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文化建設和文化産業發展的建議之一

　　 黄樹森

　　三十年了，廣東作爲先行者，在現代化的浪潮中，創造了亘古未有的經濟增長奇迹。它的歷程已經搆成了可藉以解讀歷史規律的“當代史”。總結30年來的成敗得失，探尋背後的歷史定律，是融入世界長久地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必修功課。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哈佛大學教授付高義爲廣東寫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先行一步——開放改革中的廣東》是唯一一本研究廣東改革開放乃至中國改革開放的論著，在海外影響日隆。廣東的輝煌，對中國乃至世界貢獻，無可辯駁。

　　作爲“敢爲人先”的廣東，也應該“敢爲人先”地清醒看到我們應該補偏救弊的地方，即：“我們樂道於經濟GDP，而忽略觀念的GDP、文化的GDP；我們陶醉於經濟魅力，而輕蔑觀念、文化的魅力；我們沉浸於盛世的喜悦，而忽視文化的反思”。

　　汪洋書記以“憂患意識”的文化自省，以“解放思想”的人文支點，以“世界眼光”的廣袤思維，謀劃未來，促進發展，昭示着廣東新一輪發展的動力潜因和精神支撑。適逢其時，深中肯啓。

　　我和幾位年青的博士在三年多時間内，編撰《中國九章》系列之《廣東九章》、《東莞九章》、《深圳九章》，從浩如烟海的歷史典借和時評宏文中，抽出了150萬字，也篩選列舉了廣東從歷史到當今作爲精神狀態、價值取向、觀念文化的短板弊端。對目前正在進行的“解放思想”學習和長遠區域文化研究，提供一個可供衆聲喧嘩、觀點薈萃、腦力共振、謀劃發展的資質，我想是有益的。兹列於下：

　　一、“小富則安”的心理滿足

　　改革開放之初，當我們没有錢的時候，滿懷創業欲望，一再試水争得了一個舉世輝煌。在我們有了錢之後，則有着守業求穩，不思進取的心理障礙。嶺南文化的這個病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就提醒批評過，在當今，我們仍然感覺並不陌生。

　　二、“兼收並蓄”的异化

　　嶺南文化面處“中西唱合”的“華洋界”，南北勾連的“集散地”，是中西、南北文化兩條脈綫的結合部和交匯點，有着鮮明的兼收並蓄的文化品性。開放改革初始階段，我們有影視八大名旦：《外來妹》、《公關小姐》等，在中國電視劇史中處於執牛耳地位；我們有四大名刊：《花城》、《隨筆》、《家庭》、《黄金時代》，現在《讀者》、《知音》崛起，我們難望其項背。廣東曾是中國流行音樂大本營，現在已北移。廣東已不可能象當年一樣“一枝獨秀”。山西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申××曾帶了一臺話劇《立秋》、一臺舞劇《一把酸棗》、一臺交響樂、一套書、一個展覽來廣州活動一周，打着“華夏文明始於山西”的主題詞，那確是個高水平的策劃和演出，他的編舞者説了一句讓人戰怵的話：世上無一不可舞。算盤、傘、駝鈴、法事，都舞得很美。而在廣東省舞蹈界一味地説這東西没有舞蹈語彚，那東西没有舞蹈語彚，與山西竟如天壤之别。湖南衛視通過幾年打拼，影響力已居地方臺一哥地位。但在廣東有關文化的座談會上，一談到我們的滯後、不足，便會引出一大堆的過往輝煌、近期實績，對冲掉、掩蓋掉自己的短處。廣東文化的“敢爲人先”，理應包括“不護短”、自省、正視弊端的“敢爲人先”。兼收並蓄的异化，是一個危險的警號。

　　三、狹隘的務實

　　嶺南文化的基因確實是務實的，但在全球化形勢下，不能因務實而鄙薄務虚和理性，習慣於坐地經商、血緣經商，疏離團隊精神。在全球經濟由産品到資本進而到品牌時代，務虚斷不可忽視。在東莞三年考察中，不少浙商説：粤商確是務實守信的，早茶談到的項目，第二天就可以干起來，而且講誠信，我們浙商不如；但浙商的氣勢、信息、團隊精神比粤商强。比利時、西班牙的一個信息，一夜之間，所有浙商都會調動起來。外省人曾經批評我們：廣東人只會生孩子，不會起名字（即忽視理性、觀念）。廣東人答：起名字易，生孩子難。殊不知，今天“名字”——即品牌、觀念、文化，也能够産生效益。區域文化中過於務實，就會導致狹隘、偏執，只看到脚下土地的短視。

