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一天的深夜，我和一位中學摯友，興冲冲地到達中山大學院系調整後的新址——原嶺南大學張弼士堂報到。

　　轉眼56年了，56年該回憶的事太多了。我作爲自然地理專業的畢業生，擬選取下列若干片段，以拙作獻予地理系建系80週年，並以此感謝校内外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

　　一、自然地理專業及專業思想

　　1953年10月入學後，在我們班似乎有一些同學對此專業有些不同的認識，有的還影響了學習和生活情緒。當時把這種現象稱爲“專業思想”。

　　由於我來自農村，多多少少對大自然有些接觸。小學和中學階段受地理課本“華老師”引領游全國、全世界的啓蒙，對地理産生濃厚的興趣。我想新中國要大興建設，一定會涉及不少地理和自然地理問題。自然地理是我高考自報的第二志願。花時間去想東想西，必然影響學業和身體。

　　上課以後，我一心投入學習和工作。經過努力，在四年的學習中，始終保持優良成績。擴大了學習視野，增廣了許多知識。

　　1985年，系和學校爲了某種人事關系，一定要調我到生物系籌建《中山大學熱帶亞熱帶森林生態系統試驗中心》，並任該中心副主任，同時參與海南島壩王嶺國際合作，環球觀測熱帶生態系統等工作。

　　直到退休，我始終以自然地理爲基礎，抓住植物學，光譜分析，開展環境生態（或生態環境）爲中心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完成了任務，做出了應有的成績，有些論文被美、俄等國家和地區摘刊或轉刊。

　　在植物區系學方面，應該説成績顯著，不但能看出“華夏植物區系”的虚假屬性，俄羅斯等國内外重要刊物還摘刊、轉刊，對國家、學校作出了有益的貢獻，辨别了真僞，做出了一點榜樣。回顧往事，没有自然地理作基礎，一定不敢堅持科學性，堅持科學實事求是的原則。

　　總之，工作、學習及旅遊全中國和世界五大洲，自然地理無時無刻不在我的心目中起着指導性、輔導性作用。

　　我，一生不忘自然地理。

　　二、步入植物地理科學殿堂

　　我來自九連山山區。家人平時常常爲鄰村、鄰居采集草藥，爬山越嶺，耳聞目睹，對於植物，從小或多或少有些感性認識。大學二年級，學習了《植物學基礎與植物地理》，增長了不少理性認識。大學階段，每逢節假日，總喜歡約上一二位同伴同學漫遊廣州郊區，有計劃地安排每周日徒步海珠區的小片森林、河涌和農田，加深認識，鞏固課堂所學知識。

　　1955年夏季，我們班在老師帶領下，開展了沿粤漢鐵路廣東段的土壤、地貌實習。除了完成上述兩門課的實習任務外，我還自覺增加了植物地理的内容，穿插於地貌成因、類型及土壤剖面的記述中，回校後的實習報告，除了地貌、土壤外，很自然地增加了植物地理内容。

　　1955至1956年的學年論文，1956至1957年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均爲徐俊鳴老師。徐老師身體較弱，不便野外工作。他放手讓我們獨立進行野外調查。這種培養方法，一開始似乎會碰到某些困難，但終究發揮了學生的獨立工作的積極性，較好地完成了任務，鍛煉了人。

　　爲了培養對植物種類的鑒别能力，唐永鑾教授親自帶領我到生物系植物學專業跟班聽《有花植物分類》、《植物解剖學》、《植物拉丁語》……等等課程。

　　畢業論文。涉及植物分類問題，徐俊鳴老師親自帶領我拜訪植物研究所侯寬昭研究員。同在校内，請教十分方便，由他指導標本采集，如何開展初步鑒定，最後由他復核。侯先生的教導，實際上給了我進入植物地理科學殿堂的第一把鑰匙。侯先生還將該所油印的植物拉丁語送給我，這不但有利於學習吴印禪老師的《植物拉丁語》，而且半個世紀以來一直陪伴我身邊，十分有利於查閲拉丁語在分類上的許多問題。

　　1957年我畢業留校，按照系和教研室的安排，我是吴印禪來系講授《植物學基礎與植物地理》的助教。業務上跨兩系室。任教後迎來了第一届鼎湖山植物地理實習。這一次實習最初的安排是生物系的一位教師負主要責任。但是預習幾天後，這位老師説有事要回校。在這種情况下，硬着頭皮，擔子一肩挑起。根據這班同學最近的回憶反饋，這次實習大膽地完成了任務。完成了這次實習任務，不光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大膽精神，更主要的是吴印禪、侯昭寬等老一輩的教導有關。回想過去，我最大的優點是記憶性好。在這個年齡期，多少植物種屬名稱，多少光譜譜綫波長的具體數字，一經接觸、記憶，復述或考試，均可取得滿意結果。1962年入省地質局光譜室，三天後考試就是一例。

　　1958年地質系復辦招生，安排我在地質系任職。本想在地質系，除了行政工作外，亦想在任務上進一步發展。但校系研究後，認爲我仍舊返回地理系，加深植物地理的造詣。1959年3月，我被派往雲南大學生物系，跟蘇聯專家華倫諾夫進修學習。通過在玉龍山、滇南、西雙版納實習和課堂教導，在植物分類和植物學相應得到明顯的提高。大約在1959年9月蘇聯較早撤走了這位教授。在這種情况下，學校來函，把我交給吴征鎰學部委員（現稱院士）培養。給我的明確任務就是掌握植物分類和植物區系學。我在植物區系學胎出，應該説就此開始。

