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石器時代，南海北岸的人類活動遺址大量增多，星羅棋佈在河旁海邊。這里可以説是當時人類最適合居住的地方之一。豐富的魚類資源和植物資源，爲人類提供了充足的生命所需的糧食；溫和的氣候，繁衍出衆多的生物。貝丘遺址與沙丘遺址是這一地區這一時期最具特點的文化現象。

　　一、貝丘遺址

　　貝丘遺址是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以包含有大量的先民食用後遺棄的貝殻爲特徵。在貝殻的文化層之中夾雜着其他動物遺骸和石器、陶器等文化遺物，還往往發現房基和墓葬。據袁靖先生統計，我國沿海地區已發現貝丘遺址200多處①。廣東省已經發現70多處，兩廣相加已達150處，佔全國的75%②。貝丘遺址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層堆積中的大量貝殻。大型的貝丘遺址中貝殻可達幾百噸。貝殻的種類有：河蜆（Cordiculafluminea）、胡桃蛤（Nucula sp）、文蛤（Meretrix sp）縊蟶（Sinonvacula sp）、牡蠣（Ostrea sp）、蚶（Arca sp）、海月（Piacuna sp）、鏡蛤（Dosinia sp）、麗蚌（Lamprotula sp）、楔蚌（Cuneopsis sp）、圓田螺（Cipangopalupina ap）、環棱螺（Bellamya sp）、蜓螺（Nerita sp）、錐螺（Turritlla sp）等，動物類遺骸有魚類、兩棲類（如鰐、鱉、龜等）和陸棲脊椎動物（如象、牛、豬、狗、獼猴、鹿等）以及飛禽類動物。

　　廣西學者將貝丘遺址進一步劃分爲洞穴貝丘、河旁貝丘、海濱貝丘等類型①。據蔣廷瑜先生硏究，廣西境內目前發現86處貝丘遺址，其中洞穴型貝丘遺址42處，河旁型貝丘遺址33處，海濱型貝丘遺址11處。洞穴型貝丘：都在岩洞內或岩廈下，這類洞穴遺址與舊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不同，除了洞口位置相對較低外，其文化堆積中富含軟體動物介殻，所含動物遺骸還沒有石化。較爲重要的遺址有蓋頭洞遺址、白蓮洞遺址、廟岩遺址、甑皮岩遺址、鯉魚嘴遺址等，大都分布在桂北地區。河旁貝丘遺址，是人類從山區向河邊階地發展的結果，他們以淡水魚類和介殻類水生動物爲主要食物來源，同時開始粗放農業。這類遺址因地表暴露大片粉白色蚌殻和螺殻，當地老百姓稱之爲“螺螄山”“螺螄地”，遺址多高出附近河流面3～20米，在臨河面往往被河水冲刷，暴露出很厚的貝殻堆積層剖面。地表往往可以採集到石器、骨器、蚌器、陶器殘片和動物遺骸等。代表性遺址如邕寧頂螄山遺址、西津遺址、秋江遺址、豹子頭遺址、江西岸遺址等。這類遺址主要分布在桂南郁江一帶。海濱貝丘，主要分布在近海的地區。這類遺址一般都有較厚的文化堆積層，有的可以分出上、下兩層，其中包含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夾粗砂陶片。石器以具備尖端厚刃的蚝蠣啄、手斧狀石器爲典型，器型簡單、粗陋，陶器都是夾砂粗陶，飾繩紋、籃紋，或挂紅色陶衣。代表性遺址主要有亞菩山遺址、馬蘭嘴遺址、杯較山遺址。

　　據黃啓善先生介紹，廣西史前洞穴遺址的人類，在選擇居住地時，以洞口朝南或朝東爲居住地，這樣可以避風寒，而洞口距地面不是很高，方便出入，又可以防止猛獸的夜襲。同時，離江河水源不遠，也爲捕撈作業提供了方便。他們是廣西古老的漁民。廣西河旁貝丘遺址主要分布在大河拐灣處，或大小河流匯合的三角嘴上，一般前臨江，後靠山，附近有較開闊的平地高出水面3～20米。

