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統、多源一體的格局，已爲考古發現提供的大量材料所證實。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人的性格的形成，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和他們的生存環境、所接受的文化敎育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民族與文化背景，可以造就風格迥異的文化，而在更高的層次上看，中華大地上，不同的文化細流，又匯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南海漁業先民的文化，旣有中華文化的共同性，同時，也有着自己的特點。

　　南海漁業先民的文化，從人物性格上看，它不同于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的文化，沒有那么粗獷、豪放，也不同于長江、黃河流域的冲積平原上農耕先民的文化，沒有那么痴迷地眷戀着故土，它是一種以海岸與島嶼爲依託，以漁獵爲生計的面向海洋的文化。先秦時期南海漁業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一般特性，這就是開放性、冒險性、交流遷移性、兼容性、商業性，同時，還有一種求眞務實的精神文明。

　　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南海北岸地區及島嶼先秦文化，在不同的時期看到多個旣有聯繫又有區別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在不同的層次上和角度上，可以把握不同的特點。從時間上看：南方地區是中國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也是探索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要地區。早期的沿海居民以狩獵和採集爲主要經濟生活，以鏢刺、棍打、手捉魚類和在水邊拾取貝類、海草類爲主要的漁業方式。海南三亞落筆洞遺址與南寧邕寧頂螄山遺址代表早期文化特點，粵東地區的南澳島等地發現的細小石器，多爲刮削器類，以人字形的凹石器最具特色，石片經過打擊後未進一步加工，但破裂面的邊緣鋒利，可直接用作刀類和刮削器。作爲動物的切割去毛工具自不待説，在海邊作爲剖魚、去鱗也可派上用場。新石器時代以來，南海北岸及南海島嶼考古學文化開始出現區域性特點，並可以劃分爲若干個區域。新石器時代中晩期，南海漁業先民除了狩獵與採集之外，農業技術開始引入一些部落中來。廣東北部地區先民的稻作技術已經傳到沿海。一些遺址中開始出現農業生産工具，在香港沙下等一些遺址中還找到了炭化的稻穀。新石器時代晩期，也就是距今5000前後，南海邊沿的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網魚技術。至4500年前後大規模的捕魚業已經形成，經濟社會都得到大的發展。直至整個先秦時期，農業經濟在這一區域都未佔主要地位，漁獵與採集始終是人們的首選。人們在享受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創造着早期文明的同時，常常爲尋找新的資源而移動，經濟社會生活只有相對的穩定，並造成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起步早，發展速度遲緩、結束晩的情形①。但這種生活方式不僅養活了大量的先民，並在聚落、居住、工具、經濟形態、生活等方面的發展成了具有海洋漁業文明特點的文化積澱。

　　一、聚落形態的特點

　　南海北岸地區發現的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遺址、台地遺址、貝丘遺址、沙丘遺址等類型。早期居民以洞穴爲主要棲息地，海南島三亞落筆洞是早期洞穴的一個典型代表，洞穴是距今1萬年前後南海沿岸人類居住活動的一個良好的選擇。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在廣西主要分布在桂北、桂中、桂南的石灰岩發育地區。在廣東也主要分布在粵北。貝丘遺址與沙丘遺址是南海北岸先民最具特點的兩種類型，貝丘遺址目前在廣西發現80余處，在廣東發現70余處；沙丘遺址目前發現數以百計，比較集中在環珠江口地區，特別是珠海、深圳、香港、澳門等地，在廣西靠海的沿岸，及廣東沿岸的台山、陸豐和海島縣南澳等地也都有發現，其中珠海發現的沙丘遺址及其文物點達77處。

　　二、居住房屋的特點

　　早期先民以洞穴爲住址，與長江流域和北方地區早期居民差別不明顯，新石器時代中期，這里的先民居住在坡地和沙丘上，房屋主要有干欄式與地面建築兩種類型。干欄式建築中有完全離地架空的和半搭式的兩種。地面建築從墻體看，又有石壘墻、加貝殻的土墻、木骨泥墻等幾種，從平面看，又有單間、多間；從形狀上看又有圓形、方形、長方形等多種。

　　(一)干欄式建築

　　干欄式建築的兩種形式在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中都有發現。這個遺址在揭露的500余平方米的面積中，發現大量的與建房有關的柱子洞，幾乎每一個發掘探方都有發現。這些柱子洞有的是在風化岩上鑿洞，鑿痕都十分清晰，先民對此是下足了功夫；有的直接在生土中挖掘，或穿過文化堆積地層挖掘。柱洞內塡土由於夾雜木柱腐爛後的遺留，與周圍土色相比顯得稍微深一些。部分柱洞塡土中還發現加固柱子用的石塊和陶片，有的在柱洞底部墊有石塊。在一些柱洞的附近，還發現紅燒土面，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燒竈①。   

