗遺址的性質和文化内涵，特别是對早晚兩期遺存的確認、劃分，爲建立和完善廣東先秦考古編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從1949迄該次發掘前，廣東發現的先秦（狹義的“先秦”不包括石器時代）遺存主要被歸爲兩類，一類是“夔紋陶類型”，一類是“米字紋陶類型” 〔28〕。由於過去考古發掘進行得少，資料多來源於調查，對兩類遺存的相對年代關係一直存在争論。銀崗遺址的發掘，第一次在地層中證實了“米字紋陶類型”叠壓在“夔紋陶類型”文化層之上，從而證明瞭米字紋陶晚於夔紋陶的相對年代關係,使多年來懸而未决的問題得以解决。

　　3. 田心墓葬

　　位於博羅縣石灣鎮田心村，新石期時代晚期至清代遺址。其中清理戰國時期墓葬５座，爲長方形竪穴土坑墓。隨葬器物均爲陶器，類型有：瓮、罐、碗、豆、盂，器表主要拍飾方格紋、亦見有刻劃紋和篦點紋，大部分器物的肩部或腹部、底部都有刻劃符號〔29〕。5座墓葬出土的陶器與90年代初在增城西嶺發掘的龍窑所生産的陶器相同。

　　4. 西埔墓地

　　位於博羅石灣鐵場西埔村。屬商時期至清代墓地，共發掘戰國時期墓葬13 座。出土陶器有：瓮、瓿、盒、杯及原始瓷碗、原始瓷杯等。紋飾主要有米字紋、方格紋、水波紋等。這批早期墓葬只發現商時期和戰國至西漢早期的，却不見西周至春秋時期（夔紋陶時期）的墓葬，推測可能是因部落遷徙〔30〕。

　　5. 沙嶺山遺址 

　　位於博羅縣羅陽鎮丁口村沙嶺山東西坡地，爲配合廣惠高速公路基本建設進行發掘。發掘並清理出戰國、漢代及明清時期墓葬１９座，其中戰國時期遺存主要有文化層、墓葬、灰坑和水溝，陶器有罐、碗、杯、鉢、盂、盒等，紋飾以米字紋印文硬陶爲主。器形和紋飾特徵與博羅銀崗遺址二期出土陶器大致相似。墓葬爲長方形竪穴土坑墓，隨葬器物有碗、 罐、杯、盂和石斧等〔31〕。該墓葬出土的陶器與銀崗窑場所生産的陶器一樣。

　　6. 葫蘆嶺遺址（上文化層）

　　葫蘆嶺遺址上文化層（青銅器時代夔紋硬陶類型）：陶器以灰紅色硬陶多（火候較高，擊之有聲），紅色硬陶少。陶壁較厚，多在1厘米左右，表面多抹平後着赤紅色陶衣拍印幾何花紋，以夔紋爲主，還有雲雷紋、方格紋和各種組合紋，也見少量曲尺紋、篦點紋等；器形多爲瓮、罐、缶等，輪制，多爲敞口、鼓腹的圜底器，平底器較少，均爲口大底細，附耳多飾柳釘。其器形、細部、花紋皆有明顯仿商周時期青銅器的特點。完整陶器僅見算珠式的紅色硬陶紡輪1件〔32〕。

　　7. 宿崗嶺遺址（上文化層）

　　屬青銅器時代夔紋硬陶類型，文化層厚20厘米，發現遺物同葫蘆嶺上文化層，除硬陶外，尚有釉陶，未見完整器〔33〕。

　　8. 黄狗尾遺址

　　位於博羅縣長寧大洞水庫的黄狗尾山坡上，現山坡已闢爲梯田。青銅器時代的山崗遺址。1959年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曾廣億同志到該遺址調查時，在地表采集夾粗砂黑陶、泥質灰陶的陶片，紋飾有方格紋、旋圈紋、米字紋、大小斜方格紋、夔紋等；石器有石斧、石錛、石鑿等〔34〕。

　　9. 瓦窑嶺遺址

　　位於惠州市三棟鎮官橋鄉瓦窑嶺山頂，東臨西枝江。屬廣東青銅器時代的“夔紋陶類型”文化遺存。面積200平方米，采集有刮削器、礪石、陶網墜和磨制的石網墜，同時還發現一批灰紅色的幾何形印紋硬陶片。紋飾有夔紋、小方格紋、籃紋、篦點紋等〔35〕。

　　10. 舂碓石山遺址

　　位於惠東縣平海鎮洞上村。東周。面積約300平方米。該處爲一小山丘，有不少山洞。1983年縣文物普查隊在山洞、河邊采集有石斧、石錛、石鏃、石環等石器和編織紋、方格紋、籃紋、夔紋、米字紋、水波紋等幾何印紋陶一批〔36〕。

