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士堂，俗稱小禮堂。位於中大南北校門的中軸綫上，坐南向北。從南大門進去不遠，就看見了它那别具一格的半園形的緑色琉璃瓦廳堂和地下室。地下室只有一半在地下，有一半是露出地面的窗户。要從左面或右面繞過去後，回過頭來，才看到它那西式的，高居於好幾級臺階上的大門。大門頂上，是一條走廊。走廊兩端各連着一座方形的四層（連那半地下室）塔樓。我在中大四年的快樂和不幸的時光，所有節日、假期，除了上圖書館以外的時間，都是在和東面三樓那個大房間裏渡過的。我有機會進入這個令我魂牽夢縈了一輩子的大房間，是我到中大後不幾天的事。

　　1957年，高校新生録取結束不久，全國性的反右運動進入了深入揭批階段。新生録取通知發出不幾天，急急忙忙又補發了延遲報到的通知。但因爲我早就作好了離家的準備，接到第一次通知三天後我就出發了，並没有接到第二次通知。到校時，一切新生接待工作都還没有開始，是當時二年級的戴素同學（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以爲她是老師）請示領導後，帶我到今天研究生院一樓（當年地理系男生宿舍），安排我在03號房間裏住下後，然後給了我一個月飯票。並帶我去見識了飯堂，告訴了我打飯的辦法，叫我好好休息後就告辭了。晚上，一個人看着那孤燈，無事可做，我便拉起了我從家鄉帶來的小提琴。

　　琴聲很快就召唤來了兩位住在樓上高班的男同學。自我介紹他們是學生會幹部，叫我有什麽事可以找他們幫忙。閒聊不久就告辭了。一會兒，又來了三位男同學。一位是真正的合浦廉中的校友，叫唐乃焕，一位是合浦北海一中的陳業裕，一位是和他們玩得最好的柳州的同學，叫秦啓萬。他們是從剛才回去的學生會幹部那裏，知道我來自合浦，來認老鄉的。後來因歷史機遇，1980年代，我又有機會和秦啓萬同事了十幾年。

　　最初幾天，白天整天，我都是在圖書館裏度過的。晚上就在宿舍裏自娱自樂地拉小提琴。

　　過了不幾天，一個黄昏， 我正在拉提琴的時候，戴素同學突然到房間裏來找我，對我説，現在有一項很重要的社會工作需要請我去幫忙完成。原來是請我到中大廣播站去擔任文藝組組長工作，負責組織安排全校性的音樂廣播編輯任務。並説，原來的組長是中文系畢業班的同學，已經分配工作，但因爲找不到合適人選接替她，弄得其他同學已經離校，她還不能離校。現在知道我在中學時，一直是搞這方面工作的學生幹部，所以經黨委宣傳部研究决定，緊急派我去接替她的工作。明天上午她來和我一起到廣播站去辦交接。

　　廣播站就設在懷士堂東面那座塔樓上。三樓的小房間是文字編輯室，四樓是廣播室。文編室對門那個大房間就是文藝（音樂）編輯室。

　　來交班的老組長已經在等着我們了。原來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吴儂美女。高挑的身材，雪白的肌膚，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簡直鎮得我都有點不敢開口説話了。

　　原來要求我做的工作是，編輯安排每天三次文本播音後播放的音樂節目，和晚上10點到10點30分播放的純音樂節目内容。按播放順序把節目填寫在節目單上，并且把相關音樂節目的唱片也按順序排好後，一起送到播音室一個帶隔子的小櫃子裏，就算完成任務了。每天輪值的播音員上班時，就按照節目單播放。效果如何，要由編輯負責。如感到站裏唱片的内容不够滿意或不合形勢需要，便從廣播節目報上選擇，把節目内容填上節目單後，再在廣播報上對應的地方用紅筆標示出來就可以了。播音員便隨時打開收音機切换。

　　她在介紹完整個音樂節目編輯工作的内容和流程後，指給我看了辦公室南面和西面貼墻上，存放着大量古今中外的唱片的一排高高的多格大櫃。她説，除此以外，你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負責保管學校樂隊的全部樂器和禮堂左面小房間裏的一部鋼琴。此外每個月還要到財務處領30元到新華書店添置新的唱片。在清點完樂器，到琴房看了鋼琴，把全部鑰匙交給我後，她就匆匆地走了。戴素在告别前，除預祝我工作順利外，再次對我强調了這個工作的重要性，並説這是黨委對我的信任，希望我一定要認真做好。第二天，我便輕車熟路地擔當起編排播放音樂節目的任務了。

　　站内保存的大量外國古典音樂膠木大唱片，都是1949年前嶺南大學留落下來的。解放後添置的都是些國産的小型張。到我掌管後，每個月添購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有色的薄膜唱片了。除了唱片，房間中還有兩張長桌拼成的大方桌，擺着一部當時國内還很少見的進口鋼絲録放機和一部電唱機及其他辦公用品。房間東面的落地玻璃大門外，是一個方形的露天陽臺。

