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煜　張興杰 

　　對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探討，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費孝通提出“模式”概念並總結出蘇南、珠江、温州三種發展模式之時。新農村建設目標的提出，不僅是對理論研究的總結和上昇，而且植根於對華西村、南街村、大邱莊等地成功的農村建設經驗的實踐總結。當然，這一目標提出之後，對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研究範圍更加廣泛，探討更加深入，研究成果數量更多。

　　一、新農村建設模式理論探討綜述

　　爲了探索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近年來，學界總結新農村建設實踐中的先進經驗並對其進行比較研究，形成了一批典型模式。同時，也有些學者從諸多地區實際情况的巨大差异出發，探討了各地區新農村建設應該具有的目標模式。

　　（一）典型模式綜述

　　1．蘇南模式，以華西村爲代表。其典型特徵爲由農村工業帶動的先髮型工業化、城鎮化，其發展的關鍵期是20世紀80年代，利用了當時短缺經濟、賣方市場的機遇，搶先發展鄉村工業。經過多年經營，其工業化形成了一定規模，具有了相當的競争能力。在這一時期，所有制形式以集體所有制爲主。20世紀90年代後期，爲了適應形勢，發展爲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形式，集體所有制仍然佔據重要地位。在集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村内村黨支書起到了領導和帶動作用。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村外鄉鎮政府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領導與决策體制采用黨委領導制+村民自治制。由於村支書巨大的個人威信，村兩委關係較少衝突。村民主要就業於村集體企業，村集體財富分配主要采用一種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分配較爲均等，目的是爲了實現共同富裕。村内土地由村集體統籌管理，新村建設由集體統一投資、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分配住房。村内精神文明建設得到重視，傳統倫理與現代文化得到了較好的融合，村民的素質得到提高。（馮治，1995；周沛，2000；洪銀興，2007）

　　2．珠江三角洲模式［學界一般稱之爲珠江模式，考慮到這一模式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産生，並非整個珠江流域都盛行這種模式，所以將之稱爲珠江三角洲模式更爲恰當。]。以東莞諸多鎮、村爲代表。其典型特徵是外資推動型工業化、城鎮化，其發展的關鍵是利用在全國率先對外開放的機遇，大力承接世界性産業轉移浪潮，大力引進外資，利用外資推動實現了較高程度的工業化、城鎮化。近年來，都市農業、生態旅遊農業得到一定程度發展。所有制形式極豐富，但外商投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招商引資過程中，各級政府發揮了强勢的領導作用，村集體經濟資源主要來自於土地昇值、土地廠房出租收益。村民主要就業於各類加工企業，村集體財富的分配采用股份制。領導與决策體制采用黨委領導制+村民自治制。由於村支書往往缺乏個人威信，加上村集體經濟資源較豐富，圍遶村集體經濟資源的支配權，村兩委關係常起波瀾，村委會選舉競争較爲激烈。村内土地實現了包産到户，但因爲引資的需要，政府可能會徵用村集體土地，村集體也可能需要集中使用土地。由於土地昇值巨大，土地糾紛常有發生。新村建設往往由上級政府或村集體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基礎設施，村民自行建設住房。由於傳統價值受到商業文化極大衝擊，新的公民文化的興起尚待時日，村内文化建設任務較重。（費孝通，1992；張敏，2002）

　　3．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也是走工業化、城鎮化的道路。但其工業化具有鮮明的個性，是一種以家庭工業爲基礎、以供銷員爲發動骨幹、以農村集鎮爲依託、以專業化市場爲紐帶的市場主導運行模式。主要所有制形式是家庭私有制，村民主要就業於家庭工商業，收入來源包括資本利得和勞動報酬。新村建設走了在小城鎮的帶動下，周邊農村成片開展村莊環境整治工作的路子。土地流轉方式主要包括種糧大户轉包、村集體代耕代種、土地耕作社會化服務三種，帶有自發特點。由於重工商輕農業，農業處於弱質産業地位，農業生産仍以小規模的農户經營爲主，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企業化經營程度還較低，農業生産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耕地數量和質量明顯下降。爲了服務三農，創造了將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集中於農村合作協會一身的“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形式。村莊治理中宗族力量影響很大，村莊文化建設相對落後。（方立明，2005；魏達志，2002；黄焕文，2002）