　　11. 大埔頂山遺址

　　位於惠東縣安墩鎮九洲村福有窩。春秋時期。面積約500平方米。采集到青銅戈和方格紋、夔紋、雲雷紋陶罐殘片。戈直援直内有胡有闌，闌側方穿，援有雲紋等紋飾〔37〕。

　　12. 沙公嶺遺址

　　位於樑化鎮樑化屯村沙公嶺，座落在樑化盆地的南面，樑化河在它的北面自東向西流過。1975年當地群衆在該處墾荒時發現戰國時期的篦點弦紋陶瓿1個。1984年縣文物普查隊又在該處附近發現有雲雷紋、米字紋、方格紋、水波紋的陶片〔38〕。

　　13. 花樹下遺址

　　位於惠東縣樑化鎮樑化屯。春秋時期。1954-1956年建花樹下水庫時，在柯木山、油麻排山、桐仔嶺、觀音山、鷹哥山等地，采集竊曲紋青銅鼎1件，磨光石斧、錛、鏃、矛和陶鼎、碗、罐等一批，陶器紋飾有夔紋、雲雷紋、方格紋、米字紋等〔39〕。

　　14. 散屋村遺址

　　位於博羅縣公莊鎮陂頭神鄉大瀝散屋村。遺址屬散屋村地形最高點。西南向500米處爲公莊河，河直通東江，北臨一條溪瀝，四周溪河環繞。1984年村民在遺址處挖墻基溝時在距地表深20厘米處發現一套七件的青銅編鐘，編鐘層叠式堆放，或許屬於祭祀山川田器，爲春秋時代的窖藏文物〔40〕。

　　15. 鐵場甬鐘遺物點

　　1975年在鐵場潭嚴屋鋪地段積沙河床時曾發現兩件青銅甬鐘。此甬鐘呈頂部帶甬與帶旋式，是西周常見款式。是古代祭祀、宴樂禮儀中供敲擊使用的一種樂器，應是成組成套相互配合用於演奏的。在當時單獨的甬鐘有可能是作爲軍旅征戰發號施令〔41〕。

　　16. 獨孤山遺址

　　2008年11月筆者參與的(東)莞從（化)高速公路調查、勘探，在博羅縣福田鎮聯和村獨孤山（N23°14、627′，E113°54、543′）發現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陶片，紋飾有方格紋、複綫菱形凸塊、篦點紋、方格及曲尺組合紋、席紋、雲紋、勾連雷紋、雲雷紋等；陶器有釜、罐、豆等。在探溝中還出有粗夾砂陶碎片，飾粗繩紋，爲敞口束頸釜。

　　在福田鎮圍嶺村委圍嶺仔荔枝園（N23°13、081′，E113°55、456′），采集有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陶片，紋飾有方格紋、複綫菱形凸塊紋、篦點紋、夔紋、曲折紋等。此外還采集到有段石錛等磨制石器。

　　四、結　語

　　迄今爲止在惠州市尚未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存。嶺南舊石器遺存多屬於洞穴遺址，少數屬曠野遺址，惠州缺少洞穴，但舊石器時代的曠野遺址是有可能存在的，這有待於專業工作者的繼續努力。惠州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是蜆殻角貝丘遺址。在珠江三角洲，目前考古界認爲最早的新石器遺存是彩陶遺存，這類遺存在環珠江口地區有分佈，如深圳咸頭嶺、大黄沙，珠海後沙灣（一期），增城金蘭寺，東莞萬福庵、蚝崗等。一般認爲環珠江口彩陶流行的年代約在距今七千至五千多年之間。蜆殻角位於珠江三角洲，但没出彩陶，也没出與彩陶共存的夾砂粗陶，該遺址所出土的夾細砂陶片胎體較規整，燒制火候和工藝也明顯較夾砂粗陶進步，故其年代應該晚於彩陶的年代。從蜆殻角遺址看，惠州至遲在5000年前就已有人類活動。

　　惠州先秦文化遺存的分佈特點是：以東江爲主軸，重要的遺存都分佈於東江邊或其支流的邊上，如新石器時期的惠陽區潼湖鎮蜆殻角遺址、博羅縣葫蘆嶺遺址、黄巢墩遺址等都瀕臨東江或西支江的崗丘臺地，之後隨着時間推移，先民活動逐漸由東江兩岸向兩側擴展。青銅時代遺存主要分佈在博羅縣，如羅陽鎮、福田鎮、石灣鎮等地。