　　由於我很小就受到過西方音樂的浸潤，也閲讀過不少與古今中外音樂家和他們作品相關的書籍，雖然生於窮鄉僻壤，有很多曲目没有聽過，但相關内容還是知道的。面對站内大量古今中外的名曲唱片，我一有空便一張張地聽過去。特别是在没有月亮，滿天繁星的晚上，我常常就是獨自一個人，打開編輯室東面那扇落地玻璃大門，坐在那露天陽臺的一張摇椅上，在西洋音樂的優雅、甜美、快樂、悲傷或莊嚴神聖的氣氛中度過的。

　　我接管工作後，充分發揮了那些珍貴老唱片的作用，按樂器或曲目分專題播放了很多名洋古的世界名曲。如在月明風清的晚上，就播放一些小夜曲，在悶熱難當的夏夜，就放一些明朗輕快的小號和歡快的小步舞曲，在晴朗凉爽的晚上，就播放一些協奏曲或交響樂。對現代歌曲，我絶不望文生義，一定先聽過一遍後，發現旋律不好的，不管題目和歌詞怎樣革命，我都會給它打上×號打入冷宫的。因此當時師生們每天所聽到的音樂，除了名洋古中外高雅曲目外，所有現代歌曲，也是旋律優美，在社會上獲得過好評和廣泛流行的。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習慣，雖然經過了幾次政治運動的洗禮，但來自舊社會和受過傳統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還有不少，青年學生中，思想意識和藝術修養，也没有完全被簡單化和淺層化的流毒洗滌盡净，因此對我編播的音樂，都非常欣賞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那時候，每個月30元的添置唱片費，買薄膜唱片可以買4、5張了，但薄膜片多是些應景式的作品，常常是不入我的法耳的。我往往把錢存起來，專買那些録制名洋古器樂或經典民歌和優秀革命歌曲的硬電木唱片。當時還有一個很好的曲目來源，就是面對知識分子，以播放外國名洋古音樂和中國古典曲目爲主的，廣東省廣播電臺第三臺的節目。

　　當時黨委宣傳部直接和我聯繫的是一名叫鄔和益的老師。他可能也就是整個廣播站和學生會的領導。在我音樂節目編輯成功後不久，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又交給了我一個新的任務。説學生會組織了一個全校性的合唱隊，但找不到合適的隊長人選，特别是指揮。經過有關領導研究，决定請我擔任。并且説要馬上開始緊急訓練，準備作爲元旦晚會的第一個節目演出。我聽了後，不僅没有半點膽怯的意思，相反却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心裏想道，這是一個多麽露臉的工作呀！我中學 6年，雖然參加過無數次的文娱活動，但哪裏想到過有一天會站到一個大學的指揮臺上，去指揮大學生唱歌，而且還是指揮堂堂有名的中山大學的大學生呢？經過認真選定歌曲，並經過宣傳部同意後，很快就開始排練了。

　　當我站到那隊全校挑選出來的，青春亮麗的男女隊員們的面前時，才真正十足地顯示出了我醜小鴨的形象。我不僅長得矮小，而且穿着又是那樣土氣。幸好第一次見面是鄔和益老師和我一起去的。見面後他不僅當面把我大吹了一通，并且還是有意爲我壯膽似的，從始至終參加了我們的第一次排練活動。發完歌單，當我試了一下，所有隊員中，能真正開口唱歌的，特别是會讀簡譜的竟是如此寥寥時，我的心便淡定下來了。隨着排練的深入，我在音樂素養上壓倒性的氣勢，終於取得了大家的擁護和信任。第一次演唱的曲目忘記了。但很多演出的鏡像，還歷歷如在目前。

　　第一次正式演出是1958年的新年晚會。在剛蓋好不久的簡易大禮堂裏，大幕未拉開前，由兩位非常漂亮的女生，從舞臺側面，扶着許崇清老校長，來到了臺前的中央。當追光燈聚到他的身上被大家看清時，立刻爆發出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在掌聲還没有完全停止時，他就對着一個女生手中的麥克風，顫巍巍地説道，孩子們，新年到了，祝大家新年好！他的話音剛落，立刻又爆發出了一陣幾乎要掀翻那座並不很牢固的簡易禮堂似的掌聲。當他在學生的攙扶下，在追光燈中慢慢退入幕後時，大幕也隨着慢慢拉開。這時合唱隊和我都已經站好了位置。在我指揮棒一個預備動作過後，一陣振奮人心的，充滿青春活力的，歌唱黨，歌唱社會主義好的歌聲便迅速響遍了整座禮堂。這種盛大演出場面，雖然只經歷過四次（四次元旦晚會），但却給我留下了終生永不磨滅的印象。