　　廣西南部邕江、郁江、潯江沿線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區是比較靠近海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存在頂螄山文化、大龍潭、石足山、亞菩山、馬蘭嘴、獨料等幾種文化類型①。

　　廣東學者李平日先生等按照貝殻屬種的組合特徵，將貝丘遺址細分爲三種類型：即河岸型貝丘、海灣型貝丘和河潮型貝丘。它們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地理環境②。

　　1. 河岸型貝丘，貝殻主要來自以徑流爲主的河道中。貝類以淡水種爲主，如河蜆、圓田螺、麗蚌等，而以河蜆最爲豐富，半咸水種或廣鹽性屬種數量較少，咸水種屬數量較少，咸水種基本不見。這類貝丘反映先民當時主要從事河上捕撈和採集，居住地離海較遠。

　　2. 海灣型貝丘，貝殻主要來源于河口或海灣地區。貝類以半咸水種或廣鹽性屬種爲主，如牡蠣、蚶、蛤等。這類貝丘反映了當時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和海灣一帶，居住地就在海灣或離海岸較近的地區。

　　3. 河-潮型貝丘，介于上述兩種貝丘類型的過渡類型。這類貝丘反映了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附近受咸潮影響的潮流段。

　　北京學者趙輝、袁靖先生等從遺址地貌狀况，將貝丘遺址歸納爲3種類型③：

　　1. 丘崗型，遺址絶大多數位于小山的山崗上，與地面的相對高度爲10余米，也有個別遺址位于西樵山的山腰處，距地面的相對高度爲180米左右。這些遺址所據的山勢均呈孤立狀，其周圍相當大的範圍內都是平地。

　　2. 台地型，遺址位于海拔較高、範圍相當大的台地上，遺址所在地稍高於周圍的平地，相對高度有2～3米左右。

　　3. 海岸型，遺址位于距離現在的海岸線不太遠的地方。

　　在這3種類型中以台地型數量最多，丘崗型次之，海岸型最少。

　　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貝丘遺址主要分布在中部。重要的貝丘遺址有高要蜆殻洲①、茅崗②、三水銀洲③、東莞蚝崗④、村頭⑤、石排圓洲①、南海魷魚崗②、佛山河宕③、大同竈崗④、西樵山鎮頭（第七地點）⑤等。

　　廣西地區，屬於海濱貝丘遺址，主要分布在南部沿海，經過試掘的有東興亞菩山和馬蘭咀山兩處。兩遺址位于臨海河口地帶的小山崗上，在包含大量貝殻的文化層中，發現了較多的打制石器、少量的磨制石器和夾砂陶片，打制石器有蚝蠣啄、砍砸器、手斧狀石器、三角形石網墜等，尤以蚝蠣啄最富代表性⑥。河旁貝丘遺址集中在以南寧地區爲中心的扶綏、武鳴以東邕並橫縣以西的左右江、邕江及其支流附近地區。經過試掘的主要有邕寧頂螄山遺址⑦、邕寧長塘遺址、豹子頭遺址⑧、橫縣西津遺址、扶綏江西岸遺址、扶綏敢造遺址等。

　　二、沙丘遺址

　　距今10000年前後，最後一次冰期結束，海平面逐漸上昇。到距今6000多年前，海平面在現今的高度上保持相對穩定，這時，在南海北岸及其島嶼上形成了衆多的海灣，這些海灣多屬於河口灣類型，徑流自陸域帶來的泥沙較多，在海口或灣口形成攔門沙或攔江沙，一些海灣沙丘或沙堤上，開始有人類活動，並形成具有特點的史前時期沙丘遺址。這類遺址主要分布于現今珠江三角洲前緣、海濱或海島的海灣地帶，珠海、澳門、香港、深圳、中山等地共有數以百計的沙丘遺址，在海南島的陵水，廣西的防城港和粵西的新會、粵東的海豐、南澳縣等地沿海也有部分沙丘遺址發現。沙丘遺址可以分爲兩種大的重要的類型，一種是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另一種是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兩種類型的沙丘遺址都是在海灣中形成，所以也統稱爲海灣沙丘遺址。

