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霄（孫霄，深圳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中文摘要】中英街界碑是英國殖民主義侵略和瓜分中國領土的歷史見证，是英國“展拓香港界址”並在“新界”北部地區實施勘界後，至今保留下來的最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中英街界碑不僅涉及到中英關係史，也是粤港關係史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因此，研究中英街界碑的歷史、對於瞭解中英街的形成和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英街　界碑　歷史　文物

　　Abstract: The tablet of China-Britain Street has important historic values for it is a witnes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ms invasion and carving up the territory of China. The tablet connects not only to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Britai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of Guangdong and Hongkong. Thus, the study of the tablets history will have important historic and social values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Britain Street. 

　　Key words: China-Britain Street　tablet　history　relic

　　

　　19世紀末，英國殖民主義者爲了拓展香港而頻頻向清政府施壓，在英國的武力逼迫下，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派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MacDonanld，CW.）簽訂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次年3月16日，清政府以廣東省補用道王存善爲中方勘界委員，英國則派出香港輔政司駱克作爲英方勘界委員（Lockhart，Stewart），共同參加了新界北部沙頭角的陸地勘界。他們沿沙頭角邊界勘竪寫有“大清國新安縣界”的木界樁。3月18日，陸地勘界結束。這次勘界將原來位於九龍界限街的中英界限向北推移到新界北區沙頭角，“較原來香港行政區陸地面積擴大約十一倍，租借地水域較前擴大四、五十倍〔1〕。沙頭角勘界既是中英街形成的歷史背景，也是其歷史開端。3月19日，中英兩國代表在香港簽訂了《香港英新租借合同》（以下簡稱《合同》）。《合同》記録了中英界碑的走向和位置。

　　中英街界碑是英國殖民主義侵略和瓜分中國領土的歷史見证，是英國“展拓香港界址”並在“新界”北部地區實施勘界後，至今保留下來的最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中英街界碑不僅涉及到中英關係史，也是粤港關係史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因此，研究中英街界碑的歷史、對於瞭解中英街形成和變遷的歷史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界碑的分佈

　　根據1899年3月，中英兩國關係代表在香港簽定的《英新租借合同》内容，從大鵬灣至沙頭角這段邊界定界的基本情况如下： 

　　“北界大鵬灣英國東經綫114°30″潮漲能到處”，這是《合同》所標明的租界地北面界限的起點。根據《合同》記載：“由陸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樁，接近沙頭角（即俗名桐蕪墟，同東和墟）之西”，從描述的地理環境來看，此地爲沙欄嚇村的西側，是今中英地界第一號界碑的位置。

　　《合同》記載：“再入内地不遠，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綫，右界田地，東立一木樁”，文中的“内地”是相對於海邊的距離。“左界潮水平綫，右界田地”的位置應是今中英地界2號界碑的位置，因爲漲潮時，潮水可以到達此地，右界當時是沙欄嚇村的田地，後來，鄉民在此建造了房屋。

　　《合同》記載：“由此道至桐蕪墟斜角處，又立一木樁”，當時《合同》所指的桐蕪墟即爲東和墟，位於中英街丁字路口横頭街一帶，此爲今中英地界六號界碑所在地。

　　《合同》記載：“直至目下涸干之寬河，以河底之中綫爲界限，河左岸上地方歸中國界，河右岸上地方歸英界。沿河底之綫直至徑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樁於該河與大道接壤處”，這是位於沙頭角河邊緊挨道路的一個界樁，今中英地界第10號界碑的位置。這個界碑在中英街關外的徑口村。

　　《合同》記載：“此道經過山峽，約較海平綫高五百英尺，爲沙頭角、深圳村分界之綫，此處復立一木樁”，此位置是今天羅沙盤山公路最高處伯公坳，竪立着今中英地界第11號界碑。

