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寫罷《我永遠感念母校地理系》一文以來，這些天來我的餘興一直都猶爲未盡，仿佛回憶的閘門一旦給打開，要想把它關上就不那麽容易了。這情形或許有點兒像幼年時玩陀螺那樣，當抽緊繩子讓它旋轉地落到地面之後，總是要憑着慣性轉上好一陣子，然後才會慢慢地停下來的。也好，就趁着餘興還在，寫一寫至今尚能依稀記得的當年康樂園裏的一些瑣事吧。説實話，在母校地理系讀書的那段歲月確實也太值得懷念了！

　　（一）

　　我們經濟地理班的男同學當年都住在校園中區地理系學生宿舍，全班分住第一層摟的101至103等3個寢室，每個都是8個人。3位女同學則住在東區的“廣寒宫”裏。全班的分組也因此分成一、二、三等3個組，女同學是拆零編入。我住102，故屬於第二組，同組有陳進尚、曾慶雲、韋德賢、熊智、廖璽華、曾祥章、樑承義等。女同學劉士英歸在這個組内。

　　當年是强調政治掛帥的年代，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開學不久，我們首先就遇到了反右派鬥争，之後是“紅專”大辯論、勤工儉學運動和除“四害”運動，接着又有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後來還有反右傾機會主義鬥争等。

　　我們的小組活動大多都要配合政治形勢來進行學習和討論，其目的是要幫助同學們提高政治認識、解决好思想上存在的問題。入學後的一段時間裏，每周至少都會有一次全組會，其後隨着形勢的發展時而多一些時而少一些，而到了三年級以後好像就不那麽多了。

　　這種分組活動，總體上來説，對全班同學都能跟上當時的政治形勢是有積極作用的。然而，要論其實際效果，對不同人却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好一些，多半人大體都如此；有的則没有那麽好，甚至還發生了一些誤解，結果留下了後遺症。後一種情况的産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與工作方法上過於簡單、粗糙、甚至魯莽都有不少關系。就我後來所知，在一些同學當中就因此留下了不少積怨。

　　同學之間，由於經驗不足、歷練有限而又年輕氣盛，産生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自然在所難免。現在看來，當年的一些教訓當然是很有必要引以爲戒的。與此同時，當幾十年都已經過去了以後，我們同樣也有必要好好地想一想，四年同窗共讀的那段特别短暫却又是十分珍貴的歷史畢竟已不可能重來了。因此，我深深地感到“有容乃大”這四個字對我們大家都是值得共勉的。

　　（二）

　　在我們入學後不久的一個深夜，康樂園裏已是萬籟俱寂，人們都在夢鄉中暢遊着。忽然間，我所在的102寢室不知是誰大聲喊叫了一聲，頓時，有人以爲有賊入室行竊便立即呼叫了起來，於是抓賊的聲浪不僅整個寢室都被驚醒了，而且也讓整座宿舍樓的許多寢室都紛紛拉亮了電燈，一些同學甚至還跑到樓道上相互瞭解究竟發生了什麽。

　　當時住在樓上的自然地理班三年級同學董效舒，一聽到喊叫聲就已三步並作兩步地一馬當先跑到了宿舍樓前的草地上。他以高度的警覺四處搜索着，可是當他折騰了好一陣子之後却是無功而終。接下來，就聽到有人這樣地議論開來了：唉，還是回去睡覺吧！可能是這些新來的同學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心理上太過於緊張了吧？！

　　（三）

　　按照當年的慣例，郵遞員把報紙、雜誌送到學生宿舍都需要由住在一樓的一位同學代收，然後由他逐一分送到訂户。此項差事好像是上一年級經濟地理班的王貴桓同學轉給我來承擔的，我自然樂而爲之，反正這並不會躭誤我的功課，只不過多花費一點課餘時間而已，其好處則是可以擴大我在同樓同學中的接觸面。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後來居然還讓我獲得了一筆勞務上的收入——這在我人生中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新鮮事！