　　1. 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

　　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也就是沙堤遺址。這種提法很普遍，學術界甚至一度將所有的沙丘遺址都統稱爲沙堤遺址。遺址位于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堤，後有山崗，在沙堤與山崗之間有一片瀉湖，人類主要在堤上生活。這種類型的遺址主要代表有：

　　（1）香港涌浪新石器時代遺址

　　涌浪遺址位于香港新界屯門的西部海岸，地處珠江口東側，其南與龍鼓上灘和龍鼓灘新石器時代遺址隔山相鄰，西與龍鼓洲和深圳新石器時代遺址隔海相望。涌浪西北面向海，其餘三面爲高100米以內的低山丘陵環抱。灣內的陸地呈瓢把形，北窄南寬，南北長約450、北部寬約60～80、南部寬達200～300米。由山丘至海岸，地表走勢分爲三級台階，呈平緩狀向大海傾斜。地質堆積包含有近代海灘沉積、高位海灘沉積、階地冲積和洪積物、山坡冲積和山坡坡積等多種地質地帶。南區第二、三級台階之間還有一片古瀉湖，遺址地處天然海灣內第二級、第三級台階的高位海灘沉積（Qrd）和山坡坡積（Qd）地質地帶。

　　（2）澳門黑沙遺址

　　路環島地貌種類豐富，有丘陵、海灘、沙堤、瀉湖等。黑沙位于路環島東面，海灣由東北向西南伸延，朝東南面開口，海岸1200米，東臨無垠的南海，背靠路環最高丘陵塔石塘山。海灣兩角岩崖，左右環抱。黑沙遺址位于山側，山間溪流終年不絶。關於黑沙地貌特色，鄧聰先生在《澳門黑沙》考古報吿中有所概括：

　　A黑沙爲無障壁海岸類型，海灣開口113度，即正東南方向，台山廣海銅鼓灣、下川島的王府州和三竈島的草堂灣均具有此特徵。

　　B海灣兩邊爲大型岩岸岬角，堅挺陡峭，由硅化花崗岩所組成。海灣灣向內陸，若以現今岬角的岸線起算，灣深達600～700米，兩岬角間長1200米左右，與海灘外沙堤長度基本一致。海岸彎曲率大於1.78，屬堆積海岸。

　　C海灣內有數級沙堤，近海一級沙堤頂面平緩，兩坡較陡。內坡、頂面、外坡坡度分別爲3～4.2度和7～8度，較粗白沙覆蓋于沙堤頂面，沙堤斜坡間雜黑沙，近海一級沙堤與三級沙堤之間，尙形成有頗爲緩平的二級沙堤。現在被開闢作黑沙公園停車場範圍，就是二級所在。三級沙堤爲濱海紅沙土。沙堤與山邊坡積之間爲古瀉湖，現已乾涸，尙有沼澤化並不甚發育的沼澤土。

　　D黑沙灣灣口寬廣水深，近岸水深2～3米。東端大擔角爲海岩岬角，波浪作用強烈。南端黑沙角亦同樣基岩裸露，海排石發育良好。由於海浪長期侵蝕，形成海蝕洞群。

　　在第三級沙堤與山間坡積地之間，是一片大面積的瀉湖。南北長約400米，東西寬約200米。瀉湖早已乾涸，在山邊與沼澤西面邊沿地帶爲黑沙村，沼澤東面與三級沙堤間往日爲農田，近年多已成爲荒地。據學者分析，黑沙瀉湖原爲季節性地表沼澤，分布面積不大，沼澤土堆積較薄，沼澤化程度較輕，具體表現在機質的泥炭化和礦物質潜育化的過程不夠典型。

　　2. 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

　　山前坡地形沙丘遺址，以前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是筆者從沙丘遺址中劃分出來的一種類型。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與沙堤-瀉湖類型沙丘遺址同樣，都是在海灣之中，但有兩點不同：一是沙丘後沒有瀉湖；二是沙丘與相連的山前坡地，都可能是人類主要活動場所。