　　遺迹一：在Ｔ13自北而南有三組柱洞。第一組在北面，位于③Ｂ層下，共有六個柱洞，呈弧形排列，直徑1．5米。柱洞直徑爲15～20厘米。在遺迹的西北面，有H21、H25兩個似乎是祭祀性的坑穴，它們之間，或許有某種關聯。第二組在中部，位于②層下，4個柱洞連成一線，略作弧形，直徑2．2米。柱洞直徑爲20～25厘米。第三組在南面，位于③Ｂ層下，有11個柱洞，其中多數圍繞而成半圓形，直徑2．5米。柱洞直徑爲15～25厘米。遺迹的內側和外側分別有灰坑Ｈ12、Ｈ10。這三組柱洞，推測是某種建築遺迹的殘留，尤其是第三組，很可能是一座平面爲圓形的房子的殘存遺迹，Ｈ12似是房子內火塘一類的坑穴。

　　遺迹二：位于Ｔ17③Ｂ層下，共有12個柱洞，其中7個圍繞而成一個橢圓形，東西直徑3．1米，南北直徑3．7米。其他5個柱洞，散佈于圓圈之內。柱洞直徑大都在20～25厘米。圓圈的南半部有H18和H19兩個呈不規則形的灰坑。這處遺迹，應是一座平面大致爲圓形的房址，H18可能是火塘類坑穴。

　　遺迹三：位于T5②層下，有柱洞8個，其中6個大體圍繞形成一個平面爲圓形的遺迹，直徑爲3米。柱洞直徑爲30厘米，深23～40厘米。推測是一類較爲簡單的窩棚式房子的遺迹。

　　遺迹四：位于T19③Ｂ層下，23個柱洞較密集地聚集在一起，其外圍大體形成一個平面爲圓形的遺迹，直徑爲3～3.3米。柱洞直徑爲15～25厘米，深15～40厘米。由於平面東高西低較爲傾斜，推測這是一處以干欄式結構來搭建的房子的遺迹。

　　遺迹五：位于T9、T14、T15③Ｂ層下，20多個柱洞圍繞形成一個較大的平面爲橢圓形的遺迹，東西直徑7米，南北直徑5．3米。柱洞直徑多爲20～30厘米。橢圓形的圈內有H5、H6、H7、H8、H27等5個灰坑，其中H27打破H5，H5又叠壓于H6、H8之上。橢圓形遺迹的圈外，東北與西北分別有H28和H4兩個灰坑。這些灰坑與這處遺迹當有密切關係。從柱洞的分布情况看，多是以兩個爲一組。這是一處面積較大的房址遺迹，其功能應與那些面積較小的房址有所不同。

　　由於寶鏡灣遺址地形爲沙丘連山坡，文化堆積大都在大約10度左右的坡地上，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建房，首選干欄式的建築，或是一邊立柱另一邊搭在岩石上，木柱上用木板鋪出人工的平面。同時由於紅燒土及燒竈的發現，説明這里也存在部分平地上建造房子的地面式房子。兩類房子，在平面上都是圓形的，墻體大都是木骨泥墻。

　　干欄式房屋在香港屯門龍鼓灘及大嶼山東灣、沙螺灣等等遺址中均有發現。

　　廣西邕寧頂螄山貝丘遺址中也發現居住遺迹，該遺址中發現22個柱洞，其中有14個排列整齊的柱洞，柱洞直徑14～33厘米，形成一個南北長13米、東西寬6米的長方形干欄式房屋。

　　   （二）地面建築：

　　1. 普通地面建築

　　   （1）咸頭嶺遺址建築遺迹

　　深圳市大鵬咸頭嶺沙丘遺址中發現有房基：報吿編號爲F1，位于T16、T17的南部。房基表面基本平坦，有的地方微凹，邊緣不太規整，用較硬的灰褐色土鋪墊而成。內含細砂，最長處7.7米，寬4.8米，厚0.13～0.2米。房基上發現大柱洞一個，直徑44厘米，大柱洞附近散佈着12個小柱洞，小柱洞口大底小，壁斜直，圜底，直徑在8～24厘米，深15～40厘米。柱洞內堆積淺灰褐色的沙土。在房基內發現一批石料，其中兩塊大石條，長60～70厘米，寬10厘米，厚4厘米，還有一些小的石料。