　　《合同》記載：此道下至山峽右邊，道左有一水路，達至徑肚村，右山峽之麓，此道跨一水綫，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約距百碼，復跨該水路，右經徑肚村扺深圳河，約距徑肚村一英里之四分之一，及至此處，此道歸入英界，仍準兩國人民往來。由梧桐山流出水路之水，兩國農人均可享用。復立木樁於此道盡處，作爲界綫”。這個界樁極有可能是中英地界第12號界碑的位置。

　　2007年9月筆者前往深港邊境調研時，根據在逕肚村附近值勤的邊防戰士提供的綫索，他們在逕肚村五畝地巡邏時，有戰士曾看到過13號界碑。如果有13號界碑，就一定有12號界碑。由於深港邊防綫草木茂密，河溝較深，加上雨季山石坍塌，有的界碑極易被掩埋，界碑的確切數量和位置尚待進一步查证〔2〕。

　　《合同》所記載的只是1899年中英勘界時竪立的六個界樁的位置，關於上文提到的界碑是筆者對分佈於中英街之外界碑位置的分析。那麽，在沙頭角深港邊境共竪有多少塊界碑呢？從我們已經掌握的資料來看，記載界碑總數的研究性書籍非常少，在一篇關於沙頭角歷史研究的資料中，清楚地記載着分佈在深港邊境的中英界碑總數爲20塊〔3〕。

　　二、 界碑的歷史與現狀

　　據香港政府工務局資料證實，1905年香港政府派由政府工務局用石碑更换了位於沙頭角中英街1899年竪立的木質界樁。香港政府工務局局長查塔姆（W.Chatham）在《工務局長1905年報告書》中説：“曾經認爲需要在沙頭角和蓮麻坑之間確立英中邊界，此事現已完成，大量永久性界碑現已竪立和測量完畢。”〔4〕這是香港史料上有明確記録的中英街第一次重竪界碑。香港政府重竪界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由於木質界樁不能長久保留，而在沙頭角邊境地區一天也不能缺少中英界限的標誌。據説，這次竪碑是香港政府單獨采取的行動。中英界碑用麻石制成，界碑兩面分别陰刻中英文字。内容爲：中英地界，光緒二十四年，1898，第X號。

　　中英街現有中英界碑八塊，從沙欄嚇村西南角開始，1-8號界碑呈曲綫從鎮内環城路開始，經過中英街延伸到沙頭角界河。沿着沙頭角界河再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河道及河岸已經發現了9-11號界碑，由於界碑多年深藏草叢之中，爲植被所保護，界碑立面的字迹清晰可辯。本文主要以中英街界碑爲研究對象，街區之外的界碑不在本文論述之内。

　　（一）1號界碑位於鎮内環城路頂端。在中英街8塊界碑中，此界碑保存比較完整。分析其原因是由於1號界碑遠離中英街，因此，在抗日戰争中避過一劫，未遭日軍掘棄，它應該是1905年香港政府工務局重竪的界碑。只不過在界碑頂部仍增加了大約20公分厚的水泥層，此水泥層是1941年英國軍警爲阻止日軍南下，而在中英街中間攔了一道鐵絲網，而用來固定鐵絲網立柱的水泥就是在界碑頂部增加的水泥。現在在1號界碑頂部的水泥中間仍可依稀看到插進圓柱體的痕迹。

　　（二）2號界碑也位於環城路，相距1號界碑約100米。2號界碑香港一側有一棵粗壯的榕樹，榕樹生長引起的根部運動影響了界碑下面的基礎，界碑下面鋪設的方形石座被嚴重翹起，由此改變了2號界碑的水平狀態。這種情况在中英界碑中是唯一的現象。1959年，中英街修路時，中英技術人員還專門就2號界碑的問題進行了協商，協商結果是繼續保持界碑的自然狀態。2號界碑的保護狀况雖然無法與1號界碑相比，但基本上仍是完好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於中英街商貿業的興起，2號界碑曾不爲人們所注意，被掩埋在堆放的商品之中。