　　（1）寶鏡灣遺址

　　寶鏡灣位于高欄島西南部的南逕灣的海灣之中，是南逕灣東部的一個小灣，海灣作弧形，長約300米，沙灘長約100米，灣口朝西南。寶鏡灣一帶爲沿海丘陵山地，基岩爲中生代燕山期花崗岩。寶鏡灣一帶的地貌經過了大的地質變動，大片花崗岩直接裸露地表，許多岩塊沿節理面裂開，還有的岩石呈滾動狀，這里是花崗岩球形風化岩崩坡積區。遺迹堆積的成因，從野外觀察主要是坡積、表層片流堆積、部分風成堆積和原生地風化殘積物的混合體。1997年以後，對寶鏡灣遺址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至2000年8月，已經發掘揭露500余平方米。在長期的考古調查中，在寶鏡灣沙灘上多次找到史前時期的陶片。大自然的造化使寶鏡灣成爲一個天然良港，可惜沙丘上的遺存在塡海建港時已經毀掉，最近幾次發掘點主要是連着沙丘的山坡地。該島是人類的良好棲息地，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食物豐富。在遺址中已經發現大量先民在風化岩石上或生土中鑿出的建房柱子洞，發現當時製作玉石器的作坊，發現大量的陶器、石器，在遺址周圍還發現藏寶洞西壁岩畫、藏寶洞東壁岩畫、大坪石、寶鏡石、天才石等多處石刻岩畫。

　　（2）平沙棠下環遺址

　　位于珠海平沙南郊分場馬頭山東北翼-馬尾的東南坡。遺址地勢低窪平坦，原是古海灣的一部分，近年圍海造田闢爲甘蔗地。遺址南面的馬頭山海拔136.2米，原是古海灣內的一個島嶼，它與東面海拔144米的煙墩山互爲犄角，馬尾則伸入兩山之北的海灣之中，這個古文化遺址的面積達1.2萬平方米。1994～1996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與珠海市平沙管理區文化科對此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1500平方米。這里發現新石器時代晩期和商時期的地層堆積。新石器時代晩期地層中出土石網墜、石錛、石餅等石器，亦出土夾砂陶釜，以素面爲主，還有繩紋、戳印、刻劃等紋飾，還發現泥質彩陶圈足盤等陶器；在商時期地層中，發現燒竈、石器加工場、石砌活動面等遺迹，以及陶器、石器、玉器、水晶器等物品，其中陶器種類較豐富，有釜、罐、豆、盤、支腳、器座、缽等，各式印紋陶較爲發達，石器有钁、網墜、斧、錛、刀、砧、礪石、鑄銅石范；武器有戈、鏃、矛；裝飾品有環、玦、墜飾等。

　　（3）東澳島南沙灣遺址

　　東澳島是萬山群島中的一個島嶼。島的西南面有一個海灣叫南沙灣，人類的活動遺址就在海灣的沙丘上發現。海灣呈彎月形，東西長100米，南北寬40米，高出海面約5米，東北和山崗相連。這里有發達的沙灘和沙丘，西南面有小溪流入南沙灣。經過調查，這里發現石網墜、鑄造銅斧的鑄銅石范及石錛等石器，還有陶釜、罐等器物殘片，主要有夾砂灰黑陶和灰陶、泥質灰陶等。爲先秦時期文化遺址。