　　   （2）沙下遺址建築遺迹

　　2002年在香港沙下遺址也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房址。沙下遺址位于新界東部，東鄰西貢。遺址沿海灣分布，面積約10萬平方米，目前總發掘面積達3000余平方米。房基主要分布于DII發掘區。房址呈圓形或橢圓形，房基的形狀由柱洞的分布可大體看出，房屋直徑2.6～4.5米不等。柱洞也分圓形、橢圓形兩種，圓柱洞直徑0.25～0.30米，橢圓柱洞直徑在0.15～0.30米之間。發掘者分析,房基中間的柱洞爲立柱支撑房頂,周圍的柱洞則構成墻體。幾座房子的間隔不大，最小的只有1米①。

　　   （3）東莞蚝崗遺址建築遺迹 

　　蚝崗遺址位于東莞市南城區，2003年的考古發掘中，在屬於第二期的地層中發現兩處房屋遺迹，其中一處爲地面單間，由於沒有完全揭露，只有長6.6米，內寬2.5米。値得特別提出的是該房屋遺迹的墻基，這個房址的墻基經過開槽後充塡貝殻，墻基中塡褐紅色土粘土。墻槽寬15～24厘米，深約20厘米。在第三期地層中發現大面積紅燒土活動面，殘存面積達50平方米，厚達20厘米。發掘者認爲，二期年代在距今5500～5000年之間，三期年代在4500～4000年之間。

　　   （4）東莞村頭遺址建築遺迹

　　村頭貝丘遺址位于東莞太平東行9公里，廣深高速公路與107國道交匯處，後靠村頭，故以此冠名。遺址在山坡，前迎坦田，古爲海域，是三四千年前新石器時代古人類聚居之所。1989年至199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硏究所與東莞市博物館聯合組成發掘隊，在此進行大型考古發掘。揭露面積達2375平方米，發現房屋基址6座，其中F14、F18較爲完好，分別代表了兩種形制。F14爲近長方形，圓角周邊一周柱洞，轉角處兩個柱洞爲一組。墻體形制從倒塌堆積看，當爲木骨泥墻。房址內有數個柱洞，分置四角和中部。由此分析屋頂可能是四面坡。門道設在南面，房址進深5米，面闊4米，屋內地面用純凈粘土鋪墊，厚約10厘米並經火烤。F18形狀爲圓形，直徑3～3.5米。周邊有柱洞，分析可能爲攢尖頂。房址不見倒塌堆積。

　　2. 有夯土房基的建築  

　　在香港吳家園遺址發現有夯土房基的大型建築。1997年，香港古迹古物辦事處在香港元朗下白泥吳家園發現沙丘遺址，遺址面積1萬餘平方米，香港古迹古物辦事處在該年年底至第二年初對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並發現兩處相毗鄰的夯土房屋。

　　F1長方形，正東西向，東背靠山，西前臨海。北南面寬12.5米，西東進深8.5米。夯土房基是先在L3A層中挖一個與房基大小略同的坑，再用1～1.5厘米厚的7層灰黑色土，4～5厘米厚的6層灰色砂土，分層夯實，形成一個夯築的泥沙土房基。7層黑色土經夯打結實堅硬，表面凹凸不平，剖面呈水波狀，有明顯的夯打痕迹，下面是一般的墊土。然後在夯土房基上挖出一周外檐柱洞和每排11個的廊柱，正中有1排5個中立柱，大門在西面朝南。8、9、10、3、4、5等內檐柱之間爲寬1.8米的扇大門。大門之外有不規則的夯築沙土間道，南北寬3.5米，東西深3米，門道上有4個排列有序的門道柱洞，其上架搭門篷，門篷南北寬2.7米，東西深1.9米。柱洞共有51個：外檐柱31個、內檐柱11個、中立柱5個、門道柱4個。柱洞均在夯土房基上挖成，口徑20～32厘米，深38厘米，一直挖到第7層的夯土面，口大底小，底面堅實。其中有6個柱洞旁邊的石柱礎或用石塊墊柱，在16個洞中發現有用繩紋夾砂陶片和方格紋、雷紋軟陶片墊柱。柱洞塡土也經夯實。發掘者認爲“這是一處面闊6間，進深3間的，前面出廊的懸山式頂的可以間成一廳四房的有兩扇大門和夯土房基的長方形大房子”。

