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海北岸史前漁業文化對後世的重要影響

　　南海漁業文化先民創造了一種不同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文明，又不同于北方地區的遊牧文明的南海海洋文明。這種以海洋爲依託，以漁業經濟爲主生計的文化群體，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其技術上的發明與創造，同時還體現在思想與觀念。目前，南海沿岸及附近島嶼，是當代中國較爲發達的地區之一，毫無疑問，與這里優越的地理條件有密切的關係，同時，深受歷史文化傳統的浸潤與影響。在新的文化的表象中，隱藏着傳統文化的基因。是南海的先民開發了這一片土地，積累了豐富的、實踐證明可行的、適應海洋生活的經驗。海洋的寬闊，海洋氣候的變幻，海洋生物的浩繁，使先民們養成了敢爲天下先——鋭意進取的創新精神；兼容並包——寬容和諧的人文精神；講求實效——求眞務實的科學精神；從愛故士愛家鄉到以天下爲己任——愛國主義精神。先民們立足于海洋海島，呼吸着中華文化營養的同時，由於地緣與人緣的契機，它較早成爲中西文化交融的地域，形成中西交融的文化。

　　二、南海北岸史前漁業文化對周邊地區的重要影響

　　南海漁業文化是在南海北岸及其島嶼特殊的地理與生態條件下，在受到長江流域等諸文化的影響中逐漸形成的。同時，它也給周邊文化以積極的影響。就其本身來説，它是早期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先秦時期南海漁業文化是太平洋諸島上南島語族的文化鼻祖，或者説，這里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南島語族也稱之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系，指現今居住于台灣、中經東南亞、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島、東起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等島上的、具有民族語言親緣關係和文化內涵相似的土著民族文化體系。南島語族主要包括馬來人(一般包括台灣高山族)、密克羅尼西亞人、美拉尼西亞人、波里尼西亞人等幾大族群，總人口2億多，是一個十分龐雜的民族文化體系。南島語族的起源，是20世紀世界民族考古學硏究的一個熱門課題①。

　　國際上已經有許多學者主張，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很可能就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張光直先生也認爲“台灣史前文化變革應是大陸東南沿海的不斷影響下産生的，而大陸向台灣移民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他認爲，大坌坑文化的發源地應該在閩江口到韓江口的福建和廣東東端的海岸一帶。Bellwwood在總結了考古學、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硏究成果以後，提出了一個關於南島語族擴散的綜合模式。他將南島語族的起源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分階段開始于距今約6000年前，原南島語族從大陸東南沿海向台灣移民；第二分階段大約開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南島語族從台灣、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擴散，並最終殖民太平洋島嶼。

　　2006年7月間，筆者曾經接待來自台灣的幾位考古同行，臧振華館長、李匡悌博士、李德仁先生，還有一位來自台灣歷史語言硏究所的院士。臧振華館長一行考察了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珠海淇澳島東澳灣遺址，還參觀了收藏在博物館的這些遺址的發掘標本。我們的台灣同行好幾次從遺址中拾起陶片，就感嘆地説，如果將這些陶片放入台灣史前遺址出土的標本中，我們很難將其分辨出是珠海的還是台灣的。可見，台灣的同時期的史前文化與珠江三角洲文化的聯繫，也可以説，台灣史前文化曾經受到來自南方沿海地區漁業文化的巨大影響。臧振華先生曾經撰文《台灣考古的發現與硏究》①，他認爲：“大坌坑文化與大陸閩粵沿海一帶同時代的文化有很密切的親緣關係，並且與代表龍山文化形成期文化早期的細繩紋陶文化之間有承繼發展的關係。而許多硏究也顯示，台灣一部分年代較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又可能是源自細繩紋陶文化。所以，現在考古學已經可以大膽地推論，大坌坑文化可能是台灣南島族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最早祖先，而這也説明，目前廣泛分布在東南亞海島和太平洋的南島老家，正是大陸的閩粵沿海。”

　　漁業文化在東南亞的影響也十分明顯，從南方地區印紋陶的硏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彭適凡先生的《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硏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吳春明先生的《中國東南土著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觀察》（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兩部著作是印紋陶問題硏究的代表作，奠定了印紋陶硏究的基礎。印紋陶産生並興盛于中國南方地區，已經得到學界的公認。

