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斗轉星移，時光飛馳。去年11月初，我回到康樂園，與班上20多位同學及其中8位的夫人歡聚，慶賀了我們考入母校中山大學地質地理系自然地理專業50年及畢業45年；今年又迎來了母校地理系成立80週年的壽辰。這在母校發展史上，乃至我國現代地理學科之教育與研究發展史上都是值得隆重慶賀的大事！對我們這些曾在康樂園中接受過國内現代地理科學最優良的專業理論與知識教育以及最嚴格的專業技能培訓的老學生，也是值得衷心慶賀與感恩的喜事！所以當本月20日接到母校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寄達的爲慶賀這一喜事决定出版紀念文集的約稿函後，盡管我今年上半年正集中精力主持完成國家新修《清史》之《生態環境志》修改定稿工作，爲此不惜婉謝了江蘇泰州市與河南新鄭市有關學術會議的邀請，仍然毫不猶豫地擠出時間撰寫文稿。

　　想起我在母校自然地理專業求學五年的學習、生活狀况，種種感觸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噴涌而出。想説的的確很多。1999年曾應我的雙重校友司徒尚紀教授（先後爲中山大學與北京大學校友）要求，寫過《我所熱愛的自然地理學專業》一文（刊於中山大學城市與資源規劃系（地理學系）編、司徒尚紀主編《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陳述了1958年9月因偶然機緣我被録取到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入校後因專業課程之課堂教學與野外實習嚴格充實，老師們講授精彩培育得法，使我很快深深地愛上了自然地理學專業等切身感受。文章雖也寫到了1962年夏季我被分配參加了海南島西南部自然地理調查工作，但因篇幅所限，未能詳叙。實際上就是因爲參加了那次調查，不僅使我在專業知識與技能上受到嚴格的檢驗和鍛煉，還使我在自然地理學理論思想上獲得提昇，並促成我自覺地走上了地理科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學科—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道路。可以説這是一次在我求學經歷與人生途程中十分關鍵的重大事件，所以借這篇文章對那次調查作更爲詳盡的介紹，並從中展示母校地理學專業之優良學風，推進我國地理科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二