　　F2 東側與F1西南相連3.45米，北側與F1門道南相連3.12米，東壁外露4.7米，夯土房基與F1完全相同，但其建築規模遠小於F1。

　　“F1、F2這兩座相鄰的夯土房基的發現，使我們有可能判斷，這里會是一處古人聚居規模大、時間長、定居穩固的村落遺址”①。

　　3. 河卵石圍成的圓形、長方形房子

　　   （1）東灣建築遺迹

　　1988年，香港中文大學考古隊在東灣發掘期間，發現了據稱約6000年前的房子遺迹，一共有3座，一座爲大型房子，部分尙未被發掘，估計爲橢圓形。直徑長約8～10米，以河卵石爲墻基。另外兩座小房子，靠在大房子的後面，其中一座直徑不足2米，另一座房子的遺迹只見柱洞，房子內部尙有火塘遺迹。有明顯排列成圜狀的柱子洞群①。

　　1987年在東灣遺址的第三層發現屬於靑銅時代的房子。房子略呈長方形，南北軸4.5米以上，共發現6個排列有序的柱洞。柱洞平面呈橢圓形，深50～60厘米，柱洞口的直徑約爲55～45厘米，第1和第3號柱洞相隔1.5～2米，排列成一線，第1號和第3號柱洞底部發現石礎。

　　   （2）扒頭鼓建築遺迹

　　1992年7月至12月間，扒頭鼓遺址再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河卵石圍築的圓形、方形房子村落遺迹。房子遺迹數目較多，相當典型，被稱爲港澳地區聚落考古的發端。“與扒頭鼓房子遺迹相似的遺址，在東亞地區東部沿海部分地區，如日本南部奄美大島的手廣遺址和南朝鮮東海岸的鰲山里遺址都曾發現過。上述各時期房子結構均以河礫石圍築，房子遺迹內外有石砌火塘，並出土大量生活用器如陶器和石器等，是共同的特徵。綜合日本南部和南朝鮮沿海地域的資料推測，這一種以河礫石爲結構的平地建築，與中國黃河流域流行的半地穴式和長江流域干欄式的房子遺迹不同，是沿海沙丘遺址的一種別具風格居住遺迹。香港地區沿海的遺址所發現的房子遺迹，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建築的一種新類型，有極重要的學術價値”②。

　　1996年，中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在南丫島再次發掘大灣遺址。發現兩處距今5000～6000年前的居住遺迹，有橢圓形和長方形兩種。

　　三、生産工具的特點

　　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的早期礫石石器在技術和類型方面都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它們和中國北方、歐洲期的舊石器時代相比，具有明顯的差異，形成獨特的文化面貌。早期石器主要在河湖的階地，一般是原生的紅壤地層。岩性主要爲砂岩、石英岩、硅質凝灰岩，石核少，且利用率低，檯面一般未作加工修理，石片佔一定比例。在嶺南地區，早期石器主要器型包括了用寬扁礫石製作的砍砸器、敲砸器等，也有一定數量的尖狀器、石錘。石器的原料往往來自遺址附近的河流礫石，而且史前石器製作者往往選取具有某些結構、硬度和顆粒度的岩石或礦物製作某種器物，其選材有一定模式。如砂岩、石英砂岩、變質砂岩、凝灰岩等顆粒較細小、硬度在摩氏5～7度的石材多用于製作各種石器，而顆粒粗大、硬度在摩氏7度左右的花崗岩和花崗斑岩等岩石則多用作石錘、石砧等製作石器的工具。製作技術以直接打擊爲主，錘擊法爲主。器形一般較大，加工比較簡單，多是沿礫石的一端打制。百色盆地出現的雙面打制“手斧”，在嶺南其他地區並不常見。總的來説，嶺南地區史前時期的早期以礫石石器爲主，其特色是以天然礫石作爲原材料，用直接或間接打擊法加工而成，未經磨制。它可以和石片石器、細小石器，乃至磨制石器和靑銅器共存①。礫石石器延續使用的時間很長，是這一地區先民的特點。

