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穎，廣東高州人，廣東高州中學的著名校友，著名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水稻專家，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早年３次東渡日本留學１１年，回國後歷任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華南農學院首任院長，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學術巔峰仰止　道德山高水長

　　古往今來，有成就的科學家大約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兩耳不聞窗外事”，在象牙塔中專注於自己領域的研究，把學科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里程，他們無疑是值得敬佩的；還有一類是除了在科研領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還心係民生，身體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直接爲蒼生造福，而他們往往更讓萬民景仰。高州中學的著名校友、水稻專家丁穎就是後一類型的杰出科學家。

　　作爲農學家，丁穎創造了許多第一：世界上第一個通過雜交而把野生稻扺抗惡劣環境的基因轉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類型，第一個系統科學地論证了中國水稻的起源和演變……從對稻種起源演變、稻種分類、稻作區域劃分等理論研究，到農家品種系統選育及栽培技術等應用技術，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40多篇（本）論文著作，使他成爲中國稻作學的主要奠基人，被譽爲“中國稻作科學之父”。

　　在科學史上留下這樣的貢獻和美名，夫復何求？然而丁穎留給世界的遠不止這些。中國古人樹起了評價人生的三個標準：“立德”、“立功”、“立言”，謂“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無論從哪方面看，丁穎都是一位科學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範。也許有人説，現在還推崇“太上立德”太過老套太過道學，但筆者却以爲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連科學、學術界也未能幸免的時世，學術腐敗時有所聞的今天，緬懷丁穎等老一輩科學家在學術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風範，却顯得格外有意義。時至今日，農業學科仍是每年高考志願中的冷門，因爲選擇它就意味着風吹日曬、更多的艱辛和寂寞。而約100年前，在中國農業科學尚未系統形成時，更是乏人問津。丁穎當年赴日本讀農藝時，就常聽到譏諷：“上糞種地，愚不可及，何須留洋？”作爲農民之子的丁穎，自然深知學農務農的艱苦，但他終生不改矢志。他３次東渡求學，回國後變賣祖産、掏出自己微薄工資到處搞試驗育良種，不遺餘力地向農民推廣，數十年如一日與農民爲伍、過貧農的清苦生活，爲的便是“使受苦不盡的中國農夫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讓他們擺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濟世理想、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者，自然難以想像。

　　丁穎治學嚴謹，終生深入一綫調查研究，堅持發表文章必須對科學和生産負責，更鄙視把文章作爲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寫文章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連校對也一絲不苟。“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與演變”一文，自１９２６年他在廣州發現野生稻之日即開始思索，並陸續徵詢了歷史學、文字學、人類學、分類學等專家的意見，直至１９5７年才最後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劍哪，反觀近年學界浮躁之風日盛，著名學者鈔襲事件連連曝光，而把學生的研究成果據爲己有署名在前發表、學術“著作”粗制濫造更是司空見慣。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丁穎從不屈從權勢和外界壓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獨立人格。當年廣東省主席陳濟棠曾要把一親屬塞到中大農學院撈文憑，丁穎斷然拒絶，不管陳用權勢相壓還是使人出面講情；另有一極有權勢的女生平時不喜歡讀書，畢業時丁穎在她的《水稻栽培學》試卷打了５分（百分制評分），不管她怎樣活動也無濟於事。在1958年“大躍進”中，浮夸風遍及全國，各地畝産糧食幾萬、十幾萬斤的“衛星”紛紛放起，有些著名科學家也紛紛發表文章“論证”它的“科學性”，而作爲當時首屈一指的農學家丁穎堅持不隨波逐流，却對“高度密植高産”的提法深表疑慮，他指出：如果作爲科學試驗，搞一畝兩畝是可以的，但未經驗证切不可大面積推廣，還語重心長地説“不要忘記農民的肚皮是連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畝産會越來越高，科學研究會永遠向前發展，在學術上，長江後浪必推前浪，因爲後人能站在了前輩巨人的肩上。但後輩學人的個人品格、學術道德則未必能今人必勝前人，因爲它需要個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煉，而其間又有太多的誘惑。重温丁穎等那一代科學家的懿行風德，以前人爲鑒，不僅對科技工作者，其實對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失爲一種鞭策。