　　三、認識“華夏植物區系“的三十二年

　　1960年下半年，我從昆明植物研究所回來，系和教研室便安排我給學生講授《植物區系學》（狹義《植物地理》）專題課（32—38學時）。

　　稍後，1962年3月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發表了《廣東植物區系的特點》。作者送給我單行本。拜讀後，總感到有些看法不盡相同。但年齡相差18歲，畏畏縮縮，不能直率表達所有看法，稍稍説了一下便罷。

　　回想起來，對“華夏植物區系“能不斷看出存在問題，應該説大學階段學習《地史學》、《普通地質學》、《古地理》、《第四紀地質》等等課程給了我很好的基礎。在昆明植物研究所進修，吴征鎰院士在雲南大學生物系三、四年級講授《植物區系學》對我認識植物區系學幫助極大。吴院士要求我做好筆記，整理成講義，代他每周對學生面授答疑。學用相濟，收穫更大。

　　“華夏植物區系”，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第一問題就是古地理時期，二叠紀——白堊紀“華南地臺”的存在與否？

　　追溯過去，筆者的學年論文《湘江流域自然地理》、畢業論文《滃江流域自然地理》，在整個搜尋資料，特别是畢業論文60天野外工作，山山水水，一般海拔在800—1400米左右的山，均從山下爬到山頂，力求搞清楚岩層、土壤、植被的層次結構，並把標本采集回校，再作室内鑒定。所有這些過程，均未在上述古地理時期，找到“華南地臺”地層特徵。大學畢業後，在等待分配的時日，又結伴從大坑口下火車，步行江西南部——粤北36天。回憶起來，亦没有“華南地臺”在這一時期出現。從1967至現在，走遍了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兩廣，兩湖等，究竟何處存在這個古地理時期的“華南地臺”？中國地層、古生物化石、古地理論普及圖册，“華南地臺”，在何處找到您呢？這個問題困擾了我32年。

　　四、自然地理、環境生態（或生態環境）和人體保健的點滴體會

　　自然地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把它完全等同於環境，實際上是有些區别的。

　　筆者對於自然地理、環境生態及保健意識的提高，大致上亦始於昆明植物研究所進修階段。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天天到標本室學習分類，整理植物區系的筆記，使之稱爲講義。由於該所植物化學及其應用進行得十分熱烈，耳聞目睹，組建在腦海中增長了從植物化學方向研究自然地理、植物地理——環境生態的念頭。

　　回校後，全國地理系、所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化學地理的教學和研究。

　　因此，在努力完成《植物學基礎與植物地理》、《植物區系學》教學任務之餘，認真遵照系和教研室的安排，積極到兄弟系、所、中心學習《有機化學》、《有機分析》、《結構化學》、《X衍射無機結構分析》、《原子光譜》、《分子光譜》、《生物化學》、……等等課程。

　　1972年，全國開展環境與環境保護，校、系派我爲區、市、省、軍區、工廠、街道做了39期講座。1974年，校、系又派我和另一位化學系老師參加全國腫瘤調查(廣東部分)。完成這個任務之後，又應邀參加了廣州肝癌協作組研究，環境污染與生物畸變及腫瘤問題等等研究。通過多次的全國、省腫瘤會議及電影《公關》的參與，加深了自然地理、環境生態與人體保健的理解。

　　1982年，是從研究到世紀應用突顯一大轉變。這一年11月家人患了癌症。除了克服突如其來的震驚外在采取了積極支持西醫治療的同時，逐步、大膽、細緻地開展中醫中藥、中草藥家庭抗癌和輔助抗癌治療實踐。在整個過程中，既向中醫教授學習，又發揮自己的專長，力圖做到科學用藥。

　　通過二十多年的時間，我認爲:

　　1、中、西醫各有特點，各有所長。

　　2、不但小病、慢性病可用中醫中藥、中草藥治療。大病、重病亦可用中醫中藥、中草藥治療。

　　3、中藥、中草藥除了十分注意自然地理特點外，十分講究辯證施治，注意四氣、五味、四向，還要講究主、輔、兼制、引和的配伍原則。在我的實踐中，除了上述方法外，還注意檢查原子、分子及分子基團的組成，重視基團作用的主、次、功、協、抑、毒特點。

　　實踐證明，注意這些問題，準確、正確使用，是可産生有效功效的。

　　那種完全否認中醫的科學性，否定中醫中藥、中草藥的客觀存在，完全不懂這裏面的環境生存特徵，妄加否定，同樣可以使用《科學成就健康》一書中的管用語言：“廢話”。

　　《科學成就健康》實際上起不到打假作用。重要原因是大人不打己，不懂人體健康的内外環境生態的特點和過程，以“廢話”妄加評論。

　　總之，地理科學、自然地理是客觀存在。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論述，對於地理學、自然地理，環境生態是十分有用的法則。“道法自然”，有各種理解。然而引入地理學、自然地理、環境生態中是有益、可行的。

　　爲了地理學的長遠發展，建議學科跟上時代發展，才能不斷前進！

　　（謝永泉系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專業1957届畢業生，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