　　這些先秦文化遺存包括有生活遺址、窑址、窖藏、墓葬等，不僅類型齊全，也頗爲重要。在我市發現的横嶺山墓地對我們瞭解先秦時期的社會與文化情况，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併當之無悔入選了2000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還有梅花墩窑址，是至今爲止廣東發現年代最早的一座龍窑，它的發現使廣東龍窑的歷史提前了近兩千年；十萬平方米的銀崗窑址群也是省内迄今所發現的一處年代久遠、規模最大的先秦陶器製作工場，同時首次在地層中證明瞭米字紋陶晚於夔紋陶的相對年代關係，對研究先秦時期東江流域乃至整個嶺南地區制陶業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惠州地區最重要的是青銅時代的遺存，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原的商時期到春秋戰國。博羅公莊、横嶺山遺址、鐵場遺址、惠東花樹下水庫發現的青銅甬鐘、青銅鼎等，這些都是中原商周時期的重要禮器，是禮儀制度的反映，這些重器在惠州的發現，説明當時土著首領或方國國君仰慕中原宗周文化，已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潤，並非完全如史書説的野蠻滯後、是“夷蠻之邦”，换言之，惠州地區是開化較早的地區，其推行中原的文化禮教過程遠在商周時期，而不是等到秦始皇那50萬大軍開進嶺南以後。出土的各式青銅兵器，述説着古代方國戰事頻繁、“越人好鬥”的特點〔42〕。

　　近年來在東江地區發現的不少春秋時期的遺址或墓葬群，如横嶺山出土的部分陶器和原始瓷器，與梅花墩春秋龍窑所生産的陶瓷器完全相同，戰國墓葬的陶器與銀崗窑場所生産的陶器和原始瓷器恰又一樣，説明梅花墩窑址及位置毗鄰的銀崗窑址群很可能是西周至戰國時期在東江流域的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陶業生産中心，先民利用東江水網作爲運輸渠道，交通十分便利。在深圳西麗水庫、觀瀾追樹嶺、香港等地也發現其産品，更説明這些窑場在當時已是獨立於農業，并且是用於貿易的專業的手工業工場。

　　在銀崗窑址還發現了以方格紋爲主的板瓦、筒瓦和雲紋瓦當，這些瓦當與廣州漢代繩紋瓦不同。在當時，瓦當還未廣泛使用，故絶非普通建築所用。

　　考古發現證明，東江流域的惠州等地，是先秦時期嶺南最發達的地方之一。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在嶺南以惠州爲中心的地方存在過一個古方國，即“縛婁國”。縛婁國之名最早出現在《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覽》，根據記載，大約在西周時期，珠江流域各部族就已形成，因族群衆多，被稱爲“百越”。戰國時期，由於民族的融合等原因，就只剩下驩兜、縛婁、陽禺、西甌等國。從考古發現看，只有西甌和“縛婁國”在考古上發現了若干綫索，雖經考古學家不斷探索，終未能確定古縛婁國的城址何在？這有待於考古學家的繼續探索。東江流域的惠州地區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和近年來在東江邊大量采集的出水文物對於尋找和復原先秦的惠州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資料。初步判斷，等級森嚴的横嶺山墓地及附近的龍溪遺址、鐵場遺址等很可能就是縛婁國的遺存。增城（原屬惠州）曾發現戰國時期的西瓜嶺大型窑址，因此，增城也應該是探索縛婁古國的重要地區之一。相信傳説中的古縛婁國都城很快就會在考古專家的努力下撩開神秘的面紗。

　　

　　附記：本文的寫作得到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誠、馮孟欽兩位老師的悉心指導，特此鳴謝！

　　

　　注釋：

　　〔1〕（意）麥兆良著，劉麗君譯：《粤東考古發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 徐志達等：《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32〕 莫稚：《廣東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南粤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36〕〔37〕〔38〕〔39〕 惠東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惠東縣博物館：《惠東縣歷史文化資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 

　　〔5〕 李子文：《博羅縣田心新石期時代至清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6〕〔19〕〔22〕〔34〕〔40〕 黄觀禮主編：《博羅縣文物志》，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7〕 〔8〕〔9〕〔10〕〔11〕〔12〕〔13〕〔14〕〔23〕〔33〕莫稚：《南粤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5〕 卜工：《廣東青銅時代初論》，《華南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6〕 馮孟欽：《窩尾坳商時期遺址》,《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1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羅横嶺山》，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18〕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20〕崔勇：《博羅縣西埔上嶺商時期至清代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1〕〔41〕 楊豪：《鐵場考古春秋》，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

　　〔24〕 劉成基、楊少祥:《廣東博羅園州梅花墩窑址的發掘》，《考古》1998年第7期。

　　〔25〕 邱立誠：《論廣東地區兩周時期的考古文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

　　〔26〕〔42〕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

　　〔27〕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羅銀崗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7期；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羅銀崗遺址第二次發掘》，《文物》2000年第６期。

　　〔28〕 徐恒彬：《 廣東青銅器時代概論》，《廣東出土先秦文物》，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4年出版。

　　〔29〕 李子文：《博羅縣田心新石期時代至清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0〕 崔勇:《博羅縣西埔上嶺商時期至清代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3 年版。

　　〔31〕 劉成基：《博羅縣沙嶺山戰國、漢代及明清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35〕 鄒永祥、吴定賢：《惠州文物志》，惠州市文化局、惠州市博物館編，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