　　在新石器時代，南海沿岸先民有專門的石器製作場。曾騏先生指出：廣東南海西樵山石器製造場就是一處跨越幾千年，可算是規模大和相對穩定的石器製造場。這里因盛産可供開採又能製造石器的燧石、霏細岩，這個採石場經歷了製造細石器、雙肩石器兩個階段，它不因産品的更換而衰落，特別是生産兩肩石器的中晩期，規模越來越大，其産品跨越珠江三角洲，外運環珠江口甚至整個兩廣地區，形成一種外向型的生産中心①。在環珠江口的沙丘遺址中，也發現一批屬石器製造場性質的遺迹。據曾先生統計，有香港的萬角咀、舂勘灣、深灣、龍鼓灘、白芒、涌浪、沙螺灣、蘆須城、東灣，澳門的黑沙②，珠海的寶鏡灣③、鎖匙灣及近年發現的珠海的平沙棠下環，香港的西貢蚝涌④、沙下等處。其中蚝涌石器製造場對硏究石器工業的製作、工場的佈局、規模、生産的程序、工藝特色等提供了新的寶貴的資料。

　　先秦時期，先民廣泛使用凹石器、蚝蠣啄、有段石錛、有肩石斧、網墜、沉石、石錨等漁業特點明顯的生産工具。

　　1. 凹石器

　　南海先民較多使用一種表面有凹窩的石器，我們將其稱之爲“凹石器”，它主要用于加工硬殻類食物。在凹窩上正好放置小型貝類食品，在用石錘砸擊時可以穩定加工物，不會滑走。凹窩一般通過尖狀石器錘啄而成，有的體形較大，表面啄有一個或多個凹窩，可以作爲石砧使用；有的體形較小，一面或兩面有凹窩，正好握在手上，作石錘使用。這是先民長期使用的一種特有的工具。有硏究者指出，它是流行于南海沿岸地區採集、漁獵經濟中的一種加工工具。凹石的使用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3000年之間，時間跨度較長，它的濃厚的地區特點反映了南部中國閩、台、粵地區密切的聯繫，是漁民早期工具的一個特點⑤。

　　2. 蚝蠣啄

　　蚝蠣啄是水邊居民爲開啓蚝類水生物而發明的一種石質工具。外形上看，往往是一件打制的尖狀石器。蚝蠣等貝類生物附着在礁石上，也是用這種尖狀石器將其敲下來。在香港蚝涌遺址，發現40多件各式尖狀石啄。發掘者認爲，製造地點在蚝涌河口出海口處，這里是鹹淡水習性蚝類繁殖的理想之地，蚝是這里的主要採集對象，開鑿蚝類硬殻的尖狀器，是這個製造場的確定産品當有它的實用意義。蚝蠣啄在東莞、深圳、珠海、澳門等沿海地區古遺址中最爲常見，而粵東的潮安陳橋村貝丘遺址也以蚝蠣啄和彩陶爲其特點。

　　據黃啓善先生統計，屬於廣西海濱貝丘的亞菩山遺址、馬蘭咀遺址、杯較山遺址等三個遺址之中，發現打制石器366件，用于採蚝的蚝蠣啄有204件。

　　3. 網墜、沉石、石碇（石錨）：大量的捕魚工具出土，是南海北岸及近岸島嶼上居民古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這里大部分遺址出土的網墜，都是用河卵石作簡單加工而成的。亞腰形石網墜是最爲常見的形制，利用扁平橢圓河卵石，打出對稱的兩個缺口，以便于繫繩。由於河卵石不完全規整，爲了繫繩時找到平衡點，先民們還發明瞭一個缺口、三個缺口、四個缺口、磨一周凹槽等多種類型的網墜。在寶鏡灣等一些遺址中，還發現利用石塊（不只是河卵石）作整體加工而成的石網墜。網墜作爲魚網的部件，它的發現説明當時魚網的存在，這是一種優良的捕魚手段，雖然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時期，在中原地區捕魚網就已經較爲普遍，但是，南海沿岸魚網也有許多特點：

　　   （1）石網墜相對較大。從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石網墜的統計硏究中我們知道：在1096件常規網墜中，重量在51～330克之間的中型網墜，數量達1022件，佔總數的93%，在中型網墜中，又以重量70～250克之間的網墜居多，有861件，佔中型網墜的84%。重量在25～50克之間的小型網墜有12件，佔總數的1.08%，重量在331～500克之間的大型網墜有62件，佔總數的5.6%。

　　如果我們再從網墜的長度觀察，可以發現：長度在6～10厘米之間的網墜有897件，佔82%，而長度小於6厘米的網墜只有39件，佔3.55%；長度大於10厘米的網墜有160件，佔總數的14.5%。以上數據可知，網墜的長度一般是在6～10厘米之間。這個長度與重量本身就要大於在江河中捕魚的網墜。