　　（4）東灣仔北遺址

　　馬灣島是屬於香港新界荃灣區管轄的一個小島。該島南北長，東西窄，面積不到1.5平方公里。島上丘陵起伏，基本地勢爲南北高，中間低。島的四周大多爲懸崖峭壁，僅東北、東南和西部沿岸有幾個較爲平坦的海灣。馬灣島東北角有一個名叫東灣仔的海灣。海灣的北、西、南三面爲低矮的丘陵所環抱，東面臨海。在現代沙灘的背後，爲一長條形的古代濱海沙堤，沙堤海拔高度在5～7米之間，南北長約100、東西寬約30米，總面積接近3000平方米。東灣仔北史前文化遺址在沙堤的北端，由海岸至山丘，地表走勢分爲三級階地，地質堆積包含有近代海灘沉積（Qb）、高位海灘沉積（Qrb）、山坡冲積（Qa）和山坡坡積（Qd）等各種地質地帶。第一階地海拔5米以下，屬近代海灘堆積（Qb，俗稱上昇沙灘或上昇沙堤），第二階地海拔高度5～7米，地表均爲沙質地。第三級階地爲小山丘，屬冲積（Qa）和坡積（Qd）地帶，海拔高度7～24米，表層土壤爲紅粘土，基岩爲中生代侏羅-白堊紀的凝灰質岩。遺址正位于第二級台地上，地處第二級階地和第三級階地之間的高位海灘沉積（Qrb）和山坡坡積（Qd）地質帶。發掘該遺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與香港古物古迹辦事處認爲：東灣仔北遺址屬於珠江口地區典型的海灣上昇沙堤遺址。東灣仔北遺址總面積3000平方米，分三期遺存，第一期年代約爲公元前3700～公元前2900年；第二期年代爲公元前2200～公元前1500年，發現19座墓葬，是香港地區目前最重要的一批史前人骨資料；第三期年代約在公元前1500～公元前500年間，屬浮濱文化。

　　南海北岸及島嶼上幾乎所有的沙丘遺址都在海灣之中，海灣的灣口朝向，並無特定向，東南西北各方向都有，以向東、東南、西南者居多。如珠海淇澳島的後沙灣、牛婆灣、婆灣、南芒灣等沙丘遺址都位于該島的東部，而海灣灣口也主要朝東；三竈島的草堂灣遺址、東灣仔北遺址朝東南，不過寶鏡灣遺址和咸頭嶺遺址的灣口則是朝西南，香港地區的涌浪遺址朝西北。

　　三、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的關係

　　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都是新石器時代南海北岸地區較有特點的人類活動遺址。由於局部環境的不同，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甚至可以大體劃出其分布區域：一般沙丘遺址都較靠南，而貝丘遺址都較偏北。不過，世事也無絶對，近年在番禺鹿頸南沙地方也發現一處沙丘遺址，這個遺址的緯度比一些貝丘遺址的緯度還高。

　　貝丘先民與沙丘先民食物來源都主要是從水中獲取，捕魚和採集是主要的生産活動。無疑，貝丘先民的採集貝類食物的活動較爲突出，攫取貝類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但考古發現的沙丘先民其實也採集和食用貝類，例如在香港的東灣仔、深灣、白曹灣等遺址之中都有成堆的貝殻出土。在香港蚝涌、珠海寶鏡灣等遺址之中就曾發現大量用于開啓蚝殻的尖狀石器——蚝蠣喙。

　　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相比，貝殻發現較少，而打魚用的網墜則相對較多。筆者以爲，個中原因與採蚝開蚝的地點及其處理貝殻的方式有關。自古以來，環珠江口地區的海島海灣的先民就有在海邊就地取得蚝肉的習慣，並不全是將蚝整個取回住地。在《廣東新語》中有記載，這里的先民用煙燻火烤使附于石壁上的蚝張開口，而蚝民直接夾取蚝肉①。由於在海島上，即使有部分牡蠣被帶回住地，由於海水的冲刷也較易將貝殻冲走。而在珠江三角洲中段的先民則有人工種蚝養蚝的傳統，並習慣于將蚝採回家中再開殻取肉。於是大量的蚝殻堆于居住地及附近而形成貝丘。再就是環珠江口地區史前先民的人類體質特徵與附近貝丘遺址先民的體質特徵相同。人類學家對東灣15座墓葬的殘存人骨進行了艱苦的修復、鑒定和可能性限度的測量，東灣仔人具有長而窄的顱形，眉弓和眉間突度發育適度，具有額部豐滿、低眶、低面、闊鼻、齒槽頜突、鐵鏟形門齒等特點。東灣人平均高度爲162.8厘米，骨骼鑒定與比較顯示了東灣人與華南、珠江三角洲、福建同時代的居民如甑皮岩人、河宕人、曇石山人一樣，有熱帶區域種族的相似特徵，屬蒙古南亞人種①。發展至距今4500年後，沙丘遺址先民中開始流行拔牙的風俗。曾騏先生認爲：這種拔牙的習俗起源于距今6500年的山東大汶口文化之中，至6000～5200年的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也開始出現，而廣東、福建拔牙的習俗的發現，要晩至距今4500～3500年的華南新石器文化、曇石山文化時期。