　　四、偏好於眼前發展，疏離長遠考慮的日常性思維

　　嶺南文化，如餘秋雨所形容的“早茶和花市”一樣，只滿足日常性和季節性消耗，如今思之，確有幾分道理。廣東的城建規劃，城市形象打造，城市精神的定位，比之上海，較爲遜色。世博會的建築，上海出了好些篇建築美學的談話，都是很有“世界眼光”、居於建築美學前沿的。上海三十年代的“百樂門”舞廳，成爲上海的一個符號和名片，無一例外的作爲場景出現在所有以大上海爲題材的影視作品中。到湖南旅遊，所有導遊無不向遊客灌輸：“唯楚有才，於今爲盛”。還要拷問你：這個“楚”指什麽呀？而廣東的“綿疆峻嶺，代有偉人；文川武略，常産賢哲”（明·張其淦）；廣東從世界地圖看是“世界交通第一孔道”，是“中國的中心”（樑啓超），這樣精采的關鍵詞，關注者寥寥。

　　2003年陝西電視臺來廣東采訪我，我介紹到天河，他不願意去，而直奔西關大屋下九路和燒鵝檔。會展中心他們也只是匆匆拍了兩個鏡頭，感嘆地説廣東人有錢。他們的視角給我感觸很深，想起羅素所説：比之權力和金錢，文化的影響力要久遠得多，想起英國民諺：寧要一個莎士比亞，而可舍去一個印度。

　　五、缺少張力的品牌意識

　　廣東陽江打撈的“南海一號”，其地位價值可與北京故宫、西安秦兵俑並駕齊驅，成中國頂尖文物的三足鼎立之勢。但對其價值估量、定性、研究、宣傳，却就事論事，缺少張力。這個可以鈎沉和打造無限文化經濟價值（據説僅船上文物就值1000億，船的價值還未計算，更不論其他），屬國寶級文物的“宋代海下博覽”，却取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有如運沙駁船和打撈船般的“南海一號”名字。四川省去年對金沙遺址，左蜀船棺合葬墓和三星堆遺址進行論证，合稱之爲左蜀文化遺址，準備向世界文化遺産衝刺。然大軍未動，糧草先行。引得好萊塢爲其量身定做一部比美《星際大戰》的國際大片，海内外鬧得沸沸揚颺。四川對品牌的前瞻性思維，給我們啓示殊深。作家張愛玲作爲上海的一張文化名片，呷干舔盡，“汁都撈埋”，無處不在，影響至深，三十年代拔尖的流行作家、梅州借的張資平，却被我們置之被遺忘角落，令人不勝唏嘘。不説是我們没有“品牌意識”，但我們是不是存在就商業言商業，就文物説文物，而缺乏一種廣闊的文化眼光和世界眼光呢？

　　六、開放改革策源地的學術守舊和板滯

　　“廣東言西學最早”，廣東的學術思想在19世紀曾經走在全國前列，但進入20世紀後，廣東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適曾有“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的感慨，並非無的放矢。一代大師陳寅恪，曾經在廣東身上寄予成爲全國學術中心的殷切期望，這一願景，至今没有實現。開放改革以來，廣東學術在初期，思想解放運動在全國有重要地位，此後則與經濟高速發展處於不相適宜，守舊尤甚。

　　七、想分居的經濟與文化

　　經濟是船，文化是水。水的浮力越大，船的載重量就越大。如今是全球化時代，經濟文化時代，經濟中的文化附加值和文化中的經濟含量都越來越重。一張二戰24拐公路舊照片，在報紙登出來，即托起滇黔兩省旅遊。還珠格格、超女、金鷹節把湖南衛視送上地方臺“一哥”地位。經濟與文化不是父子關係、兄弟關係，應是情侣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隨省參事室到廣州軟件園，對我省動漫産業作調研。科技界礙於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認爲没出路，是賠本生意。動漫産業現在似乎屬文化産業辦公室（深圳有此建制）、文化體制改革辦公室管理，但投資的事又要假手金融、銀行。廣東有個動漫連續劇《水果部落》05年在迪斯尼的評比中，從全球200多個劇本脱穎而出排名第一。後來面臨要不自行貸款，自主創品牌，要不就被加拿大、日本收購，淪爲加工商，因爲體制問題，拖延了發展。動漫産業競争激烈，浙江、成都都很厲害，花巨資挖走廣東的公司。廣東能否“先行一步”，先解决動漫産業的歸屬，同時爲分管局和分管單位單列經濟指標歸入全省經濟總指標中，不作爲一般行政意義上的管理。南韓的經驗值得借鑒。

　　

　　2008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