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2009年，母校中山大學地理系在風風雨雨中，在和風麗日下，走過了八十年不平凡的歷程，由小到大不斷成長，發展壯大，桃李芬芳；我國改革開放，更是風華正茂，走向輝煌。我作爲她的莘莘學子——首届經濟地理學專業畢業生，感到自豪，萬分興奮。值此地理系八十華誕，祝願母校壽比南山，再創輝煌！

　　半個世紀前的1956年秋天，在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角聲中，我懷着喜悦與好奇的心情踏進康樂園。美麗的中大校園，陸祐堂，還有陸祐堂南面爲擴招而新建的木板房——我們上課的教室……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進校不久，適逢中秋佳節。中秋之夜，朗月當空，我們這班來自五湖四海，認識還不到十天的新同學，圍坐在懷士堂前翻身廣場的草坪上，大家都懷着對未來充滿憧憬，談笑風生……廣場上空歡聲笑語逥盪。同學們雖是新交，在融融月色下却毫無隔閡，盡情歡笑，不少人都大方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表演各自精彩的文娱節目。最令人難忘的是來自僑鄉臺山的陳如强同學高胡獨奏，一曲廣東音樂“平湖秋月”，非常應景，那爐火純青的演技，鶯啼婉轉的音韵，令大家都陶醉於中秋月下……，此情此景，至今還記憶猶新。其時，陳同學本已被南方歌舞團録用，但他最後還是舍棄作爲職業民樂演奏家的藝術之路，毅然走進中大校園，做個地理人。聯想到我自己，從小熱愛大自然，喜歡攀山越嶺，遊山玩水。少年時代的我，還在中學階段的暑假，就約了兩位喜歡旅遊的同學，從家鄉新會徒步一百多公里，歷時兩天走到省城廣州，看看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和沿途順德、南海、佛山的風光。一來開闊視野，二來鍛煉了脚骨，並由此更堅定要做個飄洋過海的海員或者游走四方的探險家、地理人！入讀中大地理系就是邁向我人生志願的第一步。

　　雖然入讀中大地理系，其實，當時我對地理的認識很膚淺，還僅僅停留在中學的《地理》課上，對經濟地理更是知之甚少。直至很多年後，我才認識到：經濟地理學是“以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系統爲中心内容的一門學科，是人文地理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再後來，更認識到：人文地理學是“以人地關系的理論爲基礎，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佈、擴散和變化，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它是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學科之一，‘人文’二字與自然地理學‘自然’二字相對應，泛指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此外，還有人種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商業地理學、旅遊地理學，乃至經濟地理學中的工業地理學、農業地理學、交通運輸地理學等等分支學科……十分廣泛。

　　中大地理系四年學習生活以及其後的工作實踐，使我對地理學這門研究人與地理環境關系的古老的科學有進一步的瞭解，尤其是通過多年的工作和生活實踐，親身感受到它的發展壯大，更加深對地理學作爲“與人類社會發展、環境變遷和經濟建設聯繫最爲緊密的學科之一”的理解。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教授認爲地理科學“就是研究經濟的社會形態、政治的社會形態和意識的社會形態的環境基礎”， “地理科學研究的也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地理系統，就是我們文明建設的客觀環境系統，它是對世界大環境開放的……”我爲這個科學論斷感到鼓舞。幾十年來，我一直在高校從事着地理學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有苦有樂，哪怕是“文革”浩劫的最困難時刻，“地理無用論”甚囂塵上，我仍堅信：地理科學可以服務社會，能够爲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貢獻。爲自己作爲一個“地理人”感到自豪，如今，雖年届古稀，仍在地理學科領域發揮餘熱，無怨無悔！

　　1956—1960年，我就讀中山大學地質地理系經濟地理學專業，這是全國爲數不多的綜合大學地理系經濟地理專業之一。我們作爲中大經濟地理的首届學子，多少帶有一點試驗性質。當時，中國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不久，正值全面學習蘇聯的高潮，中大地理系也大量引進蘇聯地理系的教學模式、教材和教學方法，在原來深受西方地理學教育影響而又具有較爲雄厚的師資力量基礎上，創辦蘇聯式的、重視地學基礎理論和實踐的地理學通識教育的經濟地理學專業，抉擇是對的，值得肯定的。其後數十年辦學實踐證明中大地理系（地質地理系）創辦經濟地理專業以至後來邊緣學科的不斷滲透發展成爲相關學科的多個專業，是成功的、有遠見的。當時，經濟地理專業學制四年（一九五八年後改爲五年），學習上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是一、二年級，也就是我們進入中大求知慾最旺盛、精力最集中的大一、大二，這兩年，經濟地理和自然地理兩個班在一起，不分專業，集中授課、統一要求，强化地理學基礎知識和技能教學，開設有普通自然地理學原理、普通地質學、測量學、地圖學、地形學（地貌學）、水文地理學、氣象學與氣候學、土壤學基礎與土壤地理學、植物學基礎與植物地理學等基礎課程，并且，所有這些課程都安排實習或實驗，十分注重課堂教學與野外實習的有機結合，給我們打下了相當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實際操作、野外工作能力。大學四年，一直强調區域理念和綜合分析能力的培養、接觸擴散面廣而又有一定深度的地理學通識教育，使我們獲益非淺，畢生受用。 這些是我們在畢業後數十年業務工作中，得以應對地理學科領域不斷相互滲透、拓展壯大的需要，面對復雜多變的地理環境還能遊刃有餘的重要原因。