　　（三）3號界碑位於中英街通向香港的三岔路口，距離2號界碑約90米。3號界碑是進入中英街的開始，因此它又成爲中英街的第一塊界碑。由於這裏是通向香港的交通要道，往來人群和車輛最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許多往返深港運送貨物的平板車經常擦碑而過，平板車的車軸對界碑中部引起的機械磨損，使3號界碑中部明顯凹陷，是遭受人爲損壞最爲嚴重的界碑。

　　（四）4號界碑位於中英街古榕樹旁邊，距離3號界碑約70多米。這棵古榕樹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樹干蒼勁，枝繁葉茂，矗立在4號界碑深圳一側，枝葉越過界碑，伸向香港。有人曾以“根在祖國，蔭澤香港”來描寫它的神奇姿態。2005年，在中英街歷史風貌街區的改造中，它被冠以“古榕奇觀”而成爲中英街歷史文化景點之一。但是，4號界碑邊緣有被遭到人爲撞擊留下的傷痕。

　　（五）5號界碑位於中英街中部偏向香港一側，距離4號界碑約40米。5號界碑和4號界碑不在一條直綫，緊挨香港一側的商鋪。5號界碑的保護現狀明顯好於3號界碑，只是商鋪屋沿鐵皮經雨水冲刷後流在界碑上形成一道鐵銹痕迹，此銹迹只有在清洗界碑表層後可以清除。

　　（六）6號界碑位於中英街與横頭街交匯處香港一側。距離5號界碑約28米。6號界碑是最貼近香港商鋪的界碑，界碑的字迹比較清晰，保存的也比較完整。

　　（七）7號界碑靠近中英街鴻福橋。距離6號界碑約90米。

　　由於中英街在修路時加高了路面，因此，7號界碑大部分碑身深埋地下。從地表觀察，7號界碑是中英街所有界碑中碑身高度最矮的一個。

　　（八）8號界碑原來位於鴻福橋下的沙頭角界河河道中心。距離7號界碑約25米。後來由於水流的衝擊，8號界碑被冲倒。現在位於河道深圳一側的河岸邊。界碑上有硬物碰撞過的傷痕。

　　1948年，粤港重竪界碑時，爲防止界碑被水冲走移位，工程技術人員專門在界河兩側放置了兩個用於定位的甲乙兩塊標誌石，但如今這兩塊標誌石早已没有了，它們極有可能被水冲散，界河岸邊只留下了8號界碑。

　　三、重竪中英街界碑

　　1941年2月,日本軍隊佔領了沙頭角。12月25日，香港淪陷後，深港地區均成爲日戰區，沙頭角中英街3至7號界碑被日軍以妨礙交通爲名掘棄。1945年，日本投降後，英國軍隊重新佔領了香港。這時，沙頭角中英街實際上變成了無界碑的邊界。港英政府急於重新確定租借地的歷史地位，希望盡快與中方協商重竪界碑的事宜。

　　1946年10月12日，中國外交部代表李瀚、地政局代表曾隼秋、會計處王睿、民政廳王仁佳在廣東省政府民政廳會議廳召開了“整理沙頭角中英界石案第二次座談會”。座談會由王仁佳報告了自9月1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議的多項辦理步驟，以及由地政局派人前往沙頭角測勘舊界和繪圖；並通報了粤海關税務司公署來函轉來九龍海關鈔送的沙頭角新界圖一份。從圖中可以看到，對中英界石位置的記載甚爲明晰。同時，根據寶安縣政府報告：“中英界石雖已被毁，惟此界之遺留痕迹尚可辯認”的情况，可以派人前往寶安縣政府會同派員依圖勘對，如屬無訛便可呈復外交部核辦。

　　這次會議做出了四項决定：

　　(一)根據九龍關送來之沙頭角新界圖所繪中英界綫，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及省府地政局派員前往會同寶安縣府勘明石界遺留痕迹是否與圖載相符；