　　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的葬俗相同。在貝丘遺址的佛山河宕和沙丘遺址的香港東灣仔遺址之中都有大量墓葬發現，都是長方形土坑竪穴墓。

　　從考古發現的陶器、石器等物品的特徵看，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文化的遺存有着相當的相似性，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中下游地區的貝丘遺址，旣表現出同時代特徵，又表現出文化的聯繫。從彩陶上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土彩陶的遺址，屬於沙丘遺址的有：香港大灣、舂坎灣、蟹地灣、南丫島深灣、銅鼓洲，澳門黑沙，珠海後沙灣、寶鏡灣、赤沙灣、棠下環、金鼎東岸，深圳小梅沙、大梅沙、大黃沙、咸頭嶺，海豐汕尾沙坑北，中山龍穴、白水井等遺址；屬於貝丘遺址的有：增城金蘭寺、東莞篁村蚝村、肇慶蜆殻洲遺址等②。後沙灣遺址一期出土的彩陶有圈足盤、罐等，採用赭紅色彩，圈足盤的圈足、罐的口沿是主要的施彩部位，器型內外施彩，圖案爲與海水有關的條狀紋、波浪紋組成，在圈足盤的圈足上，彩與鏤孔和劃紋相組合，而罐只發現尖唇、侈口、卷沿的上部，肩以下殘，領部三周或內彩一二周帶紋。中山龍穴遺址出土有豐富的彩陶，完整器爲盤和碗，施赭紅色彩，條帶狀紋飾，更有特點的是，器物的表面圖案上，多了鋸齒狀飾，在圈足上，鋸齒狀紋飾中還有小圓鏤孔，其下有一條直線劃紋，彩陶多施于磨光紅陶上，少數是在白陶衣上繪暗紅彩，多數是在器表上施彩，少數內外施彩。中山白水井遺址也出有大量的彩陶片，這個遺址只發掘53平方米，文化層厚50厘米，共計出土陶片1008片，其中彩陶計540片，比例佔到53%以上①。彩陶爲泥質陶，以磚紅胎彩陶偏多，而灰白胎彩陶也有相當的比例。與後沙灣遺址一樣，與彩陶相伴的還有裝飾有壓印紋飾的白陶。深圳大黃沙發現25個個體的圈足盤，可惜全部都是殘器，圈足盤上繪寬帶紋、鋸齒紋赭紅彩並以劃紋、鏤孔相配。咸頭嶺遺址之中素面圈足盤與彩陶圈足盤同一層位出土。這一時期的陶器器形有釜、罐、圈足盤、器座、支腳、器蓋等。器表多飾細繩紋、繩紋、條紋，貝劃紋在這一時期較爲流行，形成水波狀紋、弦紋、大方格紋、三角紋。所謂貝劃紋，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十分有特色的一種陶器表面花紋裝飾，在深圳大黃沙、咸頭嶺，珠海草堂灣等沙丘遺址之中特別流行，是一種利用成排的多齒工具，在陶器胚胎表面劃出的紋飾，一般四至六道一排，劃成鋸齒狀、波浪狀、絞索狀或平行直線。有人利用海邊拾到的海貝，也就是那種邊上帶有多個刺突的海貝，在陶器胚胎上作過劃紋的實驗，能取得與古代陶器表面相同的紋飾，於是人們相信這些紋飾就是古人利用貝殻劃出的紋飾，於是這種紋飾被稱之爲貝劃紋。除貝劃紋之外，還有貝印紋、葉脈紋、編織紋、弦紋、附加堆紋。在寶鏡灣遺址除了劃紋外還特別流行刻紋，而咸頭嶺遺址則流行戳印篦點方格紋爲地的浮雕式圖案紋。