　　除了常規網墜之外，寶鏡灣遺址出土59件重量大於500克的墜形石器，我們稱之爲沉石①。沉石也是魚網的部件，與常規型制的網墜的使用方法大體相同，並常與其配合使用，只是其數量相對較少，更不似網墜需要幾十個配合使用（現在的捕魚網所需的網墜數以百計）。有時，沉石也可以單獨使用。沉石在選材上與網墜大體相同，只是重量更重。

　　   （2）石網墜數量相對較多。從目前的報導看來，珠海寶鏡灣遺址發掘面積爲500平方米，在這範圍內出土常規網墜1096件，沉石59件，穿孔網墜39件，密度相當大，説明當時的數量相當的多。而且還不是孤證，在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也都發現800件以上的石網墜。以上這兩個特點説明當時沿海居民的魚網比較大，網魚技術比較高，形成規模化生産。

　　4. 蚌殻工具較多使用。蚌殻製作的三角形蚌匕、穿孔蚌刀、蚌魚鈎在貝丘遺址中較爲常見，蚌制的網墜也有使用。在南寧豹子頭遺址①、西津遺址②、江西岸等遺址，發現用麗蚌殻作網墜。利用麗蚌殻一邊，敲擊出穿孔，成串作網墜；亞菩山遺址、馬蘭咀遺址、杯較山遺址等三個遺址之中出土19件蚶殻網墜，及一定數量的蚌鏟、蚌環。廣東南澳縣東坑仔遺址，也發現有蚌網墜出土。陶制網墜在先秦時期南海沿岸地區發現不多，只是在少數遺址中發現過。漢代以後陶制網墜開始大量使用。  

　　5. 骨、牙、角器較多使用。從佛山河宕遺址可以看出，這類質地的器物主要種類有錛、鑿、矛、鏃、切割器、針、錐、叉，還有鹿角、象牙器。骨料主要是獸骨包括象牙骨料，這是河宕貝丘遺址經濟生産生活的反映。骨鏃達25件，形式多樣，尤以三棱圓體圓鋌最具特色。8件骨針中，有2件較大型，型式特殊，磨制精緻，一件長13厘米，首端鑽兩孔，末端尖圓，發掘者推測其“可能用于紡織魚網”③。

　　6. 有肩石器：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出現有肩石器，到新石器時代晩期盛行于東南沿海地區。有肩石斧、有段石錛、有肩有段石錛，在這一地區大量出現。

　　在桂南地區，以大石鏟最具特色。據蔣廷瑜先生硏究，在桂南地區已經發現60余處出土大石鏟的古文化遺址，遍及桂南19個縣市，大多分布在崗坡上，而以隆安縣東南、扶綏縣北部、邕寧縣西北最密集，出土器物也最典型。一般來説，大石鏟是一種翻土工具，它的出現與農業有關，但是有些大石鏟可能不是實用器，而是農業祭祀器具①。

　　四、生活用具的特點

　　先秦時期南海沿岸地區常見的生活用品是陶器，這與周邊地區有明顯的共性，但是，又具有顯著的特點。在這里，陶釜是主要的炊器。長江流域與中原地區常見的陶鼎，在這一地區極爲少見。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咸頭嶺文化時期，陶器種類主要有圈足盤、釜、罐、鉢、豆、尊、壺、器座等。以夾砂陶爲大宗。釜爲敞口鼓腹、圜底、飾繩紋。釜的延續時間很長，數量也很多，器形和紋飾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圜底釜作爲一種文化特質，比起其他的要素在華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統中更具有代表性，並構成鮮明的文化特點。這一時期也出現一些彩繪陶與白陶。

　　新石器時代晩期，陶器仍然還是以陶釜爲主。但部分遺址開始出現少量盤形鼎。

　　從紋飾上看：先民們大量使用印紋陶器。在中國南方古代社會的物質文化中，人們普遍地使用着一種幾何印紋陶。這種陶器的特點，首先，器皿表面裝飾有各種各樣的圖案花紋，基本都是以線的排列和交織組成的，其排列和交織又是按照一定的角度、距離和方向延伸。形成以四方連續紋樣爲主的有規律的幾何圖案。裝飾這些圖案花紋的方法，旣不是刻劃，也不是彩繪，而是採用拍印的方法。南海北岸先民是南方印紋陶的發明者和使用者，這里是印紋陶的發源地之一，特別是貝印紋，其年代距今將近7000年，是最早的。印紋陶器在新石器時代産生之後，商代晩期開始發展，西周晩期至春秋時期進入繁榮時期①。