　　(二)赴勘人員旅費先由省府墊借二十萬元，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並入辦理此案，預算呈請外交部撥還歸墊；

　　(三)由地政局復製沙頭角新界圖六份備用；

　　(四)會勘清楚後，由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將調查此案經過情形，連同有關文件及造具經費預算呈復外交部核示〔5〕。

　　爲查驗沙頭角界石是否與圖載相符，廣東省地政局派丘明學股長，並會同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科長李瀚、吴俊章和寶安縣政府陳嘉會一行四人赴沙頭角實地查勘，五天後，他們把查勘情况寫了一個報告：

　　“查本案應施行查勘區域，即在沙頭角附近，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經過地帶據當地巡官王銘章及正副鄉長暨地方紳耆等，所引指各該界石之位置，查其附近之地物地形，雖與兩廣特派員公署檢送之沙頭角新界圖，及九龍關鈔送之新界圖等，所示之地物地形多未符合（界石經過兩旁全數建築店鋪），惟上開圖内所示第一界石於南之海，及第三界石於西之橋樑、車站、等地物，與現在實地情形尚相吻合，且第一、第二兩界石，仍巍然存在，而第三、第八之遺留痕迹，又班班可考，復查由第一界石至第八界石，各該界石間之是地距離，與上開兩圖所示之距離，均約相等，是可證明當地巡官、鄉長、紳耆，所引指各該界石之是地位置，與上開兩圖所示之位置大致尚合也。惟第四、五、六、七等四個界石位置（當地人士所指引）全無痕迹遺留，雖其各該界石間之是地距離與上開兩圖所示之距離約相等，惟其方向間有偏差，（第七界石偏差較大），現該地區之地物地形已大部變更，而當地人士所指之第四、五、六、七等各該界石之方向，又略有偏差”。似應再派人員重新施測以符地形。而策精確除將（當地人士所指）第四、五、六、七等界石之位置另在查勘略圖内分别註明外，謹將查勘結果、連同查勘略圖二份，一並報請察核〔6〕。

　　1947年2月26日，外交部駐兩廣特派員公署召開座談會，會議决定於4月5日前，派省地政局股長曾隼秋和技士古士宗，携備測量儀器前赴沙頭角精密測繪中英邊界現狀，此行仍由寶安縣政府派員協助，並通知深圳鎮公所會同前往，沙頭角鄉鎮保長等人也到場協助。當時，測量所依照的圖紙是九龍關和英駐穗總領事館送的沙頭角中英界石圖各一份。經詳細研究後，他們將其比例尺化爲分數，一爲一千五百三十六分之一，一爲一千九百八十分之一的比例，將兩圖所標示界石的相同位置及距離，兩相核算對比大致相符〔7〕。

　　7月9日，廣東省地政局測繪人員在沙頭角警察派出所巡官陳奏勛、東和鄉副鄉長曾憲堃引導下來到中英界綫及原竪立各界石地點，發現第一、第二號兩界石接近英界新樓街涌邊尚屹立無恙，第三至第七界石係沿中興街道經過，全被徹底拔去，原來的五個界石被移置於鴻福橋頭第七界石附近草地，並無痕迹遺留。第八界石則在鴻福橋下的上流河中，已經被水冲倒。據當地人士稱，抗戰時期，英方曾沿界綫架設鐵絲網，現該鐵絲網雖然與界石一並拔去，但却留有鐵枝基脚可以辨認。對照九龍關和英駐穗總領事館送來的圖紙對比檢查，並經精密勘對其各點方位與距離，大致相符。

　　1947年7月25日，葛量洪扺港就任第22任港督。10月1日，便受命赴南京會晤蔣介石商討香港問題，其中就有在粤港邊界重竪中英界碑的問題。日本投降後，香港重新被英國統治，由於粤港邊界已成爲無界碑的邊界，所以，英國多次要求中方重新勘定邊界並竪立界碑。在英國的多次要求下，1948年4月，根據南京政府通知，廣東省派出了以省民政廳廳長徐景唐爲團長的代表團到達香港，與以班輅爲團長的香港政府協商重新竪碑事宜。