　　石器方面以磨光石器爲主，並有打制和天然石料石器。石斧、石錛、石鏟、石刀、石鑿、圓餅形石器、有槽石拍、尖狀石器、石杵、石敲砸器、石球、凹石器、礪石等都流行。新石器時代中期，石斧、石錛以長身錛和梯形錛爲主，少量雙肩石器，而在新石器時代晩期，也就是相當于香港涌浪上文化層時期，則較多石錛、有肩石錛、石斧、有段石斧，還出現有肩有段石斧和石錛。

　　彩陶在貝丘遺址之中也有發現，但是其數量與環珠江口地區相比，更爲少見，而且從年代排序中可以看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環珠江口地區彩陶年代要稍早于中部地區。從活動的時間上看，處于環珠江口地區的沙丘遺址年代上並不晩于貝丘遺址較多的東莞、佛山一帶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個中原因還待進一步探明。

　　新石器時代中期珠江口地區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實際上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較多的共性，所以大部分學者都將這一時期這一地區的考古學遺存歸于一個考古學文化。或稱其爲“大灣文化”，或稱其爲“咸頭嶺文化”，或稱其爲“後沙灣文化”，或稱期爲“西樵山一期文化”，或稱其爲“金蘭寺一期文化”等。

　　相當于沙丘遺址涌浪文化（上層）年代的沙丘遺址，有後沙灣二期、大嶼山沙螺灣西岬角、深圳鶴山下和赤灣的部分遺存。貝丘遺址中較重要的有魷魚崗第一期遺存、三水銀洲第一組、南海竈崗、佛山河宕、東莞圓洲等遺存。從陶器看，以淺圈足罐、陶豆和印紋爲特點，其中紋飾又以曲折紋爲最具特色。寶鏡灣遺址出土的斂口豆、子口豆等與三水銀洲遺址第一組出土的同類陶豆十分接近。貝劃紋在新石器時代晩期的寶鏡灣、涌浪遺址、商時期的棠下環遺址等也有發現。鼎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並不多見，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陶片上萬片，但只發現兩件陶鼎足，其中一件瓦足，同類器見于三水銀洲一期貝丘遺址中（如三水銀洲M30：4），另一件爲一頭大一頭小的柱狀鼎足。

　　貝丘遺址與沙丘遺址之中的文化內涵除陶器外，石器也大體相同，新石器時代晩期除了承襲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石器，如石錛、石斧、石箭鏃等外，石玦及製作玉石玦時保存的石環芯、紡輪等開始大量出土。捕魚用的網的部件——網墜、沉石，及供船用的石錨也大量出土。網墜以天然河卵石稍作加工，成爲有兩個缺口的所謂“亞腰形”石網墜居多，也有一個缺口、三個缺口、四個缺口的各種石網墜。這一時期的文化面貌，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稍有差別。貝丘遺址以河宕遺址爲代表，而沙丘遺址以香港涌浪遺址爲代表，兩者之間有共性，同時也有相當的個性，雖然這一時期的遺址之中有玦出土，但是，其數量則大有不同，沙丘遺址之中的珠海寶鏡灣遺址、澳門黑沙遺址、香港涌浪遺址及屬於商時期的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等地都發現大型製作玉石玦的手工業作坊，包括石料、石坯、半成品、成品、廢品、附産品、工具等一整套物品都在一個地點較集中地出土。相對來説，貝丘遺址之中出土的石玦數量較少，顯得較爲零星。另外，用于捕魚的網的部件——網墜的數量及其個體的大小也都有所區別。沙丘遺址之中如寶鏡灣、棠下環、涌浪等遺址出土網墜的數量在800件以上，有的多達1200件，而貝丘遺址之中鮮有這樣多的數量，而且在貝丘遺址之中也沒有土過重達18.5千克的石錨和數以十計的大量的沉石。