　　1962年春，母校地質地理系與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海南生物工作站商定，由三個單位合作於1962年5至8月在海南島西南部的樂東、東方兩縣（即今之樂東黎族自治縣、東方市）進行綜合自然地理調查。春季開學後，我班因是1963年夏季畢業，遂被系裏决定從班中選出20餘名同學參加這次考察；我亦入選，與黄如伯、徐潤滋、曾邦鋭等幾位同學編入綜合考察研究組。因這是參加國家科研調查任務，系裏又派有唐永鑾、黄潤本、覃朝鋒、易紹楨、許宗藩等多位中青年骨幹教師帶隊指導，大家又都未去過海南島，所以被選中後個個士氣高昂，抓緊進行各項準備。5月28日我們即背上被褥、碗筷、書籍資料以及小鐵鏟、羅盤等考察用具，隨同帶隊老師以及研究生鄧漢增、何遠鈞等在珠江口乘海輪出發，乘風破浪駛往海口。那兩天，盡管天氣晴朗，風和日麗，但大海上無風三尺浪，有的老師、同學竟嘔吐不止。我因曾經受過長江上風浪的鍛煉，倒没有什麽反應。5月30日扺達海口，住進海口市第三招待所。經過學習與討論，進一步明確了這次調查的計劃與各組具體任務後，自6月2日起就乘坐配備的大卡車，經澄邁、儋縣（今儋州市）至東方縣八所鎮。並以之爲基地，北至昌江縣石碌、昌城，南至樂東縣鶯歌海、黄流，西扺海濱感城、嶺頭一帶，東則進入昌江縣與樂東縣東部之五指山區猴狝嶺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同學們分組，或隨帶隊老師，或獨立工作，根據各自任務，有的做植物樣方調查，有的做土壤剖面觀測，有的進行路綫踏勘，有的進行半定位觀察，有的收集當地氣象、水文資料，有的則對當地幹部、群衆進行口頭調查；還采集了大量植物、土壤和風化殻樣品，進行了水質與土壤樣品化驗。大家白天外出工作，回到住地後還要整理資料，進行討論，工作十分勞累；但個個都豪情滿懷，精神飽滿，思想貫注，態度認真。瓊西南地區自然環境較爲嚴酷，因受五指山脈阻擋，降水偏少，氣候乾燥，濱海地區還有不少沙丘荒漠；而進入五指山區，除山路陡峭崎嶇，籐籮纏繞，荆榛叢生，道路難辨外，還有山瑪蝗與蛇、蟻等動物侵擾。這些困難都没有難倒大家，反而使同學們鬥志倍增。1962年國家物資匱乏，食品緊缺。系領導考慮到野外調查工作體力消耗大等實際情况，除保证足量的糧食與食油供給外，還設法給大家增補了一些黄荳。每當要外出工作時，就帶一些水煮的黄荳補充營養。通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終於圓滿完成了這次考察任務，於7月5日經崖縣（今三亞市崖城區）、三亞、鹿回頭、陵水、南橋華僑農場、萬寧、瓊海、文昌、瓊山至海口。在海口市作了工作小結與休整後，於7月15日結束了這次調查工作。第二天我與蔡宗夏、鐘德才、徐潤滋、吴三保等同學渡過碧波萬頃的瓊州海峽，到達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縣海安港，然後取道湛江、桂林各自回家。因好幾位同學家在湛江與廣西，陸續離别；最後剩下我與蔡宗夏同學乘火車到達衡陽車站分手，他南下廣州，我北上武漢，當時我們兩人身上合起來只有一元錢，於是各分伍角錢揮手告别。

　　因參加這次調查，等於是一次畢業前的實戰演習，是非常難得的一次科學實踐經歷，我與大家一樣都十分重視與珍惜這一機會；加上所到之處奇特的自然景觀與黎族同胞的習俗風情，時時處處都給予我大量的新鮮訊息與觀感，所以我也一直處在興奮，甚至激動的狀態之中。一個多月的調查，使我對海南島這一我國的寶島有了具體的感性認識與豐富的自然地理學科上的理性認識；因而一路上寫下了十多首記實與感懷的詩篇。雖然詩文稚嫩，有的甚至不合平仄韵律；但也充分反映出我當時的心情與感受。現不揣淺薄，摘録其中幾首如下。

　　如6月4日寫的一首名爲《四更》（“四更”爲東方縣北黎鎮西北一小村名，即今之四更鎮，其附近有沙地荒漠）的詩中即寫道：

　　 

　　熱風炙膚到四更，小草叢結遍沙塵。

　　一泓清泉滋緑秀，始信荒沙可换魂。

　　 

　　又如6月30日赴東方縣東部猴狝嶺林場一座山嶺之林區調查，歸來後吟成《青梅嶺》一詩：

　　     

　　青梅嶺乃我命名，只緣此有青梅林。

　　滿谷香風暢人意，纏人籐籮似有情。

　　 

　　7月6日在由崖城至三亞途中，於車上見海水中東、西瑁洲，後也吟成一詩：

　　     

　　車中遥見二瑁洲，海水如雲島如岫。

　　身雖難登九重天，心却可上極目樓。

　　 

　　7月8日在由崖城沿海南島南海岸、東海岸乘車駛扺海口市後也作詩一首。詩爲：

　　     

　　三日飛馳一千裏，八縣恰經十六城。

　　左望崗巒百丈浪，右顧碧海萬頃平。

　　八所船船鐵滿艙，三亞處處椰成林。

　　北黎苦旱喜淋雨，南橋少霽偏逢晴。

　　 