　　學校明確我擔任校合唱隊長前後不久，系裏又通過戴素找我，要我擔任地理系文工團團長的職務。地理系師生總人數不多，但人才濟濟，學生會工作非常活躍。組織起來的，是一個完整的文工團。下面還分合唱、話劇，舞蹈和樂隊四個隊。合唱隊長就由我兼任了，話劇隊隊長是由我們班的樑承義同學擔任，舞蹈隊長由地質專業的葉爾康擔任，樂隊隊長由自然地理專業的袁策明擔任。樑承義還是校話劇團的重要成員，筆杆子。我後來所寫的很多歌，都是由他作詞的。同樣葉爾康也是學校舞蹈隊的主要骨幹。她和她們班的李湘卿、王謹言三人，不僅是地理系文工團的臺柱子，也是學校舞蹈隊的主要臺柱子。地理系的文娱工作，在全校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還被其他系的學生會邀請作過音樂輔導報告。

　　1958年，大躍進的浪潮在全國各行各業中全面興起，群衆文化運動也掀起了一股寫詩、繪畫和作曲的高潮，除了歌頌黨和社會主義好以外，各種革命事業和各種英雄模範人物，也紛紛得到了全面的歌頌。黨委宣傳部還舉辦了一次全校性的創作歌曲比賽。爲了響應號召，我在新華書店搜購到了一册薄薄的作曲法，惡補一下後，根據我多年音樂素材的積累，和我對黨的檏素的感恩情緒，很快便寫出了我的第一首深情地歌唱共産黨的《不完的歌》，並獲得了全校性的創作奬。於是一發不可收拾，接着爲校合唱隊和地理系合唱隊寫出了《地理系系歌》、《邢燕子之歌》（以郭沫若的詩爲詞）、《向秀麗之歌》、《通訊兵之歌》、《民兵進行曲》、《大學生之歌》等等歌曲。

　　1960年，是我在中大進行音樂活動的高峰年。可能是國際關系變化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的需要，廣州市還由市群衆藝術館出面，組織了全市大學生合唱隊。排練由當時的朱光市長作詞的《珠江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我在校合唱隊中，選出了幾位唱得較好的隊員，和我一起代表中大參加了市合唱隊。第一次活動時，朱光市長親自接見了全體隊員，並講了話。結合當時的飢餓情况，大談了歌唱特别是大合唱在鼓舞群衆鬥志中的作用。并介紹了他們當年在延安艱苦環境下照樣堅持唱歌的經歷。他説道，現在雖然困難，但你們起碼還有“無縫鋼管”吃，我們那時，連“無縫鋼管”也吃不到，有時甚至要啃草根樹皮。最初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什麽是“無縫鋼管”。後來經過大家議論後，才明白他講的是我們那時全天候在吃着的唯一蔬菜——蕹菜。

　　《珠江大合唱》排練好後，群衆藝術館還組織了其他文藝單位，一起舉行了大型音樂演出晚會。我有機會第一次踏上了中山紀念堂那莊嚴神聖的舞臺。以後還有兩次機會進過紀念堂。一次是和日本青年訪華團聯歡。當時中日青年合唱的，由日本青年合唱團寫作的《亞洲之歌》歌單，我至今仍保留着。另一次是莫斯科國家大劇院巴蕾舞團訪華演出。那次出席的觀衆檔次很高，普通人是很難有機會參加的。但那時因爲寫歌，我經常到市群衆藝術館請教音樂部主任，和他已經非常熟悉，可能是爲了激勵我罷，那次他主動地給我弄到了一張第 5 排座位的票。當我這個像鄉巴佬一樣的青年堂而皇之地走到那個座位面前時，很多人都對我投來了詫异的目光，懷疑我“有無搞錯”。對此，我是不屑一顧的。很快我就被舞臺上精美絶倫的布景和精湛的舞蹈藝術吸引了。直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但烏蘭諾娃在聖桑《天鵝之死》大提琴聲中，作爲一個垂死的天鵝慢慢躺下的身影，仿佛還在目前。

　　1961年畢業前夕，廣播站决定把當年得到的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名額授予給我。由於我不諳世事，爲了鼓勵接替我工作的一位物理系同學好好工作，我堅持讓給了他。如果我當時接受了這項奬勵，後來或許有可能改變我不幸的命運。

　　根據我對學校作出的奉獻和學習成績，我以爲畢業後，一定是被分配到能讓我發揮專業特長的單位的。誰知最後却是被貶斥到了貴州一個只有6000人的，邊遠落後的山鎮中，擔任外語教師工作。後來得知，因爲我在班裏得罪了某個重要人物（不肯兼作班文娱委員），1959他不但把我當班裏的白旗拔了出來。畢業分配時還給我寫上了一條“此人資産階級思想嚴重，走白專道路，不能重用”，宣判我終身政治死刑的鑒定。

　　但是，不管命運之神如何折磨，在生活底層歷盡坎坷，只要我回憶起在中大懷士堂那段充滿青春幻想和快樂幸福的時光，和那些美妙的音樂，我始終激勵着自己，千萬不能就此沉淪。打到四人幫只一年時間，我就以翻譯專著《地理學的理論問題》，給中大地理系在全國地理系和地理學家面前争了光。今天，我終於還是有了以一位大學教授的身份重回康樂園，一睹我那魂牽夢縈了半個世紀的懷士堂的機會。我多麽希望能有機會在懷士堂再放聲高歌一曲：最美不過夕陽紅！

　　（鄺福光系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1961届畢業生，廣西欽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