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中山大學的考生放榜，地理系録取了七名學生。但到了1950年夏天由於同學參軍和轉系，七名學生中上學的實際只有鄧國錦、範信平和毛贊猷三人。到了秋天，廣東文理學院的同級生合併到中大，這個年級增加了黄玉昆、董漢飛、劉育民、黎積祥、李雁芳、黄潔蘿等同學，共同在中大完成四年的學業。 

　　我們求學的時候，地理系的教師共有：教授—吕逸卿（系主任）、羅開富、葉匯、樑溥、徐俊鳴，副教授—繆鴻基（1950年歸國），講師—鐘衍威，助教—黄潤本、陳家修九人。還有一個專職的工友劉炳鬆。

　　從1949年到1953年，我們國家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在中大也經歷了洗心革面的變化。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我們入石牌讀中大實際是11月底才開始。

　　上學開始的幾個月真是少不更事，上正課也上邪課。地理學是羅開富老師開的課，上課第一天，他介紹給我們幾本參考書，找了其中一本美國教材《General Geography》，指定我們課後每人選讀一頁並譯成中文；地質系的陳國達老師教我們地質學，第二次上課便帶我們到鷄籠崗一帶野外認識花岡岩和球狀風化；氣象學由黄潤本老師帶領，全系同學每日輪班到學院近郊的氣象站記録天氣，這些我們稱之爲“正課”。課餘要學會打橋牌、跟着高年級神聊，甚至跑到農學院的農場“摘”木瓜，這都是我們的“邪課”。那時我們系二年級學生2人（黄進、曹叨孚），三年級學生3人，四年級學生2人，全系學生十多人。一個年級的學生人數少，上正課有時還是老師到宿舍面授，上邪課便不分系、不分年級了。

　　從1950年夏天陸續開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影響着學生的學習秩序。一部分文科師生下鄉參加土改，同時也組織學生參與中央組織的少數民族區域社會調查。範信平是被選送參與工作的調查隊員。抗美戰争開始，全國掀起的參軍參干運動在蓬勃展開，持續近三個月的運動激勵了我們的愛國熱潮，我們系被批準參加空軍的有兩位同學。緊接着在廣州市開展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税漏税、…）鬥争，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參與了。當時我被派在廣州市五反指揮部的報導部工作，並參與了按廣州行業劃分的對五毒的鬥争。對不法商人的欺行霸市、投機倒把、破壞抗美援朝惡行的揭露，同時教育了自己。這些政治活動哪一項都會讓我們熱血沸騰地投身其中，都是觸及靈魂的政治洗禮。

　　蔣軍對沿海轟炸，蘇聯空軍要進駐廣州，我們便參與飛機場的修建；廣州市要辦大型的華南土特産交流展覽會，會址後來成爲廣州文化公園，我們又投身到巨幅經濟地圖、立體模型的製作；隨着三反（反貪污、反官僚主義、……）的深入發展，學校開始思想改造運動，我們更責無旁貸參與其中。

　　雖然政治運動不斷，學校並没有正式停課，從一年級到三年級地理系的課程斷斷續續地開着，也進行期終考核；各門課程的短途實習和省内的野外考察，用系裏申請到的微薄經費維持着。我們到過粤北進行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實習一個星期以上，受到系友、韶關市副市長的招待。葉匯老師帶我們去臺山廣海一帶地貌實習，在廣海還打聽怎樣才能找到船去上下川島。這下麻煩了，軍管化的派出所懷疑我們：每個人有背包水壺，是壞分子？或者要偷渡？雖然我們有學校的介紹信也無濟於事，在那電訊不暢的時代難以和學校聯繫，把我們扣下來等着吧。猛然間葉匯老師想到了，找派出所的人説：廣海鄰鄉的端芬中學校長是我的學生，可以找他證明！這樣一來我們才被限令離境，餘下的實習進程告吹了。

　　在學校内開展的忠誠老實和思想改造運動，應該算是知識分子資産階級思想意識批判的第一次。從1950年到1951年的政治運動中，我們是在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造中對自身世界觀的改造，思想批判對象是自己。而1951年底到1952年初的思想改造運動，從形式上看，老師是學生的批判對象。

　　忠誠老實運動就是教師寫自傳，交代自己的歷史；思想改造運動就是教師檢討資産階級思想。運動的形式是師生共同學習，但學生不需要在會上“交心”。經過初步改造提高了政治覺悟的學生，不會讓老師的檢討一次過關的，有時學生的“幫助”並不實事求是，師生的矛盾和隔閡由此形成。繆鴻基老師看我繪圖能力强一點，他曾經找我爲他投稿的文章繪插圖，我曾拒絶接受他給的稿費。運動來了，我竟將這種小事也上綱上綫，劃清和老師的“階級界綫”，老師還是誠懇地一次又一次接受批判。然而這個時期的思想批判還是和風細雨的，和後來歲月的暴風驟雨式批鬥不能相比。

　　思想改造運動的勝利果實是全面復課，是大規模的院校調整。

　　1952年秋天，我們從美麗的石牌校園，搬遷到同樣美麗的康樂校園，廣州市的文科、法科和理科大合並重組成綜合性的中山大學，而廣東文理學院的師生另組成華南師範學院。

　　新中大在教學上和生活上産生變化：教師在教學環節上學習蘇聯采用了課堂討論方式，師生自由備課。在中國地理課程上，徐俊鳴老師組織我們分頭備課，爲講解中國各省區地理師生交流。我們已是四年級了，大家都在考慮畢業論文，而選題也是“百花齊放”的，例如董漢飛選題是氣候學方面，黄玉昆選題是地貌學方面，我選題是土地利用方面，我們没有專業做框框，也都與畢業後從事的植物地理學、地質學或地圖學不相符。康樂的宿舍比較少，在石牌我們四個同學一室住單人床，到了康樂便要一個大室住十個同學上下床，我們到系實習室自習更經常了。國家普遍發給大學生助學金，我們的生活有了保障，12元一個月的公費伙食都非常滿意。

　　指導我畢業論文的是鐘衍威老師，選題是：廣州市芳村區土地利用研究。這是一項外業填圖和農業經濟分析相結合的課題，鐘老師多次帶領我野外工作、具體制定土地利用分類和圖例系列，指導對芳村土地利用的分析，使我較好地完成地圖編制和論文的習作。他沉穩的性格和嚴謹的治學作風，培養了我細心的學習態度。文化大革命中鐘衍威老師被迫自殺，在他的筆記本中查出我的北大地址，而這時我正被作爲特嫌收審，這個期間對我們的嚴厲審查是可以想見的。我永遠懷念鐘衍威老師。

　　1953年8月，我們大學畢業生離校集中到石牌進行畢業教育，由中共華南分局陶鑄書記做服從分配的動員報告。經過近四年的政治教育，絶大多數的同學是無條件服從分配的。但也讓我們自填志願，我的志願是服從分配、没有填留在廣東的志願，於是我被宣佈分配到北京大學工作。那時的動員和組織工作是很緊凑的，况且我們已經不屬於中大的學生，三天之後，全體畢業生都踏上去工作崗位的征程。

　　（毛贊猷系中山大學地理系1953届畢業生，北京大學遥感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