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非如煙,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珍藏着許多記憶,許多思念,甚至永遠都無法忘却的那種終身難忘的眷戀。我1959年考入中山大學,5年的母校生活;畢業後又工作了45年了,人生的道路上風風雨雨,斗轉星移,並在國外度過好幾個春秋,個人的成長,並在學術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却難忘記自己美麗可愛的母校——中山大學!
1964年6月我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系,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的學術殿堂裏,但剛剛踏進社會大門,却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風波。整整10年的光陰浪費了,失去了青春活力。雖然我們想好好爲祖國的科技事業奮鬥,但在65-74年的十年間,每天都在參加運動,學習毛主席著作,一點業務都不準學習,外文也不能讀?!只有到了1978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科研事業逐漸恢復了正常。
30年前的1978年,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深受國内外人民的熱情歡迎。過去東、西方許多國家特别是我國與美國的政治聯繫以及正常的學術、科學、文化交流很少,兩國關系始終披着一層厚厚的神秘面紗,令人像是霧裏看花,呈現撲朔迷離的前景。中美兩國人民、兩國的科學工作者多少年來一直盼望着太平洋彼岸的兩個大國能够陽光滿天,充滿彩虹,自由交流!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1978年10月的金色秋天,中國科學院地理代表團接受了美國科學院的邀請正式訪問了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派出赴美訪問的地理代表團,過去中美兩國常常對立,没有外交關系,只有1979年元月才正式建交。當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科學院地理所所長黄秉維院士(他是中山大學第一届地理系的畢業生)爲我們代表團的團長,副團長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吴傳鈞院士。中美兩國地理學家相互訪問,進行學術交流,打開了兩國的學術交流的大門,當時很多科學家稱之爲“破冰之旅”。
到了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前後,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日益提昇,也有很多中國的大學生走出國門,在先進國家學習、工作、生活。我第一次訪美之後,又申請了美國著名的路斯科學基金會的奬學金。1983~1984年在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工作與學習,後來又多次到美國參加國際會議、學習與講學。每次在美國、日本和西歐一些國家訪問、工作之時,都會想到我是從中山大學畢業的,母校的老師、領導把我們年輕人培養成人,老師的辛勤勞動,教學育人的崇高品德、精神,我們永遠不忘。常常在國外的一些城市、名校與鄉間訪問之後,想到我們中山大學的美麗的康樂園、圖書館、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和園丁們的辛勤勞作。
畢業後,我曾多次在廣州參加學術會議和省市一些城市規劃建設項目的評審,每次都回到自己的母校看看她的新面貌,回憶我們母校老師的辛勞,像我們地理系的老先生們,曹廷藩教授(系主任)、樑溥教授、葉匯教授、朱雲成教授、王正憲教授、徐俊鳴教授、楊克毅教授等等,他們慈祥可敬的長者,品德高尚的爲人,日夜爲我們地理系學生們培養教育的辛勞,都是永遠值得我們記憶的,永遠值得我們發揚廣大的!我們的中山大學在黨的教育方針指引下,沐浴着改革開放後科學春天的陽光雨露,在春天的原野耕耘,又播種了多少春天的故事,培養了成千上萬的科學工作者、國家機關的幹部和人民教師、工程師等等,又爲祖國的教育事業寫下了多少動人的詩篇。
1978年訪美後,在中科院各級領導的培養教育下,我先後出版了12部著作,在國内共發表了160多篇論文,培養了30多名研究生,並在全國40多所大學講學訪問。1998年被評爲中科院首届雙文明標兵,當時全院134個研究所推薦了60多名先進人物,最後經過多次評議,評出10名。我也是第一次在全院十佳人物中獲此殊榮。後來我又多次出國訪問、講學、合作研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前後又6次赴美、12次訪日、4次赴歐洲5國訪問,拿到了美國路斯奬學金、京都大學、科隆大學、華盛頓大學的奬學金,爲中國、中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争取到了一些榮譽。我深深感到,我們雖然是“文革”前的大學生,過去政治運動浪費了整整10年的時光,英文基礎也不好,在困難面前不低頭,還要艱苦奮鬥、勇於創新。1992年我的第一本專著《中國的城市群》出版了,達100多萬字,也獲得過中科院自然科學二等奬、華東地區優秀圖書出版奬,這都是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下,進行創新研究,多次出版的。2008年10月,《中國城市群》(第四版),總發行量超過10000册,已經成爲我國各省市城市群規劃重要的參考書,得到廣大讀者的一致好評。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把“城市群列入爲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形態”,國家十分重視城市群區的發展規劃,當前全國各地都在用科學發展觀的新視角,重視各地區的城市群規劃,國内有成百上千的學者研究這一重大問題,我不過是在20年前開始研究,首次提出中國城市群的科學概念,並得到廣大科技工作者、政府官員的認同。我感到欣慰,也深深認識到在中科院的學術環境中自主創新是多麽重要。
(姚士謀系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1964届畢業生,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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