　　4．南街村模式。先髮型工業化的另一個典型。但其工業化的路徑與蘇南、珠三角不一樣，主要是圍遶其優勢農産品形成農業循環經濟系統，在做强優勢農産品的基礎上，圍遶優勢農産品的深加工，形成一個完整的産業體系。其所有制形式是純粹的集體所有制，村集體控制了幾乎全部經濟社會資源。村民主要就業於村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制度采用“低工資+高福利”的高度平均的分配方式。由於村黨支書對村莊的巨大貢獻和由此積累的個人威信，村黨支部在决策中佔據了明顯的優勢地位。村内土地由村集體統籌管理，規模經營，新村建設由集體統一規劃、統一投資、統一建設、統一分配住房。由於長期的集體主義傳統，村風較爲質檏和諧。爲了在商業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好這種傳統的集體主義文化，采用了學習毛選、開展“鬥資批修”運動和唱革命歌曲等方式。（周沛，2000；王華華，2007） 

　　5．贛州模式。這一模式的具體措施是“五新一好”：以村鎮規劃爲龍頭，建設新村鎮；以農民增收爲目標，發展新産業；以實施“農民知識化”工程爲依託，培育新農民；以農業産業化爲動力，組建新經濟組織；以創建文明村鎮爲先導，塑造新風貌；以“三民”（親民、爲民、富民）活動爲抓手，創建好班子。新村建設重點爲“三清三改”：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改水、改厠、改路。其典型意義在於爲經濟落後地區尋找一條新農村建設的新路。其典型特徵是政府全面主導下的農業産業化與新村建設。贛州市根據市場需求和當地實際，按照“一個産業、一套規劃、一套適用技術、一套扶持政策”的思路，促使産業格局向“一村一品，一縣（鄉）一業”邁進。確立了臍橙、生猪、蔬菜、花卉苗木等農業四大主導産業和一批區域性特色産業，初步形成了産業化經營的格局。村内土地基本是分散的承包經營，村集體經濟薄弱。村民主要從事農業或外出打工。在新村建設運動中，爲瞭解决動員農民的問題，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采取了抓示範點建設的做法。由於工業化、農業産業化程度低，農民收入相對較低，因此新村建設所需資金采用了多方投入的方式，贛州的做法是對各類涉農支農資金和項目統籌安排、集約投放。譬如，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内把老建扶貧、以工代賑以及農業、水利、交通、能源等專項資金相對集中捆綁使用。與此同時，各級財政設立了新農村建設專項資金，建立了財政投一點、涉農資金捆綁使用傾斜一點、包扶單位助一點、受益群衆出一點、社會各界捐一點、政策優惠减一點的籌資機制。爲了發揮農民主體性，成立了新農村建設理事會，以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監督。村風建設則以改變陋習和農民知識培訓爲主，文化建設任重道遠。通過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和農民居住環境，使農民雖然生活尚未達到富裕水平，但生産生活條件都得到改善，增加了幸福感。（張道剛，2005；陳向明，2006）

　　6．徐聞模式。經濟不發達地區建設新農村的又一典型。其典型特徵是政府全面主導下的生態文明村建設。建設内容爲“四通五改六進村”（通路、通電、通郵、通廣播電視；改水、改厠、改路、改竈、改房；黨的政策進村、科技進村、先進文化進村、優良道德進村、法制教育進村、衛生習慣進村）。新村建設的經濟基礎是蔬菜産業的良性發展帶來的農民增收。新村改造投入主要依靠農民投入，政府投資與社會捐贈等方式作爲補充。新村建設由政府統一規劃。動員農民的方式是抓示範村建設，縣級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年，縣領導班子成員分頭到15個村抓新農村示範點建設，搞出模樣後發動“千官扶千村、萬干齊回村”行動，上萬名幹部利用下班後和週末時間回到原籍村莊，指導幫助農民開展新農村建設。（閆玉科，2008；高建軍，2006）