　　學農·科學救國

　　“學農、愛農、務農”，這是成爲名教授後丁穎經常勸勉身邊師生的名言，而綜觀他的一生，這句檏實話語正是他終生踐行的座右銘。丁穎選擇學習農科這條异常艱苦的道路，最初源於他童年起便對當時農民疾苦的深切體驗，而在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在種種探索中，最終作出了潜心“科學救國”的抉擇。１８８８年，丁穎出生於廣東高州的一個普通農家，是這個家庭中第１２個孩子。丁穎童年時，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窮人倍受欺凌的根源，於是，在債臺高築之下，丁穎揹負着家庭的希望成爲丁家第一個讀書人。

　　１９０９年，丁穎從母校高州中學畢業，在當時學生趨之若騖地報考文、法、商科，謀求一個當官發財門徑的時候，全優生丁穎却思慮鄉親的慘况，對同學説：“諸君，當今之血性青年，當爲農夫温飽盡責努力。我决意報考農科。”

　　丁穎本想報考廣東公立農林試驗場的農業講習班，不巧畢業時錯過報名期，便選擇了與農業有點相關的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博物科。１９１２年，在辛亥革命後的留學大潮中，向往日本先進農業科技的丁穎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之後他曾三度遠涉重洋，在３所日本高校求學。

　　１９１９年畢業時，適逢國内掀起“五四”運動，丁穎積極參加東京留學生爲聲援祖國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受到日本軍警的血腥鎮壓，氣憤之餘，他不思久留，决定輟學回國。先後在高州中學、高州農校任教，後來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本來可以借此在官場步步高昇，但耿直的丁穎却對教育界尤其是官場政客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絶，决心從此“不再涉足官場”。因深感不深造難以實現“科學救國”的夙願，於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攻讀農藝，成爲該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學的中國留學生。又是潜心攻讀了４年，1924年他以優异成績獲學士學位時，已年届36歲。爲了“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民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的理想，他前後出國深造了１１個春秋。

　　務農·稻作之父

1924年學成回國後，丁穎在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農科院係剛剛起步，參考資料奇缺，認真教書的丁穎不願像多數教師那樣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繼日地翻閲農書古籍，並通過辟試驗田試驗積累資料，編寫講義，撰寫論文，在以丁穎爲首的農學家們的多年努力下，中國的稻作學科體系才逐漸建立。

　　然而丁穎並不滿足於執教鞭、搞小實驗的學院派生涯，還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蒼生。當時中國這盛産稻米的大國，每年竟要進口洋米七八百萬擔，1000多萬兩白銀源源外流，而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更是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革新農業、造福蒼生的熱血常在丁穎心頭翻涌，在教學同時，他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施肥規律的研究，並對廣東糧食生産問題做了大量調查，寫出《改良廣東稻作計劃書》和《救荒方法計劃書》，建議政府每年撥出１％的洋米進口税作爲稻作科研經費，但這些飽含拳拳之心的種種考慮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難曾令丁穎十分鬱悶，但没有動摇他的意志，决意以“螞蟻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歲”。當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農業大環境無法改良，他立足現實迅速調整科研計劃，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種加以推廣，達到使農民增産的目的。

1927年，他費盡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憐的260元開辦費，又變賣祖産補充經費匱乏，在茂名縣公館圩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研究機構——南路稻作試驗場，以育種爲主，同時開展灌溉、施肥、氣象、稻作分類等研究。説是試驗場，其實是租來兩間泥房和60畝長年乾旱的坡地，丁穎帶着兩名技術員和幾名民工便開始苦干。在這裏，無論從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膚色，這位留洋教授都與民工没有兩樣。只是每天勞作完畢民工休息後，他在油燈下繼續研究寫作。經費難以維繼時，他又用“賣青草”預售良種等辦法勉力支撑。這樣苦心經營多年，陸續育出“田基度７號”、“黑督４號”等等高産、省肥、抗惡劣環境的水稻良種，廣爲推廣。