　　佛山河宕遺址制陶業較爲發達。以陶質來説，種類較爲複雜，有夾砂陶、泥質陶，不定期有白陶、黑皮陶、磨光陶和少量彩陶，以呈色來説，有橙黃色、橙色、黑色、灰色、紅褐色和白色等；以火候來説，旣有軟陶，燒成溫度約800度至1000度左右，也有基本燒結、吸水率較低、擊之發出金屬聲的硬陶，燒成溫度在1100度左右。河宕遺址以四個探方的統計爲例，第三層的幾何印紋陶約佔該層陶片總數的68%，第二層的幾何印紋陶約佔該層陶片總數的78%。已發現的器形有20餘種之多，常見敞口折肩、圜底、圈足和圜凹底陶器，少見平底陶器。其造型規整，匀稱，口沿的唇、頸部分和圈足都有輪修時留下的凸棱和平行紋。這里的印紋陶一般較規整、清晰，印紋較深，且一般印紋較大，很少重叠錯亂的現象。拍印的紋飾種類除繩紋、條紋、附加堆紋、篦點紋、凸弦紋和鏤孔外，幾何形印紋主要有曲折紋、長方格紋、雲雷紋、葉脈紋、圈點紋、編織紋、梯子格子紋、凸點紋、魚鱗紋、凸圓點紋、圓圈紋、S形紋、凹凸三角紋、凹凸菱形紋、鋸齒紋、雲雷紋以及雲雷紋與曲折紋、曲折紋與圓圈紋、曲折紋與S形紋、長方格紋與凸點紋、雲雷紋與梯子格紋等各種組合紋飾四五十種。其中曲折紋最多，方格紋、雲雷紋次之。

　　在珠海寶遺址中也出土部分印紋陶片。主要有N形紋、曲折紋、葉脈紋、方格交錯紋、組合形紋、網格紋、雷紋、長方格紋、繩紋、席紋、條紋、菱形紋、鋸齒紋等。

　　五、服飾生活的特點

　　南海北岸地區及至東南沿海地區，先秦時期的土著居民有一種斷發紋身的習俗。《淮南子·齊俗訓》載：“三苗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筓，越人劗發……越王勾踐劗發紋身。”《論衡·書虛篇》載：“禹時，吳爲裸國，斷發紋身，贏以爲飾。”《左傳》哀公七年載：“越，方外之地，劗發紋身之民也。”《戰國策·趙策二》載：“被發紋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鳀寇秫縫，大吳之國也。”一般説來，斷發，也就是剪髮或梳髻，不同于中原地區的束發加冠之禮。而文身雕題也就是在皮膚上刺紋染色。現在東南沿海的黎族、高山族後裔中仍保留這種習俗。

　　南海漁業先民曾以草爲衣，史書上稱這種衣服爲“卉服”，《赤雅·卉服》：“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蔴所爲。”

　　使用樹皮布做衣服是嶺南地區的一個特點。近年來，在環珠江口地區大量發現石拍，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敎授對此問題作了較深入硏究。他在《史前蒙古人種向海洋的擴散——嶺南樹皮布文化發現及其意義》①等諸多論文中介紹了其硏究成果：

　　鄧先生將大灣文化中已發現的樹皮布石拍的形制，劃分爲五種形制：

　　1. 圓角長方形；2. 圓角正方形；3. 長條形；4. 圓形；5. 亞腰形。

　　他對各形作瞭解釋：第一種圓角長方形的石拍，是最常見的類型。大梅沙、咸頭嶺、龍穴、水涌、萬角咀等遺址均有發現。此類型石拍的拍面，均爲縱長的溝槽痕。其中以大梅沙出土的一件最精美，長21.9厘米，寬6.6厘米，厚1.2厘米。拍面有約24條縱長的溝槽痕。拍背近四角處有直徑0.4～0.5厘米未穿透小孔。拍背硏磨光滑，近邊處磨圓斜收。龍穴和虎地灣發現的一些圓角長方形石拍殘件，正反面均鋸切有溝槽痕。龍穴的一件石拍連側沿也有若干溝槽痕。大黃沙的一件可能是圓角長方形石拍殘件，背面及一側沿刻劃有圖案，其中一角亦有未穿透的小孔。第二種圓角正方形的石拍數量較少。龍穴出土一件長5厘米，寬5.5厘米的石拍，拍面有14條縱長的溝槽痕，四方磨圓。第三種長方形石拍目前亦僅見于龍穴。此種石拍特徵除拍體呈長條狀外，拍面爲方格槽面。其中一件長9厘米，寬2厘米，拍背有一道凸棱，兩側有凹溝。第四種圓形石拍僅見于大黃沙，目前只發現一件。拍面有13條縱長的溝槽痕，拍背光滑，直徑5厘米，厚2厘米。此外一種素面圓形石拍：一般報吿書稱此種石拍爲石餅。在大灣、大黃沙、咸頭嶺、龍穴等遺址均有出土，估計均爲拍打樹皮布的石拍。第五種亞腰形的石拍：現僅見于龍穴遺址。拍面兩面有溝槽痕，石拍長軸的兩側製作出凹口，可能是一種裝柄的裝置。