　　7．趙莊模式。趙莊模式的典型特徵在於村莊精英利用私人資源帶動村莊發展。趙莊模式的創造者趙世來，曾先後任趙莊生産隊長、村長、村支書，後來改而經商辦企業，積累了近1億元的資産。趙世來在先富起來後，投資成立金星農林開發有限公司，通過“租賃農户承包土地”的形式把趙莊分田到户的1萬多畝土地重新集中起來，開始了造林、養殖等多樣化的農業集約經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農業産業化經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收人提高的問題。農民主要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就業，收入主要來源於租地與打工。新村建設投入主要來源於村集體經濟，包括基礎設施和建設規劃。（沈太基，2005；趙偉峰，2007；陸益龍，2007）

　　（二）典型模式評説

　　在這些典型模式中，前面四種由於巨大的先發優勢，其新農村建設事業開展得較好，農村經濟較爲發達，農民的生活較爲富裕。後三種都屬於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建設經驗，由於經濟後發，可以調動的資源有限，雖然在新農村建設事業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離全面完成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標還有相當差距。還有學者研究了五山模式、霍家溝模式、電白模式等，但影響不大，且其經驗與上述六種模式重合度很大，故不再贅述。

　　通過各種典型模式的比較研究，學者們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

　　陸益龍、王成龍比較了鳳陽縣小崗村和趙莊的發展經驗，指出，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絶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集體化與個體小農二元選擇的單一模式。而可能是超越二元的、與本地結構要素相協調的模式。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没有可供復製或模仿的固定模式,而只能從自身實際出發，通過他人模式來反思和分析自身行動的合理性。（陸益龍 王成龍，2007）

　　趙偉峰、沈太基比較了趙莊模式和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徵，得出三點啓示：一，“工業反哺農業”是當前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二，地區經濟發展無固定模式；三，農業集約化經營是我國農業發展的一種選擇。（趙偉峰 沈太基，2007）

　　周沛比較了華西村、南街村、小崗村的發展道路，認爲鄉村工業化是農村社區發展的動力，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命題；權威結構是農村社區發展的保证，這是一個實证性的結論；而選擇好適合自己實際的發展道路或模式，是農村社區綜合發展的重要前提。（周沛，2000）

　　胡月英、劉君、郝世綿比較了趙莊模式和南街村模式，指出實現農業産業化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的重要途徑；要既抓物質文明建設，又毫不放鬆精神文明建設，才能建設出真正意義上的新農村；要根據本地實際，因地制宜搞建設，切不可邯鄲學步。（胡月英 劉君 郝世綿，2008）

　　（三）目標模式探討

　　除典型模式探討外，學界對目標模式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比如王振專門探討了大城市郊區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模式和政策選擇問題，指出大城市郊區的新農村建設所要解决的問題、實現的目標、以及推進的模式和政策選擇必然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其目標模式應該是現代化的村鎮體系、生態化的農業生産、服務化的農村經濟、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龢民主化的村民自治。爲此，必須要消除長期以來形成的制約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的體制機制瓶頸和觀念瓶頸。同時，在政策方面要大膽創新，探索一條符合大城市特點，實現率先發展的建設道路。（王振，2006）

　　周新德將國内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模式歸納爲六類：（1）特色産業型新農村；（2）工業型新農村；（3）第三産業型新農村；（4）城郊經濟型新農村；（5）商貿流通型新農村；（6）生態型新農村。（周新德，2007）

　　張利庠則比較詳盡地總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八種可資借鑒的起步模式：（1）工業企業帶動型。（2）特色産業帶動型。（3）畜牧養殖帶動型。（4）休閒産業帶動型。（5）商貿流通帶動型。（6）旅遊産業帶動型。（7）合作組織帶動型。（8）勞務經濟帶動型。（張利庠，2006）

　　黄艷平以閩東南沿海縣域經濟較爲發達的福清市爲例，依據農村發展現狀條件把福清市21個鄉鎮（街道）分成六個不同的類型區，針對每個區域的現狀條件，分别提出其合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模式，即工業和城郊型農業協調發展帶動型、農業産業化帶動型、現代農業園區帶動型、商貿流通帶動型、旅遊休閒産業帶動型、水産養殖和濱海旅遊業帶動型這六種發展模式，並認爲其可對沿海發達地區縣域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模式的選擇提供借鑒。（黄艷平，2008）