1930年開始，他又先後開闢了石牌稻作試驗總場和虎門（沙田）、東江（梅縣）、北江（曲江）等試驗分場，之後10餘年間，幾個試驗場共育出良種60多種，廣泛推廣到南粤大地。當時國際上流行的是“洛夫選種”法，即在優越的水、肥條件下育出“良種”然後推廣各地，這樣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難高産；而丁穎却創立了“區制選種法”，即在種植條件最差的地方設試驗場育出良種，然後在當地推廣，一般都比當地原有品種增産５—２５％。在餓殍遍野的那個年代，增産的糧食成爲千千萬萬人的救命口糧。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前夕，中山大學决定内遷。在撤離前一天晚上，砲聲隆隆中大家都慌亂地收拾細軟，丁穎却來到稻作試驗總場，將當年夏天收穫的400多個水稻品種細細包裝，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幾百個良種番薯種苗分類，等他帶着這些“寶貝”趕到碼頭時，幾乎誤了撤離的航船。而這些被丁穎冒着生命危險搶運的稻種後來被播種繁殖到抗戰勝利。

　　在抗戰中，丁穎隨中大三遷校址，顛沛流離，1940遷址粤北時，他出任農學院院長，因他在農學界威望已高，一批國内頂級的農學專家應他邀請欣然冒着砲火來任教，使中大農學院一時才俊雲集。這爲後來經院係調整後成立的“華南農學院”成爲農業學術重鎮打下了基礎。

　　愛農·與農爲伍

　　出生自農家的丁穎，在跳出農門成爲教授後却仍一生願“與農民爲伍”，這源於他對農民、對土地和對自己專業農學的無限熱愛。

　　解放後，百廢待興的建設熱潮令丁穎熱血澎湃，更争分奪秒地投入工作。１９５７年丁穎出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仍兼任華南農學院院長。上世紀６０年代初，他親自主持的“中國水稻品種對光、温反應特性的研究”，這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科研項目。他組織了１２個協作單位，選用各稻區有代表性品種１５７個，在８個省（自治區）的１０個試點進行歷時３年的實驗，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學數據，並根據部分資料整理成專題論文於１９６４年在北京科學討論會上宣讀。不幸該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餘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們完成。

　　１９６３年他以７５歲高齡，親自帶隊考察西北稻區，從張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寧夏、甘肅、新疆、陝西等地。由於長途勞頓，回來後感到體力不支，日漸消瘦。身邊的助手無不爲他的健康擔憂，勸他療養，但他堅持工作，後來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他才無奈地帶着大箱圖書資料，去無錫太湖“療養”了３７天（療養期應爲３個月）。隨後，他瞞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國勞模陳永康的水稻高産試驗田，接着又風塵僕僕地趕回北京參加科學大會。接着帶病去山東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劇惡化時，還堅持在濟南做完了考察報告。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丁穎經確診爲肝癌晚期，在京住院僅２０天就與世長辭了。　

　　一代中國稻作之父，在爲中國農業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盡瘁。

　　足迹·風範·軼事

1、丁穎在高州中學

　　丁穎１８歲考上縣城的“洋學堂”——高州中學。其時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席捲全國，偏在粤西的高州也成立了一個頗具民主思潮的學生組織“新高學社”，丁穎積極參加其中議論時政、探討革命理論。當時縣城盗賊蜂起，腐敗的官府坐視不理，“新高學社”因組成一支學生軍擊敗匪徒，並處决了土匪頭目，一時被家鄉民衆稱頌。

　　不過在此事不久後，“新高學社”在發動驅逐一名不事教學、專爲清廷歌功頌德的教員的學潮中，當時的校方迫於官府壓力而解散學社。

　　學潮的失敗使丁穎陷入迷惘：要變革社會、鏟除社會不公太難了。他决定潜心學問，走科學救國之路。

2、丁穎曾在農林路搞試驗田

　　今天廣州的農林下路已成爲市内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許會偶然想想這條路名的來由，大約怎麽也想不到這位處商鋪林立的鬧市中心旺地會與“農”、“林”有什麽聯繫。