　　不過，上到二年級時我就得罷手换人了。當時，我當然是循例轉交給了下一年級經濟地理班的同學——在我的記憶中好像是鐘烈元同學，再往後是劉琦同學吧。

　　（四）

　　還是在一年級時的一天，那天天氣特别地晴好。下午由於没有課，其他同學或者去了圖書館，或者到外面辦事去了，寢室裏只有我一個人在復習功課，倒是格外安静的。在我正全神貫注地復習功課的當兒，突然有人在寢室門外發問道：房間裏有同學嗎，我們可以進來看一看嗎？當時大門是敞開着的，只是裏層還有一道紗門掩着。我邊抬頭邊招呼道：請進來吧！接着便有人推開紗門走了進來，尾隨大約有三到四人，我也趕忙起身迎了過去。

　　其中一位很有學者風度的長者見我走了過來，便十分和藹地問道：你是從哪裏來的？我回答説是從海南島來的。他一聽到我的這個回答，立即非常親切地特别“哦——”了一長聲，然後又十分親切地問我睡在那個鋪位。當我指出自己的鋪位後，他的話也更多了起來：啊，你是睡在上鋪呀，會不會跌下來，能睡得好嗎？你上下鋪位要特别小心才行呀！他一邊説着還一邊仔細檢查起我睡的雙架床來。隨後，他輕輕地拍拍我的肩膀便走出了寢室。

　　在樓道上，走在最後的一位年紀較輕者回過頭來悄悄地告訴我——他就是陳序經副校長！一聽説是陳校長，我身上頓時就好像一股暖流涌動了起來，激動得伫立在那兒，也不知道該説什麽好，就一直深情地目送着他遠去……

　　（五）

　　二年級第一學期剛開始，爲了向校慶獻禮，我們班接受了一項任務，就是參加比例尺爲1∶500的校園地形測量，以便最終爲校園製作一個模型沙盤。當時我是一個測量小組的組長，領着兩位同學在校園東北部進行測量作業。由於同時還要上課，那一陣子搞得我忙亂成了一團，結果不知是什麽時候出的陰差陽錯，導致一幅剛開始進行測量作業的圖幅不翼而飛。

　　此事被校方有關方面知道後，立即當成了一個典型的失密事件。於是，校方有關方面專門發出通報把我批評了一頓。通報内容具體都怎麽寫，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通報批評，自然也讓我增加了這樣的一種經歷和體驗。

　　當時，我内心裏認爲此事是被小題大做了，所丢失的那幅圖紙才不過剛剛布設了一些測點，其他的各項數據都還没有記上去，何來有密可失！這是一；二、也從來没有人向我做過調查，問清楚丢失的到底是一幅什麽樣的圖紙，没有弄清情况就斷定我失了密。

　　不過，我當時對此却是十分坦然的，既没有找誰作解釋，也没有向誰提出申辯。我心裏想，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人家也都那麽説了，解釋和申辯能起什麽作用呢，不如把這當成一個教訓來吸取好了——誠如俗語所説的那樣“吃一塹長一智”吧。正是因爲記住了這次教訓，我後來凡是使用地形圖，都會特别在意地好好加以保管，從此再也没有給自己惹什麽麻煩了。

　　（六）

　　    二年級時，神州大地已興起勤工儉學之風。我們班在這方面一點都不落後於人，很快地就承接到了位於廣州工業大道的一個氧氣廠建設工地的任務，於是，除了病弱者以外，全班同學都意氣風發地在那裏干起了地基挖土和推車運土、甚至是挑土等體力勞動。

　　對在氧氣廠的這段勤工儉學勞動，我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了，主要還是靠劉士英同學的幫助，才使我記得當年確曾有過這樣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即：全班同學不分男女全都住在一個大倉庫裏，具體安排是女同學靠裏、男同學靠外，彼此之間僅以一條布簾來相隔。