　　中大求學四年，正值共和國歷史上很不尋常的年代，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很多事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7年夏，正當我們年級在南海西樵山進行測量和地質實習之際，傳來康樂園裏“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運動的消息，同學們大惑不解。實習結束返校即投入反右鬥争，反右後又開展了“紅專大辯論”，向黨交心，以至反右傾運動……我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考驗和鍛煉。

　　1958年9月，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的高潮中，我們走出校門，分赴廣東、廣西各地，參加“珠江流域經濟地理”調查研究。我分在廣西組，在樑溥教授帶領下前往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調研，在業務活動之餘，有幸參觀了廣西環江縣水稻畝産13萬斤的“衛星田”（將十多畝已經分蘖的水稻集中到幾分水田裏，最後收割稻穀時再重復過稱，製造出畝産13萬斤的水稻高産衛星）和目睹梧州街頭日夜奮戰的大煉鋼鐵情景（把收集來的所謂“廢鋼鐵”在轉爐裏熔煉，將本來有用的鋼鐵“煉”成難以使用的“鋼錠”），頗有感觸。野外調查結束後，我們師生六人乘搭“花尾渡”（梧州——廣州輪渡）從梧州返廣州，適逢中秋之夜，在船上過中秋，别有情趣。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廣州各高校師生都要參加10天廣州鋼鐵廠鐵路支綫的築路勞動。我們剛從野外調查回校，正忙着整理材料、編寫報告，但也抽時間參與這難得的盛舉。於是，就在廣鋼鐵路修通的最後一天參戰，全班同學（除個别之外）來到白鶴洞廣船後面的工地，從傍晚（晚飯後）挑燈夜戰至翌日下午2時，連續奮戰二十個鐘頭勝利完全任務，相當勞累，但又十分興奮。這一年，在公社化高潮中，我們得嘗公社食堂喫飯不要錢，“放開肚皮任食”的滋味，有點茫然。最有趣的還有幾件事值得回憶：其一，“除四害”打麻雀。中大校園緑化很好、樹木繁茂，有很多鳥類栖息，自然也有不少麻雀。因此，打麻雀搞得熱火朝天。白天敲鑼打鼓，晚上爬樹掏窩。我的銅臉盆也敲壞了。確實也捉到、撿到一些疲憊不堪的麻雀。我自恃小時候在家裏爬慣樹就請纓掏鳥窩。有一天夜裏，我趁着夜色壯膽，藉助長梯爬上陸祐堂三樓的房檐掏鳥窩，捉到一只小鳥，滿以爲抓到麻雀了，誰知下來近看，原來是只燕子，趕緊放了……心裏老覺得内疚。其二，學校開展體育“四紅”（要求人人有四項體育運動項目達到三級運動員標準），於是白天黑夜地搞連續測試，白天檢測紀録不達標，晚上再來就過“關”了。我參加摔跤項目比試，對象是比我低班的一個小胖子，我被摔倒了，他整個身子壓在我的小腿關節上，結果半月板撕裂了，醫治了很長一段時間，還留下後遺症；我還參加校園馬拉鬆跑測試，40多公里要環校跑7圈，跑到最後一圈，小腿抽筋，是被兩位同學挾持住，連拖帶拉地“跑”完全程的，結果當然是大大超時了，回到宿舍，好幾天下不了樓，每天都要同室舍友幫我打飯……。過後想起來有點荒唐，可當時確是滿腔熱情參與的。其三，開展勤工儉學活動。舉兩個例子：一是，我們班與歷史系同學合辦土紙加工廠。經過簡單而又緊張的籌辦就在地理系宿舍西面的小平房開張了，主要是用稻草、廢紙爲原料製造土紙。經反復試驗，最後我們初步掌握了生産流程和操作技術，成功“抽出”厚厚的土紙（有點像馬糞紙的“草紙”），這樣的土紙作手紙也嫌粗糙，能派上什麽用途呢？加上原料難以爲繼，更不用説造成污染了。因此，紙廠還未正式投産就關門大吉了。這是一次只勤工不儉學的、不切實際的辦廠試驗。另一項勤工儉學活動是我和吴璇風同學等組織的教材謄寫組，任務是爲學校出版科刻寫蠟版，主要刻寫地理教材，這樣一來既可熟悉地理教材内容，增長知識，二來又有經濟收益，减輕了同學們的經濟負擔。大家積極性很高，常常提前完成任務。這一勤工儉學活動，一直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也解决了學校教材印製的部分難題。