　　4月15日，雙方代表團扺達沙頭角，其路綫與當年王存善與駱克勘界的路綫一致，即從沙頭角至深圳河源頭。當時的記載雲：“測勘工作最先由東西海灘上第一二方界碑開始，然後向西進入市街，再越市街而至墟外之黄泥河，沿途均依舊界重側一次，勘定竪碑位置，以備重新竪立”。“勘界工作由下午一時開始，歷兩小時許始告完成，每一界碑位置測定後，即用白粉作標識，另由工程人員另行竪碑”〔8〕。

　　4月17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國民政府兩廣特派員公署辦事處内簽訂了《重竪沙頭角中英界石備忘録》〔9〕。

　　

　　 重竪沙頭角中英界石備忘録

　　沙頭角中英界石，因一九四一年（中華民國三十年），香港淪陷後，有爲日本軍隊移去。勝利後，經中英雙方政府同意，就原有地點重行竪立界石。中國方面代表由廣東省政府民政廳長徐景唐領導，英國方面代表由香港新界理民府班輅領導，於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在沙頭角相會，經實地踏勘，雙方代表商定如下：

　　（一）沙頭角中英邊界之第一號第二號界石係竪在原處，雙方同意可仍舊不動，但第三號、第四號、第五號、第六號、第七號共五塊界石均經日人移動，經雙方代表踏勘後，同意將原有界石重復竪回原處，並在該五塊界石上刻明：“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重竪”。

　　（二）原有界石第八號係在河床中心點，因水流關係，已將之冲倒。因此雙方同意在河之兩岸各竪標誌石一塊，以指明第八號界石之位置在該兩塊標誌石相距之中心點。該兩塊標誌石，一塊號以“甲”字，一塊“號”以“乙”字。又雙方同意在該兩件標誌石上刻下列字句： “此標誌石甲、乙號距離標誌石甲、乙號柒拾英尺，甲號及乙號兩標誌石相距之中心點，即爲河床内第八號界石之位置。

　　（三）雙方代表當場協定，各個界石（第一號至第八號共八塊）之真確方位及距離，由中英兩方會同踏勘，記明在地圖上，以資證明。該地圖須備兩份，由中國政府及英國政府分别指派代表簽押作實，各執一份。

　　廣東省政府民政廳長　　徐景唐

　　香港新界理民府　　　　J.Barrow

　　見證人　　　　　　　　吴信雄

　　                         C.B.B.Heathcote-Smith

　　一千九百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1947年，粤港在沙頭角的重竪界碑事件，從提出、調查到完成，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其中，籌備這次勘界所花費的時間占了絶大部分，而在實地勘劃只用了兩個小時。勘界留下了的重要資料讓我們對中英街界碑有了新的認識：

　　(一)粤港重竪界碑是在日本投降後，英國爲延續和保持對香港的殖民管治而采取的一次行動。勘界不僅恢復了原來中英街邊境的界限標誌界碑，也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沙頭角邊防禁區的管理打下了基礎。

　　(二)粤港雙方測定的“中英界綫平面圖”表明，中英界限是以中英界碑相連接的界碑中心綫而劃定的。此圖寫有“本圖由中國政府及香港政府派員會同測量”字樣，因此，此圖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不容置疑。

　　(三)“中英界綫平面圖”還留下了1至8號界碑詳細的經緯度和座標點，這些數據對於中英街8號界碑的復位，尤其是對於今後開展中英街界碑的保護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此圖是黑底白綫圖，不太清晰，本文所引用的是由廣東省政府地政局測繪完成的“測勘沙頭角中英石界圖”，兩幅圖的中英界限均是以界碑中心綫劃定的）。