　　其實，在７０多年前，這裏真與“農林”有密切相關。一直居住在這附近的張老伯向記者回憶，上世紀的２０年代，這裏屬廣州東郊，如今農林路、犀牛路西側石馬崗有一所名叫“廣東農林試驗場”的學校，後來改名“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而以東則有個“第一農場”，是連片的田野、樹林和沼澤。

　　據記載，丁穎1924年回國後，經學者黄枯桐的介紹，進入“農專”任教。同年11月它改稱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丁穎任農藝係的教授。而不久孫中山逝世後，廣東大學再改名國立中山大學。

　　丁穎便是在這片土地最先開始他的農學家之路，他與青年教師謝申在這裏辟出了一塊一畝多的試驗田，進行水稻的肥效等試驗。1926年，丁穎在犀牛路末端的一個水塘裏發現了一棵野生水稻，開啓了他研究中國水稻起源的興趣，他把這棵命名爲“犀牛尾”的野稻種子收穫播種觀察，並與栽培稻雜交，經8年的反復篩選後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號”，創下了世界上第一個把野生稻扺抗惡劣環境的基因轉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嚴謹治學的丁穎花了數十年的精力，遍覽古籍，從植物學、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等多學科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於1957年發表《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引起國際學界的重大反響，它令人信服地論证了華南是中國水稻發源地，也是世界水稻發源地之一，並對其演變、分類作了十分細緻的闡釋。丁穎一生共發表極具分量的論文１４０多篇，在對稻種起源演變、稻種分類、稻作區域劃分、農家品種系統選育及栽培技術等方面的研究都卓有成就，被譽爲“中國稻作科學之父”。

　　滄海桑田的變遷，這段往事已在商海中淹没，在人們記憶中淡忘，但却永遠銘記在科學史中。

3、“谷種佬”讓匪徒敬畏

　　丁穎還有個相當“土氣”的别號，叫“谷種佬”，這是農民兄弟對他的稱呼。丁穎長期到廣東各地稻作試驗場進行培育良種，爲了把這些良種推廣到農民中去，他費盡心機：比如把一包包良種送交學生帶回自己的家鄉試種；爲打消農民對新種的疑慮，與農户訂立合同，地裏種植他育成的新品種，不管收成如何都付給農户比往年産量多的稻穀；采取换種制度，農民可用普通稻穀到場裏换良種，每擔只象徵性地多收一斤谷子。這些良種令農民增産獲益，大家親切地叫他“谷種佬”。抗戰期間，丁穎曾在粤北一條偏僻山路上遭匪徒搶劫，過後，這伙“兄弟”得知被劫者是“谷種佬”時，還特寄回劫去的皮包、煙鬥等，並附上簡信致歉。這足見“谷種佬”教授在百粤中的聲望。

4、人們喜歡叫他“丁師傅”

　　“真誠的科學工作者，就是真誠的勞動者。”這是丁穎的名言。無論是在試驗田中進行水稻栽培試驗，還是在廣東各地辦育種試驗，丁穎總是身先士卒親自下田勞作。甚至到１９６３年，他已是７５歲的老人，作爲中國農科院院長這樣的部級“高官”在考察西北稻區時，仍不顧年邁體衰，堅持赤足下田，體察雪水灌溉對稻根生育的影響。長期在田間的風吹日曬，使名教授丁穎長年在衣着、膚色、生活上都與普通農夫無异，以致外人到中山大學看到戴着白通帽、舊皮鞋、舊唐裝（他是解放前中山大學裏僅有的穿唐裝的兩個教授之一）的他，都以爲是普通園藝工。

　　在華南農學院，由於他的語言很檏實，穿着打扮更是十分檏素，瘦瘦黑黑的，不認識他的人以爲他是學院農場的老農。學生、老師也叫他“丁師傅”，“師傅”當時一般是對工人、農民或者武林中人的稱呼，但大家對丁老這位名教授這樣叫，可能是因爲丁老一直很和藹可親的緣故，叫慣了就有一份特殊的親切感，但大家對他是十分敬重的。

　　丁穎精神

　　華農前身是中山大學農學院，約上世紀30年代從農林路旁遷到五山，而1952年院係調整中，中大農學院、嶺南大學農學院、廣西大學農學院三合一成立了華南農學院，丁穎是華農的首任院長。