　　後來，有一天的下半夜，忽然有一位同學在睡夢中唱起了電影《柳堡的故事》主題歌來，頓時把許多同學都攪醒了，可大家這時却都不約而同地不發出響聲，而是静静地躺在床上樂着，誰也不愿中止這美好的夜半歌聲。從此，大家便把這個夜半歌聲的故事當成了我們班的一個經典佳話流傳了下來。

　　    寫到這裏，我想説，我在氧氣廠參加勤工儉學勞動完全可以用“有頭無尾”四個字來形容，原因是後來班裏已把我單獨抽了出來，派去接受了另一項新的勤工儉學任務。

　　這項新的勤工儉學是到廣州中蘇友好展覽館當一名清潔工，我被分配的任務是清掃展覽館室外的場地、道路和厠所等。大家知道，在當年人們的觀念上，這樣的一種工作是不被看好的。面對這種現實，我感到自己作爲一名新中國的大學生參加勤工儉學，正好可以表明，社會所需要的每一項工作不應有貴賤高低之分。

　　於是，每天上班，我胸前都會佩戴着白底紅字的中山大學校徽，拿起打掃工具大大方方地并且也是認認真真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務。實際上，那段時間我所遇到的人們，凡是注意到我是中大學生者，大多都能投以理解和尊重的目光，倒是很少能够看到露出十分驚訝的神情來。

　　在展覽館勤工儉學的此段實踐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對待一項社會所需要的工作，當人們存在有不同的看法時，在乎的應當是自己的觀念，而不是别人會怎麽看。自己心中能够做到坦然以對，則顧慮往往也就會變得多餘了。

　　（七）

　　大約在三年級第二學期的後半段時間，系裏已有意安排我提前畢業，故特别把我從班上抽了出來，讓我隨同本專業畢業班的3位同學——林幸青、陳漢欣、李旭慶等前往江西省南昌市參加全國南北水運網規劃的調查工作。

　　我們在南昌的那段時間好像有兩個月的光景。當時適值夏季，南昌的蒸熱難耐讓我一直都忘却不了。白天工作上忙這忙那倒容易分散注意力，最要命的是晚上的時間很難熬。

　　當時我們所住的省交通部門招待所，其設備之簡陋是今天的人們想象不出來的，不説現在普遍使用的空調那時還没有被發明出來，就連電風扇也是屬於奢侈品之列，招待所當然不可能配置。

　　盡管我們的睡鋪是用棕繩編成的，上面也只鋪一張草席，倒是挺透氣的。然而，每天上半夜，我都不敢躺下來睡覺，因爲這很容易全身汗流不止。我只能坐在床上不停地摇着扇子，一直摇到下半夜又累又困了，這時才不由自主地倒到床鋪上稀裏糊涂地睡了過去。當年所盛傳的南昌是長江流域“四大火爐”之一，我真實地感受到了確實名不虚傳。

　　此外，每天晚飯後都要到撫河裏去游泳，也給我留下了非同尋常的印象。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河水的温度很高，我每次去了都不敢久留，因爲即便只是置身於水中，依然還是會冒出一身汗；二來則是在我身上發生過一件搶救溺水者的事情。

　　那時有一天我游完泳剛回到招待所，黑龍江交通學校的一位女同學已上氣不接下氣地追了上來並向我喊話：老廣同學呀，我們學校的一位男同學游泳失踪了，請你趕快去救他吧！一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求救聲，我立即拔腿往撫河跑去。但當來到河邊時，只見很多人都站在岸上探頭張望着，河面上却是一個人影都没有，不禁讓我大吃了一驚。然而，救人畢竟是一道無聲的命令，我没有時間多想，便“撲通”一聲地跳入了河中。

　　在河裏，我一會兒潜入水底一會兒又浮出水面，這樣地轉了一大圈就是找不到溺水者。正在我一籌莫展之際，有一個人從河對岸把一條小船向我撑了過來。在小船的幫助下，我後來終於在一個大木排底下找到溺水者並把他拖了出來，隨後又推放到了小船上。