　　1959年9—10月間，我們全班參加中科院華南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隊組織的“熱帶亞熱帶資源開發利用”綜合考察，分赴韶關、江門、佛山等地調查。我被分配在韶關組，重點調查粤北地區的韶關、乳源、仁化、翁源、連平、新豐等地。其時，粤北的經濟生活已經有些緊張，我們在調查中也感受到了。9月17日在乳源天井山林場，適逢中秋節，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塊硬幫幫的月餅，跟珠三角地區反差很大啊！九月底轉戰翁源，又逢十週年國慶，在龍仙鎮縣招待所，當地有關部門爲歡度國慶，特别給我們考察隊準備了頗爲豐盛的晚餐，席上有葷有素還有酒，可惜自己不諳世事，還未嘗到多少佳肴，就一杯落肚，被同學灌醉了，要回房間休息。一覺醒來已近深夜，飢腸轆轆，只好拿硬如瓦片的餅乾充飢，畢生難忘。

　　1960年夏，結束了四年中大地理學子生活，被分配到蘭州大學地質地理系當助教，工作和生活環境驟然從南亞熱帶的廣東沿海地區來到了温帶的乾燥的西北内陸地區，反差很大。在新的工作環境下，很難想像如果没有原來地理學通識教育打下的良好基礎，我能够得心應手地開展蘭大地質地理系的教學與相關的科研工作。正是由於中大地理系四年學習的培養、訓練，給自己打下了比較堅實的綜合地理學功底，加上來自各方面的幫助以及自身的不斷努力，使我較快地適應新的學習、工作和研究環境，接受挑戰。來蘭州的第二年春末夏初，我有機會參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的甘肅重灾區恢復農業生産力調查，任務艱巨，但我還是順利完成了，受到參加工作以來第一次獨立工作能力的考驗。在蘭大的十七年，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參與的甘肅河西走廊乾旱、半乾旱地區農業土地利用研究、與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合作的《甘肅省酒泉地區農業區劃》研究，甘肅省科委牽頭的《高臺縣農業區劃》研究，甘肅省平凉地區治理涇河水利規劃，甘肅中部榆中農村及景泰地區部隊戰備抗旱找水工作，甘肅景泰川引黄提灌工程蘭大一條山農場土地與水利規劃、測量，《甘肅農業地理》調研、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地圖集·青海省》説明書調研、編寫，青藏鐵路選綫的凍土地帶調研等科研工作，都能順利完成任務。1977年底，因照顧家庭，解决兩地分居的關系，南調廣州華南師院地理系工作，除承襲原來蘭大地質地理系經濟地理課程類似教學外，在科研方面却面臨新的考驗：必須重新選擇研究方向和項目。根據新的研究環境、對象的需要和華南師院的具體研究條件，我選擇了區域經濟開發（以區域規劃爲重點）、城市地理（以城鎮規劃爲重點）、方志學和地名學（結合系上承擔的廣東地方誌、廣州地方誌以及地名志、地名詞典等編寫任務）、旅遊地理與區域旅遊開發（以旅遊規劃爲重點）等研究方向和相應的科研項目，一切都得從零開始，必須加倍努力。正如上面所講，因爲有中大地理系四年學習的基礎，加上西北十七年鍛煉以及多年的知識積累，在廣東新的開放的環境下，我的地理人生又向前邁進一步，直至2001年在華南師大教授崗位上退休。如今，雖已退休多年，但在身體許可的情况下，還在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繼續做個開心的“地理人”，矢志不移！

　　回首1956—1960四年康樂園的地理學子生活，這在中大地理系八十年曆史中，不過瞬間，但却給我烙下深深的印記，在我心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四載康園夢，一生地理情。”我要感謝母校，感謝教導培養我的師長們！

　　（陳敬堂系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學專業1960届畢業生，華南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