　　四、界碑的影響

　　中英街界碑從1899年3月中英兩國竪立到1997年7月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它一直是嚴格的中英界限的象徵。界碑對中英街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中英街的形成是先有界碑而後有街區的。筆者以爲，作爲中國與英國對港政策的風向標，中英街經歷了曲折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從“兩國分治”的形成、到“一國兩制”的過渡、再到“一國兩制”的三個歷史階段的劃分，中英街是以界碑爲界限經歷了三個階段。〔10〕

　　第一階段，從1899年3月18日，中英兩國在沙頭角勘界結束至1985年5月27日互换中英聯合聲明的時間爲止。在漫長的86年時間裏，中英街所在地由中英兩國按照所簽條約，即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和《香港英新租借合同》爲依據，對中英街分别進行治理。這是兩個主權國家對中英街兩側分别進行的管理，因此，它與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形成的“一街一國兩制”在性質上完全不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訂了聯合聲明。聲明的全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恢復對香港地區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也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同時確定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針。中國政府在聲明中承諾，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中國政府會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别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維持五十年不變。1985年5月27日，中英雙方互换中英聯合聲明。

　　第二階段，從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是中英街從“兩國分治”向“一國兩制”的過渡階段。這段時間共經歷了12年。這12年正是中英街沐浴改革春風，不斷走向開放，進入輝煌發展的歷史時期。 

　　政治對經濟的發展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由於香港的前途問題已經得到解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變”使人們對香港的未來逐漸有了一個更加清晰和明了的認識，港人的信心由此得到了增强。而中英街的輝煌正是在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下出現，它爲中英街從“兩國分治”順利進入“一國兩制”做了充分的鋪墊。

　　中國在香港回歸後建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區，並根據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所作的承諾，制訂了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明確了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則。

　　第三階段，從1997年7月1日至今，這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階段。中英街在“一國兩制”架構下，揭開了“一街兩制”的歷史新篇章。

　　在中英街“兩國分治”階段，英界和華界的居民仍有來往，但兩地政治關係緊張，有時甚至爆發嚴重的邊境衝突。在進入“一街一國兩制”的過渡期以後，由於香港問題已經圓滿解决，排除了導致兩地關係緊張的重要政治因素，深港居民的來往更加密切，兩地的官方關係也大爲緩和，他們還時常坐在一起共商地區發展的大計。

　　五、結束語

　　中英街一百年變遷的歷史雖然隨着香港回歸祖國而終結，但中英街的“一街兩制”仍無法改變，中英街界碑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物價值。香港學者劉智鵬、丁新豹、劉蜀永在《中英街的歷史價值和未來發展初探》中寫道：中英街最引人注目的和最有文物價值的就是矗立在街道上刻有“光緒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樣的界碑。有關英國佔領香港地區的實物見证，除了分别保存在倫敦和臺灣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原件、保留在愛丁堡的英國接收新界時，用過的英國國旗外，留存至今的就是這些界碑了。

　　中英街界碑作爲中英關係和粤港歷史的實物見证，其“一街兩制”人文景觀已成爲世界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歷史文化現象。如今，它吸引着海内外的遊客前往旅遊和觀光，中英街及其界碑將作爲中國近代歷史的縮影會永遠保存下去，向世人講述曾發生在沙頭角悲歡離和的歷史故事。

　　

　　注釋：

　　〔1〕劉存寬編著：《租借新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頁21。

　　〔2〕孫霄：《中英街的形成與變遷》，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8年版，頁73。

　　〔3〕徐健清等：《關於沙頭角邊界歷史概况的説明》。

　　〔4〕《香港政府工務司報告》，1902年。

　　〔5〕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地政廳測量沙頭角中英街會議記録》。

　　〔6〕同〔5〕。

　　〔7〕同〔5〕。

　　〔8〕同〔5〕。

　　〔9〕孫霄：《中英街的形成與變遷》，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8年版，頁232。

　　〔10〕劉智鵬等：《中英街的歷史價值和未來發展初探》，鹽田區委宣傳部編《中英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海興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