　　可是，爲時已經晚了，因爲溺水者送上岸後，無論人們怎樣施行人工呼吸術，隨後還有醫務室醫生趕來打强心針，均告回天不能。當時有一個人似乎有過這方面的經驗，他根據現場看到的迹象這麽判斷道：溺水者可能是憋氣死的；要是他肚子裏灌飽了水，可能還會有一綫希望。

　　過後，當回想起這件往事時，我真不明白自己當時竟然會有那麽大的勇氣和力氣做這件事。我不僅水性非常一般，而且從來就没有學過水中救人的本事。因此，一些知情者都説我是太魯莽了。

　　應當承認，這種批評是很中肯的。可是，在那樣一種緊急情况下，作爲來自中山大學的一名青年學生，我也容不得自己有所遲疑，因爲在當時救人可是第一要緊事！或者可以説，這純粹是一種責任心所使然吧。

　　（八）

　　在四年級當中，系裏决定由鐘衍威副主任宣佈嚴崇潮、馬清裕和我3人提前畢業，要我們參加中國科學院組織的華南熱帶生物資源科學考察隊，前往福建省開展閩南熱帶生物資源科考工作。緊接着，我們就隨大隊人馬出發了。當時，我們3人都被安排在由廣州地理所陳駿、黄遠略、覃文清等組成的經濟組。

　　到福建算是我第二度出省了。那裏給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其糧食緊張狀况自南而北地呈臺階式遞增之勢。我們出省後的第一站是福建南端的詔安縣，該縣除了在大街上拉起熱烈歡迎的大横幅外，還以縣委、縣政府的名義隆重款待了我們。宴席之豐盛讓我大開了眼界，這表明，那裏的糧食緊張狀况離嚴重程度還遠。

　　之後到了漳州，情况就有變化了。地委招待所有一個規定，就是每人每天的糧食供應量限定在1斤上，多了不行。後來到了泉州，則减爲8兩。再後來，我和福建師範學院的一位同學前往省城福州收集資料，第一頓晚飯只能憑當天長途汽車票吃到1碗稀飯。那位同學感到過意不去，提出要我和他回到師院吃客飯。没想到，到了師院後却吃了閉門羹——由於糧食緊張，師院食堂已取消了供應客飯的制度。

　　不過，在福建的那段時間裏，閩南人的功夫茶給我的印象倒是挺深的。

　　有一次，爲了收集一個山間盆地的資料，由我一個人冒着傾盆大雨趕山路前往一個國營林場。當年的閩南山區，華南虎的出没可不是什麽新鮮事，因此，我一路都倍加細心注意防範。所幸的是，後來並没有遇到《水滸傳》裏所提到的那類吊睛大蟲。

　　可讓我没有想到的却是，在路過一個山村問路時，村人初始還以爲我是臺灣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特别對我做了一番仔細的盤問。這樣，當我後來在一個渡口通過竹筏扺達那個國營林場之後，已經是筋疲力盡了。

　　場長見我到來，其接待態度非常熱情，當即拿出他精心炒制的茶葉泡起功夫茶來招待我。當時我確實也口渴得要命，一接過一小杯茶就一飲而盡，没想到喉嚨裏頓時又滑又香的，非常爽意。這是我此生第一次喝到功夫茶，真令我終生不忘。後來不論再喝到什麽名貴的功夫茶，我都已無法再找到這種感覺了。

　　在福建的科考當中，我還記得挨過一次批評的事。那是在一次收集資料中，在我説明資料要求後，當地接待幹部怕記不住，便要求我把提綱留下。由於時間很倉促，我没有多加思考，順手就把自用的提綱遞了過去。

　　没想到後來領導上會把這當成了嚴重的事情，特别把我叫了過去，嚴肅批評我不懂得尊重當地幹部。這是怎麽一回事呢？那位領導這樣批評道：你給人家留便條，既不寫抬頭稱呼，又不留自己的名字，簡直目中無人！

　　（楊冠雄系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1961届畢業生，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後調任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副廳長）