　　此外，李慶章關於黑龍江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模式的探討（李慶章，2006），金高峰對蘇北、蘇中地區新農村建設模式選擇的探討（金高峰，2007），閔海燕有關遼寧省新農村建設模式的政策建議（閔海燕，2008），趙敏有關山西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模式的探討（趙敏，2008），張永麗關於西部地區“參與式整村推進”扶貧模式的探討（張永麗，2006），等等，則是結合實際情况，將新農村建設的一般原理和典型經驗運用於各地新農村建設路徑的具體選擇中的有益嘗試。

　　二、反思現有理論研究的不足之處

　　一方面，理論界總結出了諸多新農村建設的經典模式，另一方面，這些經典模式的經驗却很難推廣到其他地方。經典模式的不斷推陳出新和大多數村莊在新農村建設事業的緩慢進展形成了悖論，理論似乎不再能够指導實踐。當理論不能指導領域内的實踐，就需要反思理論研究本身的不足之處：

　　（一）缺乏理論深度

　　現有的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研究的主要旨趣是爲實踐服務，這使得其成果具有表面上的高可移植性。但是，除了個别學者外，大多數學者在進行研究的時候，缺乏明確的理論工具，更不用説進行更進一步的理論建構了。現有的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文章中，除了陸益龍有意識地從農業社會學和發展經濟學關於發展模式的定義出發，運用了費孝通關於發展模式的基本搆成要素的理論框架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外，其他學者所探討的所謂模式普遍存在以偏概全、停留於淺層分析等問題。學者們忙於總結成功模式，但對某種模式之所以成功背後的影響因素或决定因素缺乏深入研究，甚至有的人連模式的搆成要素都没有搞清楚。事實上，自從費孝通提出模式概念及其基本搆成要素的理論框架以來，鮮有學者使用這一框架進行分析。在新農村建設模式這一領域，知識的累積過程似乎並不明顯。

　　理論是我們藉以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工具。如果缺乏理論的指導，或者不能從經驗的碎片中概括出一般綫索，那麽我們對生活世界的理解終究會流於表面和碎片化。在新農村建設模式這個問題上，“蘇南模式”的基本搆成要素有哪些？每一要素上有何經驗？這一經驗是依賴於某種獨特條件還是可以適用於一般條件？對其他成功的模式也需要如此提問。

　　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爲什麽到目前爲止成功的新農村建設都發生在工業型村莊？爲什麽只有少數村莊走通了工業化之路？其工業化的成功道路可復製或移植嗎？在什麽條件下能復製？如果農業産業化是除了工業化之後的第二條發展道路，爲什麽到現在仍然只有少數村莊實現了農業産業化？

　　問得更進一步：如果説工業化和農業産業化是生産發展的必然之路，是否可以判斷那些缺乏工業生産條件和遠離農産品大市場的村莊只能依賴政府？如果當地政府正日益陷於債務危機之中又怎麽辦？是否可以認爲這樣的村莊在條件改善之前注定不能建設成新農村？

　　不回答這些問題，就無法較好的理解新農村建設所面對的現實。對這些問題，僅靠總結一些成功模式是無法回答的。單單强調我國巨大的地區差异，因而建設新農村需要因地制宜也是不够的。不在模式總結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解釋性理論框架，我們就無法將模式的成功經驗進行移植，就無法知道在哪個“地”需要制哪個“宜”，進而使得模式總結實際上缺乏指導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華西村是不可復製的”。但我們總結華西村經驗，目的却是爲了復製，或者至少能借鑒。這個鴻溝，只能依靠理論的深化和實踐的檢驗來填補。

　　（二）研究重心失衡

　　受經濟基礎决定論的影響，理論界一般認爲新農村建設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發展生産的問題。而生産關係對生産力的反作用，則被忽視。反映在新農村建設模式研究中，就是關於生産發展、生活寬裕、村容整潔這些硬件建設模式的研究比較多，而關於村風文明、管理民主這些軟件建設模式的研究比較少。使得現有的研究更像是新農村生産模式和新村建設模式的研究。