　　7月16日渡過瓊州海峽到達海安港後，寫成《渡瓊州海峽》一詩：

　　     

　　瓊州海峽浪紋細，鐵輪緩駛驚躍魚。

　　回首遥望海南島，彩虹横卧水天際。

　　 

　　事實上，這次瓊西南考察激起的豪情詩興並未因考察的結束而消解，其流波餘韵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當年9月，我接受了班裏的讬付，創作了《南海伏波》、《寶島贊美》、《瓊崖巨變》、《柳林抒情》4首歌詞；接着由班上的吴三保、黄如柏、袁育枝三同學分别譜曲，組合成《海南組歌》。1962年年底，班裏的合唱小組曾在學校廣播站組織的音樂會上演唱，獲得好評。其中《南海伏波》的歌詞是：

　　     

　　南海水，風浪大，年輕的建設者不害怕。

　　乘風破浪去海南，要把寶島來開發。

　　南海水，寬無邊，年輕的建設者意志堅。

　　踏平萬頃大海浪，攀上千丈高山巔。

　　南海水，藍又藍，年輕的建設者永向前。

　　立下愚公移山志，要把寶島變花園。

　　 

　　另一首《寶島贊美》的歌詞是：

　　     

　　海南島呵，美麗又富饒。

　　你是南海的明珠，

　　你是祖國的珍寶。

　　五指山裏莽莽森林，

　　北黎河畔青青牧草。

　　山南山北埋藏着金錳銅鐵，

　　丘陵海濱生長着椰子橡膠。

　　採不盡的劍麻、油棕、腰果，

　　吃不完的菠蘿、芒果、香蕉。

　　海南島呵，美麗又富饒。

　　你是南海的明珠，

　　你是祖國的珍寶。

　　當然這次調查最主要的收穫還是在專業研究上。調查結束後，我們班參加這項工作的20餘名同學分别與指導教師進行了資料整理與樣品分析，並於1963年夏季畢業前寫出了20篇畢業論文。其中10篇，包括我與黄如柏同學合作寫成，由易紹楨老師、唐永鑾教授審改定稿的《瓊西南自然條件綜合分析和評價》一文，於1964年收入系裏編輯的《瓊西南自然地理論文集（瓊西南自然地理調查報告）》。嗣後該文又作爲這次調查的一項主要的研究成果，刊於《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4年第4期，也是慶祝母校建校40週年（1924-1964）之專輯上。

