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元亨 

　　自從上世紀末，珠江文化研究會致力於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的開發以來，“十三行”在海上絲路的重要地位日益凸出。作爲十三行行商譚世經的後裔，當責無旁貸對這一歷史文化資源予以深入發掘。這十年來，在高校教學與科研之餘，我以較大的精力，投入到長篇歷史紀實《一個十三行後裔的口述史：帝國商行沉浮》，及百萬言的、紀録十三行後裔所承受的歷史重負之《十三行遺囑》三部曲，目前均已完成初稿，還未進入修改。與此同時，省政府文史館館員、著名電影劇作家於力關於十三行的長篇小説，也已近殺青。爲完成這些作品，我們在全國各地調閲了很多的歷史資料，糾正了若干以訛傳訛的史實，如十三行是明代中後期便已形成，而非康熙開海禁後僅統攬外資85年等等。

　　毫無疑義，十三行是中國外資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華彩樂段，這對於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是難得的一面歷史鏡子。通過文學、影視等形式予以表現，很有必要，也極具價值。因此，我們的作品尚未完成，約稿者已紛至沓來，反而廣東未見動静。對於自身文化品牌的認識，顯然有些麻木了。

　　從深層而言，也反映了廣東對十三行研究的嚴重滯後，我們在採寫、搜集資料之際，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有關因素的影響，海上絲路研究，尤其是十三行歷史的發掘，並没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甚至連國外的關於中國明清外資的論著都不曾加以翻譯。從整體上説，迄今未有超過70多年前，年僅27歲的樑嘉彬所著的《廣東十三行考》。而70年前，無論是資料，還是考證，由於條件的限制，都不可能有今天這麽好做。遺憾的是，學術上的浮躁，課題申報方式上的缺陷，本來很有可能的推進與深化，也就這麽給“大呼窿”掉了。

　　因此，對十三行的歷史背景、體制、貢獻與局限、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對其作爲民商却被視有官商色彩的雙重身份，既富可敵國又可一朝傾覆之脆弱等等，都欠深入獨到的分析，更嚴重的是，大量的史料仍沉埋在國内外未有人予以查閲、發掘。

　　由於認識上的不足，對文學、影視的創作造成負面的影響，使之難以達到歷史與邏輯的一致，以及藝術上的高度。

　　作爲道光年間“十三行”的“八大家”——“潘盧伍葉，譚左徐楊”的幾家，我家與潘家一直是世交，如今更是在同一高校（華工）任教，自然，潘、譚的史料，我們已在做，而“左”當爲“左恒公”樑家之誤，也就是樑嘉彬的前輩樑終國，也有專著研究了（潘、樑兩家均爲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黄啓臣所撰）。值得思索的是，我們同爲十三行後裔，全都已離開了商界，也就如黄啓臣專著所雲，前幾輩人均已棄商從文了，有人稱這是“十三行遺囑”作怪，其實却是歷史帶來的創傷。謡諺從“潘盧伍葉，譚左徐楊，虎豹龍鳳，江淮河漢”的宏闊，變成“潘盧伍葉鄒，譚左徐楊邱，虎豹龍鳳狗，江淮河漢溝”的譏喻，頗發人深思。

　　因此，十三行的沉浮、興廢，内中深刻的歷史遺訓，不是幾句話所能説得完的。這絶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所以，目前已有的話劇、歌舞等當然不錯，讓我們來看，却仍未能到位，顯得簡單了點。這本是一個大題材、大製作，應有大震撼、大思考才對，不要草草應付掉了，坦率説，我也出版了上百本文史哲類專著了，但對待“十三行”這個題材，仍感到相當吃力，所以一寫就是十年，還不敢輕易動手去改。出手務必是精品才行，否則也對不起前輩們的艱辛苦楚，有負於這一段沉甸甸的歷史。

　　如何總結前一段關於海上絲路以及十三行的研究、開發的經驗，從而將這一廣東重大的文化品牌亮出去，在改革開放30年紀念之日，當是迫在眉梢了。所以，謹在此提出相關的建言：

　　一、組織一個扎實的學術班底，尤其是翻譯人員，全面發掘國内外關於“十三行”的歷史文獻資料，在這基礎上，再進行深入的、到位的研究，無論如何應該有超過70年前《廣東十三行考》的學術成果，當然，這需要對當前課題招標方式有所改善，讓真正的研究者不被“忽悠”。

　　二、組織好“十三行”這一題材的各種文藝形式的創作，本來，在中國歷史上，它比晋商的“銀號”、徽商的“錢莊”等，其意義和影響很大。而當今影視，前者宣傳力度却强得多，這實是廣東不應有的缺失。廣東作爲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當更珍重這一難得的歷史品牌。

　　

　　2008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