　　分析已經總結出來的諸多模式，在鄉村工業化、農業産業化、村莊規劃整治、村莊基礎設施與民居建設等方面總結了較多經驗，而對村内如何克服封建落後思想、傳統倫理、現代商業文化、法治文化和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如何得到成功的處理，並服務於經濟建設的情况，各種模式探討較少且不深入。在贛州模式、徐聞模式、趙莊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論總結中，這方面幾乎没有提及或僅一筆帶過。蘇南模式和南街村模式雖然有所提及，但都將其簡單地歸結爲集體主義。南街村因爲其純粹的共産主義追求，作這樣的簡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蘇南地區，就很難用集體主義來概括相當復雜的鄉村文化現狀。

　　關於村莊民主管理方面的經驗總結情况與此類似，蘇南模式、南街村模式、趙莊模式中，都突出了黨支部尤其是黨支部書記的作用，而將村民自治作爲一般性背景而略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和徐聞模式也只是含混地提到了村民自治。只有贛州模式强調了新農村建設理事會的作用，但對更爲根本的村民自治，也是處理爲背景。當然，村民自治作爲一種基層民主制度，國家對其内涵與程序已經有了統一的規定，似乎正是這種統一規定性容易使人忽略其在不同村莊的差异性。根據制度經濟學者的分析，由於地理、歷史傳統、資源禀賦、生産方式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同一正式制度在各地的具體執行情况是千差萬别的。村民自治也不例外。因此，將新農村建設中的管理民主籠統的歸結爲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無疑是過於簡單化了。事實上，在這一方面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深入挖掘，比如，爲什麽在蘇南模式、南街村模式和趙莊模式中産生了超級黨支書？而在其他模式中就没有産生？這種超級黨支書現象是必然還是偶然？是不是每種模式中，每個村黨支部都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爲什麽各地村黨支部書記發揮作用的程度差异如此大？在各種模式中，市縣政府、鄉鎮政府、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誰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如果説是合力，那麽協調的機制是什麽？

　　理論界和實踐界都知道，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離不開社會主義新農民的培養，離不開農民主體性的發揮。這種培養有幾個方面，一是知識與技能的培訓，二是市場交易能力的培養，三是文明生活與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能力。在各種模式的總結和研究中，其對人的培養的獨特經驗普遍受到忽視，除了南街村的高度集體主義模式外。那麽，在其他模式中，社會主義新農民是如何形成的？其主體作用是如何發揮出來的？南街村模式中那種集體主義的螺絲釘式的新農民是否可以作爲普遍的典型？

　　（三）對各種模式的内在缺陷和外部不利條件缺乏深入研究

　　受制於强烈的實踐取向和政策取向，現有的新農村建設模式研究普遍將注意力集中於先進經驗的總結，而對於各種成功模式的不利條件和内在缺陷則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任何一種成功模式，由於其外部條件的變化和内部各因素的發展，都會經歷一個發生、發展、成熟、衰退和向另一個新模式轉變的過程。忽略某一模式的内在缺陷和外在不利因素的研究，就無法對該模式做整體的理解，也無法幫助實踐者及時做出改變以應付未來可能的形勢變化。

　　事實上，已總結出的各種模式都有其缺陷，其未來發展也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在此僅作最粗淺的描繪。比如，蘇南模式曾經存在工業技術水平低、污染大、資源消耗大、環境不友好的缺點，在賣方經濟條件下能够發展，當社會進入買方市場的條件下，蘇南模式經歷了重大調整，一部分原來的鄉鎮企業經過技術昇級、管理昇級、營銷昇級，適當調整了所有制結構，適應了新變化，將蘇南模式發展爲新蘇南模式。現在，我國正日益向知識經濟社會過渡，新蘇南模式還能繼續適應這種劇烈的變化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深入到蘇南模式的結構中去，不僅去分析其生産發展的現狀，還要分析其社會結構爲未來變革留下多少彈性空間。