　　他認爲：“上述第一至第五類石拍毫無疑問都是屬於大灣文化的産物。石拍的石質，一般被鑒定爲沙岩居多。只有由香港萬角咀出土的一件，經地質學家趙子能氏顯微鏡過鏡觀察。鑒定結果石質主要成份由長石、黑雲母及磁鐵礦組成。岩石正名爲正長岩石英，即二長岩。同類型的岩石于大嶼山南岸的銀礦灣一帶都有分布。”這些石拍的使用方法，他也根據民族學和考古學的資料作了推測。據凌曼立所談及印尼西里伯斯島的樹皮布拍，一般一端由藤條沿石拍兩側凹溝系套，藤條延長加上木柄成柄把。使用時利用離心力使石拍打擊更具力量。在考古學資料上，美洲考古學家Richard S. MacNeish在南部墨西哥Twhuacan山谷E IRiego洞穴，曾發現過700年前典型圓角長方形複合型石拍，原木質把柄尙保存完整。龍穴的長條形石拍兩側有凹溝與及大黃沙圓形石拍較厚側沿等的設計，可能都與裝柄有關。

　　大灣文化的樹皮布石拍種類豐富，對不同類型的石拍深入分析硏究，是探討大灣樹皮布文化技術搆造重要的課題。在考慮樹皮布石拍的製作與使用方面問題上，民族學的資料往往提供了動態復原對比的資料。有關樹皮布石拍的分類方法，鄧聰傾向接受加拿大Paul  Tolstoy的分類法。即主要按石拍的裝柄方法分類：第1式：複合型石拍，石拍本身不帶把，要附加上木質的把柄。因此，本類型的石拍必須包括裝柄的技術。第2式：棍棒型石拍。石拍槽面與柄部都爲同一的石料製成，前後一體相連，使用者直接握持棍棒使用。在此兩大類型之下，按石拍槽面或形態的一些特徵再區分出若干的式別。在石拍的形態學上分析，大灣文化中出土的樹皮布石拍與蘇拉威西中部的Lore山谷的Besoa(ike)石拍及墨西哥Teotihuaxan山谷的石拍有着驚人的相似。遲至1980年末，Lorraine V. Aragon還觀察到在Besoa所保存樹皮布拍的組合工具。樹皮布的拍打是一種多重拍打工序(Multi-stage-Beating)。Besoa村一套樹皮布拍至少包括有6件或以上形制不同的拍，即由兩件棍棒型木拍與4件複合型石拍組成。這六件樹皮布拍的使用方法，最先使用的是棍棒型木拍，棒面上溝槽痕疏落，只有5條刻痕，其次使用的石拍的槽面上亦只有4條溝槽痕，隨後漸次使用的石拍槽面溝槽痕變多而細緻，最後使用的棒棍型木拍，表面近乎光滑。

　　東南亞南島語族使用樹皮布的情况較爲普遍。著名人類學家容觀瓊先生曾經介紹印度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以及密克羅尼西亞等境內小島間的民族志材料。他在《再論嶺南古越族與東南亞南島語系族群的親緣關係》一文中①重點介紹了世界民族志學者詹姆斯·埃奇-帕廷頓和查樂頓·希普用同一書名、着力描繪的兩本畫集：《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武器、工具、裝飾品及衣着選集》。兩位作者筆下，當地居民製作樹皮布的工具是堅硬的木料。這種木料作者細分爲兩類，一是攪衣棒，另一是帶有攪衣棒性質的棍棒。前者有141件，後者有153件。一般長度60～80厘米不等，最長者103厘米，最短的10厘米。

　　與環珠江口地區多爲石質樹皮布拍不同的是，這些地點多爲木質樹皮布拍。由於這些物品的年代尙不清楚，這種差異可能與年代差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