　　以上分析可知，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的形成，同史前居民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經濟形態有關。不能把它們作爲考古學文化的代表，更不能認爲兩者是同一文化的兩種類型①。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在文化面貌上有着相當的共同性。在一定的層次上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爲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同時，環珠江口地區與珠江三角洲中段也有其不同的文化特點，它也反映沙丘先民與貝丘先民在生産活動中，漁業和農業的比重是不同的，生活方面，其風俗也各有所偏重。

　　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與閩台地區文化有較大差異，而與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有過相當密切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彩陶和白陶。在大溪文化早期的洞庭湖區的皂市下層時期就已經出現紅地黑彩的寬帶紋彩陶，到大溪文化中期，開始出現紅地赭色彩，珠江三角洲地區沒有發現黑彩，所見均爲紅彩，這與大溪中期相似，但其早期的寬帶彩的裝飾，與大溪早期的肇始時也有相似之處。珠江三角洲地區彩陶在繁榮期花紋題材多達50多種，但大都離不開水的各種形態。大溪文化彩陶的花瓣紋、弧線圓點勾葉紋以及薄胎彩陶上的平行線段紋和卵點紋在珠江口難以見到。其他以水爲題材的紋飾，如水波紋、漩渦紋、S紋等，與珠江三角洲所出有相當程度的相似。不同之處是洞庭湖區彩陶最多見的爲罐，其次才是盆盤類器①。白陶在大溪文化之中從早到晩都有一定數量，如洞庭湖區的湯家崗遺址，大溪文化早中晩三期均有泥質白陶，分別佔4%、5.3%、0.6%。在環珠江口地區出彩陶的遺址幾乎都出白陶。珠海後沙灣遺址、寶鏡灣遺址、中山龍穴遺址、深圳咸頭嶺遺址中均出白陶，以圈足盤居多，在咸頭嶺遺址1997年的考古發掘之中還出有罐、鉢、盆、杯等器型。咸頭嶺白陶的淺浮雕式花紋圖案，千姿百態，多以獨立的圖案爲單元，楊耀林先生認爲：“咸頭嶺白陶與湯家崗白陶最大的共同點是浮雕圖案以篦點小方格爲地。差異是湯家崗器形多見圈足盤，偶見豆（到大溪中期才出現鉢），圖案常見連續紋飾。”

　　關於環珠江口地區與洞庭湖區的文化關係，湖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何介均敎授曾著專文論述②。在分析了兩地的彩陶及與閩台地區的彩陶的異同之後，何先生認爲：“環珠江口大灣式彩陶盤這一類型彩陶接受的直接影響只能是來自于鄰近的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偏南的洞庭湖地區，可以明確地説：它是受同時期洞庭湖地區大溪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我且認爲，彩陶傳播至環珠江口這一事實，不是孤立的，它是整個大溪文化衆多因素向南推進的一個部分。”關於白陶，何先生也認爲：洞庭湖地區旣是白陶的原生地，又是白陶向外傳播的中心。白陶呈輻射狀傳播達數千里之遙，它名符其實地成了大溪文化的使者。環珠江口地區與洞庭湖所出也極相似。一、主要器形均爲圈足盤；二、裝飾方法，除少量刻劃和戳印紋外，多爲壓印和模印，而且壓印和模印的具體制法包括工具也都相同；三、模、壓印的圖案相近，均多見圓點及波折紋，S紋以及它的複合紋飾；四、製作原料：洞庭湖所出白陶，主要成分爲三氧化二鋁，與本地地層深處的白膏泥成分相同。珠江三角洲各遺址所出白陶，未見化驗報吿，何先生認爲也多是白膏泥，內含極細的砂和雲母片。由於白膏泥純度的差異，因而呈現出偏灰、偏黃、偏紅等色度。

　　李伯謙先生根據現有考古資料的硏究認爲：“嶺南大致可以分爲五個區域，即粵東的梅江——韓江、榕江流域，粵中、粵北的東江、北江流域以及桂東的桂江、賀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地區，粵西南地區及桂南的郁江流域，桂西北、桂北的紅水河流域。以上五個區域的新石器時代和靑銅時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其實都各有特點，發展、演變的途徑也不盡相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