　　温州模式是内生型發展模式的典型，被認爲比外生型的發展模式更有可持續性。但是，温州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十分明顯：農業生産落後，農村文化建設落後，農民素質落後。因此，其未來的産業昇級道路不會平坦，新農村的軟件建設可能在很長時間都會落後於硬件建設。

　　珠江三角洲模式之長也是其所短，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是其過去高速增長之源，但是，如果條件變化，外資大規模流出，對經濟的打擊將十分沉重。在當前的世界發達國家金融危機背景下，這種缺陷的不利後果正在顯現。珠江三角洲農村的内生型增長之源在哪裏？

　　南街村模式中的集體主義每時每刻都在經受外面世界的干擾，不得不采用封鎖外界信息的極端辦法，這種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能够維持多久？這種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如果解體，會影響其生産方面的競争力嗎？

　　贛州模式和徐聞模式在改善村容村貌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到目前爲止，其特色農業的發展還未形成規模，在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取得的成績還説不上非常成功。如果經濟不能持續快速增長，其新村建設的成績能够保持嗎？這兩種模式都依賴市縣政府的發動，其長效機制的建設是一個需要重視的問題。

　　趙莊模式將大部分增長的希望都集中在村支書所創辦的龍頭企業上面，如果其經營失敗怎麽辦？

　　這些還只是一些表層的缺陷，這些模式的深層缺陷更急需學界予以研究和厘清，如此，纔可以爲新農村建設模式研究提供新的洞見。

　　三、幾點結論

　　通過綜述全國新農村建設模式理論研究成果，深刻反思其存在的不足之處，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一）新農村建設運動離不開理論的支持和引導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狀况逐年改善，特别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内地一些城市郊區的農村，憑藉良好的經濟地理位置，抓住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機會，更是領先於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提前實現了生活小康甚至富裕的目標。但是，由於我國城鄉、地區之間發展狀况的巨大不平衡，與城市地區和少數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相比，全國大多數農村地區還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經濟發展和社會發育都比較緩慢，尤以一部分老、少、邊、窮地區爲甚。爲了促進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平衡協調發展，從而全面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黨的十六届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這一目標的提出，更是促進了各地的新農村建設運動的蓬勃開展。但就對各地新農村建設實踐而言，最迫切需求的還是能够在實際操作層面指導工作的理論，即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這正是新農村建設模式理論研究得以繁榮的重要原因。

　　（二）模式選擇必須因地制宜

　　總的來講，學者們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探討雖然各具特色，但多數學者還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識：由於我國幅員遼闊，東部與西部、沿海和内地、北方與南方、平原與山地等地區在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及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這種自然、人文環境的多樣性，决定了各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形式到内容、從發展途徑到發展模式都將是各具特色的。因此，即使是先發地區所總結出來的成功模式，雖然其對正在進行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具體實踐具有示範、借鑒與啓示意義，也不能照鈔照搬。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可能采取整齊劃一、固定不變的模式，而只能由各地按照統籌協調、規劃先行、因地制宜、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的基本原則去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模式。

　　（三）模式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化

　　模式是幫助我們理解社會行動結構和功能的邏輯工具，毫無疑問，學界關於新農村建設若干成功模式的總結和比較分析以及將若干發展模式套用於各地的途徑選擇的嘗試，有助於對新農村建設實踐規律和策略作系統分析和認識。但是，由於缺乏明確的理論工具指導研究，由於過度强調實踐導向，現有的新農村建設模式研究普遍存在理論深度不够、研究重心過於集中於生産發展路徑和新村建設經驗而忽略村風文明和管理民主方面的建設經驗、忽視各種模式内在的缺陷和外部不利因素等不足之處，這就使得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建構缺乏有洞見的成果。因此，理論界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解不免流於表層化和碎片化，在缺乏對現實的完整理解的情况下，所總結出的模式經驗往往無法推廣。

　　换言之，未來關於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研究若能在理論深度、研究重心平衡與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幾個方面有所突破，則新農村建設模式的理論研究還有進一步突破的空間，而非像目前這樣止步於經典模式的總結。

　　

　　                     （作者分别係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