　　在校園的一角，有一座在上世紀50年代中建成的兩層洋房，這便是丁穎的故居。這幢洋樓建成前，丁穎一直住在低矮潮濕的平房中。解放初，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常上門拜訪丁穎請教農業問題，看到這位老專家居住得實在太差，要給他另建新宅，丁穎堅决謝絶。後來，在陶鑄等的關心下，華農終建成了幾棟兩層的“院長樓”給幾位正副院長居住。現在，這棟小樓已成了學校老職工活動中心。

　　從這故居前行不遠，便是華農的農史館，館内二樓設有一間約２０平方米的“丁穎教授紀念室”，四壁掛滿了丁穎的照片，其中有他任全國科協副主席時陪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全國科學家的照片，出訪前蘇聯、東德、捷克等國留影等，而絶大部分照片都攝於田間地頭，多幅還是赤脚下田的，展示了這位水稻名家“愛農、務農”的風範。室内中間橱窗裏陳設着丁穎培育的世界第一棵“千粒稻”等良種、手稿、著作等，其中一格窗放着一個邊角磨損的皮包、油亮的煙鬥、磨花了鏡面的懷錶等。據介紹，這些都是伴隨丁穎數十年的隨身物件，也是他一生中最貴重的用品，這些静静躺在橱窗内的舊物詮釋了丁穎簡檏的一生。

在華農的教學樓前，矗立着丁穎的紀念銅像，立於他的誕辰１００週年的１９８８年。他清瘦但硬朗的身軀仿佛置身稻海之中，沉甸甸的稻穗在他的身下擺動，左手叉腰，右手拿着草帽，雙手粗壯而青筋畢露，重現了這位“谷種佬”教授當年的風采。記者到訪時，適逢幾位應届畢業生來到雕像前留影，畢業生小劉説，丁穎是他十分敬重的科學家前輩，現在要離校了，帶着這張留影走以後的人生路，遇到挫折時看看丁老的雕像一定能獲得更多的勇氣。

吴維光教授，年届73歲高齡的國家突出貢獻老專家，1949年入讀華南農學院之後便一直學習工作在這片土地上，並曾10年（1982—1992年）任華農副校長的他，作爲丁穎的學生，吴教授言語之間充滿着對丁老的崇敬，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談“丁穎精神”。

吴教授認爲“丁穎精神”是以丁老爲代表的華農老一輩科學家所體現出來的高尚精神品德的概括，比如他們的“熱愛祖國，矢志爲民”的精神。丁老懷着科學救國的理想３次留學日本共１１年，其他像鄧植儀、陳焕鏞、蒲蟄龍等等也是留學歐美的，學成後放棄海外的優越條件，回國爲中國的農業無私奉獻一生，成爲中國農業科學各領域的奠基人或巨匠。現在像清華等大學每年都有很多學生出國留學，但出去後許多就不回來了，科學無國界，留學深造是好的，但學成應回國出力，這點年輕學生應多繼承傳統。還有如“身教以德，敬業樂群”、“刻苦鑽研、務實求真”等精神。丁老學問精深、品德崇高又誨人不倦，幾十年如一日，終生爲培育桃李而盡心竭力，廣東乃至國内後來許多水稻專家都出自他的門下，如盧永根院士等等；執掌華農的時候，極力延聘名師，使頂尖學者濟濟一堂又和諧相處，團結奮鬥。丁老長期深入農村研究，插秧、收割季節，都是親自赤脚下田，爲的就是親手掌握第一手材料；對於論文更是字斟句酌，表現出對科學、對生産的絶對負責態度，這種嚴謹治學的精神是很值得今天科技工作者學習的。

　　“丁穎精神”就是以丁穎爲代表的一大批科學家用他們的爲人風範、理想信念、政治態度等共同搆成的一種先進群體意識，是歷代華南農業大學師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一種敬業愛國、艱苦奮鬥、開拓創新的一種總體風貌。丁穎精神的内涵被概括爲：“篤學明德，躬行踐履，建業自强，求精圖新。”

　　（作者分别係高州中學1992届和1984届校友。本文曾載於《南方都市報》2003年6月17日。編入文集時編者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