　　近年來，更多的硏究論文涉及印紋陶對南亞的影響②，如周廣明、彭適凡：《試論南方地區印紋陶與環中國海區域關係》一文，對印紋陶對台灣、東南亞的影響進行了較系統的硏究：

　　印度支那古代陶器的拍印工藝，遠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和平文化及其後的北山文化中就已出現，但眞正最早的幾何形印紋陶，出現在東山靑銅文化的一些遺存里。東山遺址位于越南清化省東山縣東山村，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已被發現，而至今越南的歷史、考古學者把凡與東山遺址相同文化內涵的遺存，統稱爲東山文化，成爲越南靑銅文化、至少是晩期靑銅文化的代表。東山遺址中，發現部分陶片質地、制法和紋飾都與我國南方地區常見的印紋相近，其幾何形紋樣有方格紋、菱形凸棱紋、席紋、菱形回字紋、曲折紋、雲雷紋、圓圈紋、葉脈紋(有的稱羽狀紋)等。越南靑銅時代的紹陽(屬北中部)、越進(屬北部)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中，器形有釜、瓮、瓶、盆和碟等，器表的裝飾頗爲豐富，如紹陽遺址陶器上的紋飾就有57種之多。這些靑銅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器紋樣中，計有席篾形紋(編織紋之一種)、蜂窩形紋、筐篾形紋(編織紋之一種)、雙螺旋紋、方格紋、斜方格紋、雙橄欖形紋、波浪紋、連環形紋、圈點紋、三角形塡線紋、斜線條紋、短線條紋、葉脈形紋、圓圈紋、凸脈線紋(附加堆紋)、陰線紋、凸線紋、梳齒紋、雲雷紋、曲折紋、雙S形紋、鋸齒紋、篦紋以及各種組合紋飾等。這些紋飾是分別採用梳刷、刻劃、拍印、刻按和拼接(指附加堆紋)等五種方法製成的，大體與中國南方地區印紋陶的製作方法一致。

　　上述印紋陶紋樣中，雲雷紋、曲折紋、三角形塡線紋、梳齒紋、漩渦紋、雙S形紋、葉脈紋、圓圈紋以及附加堆紋等都與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紋樣類同，甚至有的花紋在器物上的裝飾部位和結構佈局都表現得近似。

　　周、彭二位先生在文中指出，印度支那和中國南方地區在印紋陶及其他文化因素上表現出某些相似，應是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影響和傳播的結果。大量的考古資料證明，中國南方地區古代印紋陶産生於新石器時代晩期，並有其發展和興盛的歷史。越南北部地區，印紋陶數量相對較多，而往中部和南部南，印紋陶相對越少。由於越南北部地區更鄰近中國，因而較早較強烈地接受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的製作工藝，此後，又通過越南北部地區逐漸傳播到更南的地區。

　　另外，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太平洋其他諸島嶼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印紋陶片發現。因此，周廣明、彭適凡等提出：“中國南方地區和東南亞一帶的遠古居民，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較爲密切的聯繫，至少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代，中國南方發達興盛的幾何形印紋陶就曾傳播到南洋一帶，給這些地區的陶器製造工藝以一定影響。爾後，這種印紋陶的製造工藝，經過東南亞一帶土著民族進一步的創造和發展，形成了當地印紋陶的發展系統，這不僅表現在有獨特的幾何形紋樣，而且在印紋陶的結構和佈局上也有當地的風格。”

　　北京大學張馳先生在《南方史前文化的發展及其意義》一文中曾經指出：“南方地區在進入早期歷史時期以後的地位似乎並沒有北方地區那么引人注目，但如前所述，她在史前時期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容低估的。而且，隨着南方史前考古更多的發現和深入的硏究，南方地區的史前歷史及其影響還將進一步地被揭示出來，對東亞乃至世界史前文化發展的諸種理論也必將提出了難以想象的挑戰。”①我想，南海漁業文化的歷史與考古學硏究更是如此，隨着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和意義會更加顯現出來。因此，我們的對漁業文化的硏究工作，雖然是初步的，但注定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