　　三

　　然而1962年夏瓊西南考察使我最爲難忘，對我影響最爲深刻的還是在考察中認識到一種草類植物——飛機草（Eupatorium odortissimum）。在瓊西南丘陵臺地之旱生半落葉有刺灌木群落與山前丘陵臺地干性落葉季雨林群落中都有它生長，且是建群種之一；也是一種優良的緑肥植物（詳見覃朝鋒、王增祺、蔡宗夏、沈雪鴻：《瓊西南地區植物群落生態系列》，載中山大學地質地理系編《海南島自然地理論文集》，1964年）。後我通過調查得知它的名稱與抗日戰争中日本侵略者用飛機播種方式引入瓊西南地區有很大關系。這一事實深深地觸動了我，認爲這是人爲活動影響自然環境，並導致其發生相應變化的一個典型例证。所以當1962年秋季在康樂園中讀到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侯仁之教授發表在當年《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1期上的《歷史地理學刍議》一文中闡述的“人類的生活環境，經常在變化中”，“這種變化在人類歷史時期來説，主要的還是由於人的活動不斷加工於自然的結果，至於不因人的活動而發生的變化，雖然也有，但比較起來，確是非常微小的”等理論觀點，立即使我聯想起瓊西南飛機草出現的緣由，以及它的出現與繁衍導致的瓊西南丘陵臺地植物群落搆成以及自然地理環境變化，因而對侯仁之先生的上述觀點産生了極大的共鳴；當即給他寫信，陳述了瓊西南飛機草的例子，並表達了希望今後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意願。因爲通過4年多的學習與在瓊西南的調查，雖然我認爲自然地理學能使人們認識自然地理各要素之具體情况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並由之得出一些帶規律性的認識，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認識生活於其中的環境，並進行建設改造；但因爲自然地理學只能使我們對地理環境之當前狀况有所瞭解，而對它過去的狀况以及由過去狀况變成當前狀况之過程與原因缺乏認識，對人爲活動在環境變化中的重大作用只有概念性的認識，缺乏具體深入的認識，所以就大爲限制了自然地理科學向縱深發展，也大爲限制了人們更自覺地調控人類社會的行爲，更科學更富遠見性地進行開發建設與改善自然工作；因此往往帶來重大的負面效果，這類事例，歷史上屢見不鮮，值得加以揭示總結，爲今人提供警示與借鑒。基於上述認識，我於是下定决心，要遵奉侯仁之先生的理論觀點，投身歷史地理學研究，努力探明地理環境的“昨天”和“前天”，以更好瞭解它的“今天”，並建設好它的“明天”。有了上述自覺的認識與堅定的信念，加之又得到侯仁之先生來信鼓勵，因而在第二年春天，響應國家向大學應届畢業生發出的“做勇攀科學高峰的登山隊員”的號召，自主報名，報考侯仁之教授的研究生；並在畢業分配前夕收到了北京大學研究生招生辦公室的録取通知書。1963年秋，如願以償地進入燕園，做了一名我國新興的歷史地理學界的新兵。盡管兩年後之1965年秋，因北京大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極左路綫控制下，我被學校當局以父親所謂的“政治歷史問題”中止了研究生學習，提前分配到陝西省水土保持局工作（文革後，家父的所謂“政治歷史問題”得到平反；我也被北京大學補發了研究生畢業證書，證書號爲：補六三京研证字第036號）；但由於我對歷史地理科學的自覺地熱愛，終於1982年元月在侯師與史念海教授幫助下，“專業歸隊”，調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直至2006年9月退休。在這一期間，我秉承在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學習期間培養出的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與在北京大學研究生學習期間所養成的求實創新的治學作風，在歷史時期我國生態環境變遷和歷史城市地理、中國古都學之教學與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相應的工作成績。2000年，在史念海先生病重情况下，我臨危受命，作爲學科帶頭人，團結校内外學者、專家，在陝西師大曆史地理研究所基礎上，組建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經過努力，被教育部批準爲全國高校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2002年，在史先生病逝後，又團結同行，使陝西師大曆史地理學科被教育部批準爲全國重點學科，使陝西師大在創建全國重點學科工作中實現了零的突破。2007年，我所培養的博士研究生張萍研究員的博士學位論文《明清陝西商業地理研究》被評爲當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之一。這些成績的取得與我對歷史地理學之矢志不渝的執着追求是緊密相關的。而我做出一生中唯一的這次自覺自願選擇的源頭就在1962年夏季參加的這次瓊西南自然地理調查。

　　實際上，我如此頗爲詳盡地陳述這次瓊西南自然地理調查，並不全是爲了傾訴我對歷史地理學之滿腔情愫，而是還有另一層深意。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那次考察，不僅對我，而是對所有參加調查的同學和老師之學習實踐與科研工作都産生了深刻影響。野外實際考察，對於投身地理科學領域進行學習與工作的年輕人，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我與同班同學在學習期間，由於系領導與老師們之高度重視，使我們十分幸運地獲得了參加多次教學實習與科研考察的實踐機會，對我們的成長發揮了重大作用。所以我也衷心希望母校中山大學地理學科能繼續保持與發揚這一優良傳統，籍之進一步提昇教學水平與科研水平，使母校之地理學科在度過她80華誕之後，繼續走在我國高校中各兄弟院系前列，創造出新的輝煌業績！

　　（朱士光系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學專1963届畢業生，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