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往事，有許多事情仍記憶猶新。想起1960年考進母校——中山大學的第一天，到65年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有許多事情覺得還是昨天發生的事情；雖然40多年過去了，但對我們地理系自地65届這個班集體仍是留戀不舍。因爲它有很多事情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幾件事情看來是小事，但在我腦中印象特深。

　　首先一件是60年糧食困難時期，班裏的幾位女同學，把她們定量的糧食减下來，捐獻給班裏的其他同學。由於58年的“大躍進”不少地區刮起了浮夸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國外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和蘇聯對我們國家的逼債，使得當時整個國家的糧食和副食品都十分緊張。有不少農村公社的食堂無米下鍋，社員的糧食也嚴重不足。城市的居民由於國家照顧每月有20斤或24斤定量。對大學生國家特别關照，每人每月定量爲30斤。30斤糧，今天來説是不少了。但我們這批剛進大學的學生，個個都是20來歲的小伙子，還正在長身體哩！當時因食油和副食都緊缺，加上大一的學習任務較重，30斤糧食也就不算多了。班裏有一些個子較大，平日又喜愛體育運動的小伙子，一天三餐，一日一斤糧食確實是吃不太飽的。就在這時，班裏的4位女生，如劉曼明、鄧瑞蓮等，她們主動提出：她們每月只吃24斤定量，節約下來的糧食捐獻出來，分給食量較大的男同學。這一舉動一直延續至63年，國家國民經濟好轉，中大學生食堂的米飯又重新暢開供應。也許現在在校的同學會説：幾個糧食何足掛齒！當然，在今天，我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糧食生産又連續五年取得好收成，糧食早就暢開供應，幾斤糧食是區區小事。但在當時有些地方或農村，一根紅薯或一碗稀粥也許就能救活一條生命的那日子，我們班的女同學能作出這樣的舉動，我認爲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當時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

　　另一件小事是4尺布票。因爲60年考進中大的學生，大都是來自廣東農村的農民子弟，家裏的經濟都比較困難。特别是男生，頭髮長了每個月必須理髮一次。可是當時中大市場的理髮店只有一家，理個發至少也得4角錢，而且經常還得排隊。4角錢今天來説是一件很小的數目，可是在當時來説至少是一頓飯錢，那時的一斤大米才1角4分錢。當時有不少同學想給家裏寫封家書，或給考到省外的原高中同班同學寫封平信……。一封信當時只貼8分錢郵票就行。但對我們當時這些窮學生來説仍有一定困難。所以，我們班的許多男同學建議：叫班長去找校方聯繫，我們去搞些勤工儉學，用挣來的錢買套理髮工具，同學們自己互相理髮。可是，理髮工具買回來了，却没有理髮用的圍布。要買圍布就得用布票。當時布票是每年定量發給個人，定量只够做一套衣服，而且廣州布票才能在廣州使用。做個圍布雖然只需幾尺布票，確實大家都還有點爲難。就在這着急的情况下，班裏的李桂森同學則自動把他的4尺廣州市布票捐獻出來了。而李桂森同學自己身上穿的上衣背肩還有一個大大的補疤，而内衣也是有半節是接補的。桂森同學能爲集體作出犧牲，我認爲没有一定的政治覺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質是做不到的。

　　談到我們自地65届這個集體，我始終爲她感到自豪和驕傲。我雖不敢説我們的班級是一個戰鬥的集體；但起碼我可以説她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向上的集體。當時，無論是學校的義務勞動；革命歌曲演唱比賽；全系或全校的籃球比賽；甚至學校的愛國衛生運動，我們班全體同學從來都没有落後過。回想起來，我們班能够這樣，是和當時系的學生黨支部和班的團支部對我們的引導，班委會對我們的關心以及平日大家熱情的政治學習分不開的。記得快畢業的時候，班裏的團支部和班委會，把我們五年來在中大獲得的各種奬狀集中起來，貼在一塊近兩個平米的黑板上，幾乎貼了整個黑板，拍成一個“集體照”。它代表我們自地65届的集體榮譽，我至今仍然把它保留在我的私人相册裏。

　　（張奕宏系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1965届畢業生，重慶市自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